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六省低碳发展水平测度及发展潜力分析

人为的碳排放导致气候变化的加剧，低碳经济已成为人类的共识，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低碳发展模式转型已成为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以我国中部六省作为研究区域，通过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地均碳排放量、碳生产率、碳能源排放系数等一系列指标对中部地区的低碳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对比各指标空间差异，认为中部地区目前还处于高碳发展阶段，碳排放总量大，碳生产率低，碳能源排放系数高，山西、河南尤为严重；在此基础上，采用产业 能源关联模型和能源 碳排放关联模型分析中部地区的低碳发展潜力，认为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多元化水平和能源结构多元化水平低，且演化速率极其缓慢，致使碳排放增长速率无法减缓；中部地区虽然碳减排难度大，但减排潜力也大。〖     

FDI对中国物流业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现象严重,为了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各国普遍重视发展低碳经济。中国是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势在必行。物流是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低碳物流直接影响到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因而,对于物流业碳排放问题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与紧迫。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大力推行外资政策,积极引进FDI,FDI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影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尝试探讨FDI对我国物流业碳排放的影响;因为产业之间具有关联性,这里的FDI既包括物流业的FDI,也包括其他与物流业相关性较强行业的FDI。本文首先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了物流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得出制造业、商业和金融业是物流业的强相关行业的结论;进而通过构建分行业FDI对我国物流业碳排放影响的时间序列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总体上显著减少了我国物流业的CO2排放量和排放强度,其中物流业、制造业的FDI在减少我国物流业碳排放方面是显著的,而商业与金融业FDI对我国物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影响均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FDI对我国物流业碳排放的技术效应明显,"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物流业并不成立。此外,行业规模、能源消费强度、贸易开放程度、城镇化率以及环境治理投资等因素都会对物流业的碳排放产生影响。最后,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得出合理引进FDI,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发展节能减排技术的政策建议。     

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基于Tapio脱钩模型、面板数据的滞后期工具变量法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综合运用Tapio脱钩模型、面板协整检验、滞后期工具变量法和碳排放峰值预测,使用1995-2012年的18年长面板数据,研究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思路是先用Tapio脱钩模型考察中部各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和碳强度之间的关系,找到中部各省的个体差异和共性,接着检验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在确定两者存在长期均衡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和滞后期工具变量具体考察中部六省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城镇化水平、对外贸易和技术进步与碳排放总量和碳强度的关系,归纳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最后根据回归方程和中部六省的基础数据预测碳排放峰值的到来时间。得出中部六省经济增长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经历了由弱到强再到弱的过程,经济增长方式经历了一个由集约到粗放再回到相对集约的过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中部六省人均GDP增长对人均碳排放增长的贡献弹性还很大,即人均GDP每升高1%,碳排放总量会上升1.246 7%;中部六省存在碳排放和碳强度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火力发电对中部六省的碳排放和碳强度产生正的影响,前后两年间火力发电比例每提高1%,中部六省内碳排放量和碳强度将分别提高0.505 1%和0.370 3%,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有利于中部六省的碳减排工作,前后两年间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研发强度代表的技术进步每提高1%,中部六省碳排放量将会分别降低2.286 1%、3.845 3%和48.167 6%,碳强度将会分别下降1.919 4%、3.163 0%、48.996 4%,城镇化和地区开放程度对中部六省的碳排放影响不显著,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量和碳强度的影响是一致的;目前各省均已越过碳强度峰值,但还远未越过碳排放峰值。在经济"新常态"下,通过强化中部六省碳减排的协同合作和跨区域治理,打造中部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中心,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积极发展低碳产业,中部六省很有可能提前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     

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基于Tapio脱钩模型、面板数据的滞后期工具变量法的研究

本文综合运用Tapio脱钩模型、面板协整检验、滞后期工具变量法和碳排放峰值预测,使用1995-2012年的18年长面板数据,研究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思路是先用Tapio脱钩模型考察中部各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和碳强度之间的关系,找到中部各省的个体差异和共性,接着检验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在确定两者存在长期均衡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和滞后期工具变量具体考察中部六省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城镇化水平、对外贸易和技术进步与碳排放总量和碳强度的关系,归纳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最后根据回归方程和中部六省的基础数据预测碳排放峰值的到来时间。得出中部六省经济增长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经历了由弱到强再到弱的过程,经济增长方式经历了一个由集约到粗放再回到相对集约的过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中部六省人均GDP增长对人均碳排放增长的贡献弹性还很大,即人均GDP每升高1%,碳排放总量会上升1.246 7%;中部六省存在碳排放和碳强度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火力发电对中部六省的碳排放和碳强度产生正的影响,前后两年间火力发电比例每提高1%,中部六省内碳排放量和碳强度将分别提高0.505 1%和0.370 3%,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有利于中部六省的碳减排工作,前后两年间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研发强度代表的技术进步每提高1%,中部六省碳排放量将会分别降低2.286 1%、3.845 3%和48.167 6%,碳强度将会分别下降1.919 4%、3.163 0%、48.996 4%,城镇化和地区开放程度对中部六省的碳排放影响不显著,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量和碳强度的影响是一致的;目前各省均已越过碳强度峰值,但还远未越过碳排放峰值。在经济"新常态"下,通过强化中部六省碳减排的协同合作和跨区域治理,打造中部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中心,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积极发展低碳产业,中部六省很有可能提前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     

空间依赖、碳排放与人均收入的空间计量研究

本文采用较为前沿的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我国29个省区2000-2008年间人均碳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人均碳排放和人均收入均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群特征,特别是人均收入的空间依赖性表现出加强的趋势。②人均碳排放与人均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拐点为人均收入16 953元。并进一步计算了我国各省区的人均碳排放拐点,发现各地区人均碳排放拐点在时间路径上存在明显差异性,东部地区的多数省区较早地到达拐点,而中西部地区则要经历较长时间。③城市化水平、就业人员比重和技术进步是导致我国人均碳排放量增长的重要因素。④对外贸易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均碳排放。因此,提出了大力倡导低碳生活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开发低碳技术、转变贸易结构以及将地区的空间依赖性纳入到碳排放的政策制定中等政策建议。     

中国地级城市碳减排目标实现时间测算

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使得中国城市碳减排工作日益重要。基于《城市温室气体核算国际标准》提供的方法,从各项能源消耗、工业产品生产、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和城市绿地碳汇等四个方面测算了中国100个城市2002-2012年直接碳排放总量,根据城市的人均碳排放曲线将它们分成了高、中、低碳三类城市,分别包括10,36,54个城市。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针对不同的碳排放城市类型构建了2类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碳排放轨迹遵循倒"U"型,但是各城市间的碳排放-经济模式存在巨大差异,包含至少五种:高-高碳城市呈现正"U"型发展轨迹,其余四类的发展模式都呈现倒"U"型,特别是中碳城市群;这四类发展模式存在不同的碳排放-经济发展曲线,存在不同的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的峰值;但是,低碳城市群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倒U关系不是非常显著。利用该模型结果,基于各城市人均GDP发展速度,测算了各城市未来人均碳排放拐点和碳排放总量拐点的到达时间。测算结果表明,如果各城市仍然按照2012年前的碳排放-经济模式发展,那么仅有44%的城市能在2030年前顺利达峰。因此,达峰时间比较长的城市必须实施低碳发展战略,当中高碳城市类的人均碳排放峰值下降10%或者低碳城市类下降20%时,基本在2030年达峰。     

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本文采用考虑反馈性出口隐含碳的MRIO模型,测算了2000—2011年中国14个制造业行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在此基础上,基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的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自主研发、模仿创新显著降低了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而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能够显著降低其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受到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并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即只有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地位越过门槛值后,技术进步路径才能显著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此外,将制造业分为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三类,发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还存在着显著的行业差异。因此,中国制造业应充分发挥中间品进口、自主研发、模仿创新在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中的作用,在引进FDI和国外技术的过程中,优先考虑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低碳制造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同时,中国制造业还应积极培育自身竞争优势,构建自我主导的国内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体系,主动嵌入全球创新链,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此外,政府应根据技术创新和引进政策在不同制造业行业中的执行效果,有所侧重地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     

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网络特征测度及其差异化影响效应研究

制造业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行业,其减排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总体碳减排目标的实现进程。随着制造业行业间的关联效应不断强化,在中间品流动的过程中碳排放也随之在行业间发生转移,隐含碳已经成为行业碳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投入产出表构建中国制造业的"产出—碳排放"矩阵,采用网络分析方法研究碳排放的网络结构特征,选取面板校正标准误估计方法从要素密集和板块分布角度探究制造业碳排放影响效应的异质性,主要结论为:制造业网络结构特征对碳排放存在显著影响,中间产品流动导致的碳转移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得到充分体现。制造业的中心性特征对碳排放具有正向影响,行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和碳排放联系增强,使得制造业总体碳排放量上升。劳动密集型行业主要处于产业链的中游,与产业分工地位对应的中心度对其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突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基本位于产业链的两端,中心度对碳排放的影响明显不足。进一步将制造业划分为受益板块和溢出板块的结果表明,受益板块行业为碳排放网络中主要的碳排放引致行业,通过引入其他行业的中间产品,可以实现向其他行业的碳转移以减缓网络结构对其碳排放的影响,溢出板块行业为其他行业提供高碳产品的同时承担了过多的碳排放责任,受到碳排放网络结构的约束较大。在不同类型制造行业特征的基础上,应针对其网络结构特征制定分类减排的差异化方案,对于直接碳排放量较高的行业,应加快淘汰落后生产技术和更新先进的机械设备,降低高碳产品供给水平进而减少碳排放。针对大量高能耗中间品流入的制造业行业,优化生产结构并促使其减少高碳中间产品的使用,才能从根本上抑制输入型碳排放,以实现制造业碳减排目标。     

中国碳排放与出口贸易间脱钩关系实证

出口贸易作为国内污染排放的"三大引擎"之一,加剧了中国能源耗费和碳排放。根据1990-2011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耗量,采用IPCC方法估算了1990-2011年中国碳排放量;基于1990-2011年中国碳排放量和出口贸易额之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碳排放量与出口贸易之间的Tapio脱钩模型,判别了中国碳排放量与出口贸易之间的脱钩状态;借鉴Kaya恒等式,运用LMDI方法进一步构建了扩展的Tapio脱钩模型,对碳排放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结果表明:1990-2011年间,中国碳排放总量与出口贸易额均保持高速增长;该期间中国碳排放与出口贸易总体呈弱脱钩关系,而16个分行业的脱钩状态存在显著差异;出口贸易增长与碳排放增加存在正相关,出口贸易增长是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1990-2011年中国碳排放与出口贸易脱钩弹性指数及分解指标显示,降低能源碳排放强度是实现碳排放与出口贸易脱钩的关键,能源结构应当引起关注。我们认为,攀升出口产品附加值、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碳生产国"与"碳消费国"责任共担是实现碳排放与出口贸易脱钩的本原。     

中国碳市场下发电企业碳成本传导率及动态特征

深化中国碳市场建设、促进发电企业碳排放成本向下游需求侧科学传导是加快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政策着力点。合理的碳成本传导率不仅能激发企业减排动力,还可以将碳排放成本通过提高电力价格的方式向消费端转嫁,引导其节约用电,从而推动碳市场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减排效应。该研究基于发电企业经营行为的微观视角,将碳排放成本纳入企业的投资决策范畴,在充分考虑排放强度、风险偏好和采纳低碳技术意愿等异质性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Agent的碳成本传导评估模型。通过模拟发电企业在面对有限信息时的策略选择,探讨了2021—2030年中国碳市场下发电企业碳成本传导率的变化趋势,并分析了不同的市场机制设计和低碳技术对碳成本传导率的作用影响。研究发现：(1)发电企业碳成本传导率呈现“缓慢增长—快速上升—保持高位”的动态特征。(2)初始碳价、市场规制系数和拍卖比例等市场机制设计均对发电企业碳成本传导率产生正向作用。具体地,初始碳价的增长会在短期内推高碳成传导率,作用效果在中长期将逐渐减弱;市场规制系数对碳成本传导率的推动作用存在门槛效应;随着拍卖比例的提高,企业的排放成本将会增加,进而引起碳成本传导率升高。(3)低...     

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制造业碳排放效率,促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采用2006～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制造业以及高碳制造行业相关数据,通过超效率SBM模型计算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碳排放效率,分析其时间、空间变化特征,并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2006～2019年制造业碳排放效率不断提高;碳排放效率呈“下中上游”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差异整体呈缩小趋势。(2)高碳制造行业碳排放效率差异显著,不同高碳制造行业碳排放效率空间分布差异大。(3)行业成长能力、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行业规模、人均GDP水平、城镇化率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碳排放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行业FDI、工业化水平对其产生负向影响;因素对上中下游地区的影响效果具有差异性。因此,需促进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绿色协调发展,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提升和完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效率与结构,加快对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引导制造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推动制造业高质量绿色发展。     

碳交易背景下中国石化行业2020年碳减排目标情景分析

石化行业作为中国八大典型高碳排放产业之一,也是碳市场参与的重要行业.在国家2020年碳排放强度目标的约束下,客观评价其行业减碳的压力,对于政府部门科学制定各个行业碳排放配额的分配方案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同时,亦对于通过低碳转型升级实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支撑国家的工业减排目标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针对石化行业9个子部门,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背景和趋势以及石化行业的相关数据,以2010年为基准情景,在2020年国家碳排放强度分别下降45％和50％的减排约束目标下,构建了一个动态CGE模型——PCCGE,借助GAMS软件模拟分析,预测了到2020年国家和石化行业经济总量、能源消费结构和碳排放量及碳强度等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相比基准情景,在45％、50％的碳强度减排目标下,国家和石化行业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结构和碳排放强度等指标分别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其中,50％的减排目标对国家整体经济增速影响更为明显;对煤炭、石油这两种高碳能源的需求产生了较显著的约束效应;相比国家45％-50％的低碳发展目标,石化行业减碳承受压力达到60.63％至64.78％,面临着艰巨的减排任务与挑战.最后,文章结合低碳市场化背景提出了如下建议:科学预测典型离碳行业的减碳潜力,谨慎应对石化等行业企业参与碳市场交易过程中碳配额指标的制定与分配;充分利用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调整等战略,提高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规模,促进能源消耗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构建石化行业节能低碳技术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解决共性节能技术瓶颈;实施石化行业企业低碳发展战略,建设完善碳排放管理体系是行业节能减碳的重要手段.     

中国30省区碳排放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本文对1995-2007年我国30省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类型的时空格局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测算了11个省区1997-2007年碳排放量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研究结果表明:在本文的研究时序内(1995-2007年),我国30省区的碳排放总量和排放类型都呈现出明显的、一致的阶段性,即1995-2001年的变化不大,2002-2007年的碳排放量急速增长、碳排放类型发生显著变化.在造成碳排放量急速增长、碳排放类型发生显著变化的三因素(人均消费、人口总数、碳排放强度)中,人均消费与碳排放量的关联度最大,对碳排放量的解释作用最大;人口总数、碳排放强度次之.因此,结合“十二五”期间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内需将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首要任务,我国除在生产领域积极开展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外,还应通过政府引领、社会组织积极推进、公民广泛参与发展低碳消费方式.     

基于碳排放权价值的中国省域绿色贸易利益测度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碳排放大国和出口强国,中国获得贸易顺差的背后是生产出口产品所带来的巨量碳排放。科学测算碳排放导致的价值损失,对“双碳”目标下的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通过构建嵌入式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从双边贸易层面和行业层面,分析中国30个省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的现状,并利用碳排放权价值测算各省份对外贸易的环境净损失;在增加值贸易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中国省域绿色贸易利益。研究表明,从双边贸易层面看,中国省域出口贸易隐含碳主要由美国和欧盟转入,进口贸易隐含碳主要向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土耳其转出。对东盟贸易隐含碳占比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西南地区,对BRIIMT贸易隐含碳占比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北部地区,对日韩贸易隐含碳占比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东部地区。从行业层面看,出口贸易隐含碳集中在制造业和电热生产供应业,占比之和超过70%,且各省份的行业结构具有一定差异性。进口贸易隐含碳集中在电热生产供应业和运输业,占比之和约63%。引入碳排放权价值后,中国30省份的绿色贸易利益相比于增加值贸易利益减少0.94%。作为隐含碳净出口国,中国有28个省份在对外贸易中承担环境净损失。其中新疆和甘肃环境净损失的比重最高,分别为69.29%和57.43%。天津、吉林等7个省份在损失增加值贸易利益的同时,还承担着净出口贸易隐含碳带来的环境污染。针对结论,该研究提出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省域间差异化减排、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的建议。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中国碳排放足迹研究

结合IPCC的清单方法对中国历年碳排放进行了核算,以区域投入产出分析为基础,对生产我国满足国民经济最终消费的产品(服务)量所需要的直接或间接碳排放量进行了分析,并对碳排放足迹及各部门之间的碳关联进行了分析。结论如下:①中国2002年碳排放足迹为176 528.10万t,人均碳足迹为1.374 26t/人,其中大部分源于国内最终使用的排放。②从足迹类型上看,中国属于价值量顺差与碳排放足迹逆差共存型,即碳排放净输入国。贸易额增长对碳排放足迹的增加有较大的促进作用。③制造业、电力、热力行业与农业的排放足迹占到了总排放足迹的80%以上,是对碳排放依赖程度较大的产业部门。④足迹影响力分析显示,电力、热力行业占据了碳排放足迹需求的强势地位;足迹感应力分析表明,国民经济及其相关产业对电力、热力行业和制造业碳排放的拉动力最大。     

南京低碳经济定量研究

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的碳排放是当今中国影响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是当今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研究南京市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阶段及演化特点,发现30年来,南京市低碳经济发展呈现波动反复的特点,扩张负脱钩3次,较高能源消费的经济增长形式-扩张连接4次,经济发展实现与能源消费较好脱钩的弱负脱钩1次,强脱钩4次,其余为弱脱钩.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Moon-Sonn,建立了南京经济增长预测模型,并探讨了不同发展模式下南京未来50年低碳经济水平及碳排放量演化规律,预测了不同低碳经济水平下南京碳排放量和峰值出现的时间.研究结果显示,按现行经济模式,南京2050-2060年碳总量增加速度逐步减缓,约在2058年左右实现碳总量的负增长.50年内南京市预计为扩张负脱钩和扩张连接,难以实现稳定的离水平低碳经济增长模式；设定最优能源强度参数的模式下,南京迅速实现稳定强脱钩的低碳经济,碳释放量EKC曲线呈现倒U型,2015年左右即达到峰值.综合各种因素,南京近几年将延续模式l的增长模式,在2020年左右实现向模式2转变,其碳释放量约于2028年前后出现峰值.     

中国农业碳排放拐点变动及时空分异研究

与基于总量或人均指标衡量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相比,以播种面积作为测算指标揭示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既便于年度间纵向对比,又消除了复种指数影响,使得研究更具操作性和公平性。以农业碳排放强度作为碳排放指标、以农业经济强度作为经济增长指标,对中国农业碳排放进行EKC检验,在此基础上对农业碳排放拐点变动及时空分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从长期来看,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与农业经济强度之间存在"倒N型"EKC关系且存在双拐点,其临界值分别为15 167元/hm2和27 647元/hm2。2012年,我国农业经济强度为28 725元/hm2,已超出高拐点临界值(27 647元/hm2),这意味着伴随我国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业碳排放强度将呈现下降趋势。2从空间分布来看,有18个省(区、市)农业经济强度超过高拐点值,包括北京、福建、海南、浙江、广东、上海、天津、江苏、辽宁、山东、陕西、河北、新疆、湖南、湖北、四川、广西、河南等,主要为东部沿海省份以及中西部部分农业较为发达的省份。这18个省(区、市)农业碳排放量将随其农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下降。其余13个省(区、市)则低于拐点值,均分布于我国中西部地区。3从时间路径来看,对于未抵达拐点的13个省(区、市)而言,各自农业碳排放EKC拐点存在明显差异,甘肃、重庆、吉林、青海在未来5年内可达到EKC拐点;宁夏、安徽、黑龙江、陕西在未来6-10年内可达到EKC拐点;西藏、内蒙古、江西、云南、贵州则分别需要12年、14年、21年、23年、32年才有可能抵达EKC拐点。     

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变动及其因素分解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并且制造业的碳排放量已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80%以上,要寻找制造业的有效减排途径,就需要准确分析和计量促使制造业碳排放增加的影响因素.为此,本文在对我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因素分解法将碳排放强度变化分解为结构份额与效率份额,并基于1996-2007年的统计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变化中的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在1996-2007年间整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我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均是由效率引起的,而结构则引起了碳排放强度的提升.因此,应大力推进低碳技术的开发,以进一步发挥效率份额在制造韭碳排放强度下降的积极作用,同时,进一步优化制造韭产业结构,逐步淘汰一些高碳排放行业,使制造业产业结构向规模化、低碳化和高端化升级.     

中国旅游业碳生产率区域差异及其格局演变:1995—2014

利用"自下而上"法核算1995—2014年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旅游业碳生产率,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等指标衡量旅游业碳生产率区域差异,并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探讨中国旅游业碳生产率区域差异格局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995—2014年中国旅游业碳生产率总体呈增长趋势,但增长幅度不大,其年均增长率为2.07%,旅游业碳生产率具体数值由1995年的1.120 1万元/t增长至2014年的1.653 0万元/t;旅游业碳生产率区域差异明显,但区域绝对差异和区域相对差异均逐步缩小;旅游业碳生产率空间分布不均,总体呈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旅游业碳生产率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正空间自相关性,以及局部的不连续性;旅游业高碳生产率集聚区域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以北京、天津、河北为主要代表;旅游业低碳生产率集聚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以新疆、青海和陕西为主要代表;中国旅游业碳生产率整体水平较低,多数省区位于旅游业低碳生产率行列,研究期内旅游业低碳生产率的区域重心逐渐由西部向中部转移。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针对性建议:政府应制定低碳旅游相关的系列标准规范、行动方案以及保障性政策等,同时应加大对先进低碳技术和低碳设备的引进与推广;各省区应秉持低碳发展理念并将其融入目的地开发与管理之中;旅游企业应积极利用新能源、新材料和新技术,研发低碳旅游系列产品与服务;加大宣传生态环保理念,引导旅游者树立低碳旅游意识,优先选择低碳旅游景区和低碳出行方式,自觉抵制高碳排旅游活动。     

低碳世界中的中国:地位、挑战与战略

“低碳经济”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耒来：创建低碳经济》。2007年是全球高度关注气候变化和推动低碳经济的一年．人们期望通过低碳经济模式与低碳生活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UNDP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2004年中国的人均碳足迹为3．8CO2t／人，显著地低于美国、加拿大、日本、俄国、英国和法国。J．W．Tester等运用碳排放Kaya公式分析表明：尽管20年间中国的能源强度年平均降低了5．22％，碳强度年平均降低了0．26％．但由于人口多。加上人均GDP年增长为世界的6．6倍。而碳强度年均降低不到世界的58％．使得碳排放年均增长达4％。中国面临着能源禀赋、发展水平、总量突出和锁定效应等挑战。因此。中国的应对战略主要有：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对策框架，坚持不懈地节能减排，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与科学发展替代能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