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能力、公共服务供给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北大核心CSCDCSSCI

流动人口的安居乐业既是衡量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重要标尺,也是检验城镇化成果的主要方式。文章从财政制度和财政资源双重视角出发,构建了政府财政能力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分析框架,基于2014—2018年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样本期内,政府财政能力增强与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均有助于提升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且在公共服务影响居留意愿的路径中,财政能力表现出增强型调节作用。②分区域检验发现,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对公共服务的关注度更高,但财政能力对公共服务供给的调节效应较弱,需求侧与供给侧不匹配反映出财政职能履行存在短缺,中部地区财政能力对公共服务供给的调节效应最强。③财政能力方面,财政汲取能力提升会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正向影响,财政自主权、财政配置能力、财政透明度均产生干扰型调节作用。④公共服务方面,政府财政能力增强主要体现在硬公共服务增加上,并对流动人口产生正向溢出,而针对软公共服务的户籍限制会削弱居留意愿;门槛模型进一步检验发现,人均GDP差异的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财政激励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府策略行为,当地区人均GDP跨越门槛值后,政府财政能力对软公共服务的调节作用由促进转为抑制。研究认为,应尽快改革公共财政制度,矫正不当的财政资源配置方式,增加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切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进程。     

为什么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更强?

我国的流动人口总量超过2亿人,让流动人口中能定居的人定居下来,对于城市治理、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都有所裨益。基于此,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对270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进行分析,发现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明显高于非收缩城市。为什么在净流入人口数连续为负、人口规模不断缩减的收缩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却明显高于非收缩城市?通过构建Logit模型、空间杜宾模型(SDM)和空间杜宾误差模型(SDEM)等分别对个体层面和城市层面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收缩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比非收缩城市更强的原因主要有:(1)收缩城市中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同在流入地的比例较高,家庭团聚、人际关系网络集中等是收缩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较强的原因之一。(2)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女性比例较高是收缩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较高的另一个原因。同时,农业户籍、受教育程度较低等个体条件则限制了部分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向非收缩城市流动。(3)收缩城市的住房等定居成本相对较低,流动人口容易跨越定居门槛,实现在流入城市的定居,从而使收缩城市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高于非收缩城市。(4)周边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比例、流动人口受教育年限等对本地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影响显著。鉴于此,相关政策建议包括: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收缩城市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较强,使城市收缩会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中进行,不必进行过多的政策干预。进一步破除户籍等相关体制机制的阻碍,提高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对住房市场进行适度调控,保障合理的房价收入比,都有助于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定居意愿。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梯度变动与影响机制

随着城乡利益格局的变化,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呈现出新的特征,其变动与城市类型密切相关。利用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表现出随流入地的城市类型而梯度变动的特征,即呈现出在大城市的居留意愿强,中小城市的流动性强和特大城市的返乡意愿强的特征,大城市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实现留城理想与个人发展最佳的平台。但是总的来说,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流动行为与第一代流动人口同中存异,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利用多层模型,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城市类型、经济收入、社会融入与身份认同、家庭迁居、户籍可获得性是影响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此外,户籍可获得性与新生代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交互作用显著的影响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并进一步增强了居留意愿在不同城市类型的差异。这体现出户籍制度对流动者的影响逐步由早期的福利隔绝向心理隔绝转变。对不同城市类型新生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差异进行量化分析发现,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流动者的居留意愿呈现刚性,而超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流动者居留意愿具有弹性。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政策建议:将大城市作为吸纳流动人口的主导区域构建城市发展规划策略,发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促进区域的产业发展;在城市社区建设和城市文明建设方面,为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相互融合提供政策支持;依托政府、社会组织与学校,提升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     

乌鲁木齐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中国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流动人口加以关注,通过查阅并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总体上对汉族流动人口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针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相对薄弱,社会学领域研究成果多于城市地理学领域,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在乌鲁木齐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居的7个区域,调研他们在该市的居留意愿。首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社区环境、居留意愿等情况做全面了解;然后对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与影响因素之间进行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解决问题的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具体措施是:进一步增强乌鲁木齐市城市化发展;加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加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建立和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状况,这些建议为新疆城镇化科学有序发展、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土地供给、房价与中国人口半城镇化

近十多年来,中国房价快速上涨,人口半城镇化率也随之迅速上升。针对这一现象,本文首次将土地供给、房价与人口半城镇化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系统分析,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以土地出让面积作为房价的工具变量,有效克服模型的内生性,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房价上涨对人口半城镇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土地供给减少导致房价上涨,进而推升了人口半城镇化率,抑制了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房价每上涨一个百分点,人口半城镇化率大约上升0.189 4个百分点。在未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房价对人口半城镇化的影响严重被低估。而2003年后土地供给政策收紧且向中西部地区偏移是导致东部房价上涨进而推升人口半城镇化率的重要根源。另外,还发现对外开放程度提高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均有利于降低人口半城镇化率,相反,财政负担能力和户籍制度改革则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为了降低人口半城镇化率,有序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出如下三点政策建议:(1)调整土地供给政策,并且健全住房供应体系,防止房价上涨过快。为此,需要增加东部地区以及大城市的土地供给,使土地供给与人口流动方向以及经济发展需求相匹配,同时增加廉租房和保障房的供应。(2)大力发展工业、服务业,并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进而促进地区人口城镇化。(3)深化户籍制度,切实放宽农村转移人口的落户条件,同时还需要深化财政制度改革,增加地方公共服务并努力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电力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

1990年以来,随着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电力基础设施与经济同步发展。由于电力生产与电力消费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差异,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空间差异。本文利用1990—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增长回归模型,采用动态面板分析方法,以电力投资率和发电装机容量作为衡量电力发展的指标,检验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区域间差异。实证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首先,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且其长期影响明显高于短期影响。其中,电力投资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短期经济增长率提高0.076个百分点,长期经济增长率提高0.493个百分点;发电装机容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短期经济增长率提高0.381个百分点,长期经济增长率提高1.905个百分点。其次,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显著高于西部地区。其中,电力投资率增加1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影响高于西部地区达0.913个百分点;电力装机容量增加1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影响高于西部地区达0.959个百分点。实证结果表明,电力发展对各地区经济增长影响是不平衡的,这种影响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起到了负面作用。基于实证研究,给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考虑到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中仍将保持较高增速,中国应继续促进电力发展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其次,从政策导向来看,电力发展政策应当充分加强电力发展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使得西部地区能从电力输出中获得更高收益,提高电力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公平性。     

多中心作用下大城市房价空间分异的特征及影响因素——以合肥市为例

随着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大城市通过外延式扩张与内涵式发展逐渐形成了多中心,在多中心作用下城市空间,尤其是房价空间的变化表现出异质性与复杂性.以快速发展的合肥市为例,从不同空间尺度利用地统计法研究城市房价的空间分异特征,并通过构建特征价格模型分析房价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以揭示城市空间结构与房价空间分异的逻辑关联.结果表明:(1)在主城区尺度上,房价空间分布与多中心结构相符,在各中心范围内形成了 3个高房价区;(2)在中心区尺度上,各中心区房价呈现出圈层与扇形相混合的分布特征,不同规模等级的中心对其周边房价影响范围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空间变异模式;(3)影响房价空间分异的三类特征中,结构特征与邻里特征在主城区尺度上对房价空间分异产生了较大的作用;(4)不同功能的中心区房价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各异,区位特征对旧城中心的影响最大,结构特征与区位特征均对行政中心有较大影响,结构特征是新区中心影响房价最主要的因素.     

适应转化: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实证研究及其政策意涵

本文基于南开大学"2013年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并与老生代流动人口的情况进行比较。发现经济因素对老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然而,与之不同的是,职业类型、家庭人均月收入、住房公积金等代表经济因素的指标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而且,信用卡消费、人均居住面积、居住质量、对城市生活水平的满意度、流入地亲人数、朋友中的本地人数量、日常生活中与本地人的交往频繁程度等代表社会适应因素的指标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是,这些社会适应因素对老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则较为有限。由此可见,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相对于老生代流动人口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由经济吸引向社会适应转化。具体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社会适应因素体现在消费方式、居住环境、情感纽带、社会融入、城市评价等五个方面。因此,可以通过增进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从而提高其定居意愿。     

基于空间计量的地级市政府间城镇化竞争分析

城镇化是地方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经济转型的重心,对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考核制度和资源流通等因素驱动下,地方政府也热衷于通过城镇化拉动投资,因此城镇化竞争不可避免。文章利用278个地级城市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一般空间自回归模型和两区制空间自回归模型,检验地级市政府间的城镇化竞争及异质下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竞争差异。结果发现:(1)地级市政府间存在竞争性城镇化,即一个城市推动城镇化进程会驱动邻近城市竞争性推动城镇化;(2)工业化程度对城镇化竞争差异有显著影响,工业化程度低的城市土地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工业化程度高的城市,而工业化程度高的城市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则高于工业化程度低的城市;(3)科技教育投入会对城镇化形成挤出效应,降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4)省会城市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非省会城市,土地城镇化竞争水平并无显著差异;(5)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而后者的城市土地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前者。结论支持了地方政府间存在城镇化竞争的事实,也显示了我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竞争失衡的现实,据此,文章提出针对性建议:(1)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应该弱化对土地城镇化的依赖,提高人口城镇化的竞争力;(2)弱化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构建多样化、综合性政绩考核机制;(3)地方政府坚持合理有序的城镇化建设,实现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     

城市舒适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劳动者更加重视生活质量,因此城市舒适度在劳动力迁移决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本文构建城市人为舒适度和自然舒适度指标,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和1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特征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研究了舒适度等城市特征对劳动力流动目的地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更高的人为舒适度和自然舒适度是城市吸引劳动力流入的重要因素。劳动力为了享受当地的教育、医疗、文化、卫生、环境而流向人为舒适度更高的城市,城市人为舒适度每增加1%,城市被选择的概率平均上升0. 17%,具有适宜的天气条件的城市对劳动力的流入起拉动作用,城市自然舒适度增加1%,城市被选择的概率平均上升0. 375%。②从变量标准化后的回归结果看,城市人为舒适度和自然舒适度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程度小于工资的影响程度。③不同年龄和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城市人为舒适度和自然舒适度表现出异质性反应:年龄更小、受教育年限更高的劳动者对人为舒适度的反应更强;年龄越大、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劳动者对自然舒适度的反应越弱。因此,城市在吸引劳动力方面首先要立足于提升劳动者的真实工资水平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城市需要全面提升人为舒适度水平,提高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从而吸引劳动力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     

城镇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公共支出政策的作用

纵观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及经验,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密切。城镇化是推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对于推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也有着积极的作用。由于政府公共支出对社会经济的重要影响不容忽视,在通过城镇化推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程中,政府公共支出政策究竟扮演着"援助之手"还是"攫取之手"的角色,将直接影响到对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实际效应。本文基于2005-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DEA-Malmquist非参数分析方法,以地区年均劳动投入和资本存量作为投入指标,年社会总产值作为产出指标,人均GDP、产业结构、以及人口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实证研究了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以及公共支出政策在此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单独考虑城镇化时,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单纯强调人口转移的城镇化率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而公共支出规模对社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负向效应,公共支出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第二,单纯扩大政府干预规模并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仅从结构配置上看,提高投资性领域公共支出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更加显著;第三,公共支出结构的变化对发挥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效应影响显著,在实施城镇化进程中配套以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社会福利性支出,帮助转移人口更好地进行自身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的积累,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基础根源。因此,城镇化并不单纯只是人口从农业部分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新一轮城镇化应该强调"以人为本",尤其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通过配套系统的、针对转移人口的公共福利体系,增强城乡地区间的公共福利均等化水平,减少政府对市场机制的非正常干预,才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乡城迁移与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推拉理论的实证研究

在2011年天津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借鉴推拉理论重新梳理影响农民工城乡迁移与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建立了农民工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的推拉分析框架,并通过实证研究析出和显化在不同代际农民工城乡迁移和宅基地退出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研究发现:在推力因素方面,对第一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年龄、受教育程度、宅基地在住房养老中的作用、供养系数和对农村基础设施满意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性别、教育程度、供养系数和对农村基础设施满意程度。在拉力因素方面,对第一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有无专业培训经历或证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区位、单位性质和外出务工时所利用的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有无专业培训经历或证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区位、单位性质、外出务工时所利用的方式和是否同城里的人交过朋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镇化态势分析和可持续城镇化政策建议

在阐述今后15年中国城镇化面临的就业和收入差距、资源和环境、区域发展、政府管治等四大挑战之后，分析了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0．6、0.8、1．0和1．2个百分点的4种态势。如按1978—2002年城镇年均提供636万人就业考虑，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不宜超过0．7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2005年上半年城镇安排595万人就业，则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2个百分点也是可行的。但是，对于所有4种态势，土地短缺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最后就可持续城镇化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①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②贯彻落实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方针；③高效利用和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④统筹城乡规划，加强对经济区发展的引导；⑤贯彻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⑥建立多元化的城镇基础设施投资体制，大力吸引民间和国际资本；⑦全面推进城镇管理体制创新，制定公众参与政策；⑧坚持按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办事，控制地方政府的城镇化热情。     

农地确权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经验分析与实证检验

中国农村转移人口规模巨大，但转移速度逐渐放缓，从农地确权的角度探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潜力是否消耗殆尽很有必要。基于农地确权的制度实践，该论文旨在解构中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的特殊性，将中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视为包括四类主体（农民、农民工、新市民、市民）的三阶段（农村割舍、城市进入、城市融入）进程，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效应和滞后效应，进一步讨论其对劳动力家庭化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地确权影响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存在阶段异质性，促进劳动力第二阶段身份转变而阻碍第一阶段产业转移和第三阶段社保转型。然而，农地确权在促进劳动力乡城转移上也有滞后性，确权时间满2年的劳动力家庭参与非农就业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概率分别提高16.9%和1.9%。(2)农地确权在影响劳动力家庭化迁移上具有分位异质性，能够显著提高低分位劳动力家庭的举家迁移比率而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比率。基于此，政策设计重点在于：(1)分阶段、分类型推进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一方面增强农地确权的农村推力，在转移第一、第二阶段不断完善土地流转、托管、退出机制以供给农民、农...     

城市工业土地集约利用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为例

城市土地利用方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之一。以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为分析对象，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2001～2017年副省级城市的碳排放效率情况。结果表明：（1）2001～2017年各副省级城市碳排放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平均增长率为6.823%，其中成都市上升趋势最明显，年均增长率为13.150%，深圳市上升趋势最平缓，年均增长率仅为5.232%；（2）工业土地集约利用（IILU）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作用显著，地均劳动力、资本投入及科教支出对碳排放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地均能源消耗则存在负向效应；而控制变量中除城镇化因素影响作用不显著外，工业产值占比与人均GDP均对碳排放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单位工业产值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则存在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3）IILU指标中不同的解释变量对碳排放效率低、中、高值区的影响效果是不同的，地区差异性较大，地均劳动力要素仅对高值区有正向效应，地均能源消耗对低、中、高值区均有显著负向效应，地均资本要素对低值和中值区有显著促进作用，地均科教因素对低、中、高值区均有显著促进作用。本文从提高用地转换率、改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倡导低碳文明的绿色发展道路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减少城市碳排放和环境污染，达到优化城市空气质量的目的。     

发达地区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多水平影响因素研究——来自苏州与常州的实证

已有农民宅基地置换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主要基于单一水平,忽略了影响因素的多尺度效应。对此,引入多水平回归模型,基于对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苏州和常州的17个村394个农户的调查,研究多水平影响因素对农民宅基地置换意愿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苏州地区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较常州地区低,各村农户置换意愿存在显著差异,且这一差异中75.12%的份额由村庄差异造成;(2)农户层次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对农民宅基地置换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家庭人数具有负向作用;(3)村级户均收入、环境水平对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影响置换意愿起着弱化作用,而村经济发展水平、到最近城镇的距离具有强化作用;村级因素解释了95.69%的主要收入来源与置换意愿间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村级因素通过改变农户层次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而导致了村级间农户置换意愿的差异。因此,需综合考虑农户及村级层次的因素,并从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及保障体系、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优化宅基地布局、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加大环境治理、提升农户增收能力等方面推动宅基地置换工作。     

劳动力禀赋、风险规避与病虫害统防统治技术采纳

基于2018年江苏省水稻种植户的微观数据,使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劳动力禀赋特征和风险规避程度对全承包模式的病虫害统防统治技术服务的采纳意愿与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家庭劳动力状况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家庭劳动力短缺时,农户的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均有显著提升,同时主要留守劳动力在兼业情况下,农户也更愿意采纳这种防治技术。(2)农户风险规避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其技术采纳意愿的提升,对实际采纳行为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3)农户的技术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存在规模门槛,门槛值为1 hm~2,留守劳动力数量在不同规模下对技术采纳行为不具有显著差异,风险规避程度的提升对不同规模户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均有显著负向影响。研究为进一步推进统防统治服务提供了建议参考。     

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能降低污染排放强度吗?

污染排放强度意指单位GDP的污染物综合排放量,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环境质量的重要衡量指标。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内蕴着沿江城市污染排放强度的降低。本研究基于2006—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DID)方法和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开展计量分析,旨在检验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否能够降低污染排放强度,识别该国家级发展战略的污染减排机制及其作用大小。本研究有如下实证发现:(1)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污染减排的作用评估看,DID的估计结果表明,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有显著的污染减排效应,使污染排放强度大约下降了0.045个百分点。(2)从此国家级发展战略的污染减排传导机制角度考察,DID的实证结果显示,该国家级发展战略的实施通过新型城镇化、结构优化、创新投入和循环生产的机制传导,能够显著促进沿江城市的污染排放强度下降。(3)由不同传导机制的污染减排作用大小分析,SYS-GMM的回归结果说明,新型城镇化的污染减排效果最好、结构优化其次、创新投入和循环生产的负弹性系数较为接近。(4)此外,SYS-GMM的回归结果表明,污染排放强度的累积滞后效应显著,且长江经济带的累积滞后效应明显大于全国与非长江经济带地区。因而,为促进长江经济带的污染排放强度下降以及生态本底增进,确保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政策的制定在省级空间上一致联动与执行强度在时序上连贯的同时,沿长江的城市有必要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和提高循环生产水平。     

“十三五”中国城镇化六大转型与健康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潜在内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是引领"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引擎。本文在对中国城镇化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当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着以人为本不够、城镇化效率不高、绿色发展不够、城镇规模结构不平衡、市场化不足、协调发展不够六大问题。结合"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文章认为"十三五"期间城镇化要实现健康发展,需要推动六大转型:(1)通过采取差别化落户政策和居住证制度并行的市民化二维路径,实现从以地为中心的城镇化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2)通过土地价格市场化、提升人力资本、避免重复投资和过度投资来提高土地、劳动、资本的使用效率,实现从低效利用要素的城镇化转向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城镇化;(3)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实现从"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城镇化转向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城镇化;(4)通过依托城市群这一平台,实现从规模结构不合理、大中小城市不协调的城镇化转向城市群一体化高效发展、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充分发挥的城镇化;(5)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民间资本作用充分发挥的城镇化;(6)通过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实现从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协调、产城脱节转向"四化同步"、产城融合的发展方式。     

农民分化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研究

农地使用权流转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利用细碎化及撂荒的有效途径,对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农户是农地流转中主要的土地供给者,他们的意愿和行为直接影响农地使用权的流转。然而,当前农民已经分化为不同阶层,有其各自的阶层属性与认知,这对农地流转意愿必然会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利用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分析了农民分化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分化特征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而且农民分化特征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就会增加0.634个单位。在反映农民分化程度的两个可观测变量中,职业分化程度和经济分化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进行农地流转的概率就会分别增加21.7%和36.4%。此外,反映其它潜变量的可观测变量中,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对农地产权稳定性的认知、流转地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和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障等变量对农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