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旅游城市化问题的初步探讨——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

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带动 ,城市旅游资源的富集 ,人口、经济的集聚与扩散 ,旅游供需关系的结合 ,旅游者对城市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行为 ,政策的导向 ,旅游业的发展和交通设施的完善等因素 ,导致了旅游城市化现象的产生。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 ,分析了旅游城市化进程中还存在发展思路不明 ,破坏旅游景观和生态环境 ,旅游规划与城市规划、城市发展不相适应 ,人口管理比较混乱 ,用地功能分区不明显 ,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提出了旅游城市化的发展对策     

资源禀赋对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回顾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是其基本动力,工业化、市场化、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等经济增长要素构成了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源泉。但矿产资源作为重要的经济要素,是"福"是"祸"尚且存在着较大争论。基于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和资源型经济转型两大时代背景,本文运用城市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重点研究资源禀赋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矿产资源对我国的人口城市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影响,但资源丰裕度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并不完全相同。对于资源丰裕地区而言,资源是内生的动力因素,既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同时又作为具有稀缺性的商品获得产品收入,由此对本地的产业结构产生根本影响,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而对于非资源型省份来说,资源是外生的,只是作为外购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资源在这些省份并不构成相对独立的驱动力。在此前提下,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出现了明显差异:工业化、市场化、科技力量在资源贫乏省份的作用明显大于在资源丰裕省份中的作用;而资源禀赋和固定资产投资在资源丰裕地区中的作用更大。也就是说,资源禀赋条件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发展动力的内在差异性,同时也使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基于结构视角的中国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异速增长研究

回顾中国最近20年的快速城市化里程,土地资源紧缺和城市化空间需求剧增的矛盾一直尖锐。而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从系统角度看,这仅是城市系统的表象,应从结构层面剖析其内在差异性。本文从区域结构、建设用地结构、城市规模结构等视角,采用异速增长模型,分析了我国2001-2014年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异速增长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从区域结构视角看,近14年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土地城市化始终快于人口城市化,而西部地区则不存在该问题;从建设用地结构角度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和居住用地也不存在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问题,虽工业用地、绿地和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扩张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速,但这体现了城市功能的优化和提升;从城市规模结构角度看,20万以下、500万以上的城市土地城市化慢于人口城市化,而20-50万、50-100万城市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现象明显,100-300万、300-500万的城市则出现了异速增长模式的不同转换。结果证明,中国的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和结构差异,今后新型城镇化方针政策也应因地因城制宜。     

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动态耦合关系

通过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利用中部地区37个资源型城市2005—2014年城市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30个指标数据,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动态变化进行测度,并比较分析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城市化水平、生态环境水平及其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变化。结果表明:(1)2005以来人口城市化对资源型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力减弱,社会城市化的影响力逐渐加大并趋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尽管资源条件对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影响最大,但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对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影响力正变得日益重要。(2)各城市间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较大,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较小。自2005年以来城市化发展综合水平的城际差异无较大改变,但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城际差异正变得日趋缩小。位于山西省的资源型城市城市化综合水平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变动较之其他省份更为显著。(3)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协调类型处于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并以初级协调型为主。2005以来中部地区多数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保持不变,关系恶化的资源型城市主要分布在安徽、江西和湖南,关系更为协调的资源型城市主要位于山西。(4)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显著,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并不明显。再生型和衰退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较高,成熟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较低。(5)城市化滞后仍是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不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     

基于中日比较的人口城市化对耕地影响机制研究

人口城市化是对耕地变动产生复合影响的一个过程.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是城市土地扩张的基本动力;这对耕地形成了占用的直接影响,我国人口城市比对耕地减少的直接影响度约在5%～10%之间.人口城市化对耕地的间接影响通过城市人均用地比农村少,土地利用集约度高,可以间接减少耕地占用;同时农村人口的减少,可以推动村镇合并,整理土地,增加耕地等途径来实现.因此,人口城市化对耕地存在积极的间接影响.人口城市化过程对耕地变动的复合影响结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将取决于一是城市化发展状态,即与工业化发展是否同步;二是村镇合并集中是否及时到位.为此,文章对中日人口城市化对耕地影响机制进行了比较.     

湖北“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及其层级结构

城市化的内在协调性是城市（区域乃至国家）综合竞争力、国民生计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体现。基于对城市化概念与内涵的认知--城市化是一个“人口 经济 空间”三维一体的过程,其中人是行为主体,经济是驱动力,空间是载体,构建了城市化综合测度指标,并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2000年以来湖北省12个地级市的城市化层级结构演变过程及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城市化具有如下特征：① 城市化总量时序演变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且存在经济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综合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的变化趋势,但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粗放增长的内在特征;② 整个城市化过程是一个由人口城市化导向型向经济城市化导向型转变的过程;③ 城市化相关系数的时序演变与人口城市化集聚程度>空间城市化集聚程度>经济城市化集聚程度的演变趋势密切相关,表明综合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地域协调性最高,而与经济的最低;④ 城市化等级体系空间结构及其时序演变具有首位度城市层级结构、城市层级结构动态演变,以及城市化地域协调性不强等特征;最后就城市化的协调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为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及湖北省今后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义乌市流动人口对区域土地利用格局的影响研究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的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流动人口特别是流入人口持续、大规模增长对城市资源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急需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以城市综合竞争力居浙江省县级市首位的义乌市为例,利用遥感技术提取了该市2007年的土地利用信息,在GIS空间统计分析功能支持下,综合分析了义乌市社会经济发展、流入人口变化特征,重点讨论了净流入人口持续增长对区域土地资源利用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2001-2007年,义乌市总人口增加了近68万人,其中流入人口增加了63万人;建设用地从51.33km2增加到140.36km2;耕地面积减少了126.55km2.     

对现代城市(镇)化发育的再认识

城市化是一个人类社会活动及生产要素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转移的过程。其结果,现代城市最终成为了人类社会的生活、生产、消费和污染集聚之地。因此,人口和经济的集聚状态成为衡量现代城市化的两项基本指标。11个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往往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更为重要的是,第二产业发展在国家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存在着由强变弱的趋势;与之相比,第三产业发展对人口城市化发育的影响则要强烈的多。     

城市化趋向与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城市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进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城市化有阶段性，集聚扩散性、不平衡性和与工业化的互动性等基本规律，表现为同步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模式，呈现多元化、集群化、国际化、网络化、生态化和逆城市化趋势。根据这些基本理论和现实情况，作者提出了加快中国城市化，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六项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界定的初步探索

纵观我国城市化发展历程,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城市化快速扩张过程中带来的资源与生态环境压力。阐述了城市化发展的国内外背景,认为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资源、水资源、环境容量等是影响城镇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构成了制约城市发展的综合性支撑体系。对我国城市化道路健康发展的基本策略进行了阐述。在对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人均GDP增长和各地区城市发展条件与潜力,通过综合指标分析,对我国不同类型区的城市化发展速度进行了初步界定及趋势分析。     

“土地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转变——一个分析框架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将人口变量引入城市用地扩张的理论模型中,以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为核心,剖析了人口增长与用地扩张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发展中,受发展竞争驱动,地方政府将城市中决定用地规模的经济活动人口和享有公共物品的户籍人口割裂开来:一方面,尽可能多的扩张城市用地面积以容纳更多的经济活动人口、攫取地租收益;另一方面,在级差地租分配中,拒绝让非户籍移民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分享城市增长中的级差地租收益,从而降低城市化发展的成本。地方政府在享有外来人口集聚带来的级差地租收益的同时却不必承担相应的公共物品成本,这种成本收益计算中的扭曲进而导致了城市增长中的用地过度扩张、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的问题。有鉴于此,在城市化相关改革政策中,应当引入人地统筹的调控思路,将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与人口市民化问题相挂钩,有助于实现城市增长中的人地关系协调,抑制过度"土地城市化"并合理推进"人口城市化"。     

上海人口变化与资源环境效应分析

作为特大型城市,上海2008年常住人口总量已达1 888万,城市化水平也以87%高居全国首位.通过分析上海1978-2008年30年来人口变化特征及其资源环境效应表明,伴随着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和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2008年上海居民生活电耗和水耗分别是1978年的17倍和5倍,占资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也逐年快速攀升;生活废水排放量已取代工业废水成为最大贡献源,占废水排放总量的比例高达80%;生活废气排放总量相对稳定.针对上海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人口难题,从依据人口发展规律调整城市发展战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切实加大环保投入力度促进治污防污,进一步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和企业环保责任等几个方面提出了破解这一难题的对策与建议.     

江苏省城市化战略调整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一直处于全国城市化发展的前列,对全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发挥了积极的示范作用。近些年来,江苏省城市化发展在空间格局及动力机制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表现为：大中城市成为城市化人口的主要集聚区,城市化的区域差异不断缩小,城市化发展动力也日趋多元化。同时,江苏省城市化仍然面临着区域差异显著、集聚效应不强、公共服务能力不高、资源环境压力较大等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江苏省城市化战略将会发生适应性的调整。指出以城市土地空间扩张及城市数量增加为主的城市化道路已经基本不适应江苏省新时期新战略的要求,进而提出了今后一段时间全省城市化战略重点的调整方向,即质量提升战略、统筹协调战略及空间优化战略     

城市化与北京增温的协整分析

城市增温现象和城市热岛效应对人居环境的影响日益显著，而城市化是否是城市增温现象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为此。利用协整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研究城市化对城市增温现象的影响。协整分析是近年来计量经济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能够揭示变量之间存在着的长期均衡变动关系。分析发现，城市化因子与城市气候因子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长期看北京市的年平均最低温度与人口密度基本上处于同步增长状态；短期内城市气温的变动受人口和城市化因素的影响较大。为此可知，北京市70年代以来，城市气温的升高基本上与城市化的发展相一致。二者具有长期协同变动的均衡关系。这些发现对我们制定减缓城市热岛效应的城市规划以及合理人口规模的城市发展战略都有很大的帮助。     

中日韩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变化比较研究

城市化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是一种强烈的地表人类活动过程,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给资源环境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城市化过程的直接表现是乡村人口进入城市,用人口城市化表征城市化水平。中日韩是亚洲和东北亚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三个核心国家。以中日韩三国为例,基于面板数据模型框架,对比分析1950-2012年三国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和过程,采用线性回归方法定量研究三国城市化进程与资源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中日韩三国城市化进程存在较大差异,城市化起点不同、发展速度不同、所处阶段不同。中国城市化起步分别比日韩晚80年、20年。中日韩三国城市化水平的发展趋势均呈快速增长,日韩两国在二战后城市化水平的增长速度均远超中国。目前日韩两国均已处于城市化后期,并已经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经济体,两国城市化率分别为91.73%,83.47%;而中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中期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城市化率为51.78%。中日韩三国城市化进程与资源环境变化有着密切关系。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与土地资源、水资源呈显著负相关,与能源使用量呈显著正相关。中日韩三国城市化率每提高1%,人均耕地面积分别减少24 m2,10 m2,9 m2,人均水资源量分别减少64 m3,43 m3,21 m3,人均能源消费量分别增加42 kg,76 kg,111 kg。借鉴日韩经验,建议中国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环境监管,控制废弃物排放,建设生态城市,实现城市化快速发展、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共赢。     

三峡工程建设前后库区城镇发展与环境变化

利用卫星遥感监测,分析三峡工程建设前后库区城镇发展类型、时空过程,揭示库区城镇变化的驱动力,探索了城镇扩展与人口城镇化关系,研究城镇环境变化特征。三峡库区城镇规模发展不均衡,库尾城市规模庞大,库中、东部区县级城市规模较小,而乡镇的比例占城镇面积24%;在过去15 a中,建城区规模扩大172%,高于全国省会城市发展水平72%;三峡库区城镇规模扩大的同时,东西城镇规模差距逐步缩小,三峡工程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城镇发展以侵占了优质耕地资源为代价,耕地占城镇变化83%;城镇用地变化与人口城市化发展不平衡,城镇空间发展快于人口城镇化过程,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不及全国省会城市平均水平,在2007年城市化率低于全国水平13%,差距进一步扩大;城市空间结构发展模式受地形和土地资源的限制,城市分维数和坡度分别增加12%和104°,城市向潜山区扩展或搬迁的同时,城市空间的完整性下降     

城市化:人口增长约束及其政策启示

城市化过程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显著相关。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重要时期,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既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我国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明显低于农村人口,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这一事实做出四个推论,对我国人口数量及城乡结构变化的可能情景进行了分析。约束我国人口增长的因素可简化为生育政策效应和城市化效应二部分,前者可视为外部约束,后者可视为内部约束(即家庭主动节育)。参照城市化过程、人口增长变化与我国具有共同趋势的17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用类比方法估算出1972-2012年期间我国约束人口增长的城市化效应和计划生育政策效应。结果表明,前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4.57‰下降到10.0‰-12.0‰,后者则进一步使增长率下降到4.87‰,并减少出生人口3.44亿-4.14亿人。可分三个阶段来分析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效果,政策效应时期(1972-1980),政策效应为主、城市化效应为辅时期(1980-1995),政策效应与城市化效应并重时期(1995-2012)。40年来政策效应由强变弱,城市化效应由弱变强。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为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需要继续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为避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需要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非常及时和必要,但需要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逐步减弱政策约束,增强内部约束,充分发挥城市化的效应。在各地区、各民族实行统一的生育政策,把约束人口增长的机制由政策强制变为家庭主动意愿,创造更加公平、合理和人性化的制度环境和平台,有序推进城市化过程。     

用科学的发展观引领中国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乡二元体制将会给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带来巨大的挑战；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圈在今后中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低城市化率引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深层次矛盾。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已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加快我强的城市化进程必须抛弃传统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用科学的发展观加以引领。城市发展甍兼顾中国冒情，坚持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之路；要统筹处理经济增长、人口增长、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城市发展与人口安全

本文在分析了城市发展与人口安全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城市发展的主要阶段,在相关研究人员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城市发展的阶段特征进行了汇总分析,指出了我国城市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城市发展模式粗放,发展形式单一;城镇化率内涵不足,质量不高,城市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不匹配;城市发展"大跃进"现象突出,较少关注民生等问题。以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情况为基础,分析了我国人口安全的方面存在的问题,认为人口安全应该关注于:一定时期内人口要素之间以及与人口要素相关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相互协调,以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以及确保国家的整体安全。构建了城市发展与人口安全互动模型,同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战略基础与主要思路。     

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关系的计量分析

在界定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和功效函数法测度了江苏省1985～2008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并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探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动态关系和相互作用。研究表明：（1）1985年以来,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城市化水平总体上逐步提高;（2）城市化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均为一阶单整序列;（3）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短期内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但长期内其有利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且长期的响应作用程度更显著、更稳定;（4）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对来自城市化的冲击响应强烈,城市化的冲击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解释水平达到了5844%,而城市化对来自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响应较弱,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对城市化的解释水平较低。因此,应采取长期而非短期的策略,有序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强土地利用监督管理,提高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升土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