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会“挤出”企业绿色创新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企业环境污染行为能否在根本上得到遏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对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度。以往研究更多地关注了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管制对企业污染行为的影响,而尚未关注地方政府环境管制动机增强后会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什么影响。文章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外生政策冲击,研究了空气质量新标准实施引致的地方政府治理动机变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2004—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三重差分(DDD)分析法,通过比较新标准实施前后、试点城市相对于非试点城市、重污染行业相对于轻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发明申请量是否变化来检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2012年新标准第一阶段方案实施后,74个试点城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挤出”效应显著高于轻污染企业,并且经过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稳健。(2)经异质性分析发现,2013年新标准第二阶段方案在190个试点城市实施后上述“挤出”效应不再显著;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对国有重污染企业产生的“挤出”效应更为显著;将第一和第二阶段实施方案引入同一模型进行整体分析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稳健。(3)从影响机制来看,新标准实施引致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增大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的“挤出”效应是因试点城市重污染企业大幅增加环保投资而挤占了绿色创新资源而导致的,在第二实施阶段,试点城市重污染企业不再大幅增加环保投资后,对绿色创新的“挤出”效应也不再显著。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有效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机。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加大对污染企业的环保补助和绿色创新资源支持,以有效缓解因企业大幅增加的环保投资而挤占的绿色创新资源。     

能源转型政策与城市绿色创新活力——基于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能源转型政策对能源供需结构调整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能源替代的关键。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作为中国能源转型过程中一项重要的试点工程,当前尚未有文献科学评估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缺乏对示范城市政策作用机理的深入解读。鉴于此,文章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分析地方政府实施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行为动机,从地方政府激励与约束视角剖析该项政策发挥绿色创新效应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6—2019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活力的影响,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城市特征异质性对政策效应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作用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示范城市的绿色创新活力,该结论在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2)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主要通过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行为,提高对企业的创新支持得以实现,约束行为的“倒逼”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3)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对中西部城市、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创新基础较好的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创新...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地方政府重污染行业土地出让的影响

土地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生产要素,是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双碳”目标的提出,将推动地方政府改变过去依靠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吸引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粗放发展模式。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中国为实现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此政策的提出必然会对地方政府偏向重污染行业的土地出让行为产生影响。文章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86个地级市2007—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该试点政策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地减少了地方政府重污染行业土地的出让面积和宗数,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重污染行业土地出让的影响还会受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和官员任期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越大的试点城市会进一步减少对重污染行业的土地出让面积和宗数。当低碳试点城市的市委书记任期小于等于3年时,该试点城市的重污染行业土地出让面积和宗数会显著减少,而市委书记的年龄对地方政府重污染行业的土地出让并没有显著的影响。(3)异质性分析发现,非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和大型城市,其重污染行业...     

创新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测算、外部性与提升路径

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方面，创新是驱动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该研究基于2006—2019年共277座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EBM-GLM模型计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分解为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运用多时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创新型试点城市政策能够促进绿色发展。进一步从城市网络外部性视角，运用空间双重差分（SDID）模型分析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的溢出效应，并探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减排降污、促进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绿色发展水平，降低污染排放量。(2)进一步地，创新型城市建设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技术进步，而对城市绿色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3)由于城市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会对邻近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产生负向的溢出效应。更进一步地，在城市网络外部性的影响下，这种负向溢出效应主要作用于邻近城市的绿色技术进步上，对邻近城市绿色技术效率的溢出效应不显著。(4)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通过提高科技水平、提升财政支持力度以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推动创新型城市绿色发展，应重视城市网络外部性的作用，...     

中国碳交易试点覆盖企业的微观实证:碳排放权交易、配额分配方法与企业绿色创新

作为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政策手段,碳排放权交易在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同时,也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起到了促进作用。通过匹配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重点控排企业数据与2010—2019年上市公司专利数据,首先运用多期PSM-DID方法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采用全样本多期DID、反事实、安慰剂、改变时间窗宽、Tobit模型等方法检验结论的稳健性。然后手工搜集试点地区重点控排企业具体的配额分配方法数据,并基于企业层面的配额分配方法考察不同的配额分配方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最后,将企业按早期绿色创新水平和规模大小分组,检验配额分配方法对不同组别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激励的异质性。实证结果显示:(1)碳排放权交易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2)基准法相对于历史法,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更强。(3)历史法会削弱早期绿色创新水平较高的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动力,产生"鞭打快牛"的效应;而基准法则更有利于激励早期绿色创新积累较多的企业从事绿色创新活动,产生"激励先进"的效应。基准法分配还更有利于激励规模较大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果受其核心制度设计——配额分配方法的影响,且对于不同特征的企业而言,其受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基于此,应充分结合各行业、企业特征,权衡不同配额分配方法的优势与短板,建立科学合理、奖惩分明、兼具公平与效率的配额分配制度,强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进而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低碳城市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效应

研究尝试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表征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评估框架,评估低碳城市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等产业集聚与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共同影响机制。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集2005—2018年中国2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这一效应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典型异质性;在东部试点城市显著为正,而在中、西部试点城市显著为负。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城市绿色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后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技术效率和城市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均较为显著。分地区检验后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东部试点城市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明显;对中部试点城市的绿色技术进步影响显著为正,而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对西部试点城市的技术效率影响显著为负,而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显著。分批检验发现,三批试点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三批试点成效呈现为先增大后降低的"倒U型"特征。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等产业集聚与低碳试点政策的协同或交互,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或完善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绩效评估框架,克服以往大多研究单纯强调碳减排效应而淡化经济增长效率的思维路径依赖;在实践上也有助于回应中国政府致力于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主张,为调整或完善低碳试点城市环境保护与保增长的协同政策框架提供经验证据。     

绿色信贷能发挥碳减排效应吗？

绿色信贷是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然而其碳减排效应及影响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检验。该研究在厘清绿色信贷影响碳减排理论机制的基础上,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固定效应随机前沿模型测算2000—2019年中国156个城市的全要素碳生产率,从生产率、强度和总量三个维度实证检验绿色信贷的碳减排效应及作用渠道和调节机制。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具有碳减排效应,主要表现为显著提高全要素碳生产率和降低碳排放强度,但对碳排放总量的平均影响并不显著。以上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2)绿色信贷的碳减排效应因区域位置、资源禀赋和金融效率差异而具有异质性。在中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和金融效率较高的城市,绿色信贷在碳生产率和碳强度维度上均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但东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和金融效率较低的城市,绿色信贷仅能降低碳强度。(3)激励绿色创新和降低能源强度是绿色信贷发挥碳减排效应的有效渠道,而结构转化渠道的中介效应尚不显著。在绿色创新渠道中,绿色信贷对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程度更高,且产生了正外溢性;在能源强度渠道中,绿色信贷提高了碳排放效率,但对低碳技术的支持作用有待提升。(4)...     

“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发挥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绿色创新效应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作为中国实现宽带网络“提质增效”的重要战略举措,对区域绿色创新活动产生重要影响。该研究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对“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影响城市绿色创新的理论机制进行了解析。基于2010—2020年中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一步实证考察了“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实际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发现,(1)“宽带中国”战略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该结论在经过PSM-DID估计、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估计、调整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衡量方法以及排除“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的影响等多种方法的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带来的金融发展效应、人才集聚效应和信息化提升效应是“宽带中国”战略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重要渠道。(3)拓展性分析发现,不同地区对“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的反应灵敏度具有异质性。相对而言,试点政策对行政等级较高的重点城市、规模较大城市、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以及资源型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效果更为强烈。因此,“十四...     

城市能否因“智慧”而“绿色包容”？——基于中国智慧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智慧城市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融合的产物,而包容性绿色增长则是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战略思想,智慧城市试点能否推动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还有待进行检验。该研究基于2009—2020年2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智慧城市试点对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外,还对政策效应的子系统路径、区位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智慧城市建设会对包容性绿色增长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政策效应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强,并且智慧城市建设对经济增长和绿色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不显著。(2)智慧城市建设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其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均表现出显著的积极影响,在东北地区表现出显著的消极影响,在中部地区的影响则不显著。(3)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特点,智慧城市建设能显著促进邻近非试点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绿色增长,但是仅能显著促进邻近试点地区的经济增长。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为了提升政策试点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应将重点放在推动包容性增长,基于各地的...     

企业碳披露、绿色创新与碳绩效

绿色低碳发展被认为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灵丹妙药”。碳披露作为企业向利益相关者展视其履约环境责任的重要工具,是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必不可少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碳披露能否提升碳绩效仍是具有争议的焦点。基于这一现实问题,文章选取2016—2019年中国重污染企业以探究企业碳披露与碳绩效之间关系,并以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为中介变量,选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索碳披露对碳绩效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基于企业异质性（规模、成长性和产权属性）视域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中国重污染企业的碳披露具有治理效应,可有效提升企业碳绩效。(2)绿色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是企业碳披露影响碳绩效的重要路径,其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碳披露可引致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进而提升碳绩效。(3)大型企业通过披露碳排放信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从而提升碳绩效的可能性显著优于中小型企业。(4)企业成长性的降低增强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的中介效应,进而推动碳披露对碳绩效的正向效应。(5)非国有企业的碳披露较国有企业更易诱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以提升碳绩效。...     

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减污降碳”何以“协同增效”

在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多目标环境规制政策的协同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作。面对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双碳”目标两大战略任务,环境政策协同是否可以更加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现有研究尚无确定答案。因此,该研究利用“两控区”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环境政策协同的准自然实验,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利用2003—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约束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1)与单一环境规制相比,减污降碳协同推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更佳,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2)机制分析发现,在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有为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调节效应推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有效市场激励微观企业产生易地搬迁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实现地区产业转型升级。(3)进一步研究发现,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双重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非老工业基地、高环保意识地区、环境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1)地方政府应统筹全局,避免走...     

多元监管工具如何促进制造企业绿色生产行为？

通过政府规范与引导,促使企业采取绿色生产行为,对摒弃粗放式生产方式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国592家制造企业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有序回归模型与链式中介模型,研究监管工具对企业绿色生产行为的推进效果及在推进过程中监管工具间的交互效应,并探究监管工具对企业的作用机制。实证发现：(1)法律法规型、行业标准型、经济激励型、宣传教育型和信息引导型五类监管工具均能促进企业绿色生产行为的发生;(2)多元监管工具在推进企业绿色生产进程中,存在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即多元监管工具同时作用于企业绿色生产行为时,既可能产生政策合力,也会存在政策效应抵消的现象;(3)监管工具干预不同性质企业时,政策边际效果存在差别,而监管工具干预不同规模、地区的企业时,政策异质性不显著;(4)绿色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在监管工具推进企业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具有部分链式中介作用。在推进制造企业绿色生产的实践中,政府应拓展监管工具种类,丰富监管工具规范形式;科学评估监管工具的政策效能,发挥多元监管工具的协同效应;关注异质性企业的政策偏好,实施精准施策;准确把握监管工具的作用机制,提高监管工具的干预效率。该研究从多元监管...     

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够诱发绿色创新吗?——基于ENGOs视角的验证

绿色创新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治理双赢的关键所在,以环境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以2008年两家环境非政府组织——IPE和NRDC联合公示中国113个城市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作为准自然实验,并采取DID和DID-PSM识别方法评估非正式环境规制绿色创新的"净作用",得到了如下主要研究结论。(1)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确诱发了城市绿色创新,通过一系列平行趋势检验、DID-PSM回归检验和安慰剂检验之后,结果仍具有稳健性。(2)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分析,东部和西部地区对非正式环境规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对PITI的发布响应更加积极,而中部地区则受到冲击效果较弱。基于时间趋势视角分析,非正式环境规制诱发的绿色创新效应在政策实施第一年最为强烈,随后整体上呈现逐年弱化的趋势。(3)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在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水平越高的城市表现得更加明显,此外,城市的信息扩散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绿色创新效应。相较于城市的信息扩散水平而言,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受到环境信息公开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4)在剔除同时期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五省八市"的碳试点、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等一系列可能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活动的其他环境政策冲击之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依然存在。     

中国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设计逻辑

政策试点是中国国家治理策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府遵循“由点到面”逻辑以试验手段制定政策的一种常规性工作方法。低碳城市试点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选择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的地区开展试点,探索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模式。现有文献侧重低碳城市建设的内涵、建设模式与路径、温室气体的核算方法、政策手段、峰值研究与达峰路径、效果评估等,有力地支持了低碳城市建设决策,但对于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设计鲜有涉及。本文从政策过程理论、央地关系两个视角,结合府际学习与竞争关系,建构了中国低碳城市政策“试点–扩散”机制与政府行为的分析框架。中国的低碳城市试点具有探索型开拓性、综合型专业性、授权型自主性的特点,结合三批低碳城市试点的文件要求和实践进展,从政策试点的选点、设计、执行、监督和评估五个方面对于中国低碳城市试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相较于经济领域的其他政策试点,低碳城市政策试点具有弱激励弱约束的政策环境。地方政府基于自身的学习能力和领导力,在政策创新方面表现出争先、自主、效仿和守成四种行为特征,并以杭州、深圳、镇江、成都四个表率城市做了实证。政策“试点-扩散”的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中国政策创新与扩散的过程,可能在现实中需要往复多次进行,中国已陆续开展的三批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就遵循这样的政策逻辑。试点的意义是试出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经验。从前三批试点城市评估结果来看,试点城市在低碳发展目标设定、转型路径探索和低碳发展动力转换等方面与社会的预期仍有差距,为此本文提出了推进低碳城市建设的四点建议:一是激发城市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完善低碳城市试点的科学论证机制;三是建立激励与约束并举的长效机制;四是强化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导向。     

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与工业污染排放

知识产权制度面对低碳绿色的高质量发展需求能否成为抑制中国城市工业污染的隐蔽力量？该研究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视为准自然实验，在阐释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影响工业污染排放的作用机理基础上，采用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该研究始于2003年，此时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总共有109个地级以上城市，2011年巢湖市被撤并，最后剩余108个地级以上城市），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探究其异质性、动态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研究表明：(1)在长江经济带城市层面，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显著抑制了工业污染排放，且减排效果不断增强，此结论在连续型双重差分、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在长江上中下游城市、大中城市均表现出良好的减排绩效，且在长江上游城市、大城市的减排效果更佳，同时相比烟尘污染，其对水污染、气体污染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3)空间效应分析表明，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同时抑制了本市与经济相邻城市的工业污染，政策效果呈现出空间溢出性，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4)机制分析表明，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借助技术创...     

自贸区设立改善了大气环境状况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新窗口,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在此过程中污染防治是必须跨越的一道重要关口。文章以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考虑其政策辐射效应,创新性利用空间双重差分法一般分析范式,选取2008—2017年中国环保重点城市数据为样本,系统考察中国自贸区设立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并深入分析其空间维度的异质性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设立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的大气污染浓度,在使用空间双重差分法考虑自由贸易区设立的政策辐射效应后,其有效降低城市大气污染物浓度12%~17%,而传统双重差分法估计结果仅为7%;自由贸易区设立对邻近非试点城市的大气污染状况具有显著改善作用,在考虑自由贸易区中心辐射影响范围后,发现随着研究半径的增加,其平均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倒“U”型曲线,最佳政策溢出效应半径约为200 km,而试点城市之间的政策溢出效果不佳;自由贸易区设立不仅能够通过推动试点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的方式改善本地大气环境状况,还能通过推动邻近非试点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方式产生溢出效应,助力非试点城市的大气环境状况改善。上述结论在空间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文章对自贸区政策是否能够真正服务于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关键问题给出了直接回答,并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价值感知视角下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生态补偿是促使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而不同补偿方式会给农户带去差异化的价值感知体验,进而对其绿色生产行为产生异质性影响。为此,基于价值感知视角探究了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并结合湖北省五个地级市837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Binary Logistic模型实证考察了价值感知调节作用下,现金和技术两种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现金补偿和技术补偿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互补效应,即技术补偿能够作为现金补偿的有效补充机制,会共同激励农户参与农业绿色生产。(2)在生态补偿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过程中,价值感知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即价值感知水平的提升能够进一步强化生态补偿对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激励作用。最后,在纠正了农户常年务工会对估计结果可能产生的偏误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3)对于不同年龄分组的农户而言,不同生态补偿方式的激励效果亦有所不同。具体来讲,在考虑价值感知的调节效应后,现金补偿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年轻组农户采取绿色生产行为;而技术补偿对老龄组农户的激励作用则更加明显。因此,结合农户的认知水平和现实需求,强化价值感知的调节作用,创新并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将有助于推动农业绿色生产。     

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政府环境监管调节作用的分析

地区差异化环境税政策为污染企业通过跨区转移回避环境成本提供了空间,由此带来了污染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显然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增加了环境税激励绿色技术创新的难度。不仅如此,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强度也会影响环境税的绿色创新效应,忽略政府环境监管因素,有可能对污染减排政策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作出不恰当的推断。文章构建政府环境监管、环境税与地区绿色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05—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分析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及政府环境监管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考察了环境税对邻地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境税的“本地-邻地”绿色创新效应均呈现倒“U”型特征,且政府环境监管通过提升环境税的创新补偿效应、降低政府官员的环境规制俘获概率,进一步增强了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环境税绿色创新效应的地区异质性明显,本地环境税绿色创新的非线性特征及环境监管调节作用只适用于东部地区。而邻地效应中,政府环境监管调节作用只在中部地区显著,而且显著增强了环境税的绿色创新效果;人力资本跨区流动与污染产业跨区转移是造成环境税“本地-邻地”绿色创新效应空间特征的重要因素。环境税高税率地...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政策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

如何提高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对于中国在新发展阶段下实现全面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基于2008～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EBM模型计算发现样本期内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其中试点建设期的上升速度最快。进一步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政策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纳入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对外开放水平和用水结构等控制变量下,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政策提高了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该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方面,该试点政策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且该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水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强度的城市存在地区异质性。机制分析发现,该试点政策是通过加大污水处理、促进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水价改革、推动水循环利用等提高了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     

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会的碳减排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奥林匹克事业发展的三大核心支柱,“可持续”已经成为衡量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会筹办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研究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会的环境绩效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文章使用2002—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年度面板数据,利用中国主办的历次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会构建准自然实验,结合双重差分模型(DID)、空间双重差分模型(SDID)和合成控制法(SCM)等方法系统考察了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会对举办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作用机制、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可能存在的异质性。结果显示:①举办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会显著提高了举办城市的碳排放绩效,使其碳排放强度下降约15.30%。②机制分析表明,举办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会可以通过提高主办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实现主办城市的低碳转型。但由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会所引致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外商直接投资并未对主办城市的碳排放绩效产生显著影响。③从时间维度上看,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会的减排效应具有动态性特征,其效力在赛后4期内较为显著。④从空间维度上看,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会的减排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会带动了主办城市的邻近城市碳排放强度下降约2.50%,导致全域其他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约1.84%。⑤异质性分析表明,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会的减排效应与赛事规模和影响力等因素相关,奥运会、亚运会和大运会等影响力较大的赛会更能改善主办城市的碳排放绩效,而亚冬会、冬大会等规模相对较小的赛会对主办城市的碳排放绩效影响有限。基于上述结论,文章认为,应该以举办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会为契机,切实推动举办城市公共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实现“绿色办会”与可持续发展“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