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县域土地经济效益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以土地投入和土地产出耦合协调度表征土地经济效益,采用空间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分析浙江省县域土地经济效益空间格局演变,揭示其演化机理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2005~2014年浙江省各县(市)土地经济效益均提高,但空间自相关性降低;土地经济效益县域间差异扩大,空间分布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东-西方向上;空间分异朝多峰值演化,高值区面积缩减,低值区面积扩张;浙江省土地经济效益主要驱动因素是建成区比重、非农业就业人口、地形起伏度和第三产业比重。分析表明,为提升浙江省土地经济效益,应促进城镇化发展中土地和人口、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提高建成区经济要素投入,提升第三产业比重。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差异及其驱动因素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规模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剧增。受经济、社会等诸多驱动因素影响,各地建设用地扩张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有助于理清建设用地扩张的机理,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将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因素分为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两个方面,采用基尼系数及基于半对数回归方程的Shapley值分解方法,考察了2006—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差异及其驱动因素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1)2006—2015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差异比较明显,衡量差异程度的基尼系数先升后降,最后稳定于0.3左右;(2)财政赤字率、经济政策执行力、经济增长、人口城镇化等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正向驱动作用,产业结构调整、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等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负向驱动作用;(3)经济增长、财政赤字率、经济政策执行力等三个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区域差异的贡献最大;(4)影响我国东、中、西三个区域建设用地扩张的主导因素不尽相同。为此,应从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拓宽政府融资渠道、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等多方面入手,破解城市建设用地过度扩张的困局。     

论企业环境管理自组织发展的新视角

企业环境保护机制要真正内生于企业,需要依靠企业环境管理自组织的创建.企业环境管理自组织的创建需要内外因素的强力驱动,外部驱动因素除了政府管制外,还有诸如外部市场风险管理,各类投资者、消费者和积极环境主义者,保有和吸引优秀雇员等外在驱动因素;而内部驱动因素则主要包括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内涵的企业文化、互动有序的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以及技术进步与创新的企业创新机制等.目前,发达国家一些高绩效企业已实施了一系列自组织环境管理的实践,取得了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要积极培育企业环境管理自组织的创建及发展,有必要实施一系列策略,以充分发挥内外驱动因素的强大驱动作用.该策略具体包括有:一是要积极创新管制制度及工具,特别是要重视信息工具的利用;二是要积极塑造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构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三是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环境管理制度(EMSs),广泛应用国际环境管理标准体系(ISO14000);四是要加大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与开发力度,增强企业技术进步与创新对自组织环境管理创建的驱动作用.     

湖北省土地利用变化格局的区域分异研究

采用遥感、GIS一体化技术,利用1989~1990年和1999~2000年获取的LANDSAT卫星影像,对湖北省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分异特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对土地利用格局起主要控制性作用;城市化与工业化、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国家有关土地利用政策对土地利用变化格局的形成起进一步调控作用。分区而言,鄂西、鄂东北、鄂东南等山区是耕地、林地与草地相互转换区;武汉、鄂州、黄石等沿江城郊区和从宜昌到沙市区沿江带是城镇扩张区;荆州、汉江下游和鄂北岗地丘陵是水域缩减区;江汉平原区是水域扩张区。另外,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有关耕地政策的出台是耕地、林地与草地相互转换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中心城市对周围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和沿江区域特殊的交通优势是城镇扩张区的主要驱动因素;经济利益的驱动是水域扩张区的主要驱动因素;耕地政策是水域缩减区的主要驱动因素。     

基于DEMATEL的区域洪涝灾害恢复力影响因素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巢湖流域为例

影响洪涝灾害恢复力的因素众多且相互关联,识别和区分这些影响因素,找到因素间互相影响程度和因果关系,对于明确洪涝灾害恢复力关键因素,快速找到需要改善的因素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灾害恢复力的内涵,从自然维、社会维、经济维、技术维、管理维5个维度构建区域洪涝灾害恢复力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应用DEMATEL方法分析区域洪涝灾害恢复力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以巢湖流域为例凝练出适合该区域的洪涝灾害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表明,一级指标中自然维、经济维对其他因素影响最为显著,二级指标中政府财政支撑能力、土地因子、地形因子对其他影响因素的影响最大;而一级指标中经济维和社会维与其他因素关系最为密切,二级指标中政府财政支撑能力、区域经济实力、土地因子处于核心的位置。从整体影响输出上看,一级指标中原因因素共有2个,分别为自然维、经济维,且以经济维为最,二级指标中原因因素有11个,涉及五个维度,包括所有自然维中因素,并以地形因子、政府财政支撑能力、灾害政策法规为重。一级指标中结果因素有3个,分别为管理维、技术维、社会维;二级指标中共有12个,以管理维中的因素为主,相比于原因因素,通过改善结果因素可以更直接的提高区域洪涝灾害恢复力的水平。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的新路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法律解读

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变迁具有阶段性、政治性和内生性等特点,这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特有的现象,也为今后的农村土地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尽管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曾对农村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保障作用,但该制度已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不相适应,其立法偏于公平和稳定价值,忽视了对土地利用效率价值,主要体现为:承包经营权期限较短,抵押权和继承权无法实现,土地自由流转的法律限制性规定较多.解决这些问题,应根据<决定>精神和原则,以建立农村基本社会生活保障为前提,坚定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承包经营权不动摇为原则,通过完善和修改现行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流转机制,加强对流转市场的监督和管理,依法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法有序流转,最大程度地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区域品牌发展对资源禀赋的敏感性研究

区域品牌已成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对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资源配置体系的内生视角,在对区域品牌发展的驱动机制进行探讨和构建的基础上,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区域资源禀赋对区域品牌发展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边界,以及制度因素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以期通过探索资源禀赋、制度因素与区域品牌发展的关系,揭示以资源禀赋为逻辑起点的区域品牌发展驱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在主效应方面,区域品牌内的品牌声誉、金融支持、技术投入三个资源因素对区域品牌发展均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作用边界方面,公共营销在品牌声誉与区域品牌发展的关系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品牌声誉对区域品牌发展的贡献随着公共营销能力的提升而增加;市场维护变量在金融支持与区域品牌发展关系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区域市场维护力度越强,金融支持对区域品牌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并且,两项制度因素均能够显著正向调节技术投入和区域品牌发展的关系,即制度因素与区域品牌发展对技术投入的敏感性具有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的实践启示在于,区域品牌发展的核心驱动要素为区域资源的禀赋状态,区域内的企业、地方政府等利益相关主体应从树立品牌声誉、加强金融支持、提升创新技术投入三个方面来提升区域品牌的成长动力。在推动区域品牌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应锁定在建构主打产品的公共营销体系和维护产品市场交易秩序两个方面,继而为区域品牌成长提供政策环境和必要条件。     

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因素及其驱动路径

科学把握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是解决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问题的关键,而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因素则是其动力机制的主要内容。为此,该研究首先采用扎根理论提取了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动力因素,构建了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模型;随后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重点探究了城乡融合发展关键动力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从而探明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驱动路径。研究发现：(1)“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这一复杂系统主要包含13个关键动力因素,且可进一步被归纳为内生动力、外生动力、基础动力、协同动力和环境动力5大类。(2)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系统是一个包含5层动力因素的多级递阶结构。(3)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驱动路径为“基础动力→外生动力→内生动力→城乡融合发展”,基于关键动力因素内涵分析的具体对应范畴为“战略发展环境→人才引进及培养→科技化和信息化→公共财政制度优化→城乡要素市场化程度→城乡融合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充分发挥市场在城乡资源要素配置方面的功能、持续转化政府经济职能、借力新型信息技术赋能城乡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加强城乡协同合作充分释放协同治理效能、因区施策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强化顶层设计等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相...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土地开发度时空差异及其驱动因素

土地开发度（LDD）是衡量区域人类活动对土地开发利用的程度。分析土地开发度的时空差异和驱动机制能更加深刻的认识人类活动与区域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为研制区域差别化的土地管控政策提供依据。通过分析全国345个城市2009~2015年土地开发度的时空差异,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探测其驱动因素及其空间差异。研究表明：（1）全国土地开发度从2009年的4.1%持续增加到2015年的4.47%,并在东、中、西3个区域上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2）345个城市的土地开发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土地开发度高的城市主要在城市群集聚,并在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区域表现较快增长。（3）全国土地开发度由投资驱动和人口驱动为主转变为产业驱动和人口驱动为主,东、中、西3个区域土地开发度的主导驱动因素有所差异。     

组态视角下协同创新驱动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的路径选择北大核心CSCDCSSCI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协同技术创新是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在理论层面从环境、投入、产出和互动四个维度构建协同创新影响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整合性框架后,以中国284个城市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协同创新驱动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的多元实现路径。研究表明:①单个协同创新条件的一致性水平位于0.4928~0.8388范围内,表明单个条件均不构成影响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必要条件。②条件组合的充分性分析显示,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协作互动条件“多重并发",形成协同创新驱动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的4种路径,具体归纳为投入主导型、区域互动支撑下的资本赋能型及环境和投入连接下的主体互动转化型3种差异化模式。③条件因素的普适性和替代性分析显示,经济软环境、人力资本投入和物质资本投入是影响高水平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最具有普遍性的因素,成果市场化和区域互动之间存在替代关系。④囿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稟赋,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协同创新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驱动路径呈现出显著异质性特征。地方政府应根据自身发展特点和资源禀赋,从组态视角着力于多重协同创新条件的适配以“因地制宜"地制定城市土地绿色高效利用政策和措施。     

虚拟耕地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作用机理及贡献份额研

虚拟耕地资源被广泛认为是缓解国内耕地资源压力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之一。在论证虚拟耕地资源贸易对农业经济增长作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计算1996~2018年中国主要农产品虚拟耕地资源贸易量,并对虚拟耕地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进行实证分析,为调整对外贸易战略及优化耕地资源策略提供参考。结果表明：虚拟耕地资源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耕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主要农产品贸易的巨大逆差决定了中国是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大国,其中,油料是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量最大的品种;虚拟耕地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26%,观点得到了佐证。同时,还提出了要试点实施虚拟耕地资源,全力以赴做好贸易政策调整战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倒逼主要农产品进行结构调整;努力构建虚拟耕地资源管理新模式,推动农业“走出去”与市场多元化结合等政策建议。     

农村市场化对农户耕地流转的影响——以沪苏皖农户调查为例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农村市场化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关系越发紧密。为揭示农村市场化对农户耕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围绕农产品销售市场和土地流转市场两方面,运用农户调查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耕地流转费用和农产品销售价值的高低决定着农户土地预期及农业效益的实现程度,对耕地流转概率和流转面积产生了显著影响。同一要素对流入和流出的推拉作用往往是相反的。农户特征、耕地资源和地区差异等要素对耕地流转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与流转动因相一致。由于目前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尚不健全,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推进规模经营,规范土地流转,有助于改善农户福利,优化农业土地利用结构     

基于SD模型的三峡库区快速城镇化地区耕地利用模拟研究

对引起耕地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有利于解决当下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与耕地资源的矛盾。基于对耕地变化相关因素的线性分析,提出改进基于时间序列对耕地变化驱动力静态研究的模式,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从动态的耕地变化仿真模拟过程中对长寿区耕地变化趋势进行预测研究,为快速城镇化地区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提供借鉴。结果表明：（1）长寿区耕地面积25 a间共减少 9 535 hm2,在数量上总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2）长寿区耕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与城市发展、农业结构调整与科技进步密切相关;（3）利用SD模型在不同情景设定下的模拟发现,区内城镇化率对耕地面积的影响＞GDP对耕地面积的影响＞人口增长对耕地面积的影响;（4）耕地利用变化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下的差异较大,而GDP和城镇化率的缓速增长发展模式最为理想,对区内耕地资源保护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由此可以得出,为减轻未来长寿区耕地保护工作压力,必须转变以牺牲耕地作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集约节约用地、积极开展农村建设用地复垦等工作来协调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 耕地变化;驱动力;耕地非农化;系统动力学;城镇化;三峡库区     

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关系到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运用逐步回归和通径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湖北省1990年至2008年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的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研究表明,耕地利用集约度总体上稳中有升;农产品价格、耕地质量和财政支农是影响耕地利用集约度的主要因素;农产品价格、耕地质量和财政支农政策既是影响耕地利用集约度的直接原因,又是其他因素对耕地利用集约度影响的间接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耕地利用行为表现出市场化的趋势。因此,应稳定并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保障土地整理实施的质量,改善耕地质量,并加大政策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从而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和耕地利用集约度、提升农民收入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高度城市化区域土地利用结构演化与驱动因素分析——以苏州市为例

分析高度城市化区域土地利用结构演化以及驱动因素,可为优化区域未来的土地利用结构、促进土地资源的保护和高效利用提供科学依据。采用1998～2008年苏州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运用土地利用数量变化、程度变化和空间变化等指标测算模型分析土地利用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998～2008年,苏州市耕地面积显著减少,农业结构调整明显;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面积急剧增加,与耕地减少呈显著负相关;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逐年提升;苏州全域耕地、园地、城市用地相对变化率最大的均为昆山市,建制镇和独立工矿用地相对变化率最大的分别是张家港市和吴江市;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土地利用结构演化的人文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驱动因素主要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走集约型城市化道路,实现“效率型”土地利用模式,注重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相结合是今后土地利用努力的方向     

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综合运用DEA模型、ESDA统计指数及Tobit线性回归模型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进行了初步地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12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存在显著区域差异,且技术效率高于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2)全局上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现出正的空间自相关,效率高(低)的城市相互空间邻接;局部上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L-L类型主要集中在川西高原区,空间分布形态较平稳,而效率H-H类型主要分布在上海及苏南地区,并逐渐向绍杭、皖江地区演化,从"一字形"转向"Z字形"分布;(3)城镇化、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科技水平及土地市场化是研究期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格局时空演变主要驱动力。     

长三角城市群建设用地扩张地区差异的驱动因素解释——基于回归方程的Shapley值分解方法

工业化、城镇化所带来的建设用地过度扩张已成为土地资源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基于半对数回归方程的Shapley值分解方法考察了2006~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因素及其对地区差异的贡献率。研究表明:(1)耕地保留量、产业结构调整、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生态压力等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负向驱动作用,经济发展速度、人口城镇化速度、政府财政赤字、政府政策执行力等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正向驱动作用,但耕地保有量、生态压力两个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影响不显著;(2)政府财政赤字、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政府政策执行力等3个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地区差异的贡献率最大。为此,应从资源约束、生态压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实施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土地效率等多方面入手以破解建设用地过度扩张的困局。     

Application of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in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n China

To analyze current policies on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in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by examining the connotation,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construction on the market mechanism, benefits driving forces, and expected benefit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economic incentives and fairness have been neglected in previous policies on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Moreover, the introduction of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can not only eliminate the imbalance of interests, but also enhance the incentives for farmers and developers. In addition, i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fiscal expenditure of the gover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