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镇居民生活污水污染负荷核算的探讨——以大理市为例

城镇居民生活污水及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的准确核算是改善城镇生活污水受纳水体水环境质量的重要决策基础,而城镇人口数量、居民生活污水及污染物产排系数都是可以变化的。以大理市城镇居民生活污水污染负荷产生量、排放量来探讨城镇居民生活污水污染负荷核算的复杂性。因此,城镇居民生活废水产排污量是估算出来的结果,并不是确切的产排污量。     

基于灰色关联度的污染物排放主导因素研究——以苏州市为例

应用灰色关联度理论对1991～2007年间影响苏州市工业污染物排放的主导因素进行分析。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在分析时段内,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广义技术效应对苏州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影响都比较大。对于每一种污染物排放,不同效应影响程度不同。总体上看,分析时段苏州地区工业污染物排放受万元污染物排放系数(技术减排效应)影响最大,GDP总量(规模效应影响)次之,第二产业比例(产业结构效应)最弱。1991～2007经济规模增长对污染增加的贡献十分明显,产业结构调整因素还未产生明显的环境效益。技术进步的作用显著。综合起来,污染排放增加量与GDP增加相比较为缓和。苏州必须充分挖掘技术效应在污染削减中的作用,有效地实施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以确保节能减排任务的实现。     

成渝地区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关键驱动因素

为摸清成渝地区工业大气污染的时空变化规律和关键影响因素,构建了2013—2019年成渝地区社会经济和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数据库,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冷热点分析方法,解析了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时空演化格局,并采用对数平均迪氏(LMDI)分解模型探究关键驱动因素. 结果显示:①成渝地区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整体呈明显下降趋势,高排放城市减少,低排放城市增多,高排放区由大面积圈层式分布逐渐向成都平原经济区南部区域和川南经济区北部区域零星式分布转变. ②成渝地区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状态,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且空间关联程度呈增大趋势. 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的空间分布趋于极化,且呈现明显的“西热-东冷”分异格局. ③经济发展始终是不同阶段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增量的首要驱动因素,生产技术进步与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是减排的主要控制因素,高排放-低减排城市需注重工业生产技术和末端治理技术的提升. 产业结构调整对减排的贡献受区域产业发展政策的影响,工业内部结构效应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具有促进作用,与近年来钢铁、水泥、玻璃、陶瓷等传统重工业行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逐年提升有关.      

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双向作用关系研究——基于PVAR模型的区域差异分析

采用PVAR模型,应用31个省份1985—2011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双向动态作用关系的时空特征.分别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检验面板数据的有效性,以及变量间的协整性,基于PVAR模型研究了包含工业性和生活性污染、废水和废气污染的12项污染物排放指标与人均GDP之间的动态冲击响应特征.结果表明,不仅经济增长是污染物排放变化的重要原因,污染物排放对经济发展的反向作用也非常显著,并且这种双向作用关系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相对较为弱化.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预测方差贡献度较大,而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反馈和约束的贡献度相对较小.     

福建省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力及其时空分异

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方法,区分生产和生活两个体系,构建时空分解分析模型,追踪了福建省9个设区市2011—2019年水污染物排放变化的关键驱动力及其贡献的时空差异.结果显示：研究期内福建省工业废水污染物排放持续减少,并且各驱动力贡献的区域差距明显变小,趋于平衡;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量仍保持高位,各驱动力贡献的区域差距基本保持不变.其中,经济规模扩张是福建省水污染物排放的主导驱动力,主要源于福州、厦门、泉州经济赶超发展影响;城镇化发展对区域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影响表现为增排效应,以福州和厦门尤为显著;工业化发展对区域工业废水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效应由正驱动逐渐转变为负驱动,这主要归功于三明和泉州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拉动 效应;技术效应一直是福建省水污染物排放控制的重要驱动力,但部分地区已逐渐步入生活污染物技术减排攻坚期.     

氮氧化物污染防治的国外经验与国内应对措施

对我国氮氧化物污染呈现的特点应引起高度关注：氮氧化物浓度水平在逐步增高,而且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氮氧化物排放浓度越高;氮氧化物对于二次污染物的贡献显著增加,而且越是人口密集的地区二次污染越严重;我国的氮氧化物污染环境问题国际关注度越来越高。     

长江经济带水污染物减排的空间效应及驱动因素

构建2011~2015年水污染物排放及社会经济数据库，选取COD、氨氮2项指标，解析“十二五”时期长江经济带水污染物的减排过程与时空特征，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定量解析减排空间效应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5年间长江经济带水污染物减排过程的集聚特征显著，高排放-高减排区主要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而环境效益趋差的高排放-低减排区仍然存在.空间效应对长江经济带水污染物减排具有一定影响，本地排污增加不利于邻地减排.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和农业经济份额是驱动长江经济带水污染物排放的主导因素，到2015年，人口规模和农业经济份额因素的驱动力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但城镇化水平的驱动力仍在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和工业化水平分别对COD和氨氮排放呈正向驱动，需警惕外资流入和快速工业化进程给相应特征污染物造成的减排压力.亟需推动本地和邻地就排污标准与减排总量达成规制共识，协同建立环境准入、污染付费等深层次减排模式；工程减排的同时共抓结构减排，针对长江经济带驱动因素与污染排放的空间耦合性，从源头倒逼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种植结构、资本结构等向清洁化转变.     

社会经济驱动的环境水质问题研究进展

社会经济活动驱动水污染物排放并影响环境水质,进而威胁人体健康和生态安全.单一从自然环境系统视角研究水污染过程难以充分揭示产生环境水质问题的根源,有必要同时从社会经济-自然环境复合生态系统视角揭示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水质问题的驱动作用.本文从复合生态系统视角对环境水质问题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发现,现有研究从生产、消费等多视角识别了驱动水污染物排放的关键地区和行业,并探究了水污染物排放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如排放强度、经济发展水平）.过量水污染物排放加剧了环境水质恶化,已有研究采用灰水足迹、污染物浓度等多种指标表征水污染程度,进而分析了社会经济活动对水质变化的驱动作用.此外,现有研究探究了水质变化对社会经济系统的直接和间接反馈作用,揭示了水质变化影响的跨区域-跨行业传导过程.这些研究为优化调控社会经济因素以改善环境水质提供了决策依据.目前,水污染数据仍存在精度不高、时间序列较短等问题,且相关研究缺少水污染环境影响的社会经济溯源分析、社会经济系统与环境水质之间动态闭环模拟等.     

我国污染排放变动趋势及减排路径研究——基于环境投入产出模型结构分解分析

编制了环境投入产出表,构建了相应的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并对其进行结构分解(SDA),深入探究污染排放系数(减排技术)、生产技术以及最终需求的变动三种因素对我国七种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污染排放量整体增加,其中排放系数变动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最终需求变动增加污染物的排放,生产技术变动少量增加污染物排放,整体上看,生产技术变动效应明显小于其它两种效应。因此,排放系数(减排技术)的变化是目前减排的主要路径。     

常州市空气污染特征及原因研究

利用2013年-2014年常州市6个空气自动站监测数据,分析了执行空气新标准后常州市空气污染特征,并进行了原因探讨.研究发现:用新标准评价,常州市空气优良率61％,PM2.5和O3(8 h)是主要的污染物;并呈现秋冬季以PM2.5污染为主、春夏季以O3污染为主的特征,PM2.5等4项污染物24小时出现双峰.PM2.5等主要来自本地污染,SO2受区域和本地叠加影响;燃煤、机动车尾气、二次粒子的影响要高于长三角地区平均水平;风速、降水量与PM2.5浓度呈显著的负相关.     

洱海流域城镇化对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影响

为揭示城镇化对流域内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影响程度,以洱海流域为研究对象,采用综合指标评价法,选取城镇人口所占比例、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农村水冲厕普及率及建成区面积4项指标,从人口、经济、社会生活方式、空间4个维度建立洱海流域城镇化综合评价体系,综合评价了流域城镇化水平,并采用相关分析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研究洱海流域城镇化4项指标对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2006—2012年,洱海流域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大理市城镇化综合水平领先于洱源县. 大理市农村生活污水的排放量与城镇人口所占比例相关关系不明显,相关系数为0.246;与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农村水冲厕普及率和建成区面积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951、0.980、0.969;洱源县农村生活污水的排放量与这4项指标的相关性较大理市明显,相关系数分别为0.754、0.973、0.998、0.975. 4项指标对大理市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影响权重为农村水冲厕普及率>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建成区面积>城镇人口所占比例,对洱源县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影响权重为农村水冲厕普及率>城镇人口所占比例>建成区面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研究显示,在现有城镇化水平下,对洱海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为农村水冲厕的普及率,社会生活方式城镇化对洱海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排量的影响最突出.      

京杭大运河中下游段天然水化学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

为揭示京杭大运河天然水化学特征及人为活动的影响,于2019~2020年采集徐州至嘉兴段主要城市站点河水测试,同时收集苏锡常段1959~1962年和1975~1977年的水化学数据与沿线主要城市近年的社会经济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水化学类型主要受流域碳酸盐岩风化作用,但K⁺+Na⁺当量浓度占总阳离子高达40.39%,高于一般地表水,说明运河天然水化学已受到人为因素的显著影响.空间上,运河主要离子质量浓度、总硬度和总碱度从徐州站向下游总体上有减小的趋势,但在无锡和苏州站各参数显著升高;分析苏锡常段60年来的水化学变化发现,其Na⁺和SO₄^2-分别升高了约16倍和12倍,总溶解固体（TDS）也升高了近3倍,同时苏锡常段河水目前（Ca²⁺+Mg²⁺）/HCO₃^-比值普遍大于1,显著高于1959~1962年,反映了人类活动影响的结果.结合运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分析显示,人为活动排放的硫氧化物加速了流域碳酸盐岩的风化,这是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进一步统计分析表明,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的排放等是造成大运河天然水化学盐渍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本研究可为协调城市发展和保护大运河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科学基础.     

基于LMDI模型和Q型聚类的中国城镇生活碳排放因素分解分析

为研究城镇居民生活碳排放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LMDI模型从全国和省级层面研究了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2006-2015年的城镇生活碳排放,将城镇生活碳排放分解为生活能源消费结构效应、生活能源强度效应、消费倾向效应、人均可支配收入效应和城镇人口规模效应,分析各效应逐年和累积效应贡献度以及区域差异,并基于LMDI模型的计算结果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Q型聚类分析.结果表明:①从全国层面看,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规模是刺激因素,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效应最为显著,而消费倾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生活能源强度抑制了生活碳排放的增长.②从省级层面看,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规模的累积效应均为正,而消费倾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生活能源强度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活碳排放的影响效应有正有负,显示出显著差异.因此,政府应引导城镇人口合理增长,并积极制定相应政策优化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在制定碳减排战略时,要将省级生活碳排放的表面特征与其潜在驱动力相结合,根据不同区域有针对性地实施碳减排政策,同时应及时作出调整,以应对不同的发展阶段.      

农药制造业产排污系数核算技术体系框架构建

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是工业源污染物排放量核算的主要方法之一.由于多样的农药品类、生产工艺类型、污染物种类,农药制造业产排污系数制定相当困难.而国内对于农药制造业产排污系数制定的方法论鲜有报道.该研究结合农药制造业现阶段产排污特征及环境管理要求,构建科学的产排污系数核算技术体系.通过梳理我国385家农药原药生产企业排污许可证信息,识别出农药生产过程的污染物产生、治理与排放特征.依据现行行业环境标准体系及管理文件,确定废气产污系数指标因子为挥发性有机物（VOCs）,废水产污系数指标因子主要为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及特征污染物.在构建产排污系数核算体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给出产排污核算技术体系中组合方式、污染因子、个体产污系数、行业平均产污系数、核算权重、末端治理设施污染物平均去除效率、排污量核算形式这7个要素的获取方法及内容.提出将吨产品废水量、吨产品易挥发有机类物质使用量作为行业平均产污系数核算权重.采用类比-模拟法计算VOCs多级末端治理设施平均去除效率,并引入基于用电功率的综合管控效率因子,体现不同企业间治理设施运行水平的差异,从而进一步量化企业排污管控能力.选取一家企业进行了产污系数与实际排污量验证,结果误差为15.54%.研究显示,本文构建的产排污核算技术体系合理有效,核算结果与实际排污量相符性较高.      

基于入户调查的中国北方人口生活耗水量估算与地域差异

基于人口生活用水的入户实地调查,结合中国北方县域单元人口和气象台站降水量,厘定了不同降水带及其不同时段的人均生活耗水系数(η),同时得出相应地带不同时代的人口生活耗水量。研究表明:不同降水带的η值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增长速度加快,100～200、200～400、400～600和600～800mm降水带η值增加幅度依次为1.84倍、2.62倍、2.84倍和2.68倍;从不同降水带来看,人口生活耗水量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都是400～600mm降水带最高,然后向两边依次递减。降水带人口生活耗水量与相应降水带面积的比值(k)普遍增加,表明中国北方各降水带人口生活耗水量对各带的生态环境压力在增大。研究可为估算不同地带人口生活用水量、建立家户层次的水资源高效利用模式提供参考。     

基于多因素灰色预测模型的生活污水量预测研究

生活污水作为城市水环境的主要污染源,进行生活污水排放量的预测是十分必要的.污水排放量预测方法有多种,不同的方法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为提高预测精度,采用灰色预测与多元线性回归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各种因素建立多因素灰色预测模型.并以人口和人均纯收入作为影响因素,将该模型应用于苏州横泾街道生活污水排放量的趋势预测中.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反映系统的实际情况,建模精度高,平均相对误差只有0.069 8％,值得在污水排放预测中推广应用.     

城市生态系统污染氮足迹与灰水足迹综合评价

水足迹和氮足迹指标的运用可定量分析人类水资源与氮元素消费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但联合双足迹指标评价城市发展对环境造成的多重负效应的研究尚缺.基于污染氮足迹及灰水足迹理论与内涵,以城市化程度较高的深圳市为例,分别对其城市污染氮足迹及灰水足迹进行核算与评价,综合评估城市快速发展导致的氮污染与水污染潜在风险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2005—2015年深圳城市污染氮足迹呈波动下降趋势,年均约3万t.水体活性氮流失为主要的城市污染氮足迹来源.同时,深圳城市灰水足迹却呈波动上升趋势,年均约15亿m~3,生活灰水足迹为城市灰水足迹主要构成部分,也是城市剩余灰水足迹的主要来源.研究期间,城市污染氮足迹与灰水足迹呈协同变化趋势,但2012年后两者出现"脱耦"情况.城市污水处理能力与再生水利用率为影响未来深圳城市灰水足迹增加的主要因素,优先快速提高城市生活污水再生利用率和全面提高城市污水脱氮率,可应对城市发展过程水资源与氮元素利用带来的环境风险.     

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污染排放及环境治理效率

当前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形势依然严峻.利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成果,分析了我国2017年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情况,并基于熵值法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从技术效率、经济效率两个角度对治理效率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我国农村生活污水中COD排放量约占生活源排放总量的50.8%,NH₃-N、TN和TP排放量分别占生活源排放总量的35.0%、30.5%、38.7%,污水及污染物排放去向以直排入水体、直排入农田和其他途径为主,三者占80%以上.②我国沿海用水量较大地区的水冲式厕所比例超过80%,且农村生活污水有效治理比例仅为11.0%,导致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技术效率仅为8.6%,且区域差异较大,其中有23个省份小于10%,技术效率普遍较低.③相比浙江省、上海市、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等地（经济效率均为1）,我国其他省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经济效率有很大改善空间.农村生活污水中人均COD排放强度、人均NH₃-N排放强度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均呈一定的倒“U”型关系,人均TN排放强度、人均TP排放强度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EKC则均呈“N”型特征,有波动上升趋势.研究显示,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效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与城镇相比,农村的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落后,应以源头减量、分类处理、循环利用为导向,加强统筹规划,梯次推进,加快提升我国农村污水治理水平.      

黄河流域水污染排放特征及污染集聚格局分析

掌握污染源排放特征及其空间差异,是在流域尺度提升水污染治理水平的重要基础.该研究分别从污染源的活动水平（简称“活动水平”）、污染物产生、污染物去除和污染物排放4个方面选取了28个指标,对黄河流域60个市州主要水污染物排放特征开展了现状评价和聚类分析.采用污染分布的地理集中度指数表征各市州污染集聚格局,并利用空间分析模型Global Moran's I和G_i*指数判断污染排放的空间集聚趋势与冷热点地区.结果表明:按照水污染排放特征的差异,黄河流域不同地区在水污染格局上可划分为高排放强度区、高排放绩效区、污染集聚区和低排放绩效区;水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发展格局分布一致,上游、中游到下游地区呈现明显的阶梯型分布,上游地区单位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排放绩效低,下游地区区域性污染集聚效应明显;山西省、河南省和山东省沿黄城市在空间上表现为区域性连片污染集聚,集中分布在晋中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针对当前黄河流域水污染排放特征和空间集聚格局,建议制定统一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策略,加强中下游城市群的污染协同控制.      

湖北省环境质量和生态环境现状及防治对策

依据监测资料 ,分析了湖北的大气环境、地表水环境、降水与酸雨及城市噪声环境和生态环境的现状。并根据全省环境污染物及排放的特点 ,提出治理的对策建议。大气环境应着重二氧化硫排放负荷量大的电力、冶金等行业重点治理。水污染的治理应着重于工业污染源和生活污染源并重的特点进行治理 ,重点是汉江支流水域及“三河”、“三湖”COD的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应坚决贯彻执行湖北生态环境保护纲要 ,加大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