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人口分布格局的时空变化特征

依据1978-2008年间的农业人口统计资料,结合1:100万中国土地利用分布图,在ArcGIS9.2软件支持下,运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以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为分析单元,分析和探讨了近30年来中国农业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和驱动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农业人口空间分布不连续,地区之间差异显著。自然条件、国家政策和社会经济水平与中国农业人口空间格局时空变化紧密相关。良好的自然条件是农业人口分布的基础条件,地区经济水平发展是促进农业人口空间格局分布的主要因素,国家人口政策调控与农业人口变化直接相关。     

基于DMSP/OLS数据的江苏省城镇人口空间分异研究

人口空间分异研究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便捷准确地获取城镇人口全局和局域的空间信息,对于合理制定区域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在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和人口数据之间的定量关联基础上,模拟出格网尺度上江苏省2012年人口密度,采用人口集中指数、空间变差函数识别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并探讨区别于行政单元尺度的人口格局形成机理。区域层面,江苏省人口空间分异呈现苏北地区"低密度点状"分布,苏南、苏中为"高密度面状"分布并存格局。城镇层面,江苏省人口空间分布结构具有4种类型,H-H型地区人口各向差异性最强,网格单元内随机变异最小;H-L型人口各向差异性最小,网格单元内随机变异较大;L-L型人口轴向均质化特征明显,网格单元随机变异较小;L-H型空间各向差异性较小,网格单元的随机变异最大。结果表明,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反演而得到的人口格网模型具有巨大潜力,结合变差函数进行拟合分析可定量地刻画城镇内部人口分布的空间异质性特征。     

基于灯光数据的中国县域城市规模时空格局分析

为掌握城市规模时空格局演化规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平均灯光强度表征城市规模,采取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xploratory time-space data analysis,ESTDA)的研究框架对我国1992～2015年的县域城市规模时空格局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中国县域城市规模的核心-边缘结构与局部空间关联格局较为稳定但趋向动荡,城市规模变化呈现出"稳步增长"、"逐级递增"的特点,城市局部关联较弱,缺乏共同向上跃迁的动力;(2)京汕断裂带、110°E与100°E三条LL断裂带将城市规模空间格局割裂,阻碍了区域协调发展,但城市规模空间格局有可能突破胡焕庸线;(3) 2003年后城市规模的局部空间动态性、增长波动性与局部依赖性增强。东部的局部空间动态性趋于稳定,中西部局部空间动态性开始增强,城市规模增长波动性与局部依赖性重心向南方与东北方向转移;(4)自然因素、交通状况、城市行政级别、政策导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与空间临近效应是影响县域城市规模时空格局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利用灯光数据进行城市规模研究具有科学性与可行性,未来应该着力构筑东中西部互联互动的网络通道,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武汉城市圈人口分布的时空格局

基于1990~2010年人口统计数据，结合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武汉城市圈人口空间分布的时空格局分异规律，得出以下结论：（1）圈域人口规模持续稳步增长，可划分为1990~1999年剧增阶段、1999~2006年滞涨阶段和2006~2010年稳步增长3个阶段；（2）圈域人口格局表现为东西向的交通廊道（宜黄 黄黄 黄小高速）指向且不断得到强化；（3）人口密度的空间变异系数先升后降，圈域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先扩大后缩小，但空间差异的绝对水平即空间异质性特征仍较为突出；（4）人口分布的动态变化格局表现为“圈层式”空间分异，圈域人口分布的主要方向为西北 东南向，且在进一步的往东南方向集聚；（5）圈域人口格局是自然地理条件、区域公共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镇江市丘陵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镇江市丘陵区的乡村聚落为研究对象,利用景观格局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镇江市丘陵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镇江市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呈现出十分显著的东西分异特征,整体上镇江市东部地区的乡村聚落规模小、空间分布密集、聚落形态较为规则;而中西部地区乡村聚落规模大,空间分布稀疏,且聚落形态较破碎;镇江市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受地形、经济、交通、水系、耕地分布等因素的影响较大,聚落分布具有低海拔区位取向;经济发达区的乡村聚落景观斑块面积小,但斑块密度大,而经济欠发达区的乡村聚落景观斑块面积大,但斑块密度小;乡村聚落距离道路500 m及水系1 000 m的区域内空间分布最为密集;同时乡村聚落与耕地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趋同性规律     

经济-生态导向的城市人口空间分布优化——以无锡市区为例

城市人口分布格局不仅受经济就业、生活质量、通勤距离等自组织分布要素的引导,还受到政府管制和调控的制约,不可能完全通过自组织而实现人口分布的优化。因此,除了阐释人口分布的自组织变动机制和影响因素外,还迫切需要研究人口分布对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方面的综合影响,进而提出优化的人口空间格局。在大量查阅人口分布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城市人口空间分布模式,提出了生态约束、生产挤占、生活集聚、效益综合、顾及现状等人口优化分布原则,并运用随机与目标函数方法,建立人口空间分布优化模型。以无锡市区为例,基于丰富的人口、经济、资源、环境资料,进行城市空间生态保护、生产开发、生活居住价值评价,通过模型运算,提出优化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为无锡市区人口分布调控提供依据。     

贵州省农村贫困化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分析:2003～2015

研究农村贫困化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对因地制宜制定脱贫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贵州省县域为研究单元,选取贫困发生率为研究指标,采用变异系数、空间统计模型、空间变差函数、双变量LISA模型等定量方法对2003～2015农村贫困化的时空分异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得出以下结论:(1)贵州省农村贫困程度整体在加深,区域差异日益加剧,在空间上呈东部、南部、西部高,而中部和北部低的"U"形空间分布格局。(2)县域贫困化重心在107.047 2°E～107.174 4°E,26.668 5°N～26.713 2°N之间变动,总体上向东南方向移动,贫困化大体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3)农村贫困化空间格局演变同时受到随机性和结构性因素影响,其空间分异主要体现为南—北向,而西北—东南方向则较为均衡。(4)农村贫困化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存在较大差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粮食产量与农村贫困化的负相关关系最为明显,各因素与农村贫困化的双变量LISA聚类图的空间差异明显。最后,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制定差异化扶贫措施和走产业扶贫的道路等方面提出了破解贵州省农村贫困的对策建议。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随着全球变暖问题的日益严峻,气候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区域发展"三大战略"之一,面临着严峻的碳减排压力。为此,以二氧化碳排放为测度指标,定量分析了1998~2012年长江经济带二氧化碳的时空格局特征,并构建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人口总量、经济水平、技术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对长江经济带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碳排放的绝对差异呈增大趋势,相对差异呈波动变化趋势;碳排放与人均GDP(1997年不变价)的相关性较弱;2碳排放空间格局相对稳定,高碳排放区域以江苏为中心,逐渐向四周扩散;3空间面板模型结果表明:人口总量是影响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时空格局演化的决定性因素,其次依次为经济水平、技术水平和城市化水平。     

南京市秦淮区昼夜人口空间分布估算与分析

人口时空分布研究对于城市规划管理、土地利用布局优化以及生态资源环境评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南京市秦淮区为研究区，选择Google Earth平台提供的2014年空间分辨率为0.27 m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结合统计资料和实地调查，根据人们日常活动的时空位移规律，获取“人口-昼夜-土地利用”匹配关系，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建模和空间分析技术，实现100 m格网单元尺度下的昼夜人口空间分布定量模拟，并从街道和建筑斑块尺度对人口空间化结果进行验证，进而分析昼夜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1）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目视解译和街景地图等多源数据，可有效克服城市复杂下垫面的土地利用类型和建筑物图斑数据较难获取的困难，提高城市人口估算的空间分辨率；(2）利用土地利用类型和建筑物空间属性信息，能够合理地估算建筑物尺度上的昼夜人口空间分布；（3)由于中心城区建筑物功能布局以及城乡发展差异等诸多因素影响，城市中心城区昼夜人口的空间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白天人口分布范围较为广泛且部分区域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而夜晚人口的高值分布则相对分散，高值集聚区向城区周边推移。 关键词： 昼夜人口；时空分布；遥感；地理信息分析；南京市；秦淮区     

长江经济带城市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研究

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肩负着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使命。掌握长江经济带城市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对长江经济带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大意义。基于IPCC系数计算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碳排放情况，利用空间自相关对其进行时空格局分布的研究，构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不同区位城市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并揭示原因。结果显示：2008～2018年碳排总量呈放缓态势，其重心逐年向中西部迁移；10a间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碳排放在空间上呈现显著正相关性及集聚性，且相关性呈波动下降趋势；碳排放影响因素差异明显，影响大小为：人均用电量<人口数量<建设用地<产业结构，在空间格局上，建设用地和人均用电量的影响程度均向东偏移，产业结构和人口数量的空间格局基本稳定。研究结果表明，应从产业结构低碳转型、合理规划建设用地、优化人口空间格局和谋划新能源发电等领域进一步加快实现长江经济带的“双碳”目标。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及转移态势研究

在产业转移及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制造业空间分布及转移逐渐成为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以2008、2016年我国制造业工业销售产值、从业人数为研究数据，应用区位熵、热点分析、锡尔系数、动态集聚指数等方法，对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及转移态势进行探究。研究发现：（1）我国制造业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时空异质性，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分别呈现“西密东疏”、“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异格局，并且不同类型的制造业空间集聚态势也存在显著差异；（2）东部地区的烟草制品、化学纤维等制造业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对我国区域间与区域内制造业空间分布差异的影响较大，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较小，但有逐渐扩大的趋势；（3）制造业转移的主体是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方向是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层次具有较高的梯度性。研究有助于丰富我国制造业空间分布及转移相关理论，为我国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Evaluation of Material-based Development of China Using GIS Methods

Abstract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a course of accumulation based on many factors, which is directly related to resources utilization and conversion. And material wealth production and accumulation embody the outcom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us, focusing on material wealth, regional development can be evaluated from resources and perspective of resources conversion. Taking the infrastructural level, 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to full account, the concept of “material-based development” was presented and the material-based development index (MDI)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MDI mode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 methods, this article then calculated MDI of each county and province of China in 2005 and systematically evaluated the material-based development of China at county and provincial scales, so as to bring some scientific references and policy-making supports to th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function oriented zoning and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planning of China. The result showed that: (1) At county scale, the material-based development of counties within China in 2005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which there were 1876 counties belonging to the mid-level material-based development and accounted for 78.10% of the total. The numbers of high-level and low-level counties were 144 and 382 and accounted for 6.00% and 15.90% respectively, demonstrating a spindle shape in general.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terial-based development was unbalanced, and it was much better in southeastern part of the line of “Daxinganling–Yinshan–Liupanshan–southeast edge of Qinghai– Tibet Plateau” than that of northwestern. Furthermore, there were also differences of the sub-index between different material-based development levels. Therefore, for different regions, key issues and measures adaptable to local condition should be prioritized and taken in order to realize regional balance development. (2) At provincial scale, there was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each province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t was “high in the east, low in the west” in general. It meant that the capac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attraction and conversion of east China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west China. The infrastructure level was the main factor accounting for the differences of material-based development levels among provinces. As a result, our government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s to improve infrastructure condition, especially the western part of China, so as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the western part and the eastern part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ith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rapidly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基于DEA模型的西南地区耕地利用效率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耕地作为粮食生产之基，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源，其利用效率的高低，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以西南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4省（市）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4个年度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利用DEA模型估算了耕地利用效率，并通过全局Moran’I、趋势面分析、G*i指数从全局和局部分析了耕地利用综合效率的时空变化特征，最后，借助GWR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耕地利用效率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5年间，耕地利用效率高值区的城市数量在不断扩大。在空间分布上，耕地利用效率稳定高值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四川省内的达州-德阳-成都-甘孜一线。重庆市耕地利用效率逐年增加的趋势；四川省持续保持高利用效率，且变化幅度不大；而贵州有下降的趋势，云南省则保持低效率利用状态。（2）西南地区耕地利用效率主要为正向的空间自相关性，空间分布趋势呈现出从西向东递增，以及由南向北倒“U”型递增态势。耕地利用综合效率空间格局分异显著，具有相对高值（低值）耕地利用效率在空间上呈现较强的组团式集聚分布态势，冷热点空间极化现象较为明显，界线分明，层次清晰，且随着时间变化，冷热点区域在空间上的分布态势有由“组团式”向“条带式”分布转变的趋势。（3）西南地区耕地利用效率时空演变受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复种指数，耕地质量和灌溉指数的影响程度相当，人均GDP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在逐年增加，地形因素的影响逐年减弱。     

基于GIS的中国A级物流企业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A级物流企业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以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07、2012、2017年中国A级物流企业空间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讨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主要结论如下：（1）A级物流企业发展阶段特征差异明显，不同等级发展存在不平衡，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发展格局。（2）A级物流企业分布格局总体呈现“南（略偏西）—北（略偏东）”的空间分布态势，且沿东部沿海逐渐向内陆地区扩散；A级物流企业经历了“二核多中心”—“三核多中心”—“三核多中心连片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3）A级物流企业在省域单元的分布具有空间集聚特征，集聚程度先增大后降低；冷热点分布格局虽有变化，但仍然较为稳定，冷热点格局的梯度变化特征较为明显且逐渐增强。（4）影响中国A级物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的核心因素主要为市场规模、人口密度、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地区经济实力等，且影响程度朝着均衡化方向发展；不同因素交互作用对A级物流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力均大于各因素单独作用的影响力。     

中国耕地非农化压力时空格局的演变分析

社会经济和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导致耕地非农化压力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开展耕地非农化压力测算并揭示其时空格局演变,是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4个方面构建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继而计算1990~2014年中国31省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耕地非农化压力的时空格局分析。结果表明:(1)从空间格局分布来看,中国耕地非农化压力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地理梯度,总体上呈现从东到西依次递减的态势。(2)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不同地区各省份之间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变化呈现多元化趋势。东部沿海地区,山东、浙江、江苏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处于上升阶段,上海、福建的压力指数变化趋势逐渐趋稳,广东的压力指数呈现下降趋势。中部地区,河南、河北、山西、江西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趋稳,陕西、湖北以及四川、重庆等西南地区省份的压力指数呈上升趋势。西部沿边3省(云南、西藏、新疆)的耕地非农化压力呈现了一致的下降趋势。(3)从时空格局结合来看,耕地非农化压力不同的省份其变化趋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在耕地非农化压力较大的地区,耕地非农化经历了从制度驱动向发展推动的阶段,经济增长的倒"U"型轨迹明显,经济增长与耕地非农化之间的关系逐渐脱钩。在耕地非农化压力居中或较小的地区,产业发展滞后,土地比较收益较低,耕地的社会保障作用、生态作用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较大,从而增加了部分省份的耕地非农化压力。     

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问题区域识别

长江经济带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最为尖锐的地区之一，实现区域经济与环境系统间的动态协调，是该区域未来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分别构建经济“规模-结构-效率”以及环境“压力-状态-响应”的分析框架，采用熵值法、GIS、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等方法系统考察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动态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并对协调发展的问题区域进行分类和识别。结果表明：(1)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几乎实现了翻倍增长，验证了将其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主支撑带的合理性。同时，经济水平“东高西低”的格局稳固且路径依赖特性明显。(2)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环境水平及其提升速率仍相对较低，验证了长江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同时，环境水平在空间分布上未呈现明显的规律而是具有“随机”性特征。(3)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呈稳步上升态势，协调发展指数由0.446 8上升至0.602 3，由濒临失调阶段进入初级协调阶段，并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整体格局。(4）基于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3类数据间的组合情况，将协调发展问题区域划分为6种基本类型并进行识别，发现各研究年份均有超过30个问题区域，并且与经济滞后相关的问题区域数量占据绝对比重。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创新效率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创新效率是城市创新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基于DEA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2006～2016年城市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规律进行实证分析,并借助GMM估计方法揭示其驱动因子作用的空间异质性。结果发现:(1)创新综合技术效率上,创新效率由2006年的0.731增长至2016年的0.807,以2011年为拐点,呈现平稳发展期和波动变化期两段式特征。"东弱西强"梯度分异格局显著,二元格局差异逐渐弱化;(2)城市创新活动的全要素生产率上,Malmquist指数由2006年的6.2%提高至2016年的18.4%,增长态势相对稳健。空间分异总体上不明显,具有"发散-收敛-发散"的三段式演化特征;(3)GMM回归结果显示,驱动因子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和三大次级城市群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信息化进程、经济基础、外商活跃度有助于激励城市创新效率提升,金融规模阻滞作用显著,而第三产业规模、创新平台、政府支持力度则异质性作用明显。     

中国各省区工业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

工业用水效率是影响工业用水的直接因素,剖析其影响因素并找出空间分布规律是提高中国工业用水效率的关键。通过选取Super-SBM模型,引入非期望产出指标来测算中国31省2007～2016年的工业用水效率,并从多方面综合分析工业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动态演变状况,以求研究结果为制定有差异的区域集约型水资源管理政策提供依据。结果发现:(1)我国多数省份的工业用水处于无效率状态,同时高效率中心由东向西转移;(2)不同影响因素对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关系不同。水资源总量、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用水占比、RD投入占比的增多对工业用水效率有负向影响,工业用水效率会降低;而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人均教育支出的增多对工业用水效率有正向影响,促进工业用水效率提升。(3)不同影响因素对中国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程度存在空间差异。城镇化率、RD投入占比和人均教育支出对工业用水效率带来的影响作用在空间上相对集中,影响高值区主要落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低值区主要在东部沿海;而水资源总量、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用水占比和地区常住人口的影响在空间上呈现一种演变的状态,随时间发展影响高值区和低值区都发生了中心转移。     

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环境演变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演化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2005、2010、2016年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环境演变的耦合协调度及两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时空格局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环境演变耦合度的时空格局差异明显,空间上呈"东北高、西南低"的格局特征,时间上呈接近于"S"型的演变态势;(2)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环境演变的耦合协调度与其耦合度的空间格局具有一定关联性,整体上呈较为显著的"中东高、南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时间上其演变态势接近于倒"U"型的成长曲线;(3)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环境演变两两系统间耦合协调状况差异明显,"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的耦合协调情况相对较差,是未来亟待加强和优化的重点方向;而"经济发展-环境演变"整体上处于较高的耦合协调状态;"空间开发-环境演变"耦合协调的上升幅度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