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税费政策的双重红利效应——基于系统GMM与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

基于庇古理论征收环境税是解决环境污染外部性的规制手段,构建环境税费的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检验环境税费政策是否能产生降低污染又能激励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红利.研究发现：我国环境税费政策的实施存在双重红利,地区高人口密度并未成为环境红利的制约因素,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需进一步优化调整才能促进双重红利效应.环境税费政策对环境污染、绿色技术创新存在非线性时变特征,只有在适宜的环境税费区间才能更好地实现双重红利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环境税费的双重红利作用越明显.因此,以2018年开始征收环境税为契机,基于地区经济发展异质特征制定全方位的环境税体系是打赢环保攻坚战的重点.     

双重红利:我国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发展激励作用探讨

当前我国环境保护领域"费改税"工作正稳步推进,《环境保护税法》也将于2018年开始实施。本文综述了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及其研究,从企业角度,对环境保护税(简称"环境税")还存在的减税规定不细、税收的使用和返还不具体、对"保护环境"强调较少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为更好地实现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目标,提出在后续执行过程中进行完善的具体建议:根据企业污染排放值降低幅度确定企业环境税减税幅度,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环保升级;发挥税收的市场调节作用,增加税收返还和抵扣,提高税收的绿色化程度;充分发挥企业环境信用的作用,提高企业环境信用评级的影响广度和深度;明确环境税返还的原则和用途,让环境税税收专项用于环境保护领域,支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     

关于我国环境税改革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开始广泛利用税制绿化来解决环境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环境税,涉及环境保护的税收主要有资源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但这些税类初始政策制定目标均不是为了环境保护。     

从排污费到环境保护税的制度红利思考

2015年6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这是中国税制改革和清费立税行动所取得的一项重要进展。文章回顾了中国排污收费与环境税收的发展历程,从税额设置、纳税人、征管责任、收入使用、税收结构五个方面阐述了环境保护税的制度红利与实现途径,为推动税制绿色化和税收法治化提供了对策良方。     

中国环境税的研究与实践

阐述了国外（尤其是OECD国家）环境税的发展趋势，总结了我国环境税的研究和实践经验，指出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的环境税，只有几个与环境和资源有关的税种；政府和公众对环境保护认识的提高、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以及环保投入的加大，将促使中国实施真正的环境税。     

环境税"双赢"效应对我国环境税制设计的启示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充分说明了当前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作为环境保护的重要政策工具,环境税在遏制污染、改善环境质量方面的作用已被国际社会认可.因此,适时开征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税势在必行.本文着重介绍环境税"双赢"效应理论的基本观点,以OEcD国家为例讨论这一理论的实践效果及其对我国环境税制设计的启示,提出我国环境税制设计的政策建议.     

环境税改革,何处借力?

<正>环境税的发展需要多方面的推动因素,包括经济与环境矛盾日益凸显、环境经济手段亟待完善、财税体制改革以及税费关系调整的需要等。国际经验表明,从最初单纯为了环境保护的目的而设置环境税,到近十年来普遍因税制改革的需要为环境税的发展提供新的推动力,环境税发展的     

推进中国环境税改革——国际环境税实践经验的借鉴与启示

环境税因具有提高经济效率和实现环境目标的双重潜力而受到有关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广泛注意，同时，环境税改革也被视为中国环境政策创新的重要突破口。[编者按]     

绿色搜索

环境税有望“十二五”期间开征 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首次审议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草案明确，我国污染物排放收费制度将进行改革，为今后国家设立环境税留有空间。实际上，国内关于环境税的讨论已逾10年，多个国家政策文件和财政部、环保部相关官员多次提及环境税正在研究制定，并于有望“十二五”期间逐步开征。专家认为，开征环境税首先应理顺整个税收体制的关系，并逐步实现“费改税”，开征独立环境税。     

OECD国家的绿色税制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达国家,尤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为了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经历了一个零碎的、个别的环境税后,全面提出实施“绿色税制”(Greening Tax System),其宗旨就是使整个税制体现环保要求。我国加入WTO在即,对于了解OECD国家的绿色税制是非常必要也是十分有益的。     

对在我国开征环境税的探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环境保护有必要很好地运用经济手段 ,环境税就是一项很有效的经济激励制度。文章探讨了环境税的经济学原理 ,在借鉴国外开展环境税经验的基础上 ,对我国环境税的开征进行了一些思考     

草原区煤炭开发的生态问题及其税费改革对策

锡林郭勒盟是我国重要的煤炭能源基地,近年来,煤电一体化开发为地区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大面积的草原受到破坏和威胁,引发了一系列生态问题,需要在锡盟未来的地区经济发展中引起注意。应该借鉴国际上对煤炭业开征环境保护税的经验,进行我国草原区煤炭业环境保护税费改革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落实。     

我国实行绿色税收改革初探

在认识到采用政府管制手段改善、保护环境具有僵化和低效率等弊端之后,各国纷纷试着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文章从对污染环境者征税入手,总结我国环境税收现状以及比较了环境税收和排污权交易的利弊,分析具有“双重红利”的绿色税收改革在我国实行时可能面临的问题并给出解决途径,提出中国的绿色税收改革“双赢”之路。     

多收入阶层CGE模型在能源资源税改革效应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开展能源资源税改革效应分析,是评估环境政策改革在环境效益、经济效率和公平效应上是否实现共赢目标的基础工作.通过细分社会核算矩阵中的居民收入组账户,构建面向多收入阶层的CGE模型,有利于量化环境税费领域改革产生的效应.经模拟测算得到,中国能源资源税改革将对GDP、部门总产出和社会总消费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带来负面影响,但均在可接受范围内.微观层面上,居民收入组内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则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发展及现状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是控制大气污染的重要手段,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环境空气管理能力,完善了大气环境保护标准.通过对比新修订和现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变更情况,突出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在功能分区、污染物浓度限值、数据有效性规定等方面的优越性.研究指出,新增设的PM2.5年均、日均浓度限值和臭氧8h浓度限值,是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的重大突破.发达国家和国际代表组织已经开始有增加苯、重金属等污染物的趋势,我国也已经将这些评价指标列入参考浓度限值之列,同时通过这次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在主要污染物控制上,一级标准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是二级标准与一级标准相差很大,因此二级标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发展将有非常大的严格修订空间.针对目前世界各国、国际组织或者地区已经基本取消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执行分级标准,中国继续执行分级标准,逐渐缩小差距或者在技术水平达到的情况下取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分级制度,成为下一步努力的目标.     

环保税制的新思考

政府在环保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税收体制则通过引导政府行为而间接影响着一个地方的环境建设。存量税与流量税是从税种性质方面对税收体系的划分。站在环保的角度看,两者对不同层级政府具有不同的导向作用：存量税更能促使政府着力于环境保护,而流量税则更能引导政府倾向于GDP增长。对不同税制模型下的博弈分析表面,流量税归上级政府征收,而存量税归下级政府征收的税收设计更有利于经济与环保的协调发展。     

资源税税率设置分析、比较和选择

资源税改革是社会经济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改革资源领域的相关税收政策,但目前国内外对资源税政策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特别是资源税改革的关键问题,即税率设置缺乏足够研究。论文构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建立包括生产、消费、收入支出和资源等模块方程函数,并根据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编制社会核算矩阵,作为模型数据基础;在此基础上,将模型动态化分析并选择资源税税率设置区间的合理范围。在模型中论文采用从价征税的资源税征税方式,分别参考国内预期的税率区间和发达国家的税率区间,以2012、2015和2018年为模拟年份,分析并比较各税率区间对税收总量、收入支出、资源消费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不同的税率设置对社会经济和资源系统产生的影响程度不一,在经济发展相对稳定的时期,可以选择如5%~7%的税率区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期,可选择较高的资源税税负水平,如7%~9%的税率区间;而在经济发展波动较大时,可以选择较低的资源税税负水平。     

试论我国环境税的设立与完善

从西方各国的实践及可供我国借鉴的措施等诸方面对环境税的设立及完善加以探讨，就建立环境税逐步完善费改税、公平税负及建立完善的彼此协调的环境税费体系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加强环境立法加大执法力度

环境问题作为当前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已经受到了国际国内的高度关注,成为国际社会最为重视的问题之一。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一员,必然是参与解决国际环境问题的主要力量。然而中国正处于迅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不断加大,环境与资源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党中央一直把环境保护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并确定了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际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环境法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因此,关于资源环境的立法、执法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