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污染排放变动趋势及减排路径研究——基于环境投入产出模型结构分解分析

编制了环境投入产出表,构建了相应的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并对其进行结构分解(SDA),深入探究污染排放系数(减排技术)、生产技术以及最终需求的变动三种因素对我国七种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污染排放量整体增加,其中排放系数变动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最终需求变动增加污染物的排放,生产技术变动少量增加污染物排放,整体上看,生产技术变动效应明显小于其它两种效应。因此,排放系数(减排技术)的变化是目前减排的主要路径。     

我国工业部门环境污染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基于“十二五”工业排放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LMDI模型将我国“十二五”时期工业污染排放变化分解为规模、结构、强度3种驱动因素，结果显示：规模效应是该时期大部分工业污染物排放下降的首要驱动，表现为：全国范围内加快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抑制了工业规模的无序扩张，进而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形成向下的“拉力”.结构效应虽不如规模效应显著，但两者相差不大，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对污染物减排起到积极作用.相比而言，强度效应不显著.本研究的启示是：“十三五”时期的减排政策应继续向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的方向倾斜；考虑到规模效应的边际减排成本不断增长，还应建立长效机制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减排技术创新.     

长江经济带水污染物减排的空间效应及驱动因素

构建2011~2015年水污染物排放及社会经济数据库，选取COD、氨氮2项指标，解析“十二五”时期长江经济带水污染物的减排过程与时空特征，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定量解析减排空间效应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5年间长江经济带水污染物减排过程的集聚特征显著，高排放-高减排区主要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而环境效益趋差的高排放-低减排区仍然存在.空间效应对长江经济带水污染物减排具有一定影响，本地排污增加不利于邻地减排.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和农业经济份额是驱动长江经济带水污染物排放的主导因素，到2015年，人口规模和农业经济份额因素的驱动力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但城镇化水平的驱动力仍在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和工业化水平分别对COD和氨氮排放呈正向驱动，需警惕外资流入和快速工业化进程给相应特征污染物造成的减排压力.亟需推动本地和邻地就排污标准与减排总量达成规制共识，协同建立环境准入、污染付费等深层次减排模式；工程减排的同时共抓结构减排，针对长江经济带驱动因素与污染排放的空间耦合性，从源头倒逼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种植结构、资本结构等向清洁化转变.     

成渝地区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关键驱动因素

为摸清成渝地区工业大气污染的时空变化规律和关键影响因素,构建了2013—2019年成渝地区社会经济和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数据库,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冷热点分析方法,解析了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时空演化格局,并采用对数平均迪氏(LMDI)分解模型探究关键驱动因素. 结果显示:①成渝地区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整体呈明显下降趋势,高排放城市减少,低排放城市增多,高排放区由大面积圈层式分布逐渐向成都平原经济区南部区域和川南经济区北部区域零星式分布转变. ②成渝地区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状态,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且空间关联程度呈增大趋势. 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的空间分布趋于极化,且呈现明显的“西热-东冷”分异格局. ③经济发展始终是不同阶段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增量的首要驱动因素,生产技术进步与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是减排的主要控制因素,高排放-低减排城市需注重工业生产技术和末端治理技术的提升. 产业结构调整对减排的贡献受区域产业发展政策的影响,工业内部结构效应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具有促进作用,与近年来钢铁、水泥、玻璃、陶瓷等传统重工业行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逐年提升有关.      

市场一体化的工业污染排放机制:长江经济带例证

采用长江经济带2003~2015年105个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探讨了市场一体化影响长江经济带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以及工业废水的实证结果及中间机制.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各类工业污染物排放都具有动态累积效应以及存在路径依赖问题,市场规模加剧了工业污染排放,第三产业结构比例以及技术水平的提升则降低了各类工业污染排放水平,市场一体化存在影响各类工业污染物排放的规模、结构与技术传导路径.具体地,全样本中,市场一体化对各类工业污染排放物都具有技术中介效应,对于除工业烟尘之外的其他工业污染物排放具有市场规模中介效应,但第三产业结构中介效应不显著;分析区域异质性可知,与中下游地区相比,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偏低,导致其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不显著,缺乏影响各类工业污染物排放的技术中介效应,另外市场一体化对各地区工业烟尘的排放都具有一定的显著中介效应,至少能够从规模、结构以及技术进步层面找到一条显著的传导路径.本文推测,市场一体化对工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可能受到了经济发展阶段、地区企业所有权属性、产业结构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潜在因素影响,而且工业烟尘排放量较大的行业是未来降低长江经济带工业污染排放的政策重点.     

经济集聚对区域水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及溢出效应

基于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数据集,构建影响因素计量模型,探讨经济集聚同水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效应及其在不同规模城镇下影响程度的差异性,采取双变量空间自相关解析中国经济集聚对水污染物排放的溢出效应,以期为促进经济集聚与污染减排良性互动提供参考。结论如下：（1）从全国总体样本来看,经济集聚能有效降低区域水污染排放强度,经济集聚度每增长1个百分点,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将分别减少0.491%和0.166%;（2）经济集聚对中小城市水污染排放的减排效应更为突出,在化学需氧量估计模型中,中等城市、小城市样本的经济集聚度弹性系数分别为-0.679、-0.546,而大城市及特大城市样本仅为-0.252;（3）经济集聚同水污染物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且呈现高集聚—高排放、低集聚—低排放、低集聚—高排放等空间关联模式,其中,高集聚—高排放区从京津冀向山东半岛绵延分布,还包括哈长城市群、苏北和苏中、长株潭、珠三角等地区。政策启示包括：积极培育中小城市并发挥其经济聚集的减排效应,促进生产技术更新和扩散,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环保投入;合理控制大城市经济与人口规模,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落后产能淘汰,强化环境规制以防止“污染避难所”效应;遏制经济集聚对水污染物排放的溢出效应,重点推进高集聚—高排放区联防联控和流域共治。     

2006~2009年工业COD和SO2减排分解研究

通过运用分解模型,将工业COD和工业SO2减排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清洁技术效应和污染治理效应,并根据模型测算了2006~2009年各种效应的大小.结果表明:规模效应值为58.68%,即经济规模扩张增加工业COD和工业SO2排放,结构效应、清洁技术效应和污染治理效应效应值分别为-0.63%、-49.34%和-29.79%,即促进工业COD和工业SO2减排;分行业来看,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发展迅速,需要严格控制其发展速度;化学纤维制造业的COD产生强度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SO2产生强度升高,需要加强清洁生产控制;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的COD去除率和非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的SO2去除率降低,需要加强污染治理控制.     

黄河流域城市群工业减污降碳影响因素与策略

选择呼包鄂榆、关中平原和中原三大城市群,对2000～2019年工业CO₂与局地大气污染物(LAP)排放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采用随机森林模型识别了工业减污降碳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非线性响应关系,因地制宜地提出减污降碳协同推进策略.结果表明,工业CO₂排放量呈上升趋势,关中平原与中原城市群排放强度下降,但仍有较强的减排潜力.LAP排放量与排放强度显著下降.工业CO₂排放与工业LAP排放趋势并不同步.关键影响因素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与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为工业CO₂和LAP排放的共同关键影响因素;高技术产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占GDP比重、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仅是LAP排放的关键影响因素,且在不同城市群存在差异性.部分指标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响应关系,工业规模效应, R&D投入配置扭曲,绿色技术效用的滞后性等是产生非线性特征的重要原因.为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推进,提出将降碳作为重点、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持续推进能耗双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建议.     

江苏省工业污染排放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采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模拟江苏省1991年以来经济增长和工业污染之间的动态演进关系,应用分解分析法对2001～2004年间部分污染物排放变化的成因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工业污染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的关系类型有U型、倒U型、U型+倒U型以及N型4种,目前大部分污染物呈增长态势.将污染物排放变化的成因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广义技术效应3类,结果显示,规模效应促进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结构效应和广义技术效应的作用方向不确定,但广义技术效应对污染物控制有决定性作用,强力的环境政策和管理措施能够有效地控制污染物排放.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因素分解——基于LMDI模型分析

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法探究了2011~2015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将该地区排放量变化的总效应分解为人口效应、经济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能耗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和排放强度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人口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基本为正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能耗效应和排放强度效应基本为负效应.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能源结构在2011~2015年期间变化不显著,因此能源结构效应对总效应的贡献很小,贡献度均未超过0.52%.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和山西省的情况不同,各效应贡献度的变化趋势也不相同.人口效应、经济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能耗效应和排放强度效应的变化,主要来自于人口增速、经济规模增速、工业增加值比重降幅、能耗强度降幅和排放强度降幅的变化.在制定减排政策时,应根据各效应的累计贡献值和贡献度大小,对于该地区共存的主要影响因素,制定联合减排政策措施.对于存在地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因地制宜制定不同的减排政策措施.     

基于STIRPAT模型天津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多维度分析

基于STIRPAT模型,从排放总量、减排量和协同效应系数这3个维度定量分析了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结果表明,天津市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均为工业源,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984;人口总数、城镇化率、地区生产总值、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影响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重要因素;天津市2011年和2012年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增排,协同效应系数分别为0.18和0.17;2013~2014年和2018~2023年大气污染物减排且温室气体增排,协同效应系数均小于0,减污降碳不具有协同效应;2015~2017年和2024~2060年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同时减排,协同效应系数范围为2.74~8.76.天津市具备在2024年进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阶段的条件,天津市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最关键的是严格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持续推动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合理控制人口总数、城镇化率和地区生产总值.     

工业大气污染源排放绩效定量评价及应用

工业源治理是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的重要途径,而如何开展精准治污仍然是目前亟需回答的问题.以天津市西青区为例,基于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对工业企业开展污染物排放绩效定量评价,并深入探究排放绩效评价应用于工业源精细化管控治理的意义、可行性以及存在的问题.结果发现,西青区各行业的排放绩效水平差异较大.污染物排放绩效水平与行业企业的自身属性、发展规模和管理水平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整体来看,家具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生产工艺本身产污量大且中小型企业居多的行业排放绩效水平偏差,而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为代表的高端行业排放绩效水平整体偏好.各行业中不同企业排放绩效差异也较大,其中金属机械制造类行业中绩效最差的11家企业工业产值对行业贡献0.06%,而PM排放量贡献达到8.50%;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中绩效最差的19家企业工业产值对全行业贡献4.76%,而VOCs排放量贡献却达到43.59%.同时,分别参照生态环境部相关技术指南和绩效评价结果设计减排方案,发现后者在减排同等规模污染物排放量时,减排成本最高可低于前者约90%.各行业、企业污染物排放绩效的差距,经济效益和环境成本的不协调,以及排放绩效评价对于精准减排的重要指引作用,充分证明开展排放绩效评价的必要性.结果表明污染物排放绩效评估可有效支撑宏观产业结构调整和中观、微观的工业企业环境治理,为精准治污提供重要参考路径.     

基于结构分解法的长江经济带产业排水量驱动因素评估

为分析长江经济带产业排水量变化的驱动因素,以2002年、2007年和2012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投入产出表、排水估计量为基础,利用基于投入产出的结构分解法对各省市数据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对驱动产业排水量变化的因素进行分解及定量评估,包括节水减排效应、投入结构效应、需求结构效应及规模效应.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产业排水量由增长趋势变为下降趋势,2002—2007年排水量增长了16.9%,2007—2012年排水量降低了0.4%,2002年、2007年、2012年产业平均耗水率为46%,上海市、江苏省等省市产业排水量下降趋势明显.②规模效应是驱动各省市产业排水增加的主要因素,其在2002—2007年、2007—2012年带动排水量分别增长了67%和61%;规模效应影响逐渐分化,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规模效应带动产业排水量增幅逐渐减弱.③节水减排效应是驱动排水量减少的最主要因素,其在2002—2007年、2007—2012年带动排水量分别减少了35%和60%,节水减排效应影响逐渐增强,各省市排水强度明显降低.④长江经济带大部分省市的需求结构效应驱动产业排水量不断减少,其驱动力的绝对值呈增长趋势;投入结构效应对产业排水量的驱动力较弱且变化规律性不明显.建议长江经济带通过技术进步、应用创新等提高清洁生产能力,通过需求及投入结构优化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对进一步降低产业排水量具有一定价值.      

新常态下山东省环境规制对工业结构调整及其大气环境效应研究

论文利用动态面板的系统GMM估计方法、LMDI分解模型、历史值外推模拟及线性规划约束模型等探究了新常态下山东省环境规制对工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其大气环境效应,得到以下结论：1）2001—2013年,山东省工业比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污染密集型行业比重整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二者的环境规制强度基本呈上升趋势;2）环境规制对山东省工业比重、污染密集型行业比重和高新技术产业比重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43、-0.451和0.523,说明山东省环境规制的实施对工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具有正向作用;3）随着山东省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工业结构效应和技术效率效应抑制了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而污染密集型行业结构效应虽然是工业结构减排的主要原因,但其减排绝对量较小;4）对比宽松、适度、严格3种环境规制情景下的预测结果,新常态下山东省工业结构的调整力度和大气污染物减排潜力依次增大。值得指出的是,适度环境规制下山东省工业结构调整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典型城市减污降碳协同控制潜力评价研究:以渭南市为例

我国已将应对气候变化全面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战略,采取积极措施,有效控制重点工业行业温室气体排放,开展减污降碳协同研究对于城市实现大气环境质量改善与低碳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以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汾渭平原中渭南市为例,采用LMDI分解方法并运用LEAP模型,通过构建多种情景模拟分析污染减排、能源结构改善及产业结构调整等政策对渭南市未来能源消费、大气污染物减排潜力的影响,预测了该市碳达峰时间及峰值水平. 结果表明,能源结构改善、产业结构优化、交通运输调整具有显著的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减排效果,而压减落后产能、工业炉窑改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升级等传统环境治理的潜力逐渐减小. 建议渭南市应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着力改善能源结构、加快推进交通运输结构优化,倒逼能源、产业、交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和生态环境质量协同改善,牵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