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偿意愿在确定生态补偿标准上下限中的作用

受偿意愿（WTA）是制定生态补偿标准的常用依据之一,能否正确使用WTA对于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具有重要影响.本文梳理了国内近12a的相关文献,发现在WTA应作为生态补偿标准的上限还是下限问题上尚无定论,尽管大多数研究将WTA作为补偿标准下限,但背后的逻辑并不严谨.本文认为生态补偿标准制定过程可视为受偿方和支付方的讨价还价过程,因此WTA实际上是受偿方的出价,应作为补偿标准上限.另外,本文从WTA、支付意愿（WTP）是区间的角度进行分析,判断补偿标准可取的范围,发现当调查得到的WTA大于WTP时,仍存在谈成的可能性;当调查得到的WTA小于WTP时,实际达成空间大于表面达成空间,决策者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运用Spike模型分析CVM中零响应对价值评估的影响——以南京市居民对长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为例

条件价值法调查中会有相当比例的受访者不愿意支付费用,对这部分群体如果处理不当会影响到价值评估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以南京市居民对长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为例,采用双边界两分式问卷调查获取1 403份有效样本。分析了忽略零响应问题的传统模型所造成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估算偏差,并采用Spike模型对WTP估算进行了校正。结果显示:若直接删除零响应样本,中位数WTP在359~396元/(户·a)之间;而将零响应的实际支付用接近零的正数进行替代,得到的中位数WTP在154~208元/(户·a)之间。根据Spike模型,将真实零响应样本纳入分析后,得到的WTP估算结果在259~288元/(户·a) 之间。表明直接删除零响应会明显高估WTP,而用零或接近零的正数替代零响应又会低估WTP。未来5 a内长江南京段的生态补偿总价值至少为24.4×10⁸元。将决策过程划分为"加入决策"和"支付决策"两个阶段后,论文还发现,"加入决策"和"支付决策"是两种不同的机制,二者在影响因素上存在差异。此外,不同收入家庭的WTP存在明显异质性。     

环境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WTA/WTP不对称

支付意愿(WTP)和受偿意愿(WTA)是条件价值法(CVM)研究中环境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两类不同表征尺度,对同一环境物品的WTP和WTA往往存在显著不对称性.以上海某城市河流生态系统服务评价为例,基于CVM研究方法,对WTP和WTA进行了对比分析和探讨.研究表明:(1)WTP和WTA的不对称性在案例研究中得到反映,WTA/WTP的平均值比值为7.02,中点值比值为6.18,两个比例与国际已有研究的一般范围较为接近;(2)WTA不受收入等变量约束,但受学历、家庭人口等变量的影响,尤其与WTP呈显著正向关联,显示WTA作为环境资源价值的表征尺度亦可能具有一定有效性;(3)WTA/WTP不对称的主要决定因素为收入和学历.WTA/WTP不对称的一个重要环境管理学含义在于,破坏或污染相同质量或数量的环境资源所引起的福利损失,将远大于保护和改善环境资源所引起的福利改进,而不是两者相等.     

草海湿地生态系统非使用价值评估

湿地资源的总价值,由使用价值(use value)和非使用价值(non-use value)构成,其中非使用价值通常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科学合理的评估湿地非使用价值有利于促进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该文采用条件价值法,通过对贵州威宁草海自然保护区周边居民的支付意愿调查,定量评估草海湿地生态系统的非使用价值。该研究于2012年5月在保护区周边发放240份调查问卷,收回208份有效问卷。得出草海湿地人均支付意愿值(WTP)为85.08元/a,非使用价值的评估总值为9 103.56万元/a。在各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分析中得知,文化程度、工作、月收入是影响支付意愿和WTP值的主要因素;性别、年龄对支付意愿和WTP值的影响很小。     

三峡生态屏障区农户退耕受偿意愿的调查分析

运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对三峡生态屏障区内农户退耕还林的受偿意愿进行了调查.分析表明,退耕还林的生态效益受到普遍认可,但其可持续性令人担忧.1355份有效问卷中,愿意接受补偿的占74%,对未来生计的预期与土地相关性低的农户更愿意退耕.受偿意愿的形成具有明显的社会异质性和区域差异性.受访者性别、耕地面积、家庭年收入、帮扶形式、是否移民对受偿意愿值具有显著影响.屏障区平均补偿意愿为1014元/(亩×a).万州、秭归、渝北的受偿意愿值高于平均水平.建立基于区域的生态补偿标准和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方式,可以弥补目前均一型生态补偿标准和方式的不足,促进退耕还林工程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三江平原保护区社区居民对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贡献意愿

为了解社区对维持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贡献意愿,研究选取三江平原5个湿地自然保护区及其社区,依据条件价值评估法设计双边界二分式问卷,进行实地走访调查,从居民社会经济背景等方面探讨影响贡献意愿的因素、居民支付意愿（WTP）和劳动意愿（WTW）的差异。结果表明：1）居民对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劳动意愿（73.57%）高于支付意愿（55.65%）,居民的抗议支付率随WTP和WTW投标值增加呈上升趋势,人均WTP为387.25±7.08元/a,WTW为31.40±0.39 h/月;2）月收入水平较高及对支付金钱有较高接受程度的受访居民,其WTP相对较高;加入环保类协会、对付出劳动的接受程度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及男性的受访居民,则有较高的WTW;3）49.46%的居民愿意同时贡献金钱与劳动,远高于其他贡献意愿类型。建议在保护区的资源保护与管理实践中鼓励社区参与,充分发挥社区居民乐于提供志愿服务时间的贡献意愿。     

胶州湾围填海生态损害评估——支付卡和单边界二分法的比较

基于意愿调查法,同时使用支付卡式和单边界二分法式诱导技术,调查人们对于胶州湾围填海生态环境损害进行恢复的支付意愿,推断围填海的年生态损害值及单位围填海的生态成本。结果表明,使用单边界二分法时,人们平均每年愿意为围填海生态损害进行恢复支付591.29元,胶州湾围填海生态损害总价值为19.76亿元/a,单位围填海的生态成本为10.2元/(m2·a);使用支付卡式时,平均每年愿意支付247.53元,胶州湾围填海生态损害总价值为8.22亿元/a,单位围填海的生态成本为4.25元/(m2·a);采用两种方式所得结果作为生态损失值区间,可以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性。该研究结论可为围填海工程的成本效益分析以及生态补偿提供参考。     

基于不同利益相关方认知的水源地生态补偿探讨——以上海市水源地和用水区居民问卷调查为例

采用实地问卷调查和条件价值法评估上海市饮用水源保护的利益相关方认知,探讨黄浦江上游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水源保护相关政策认知比例普遍较低,水源地部分居民福利受到一定影响,对政府补偿政策的期望较为一致,用水区多数居民愿意分担部分水源保护的责任和义务;水源地WTA和用水区WTP分别为1526元/(月•户)和306元/(月•户),相应未来5年的总受偿意愿和总支付意愿为759.48×10⁸元和465.08×10⁸元;生态补偿方案的合理设计以及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良好沟通是解决水源地环境冲突的关键。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及价值评估——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

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采用条件价值法,通过调查居民对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支付意愿,研究了温江区城市生态系统维护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并通过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受访者对保护城市生态系统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支付意愿较高;在温江区受访者的年平均支付意愿为82.1元,得到维护温江区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年均价值为331.6万元;在成都市受访者的平年均支付意愿为75.9元,得到温江区城市生态系统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年均价值为9.1895亿元.影响受访者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有受访者的居住地、年收入、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了解程度以及对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态度.     

京津冀区域清洁取暖的支付意愿和影响因素

通过对北京、保定、太原、晋城等城市的农村地区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获取农村居民的清洁取暖支付意愿情况,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对居民清洁取暖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80%以上的受访者对清洁取暖补贴政策有所了解,但有32.8%的受访者对现行补贴标准表示不满,受访者清洁取暖支付意愿平均为2926元/采暖季,其中北京、保定、太原、晋城受访者的清洁取暖支付意愿分别为3581,2787,2772, 3000元/采暖季;家庭年收入、清洁取暖改造费用、现行补贴标准、煤炭利用对空气质量影响程度及清洁取暖效果等均是受访者支付意愿的显著影响因素,而对清洁取暖的能源利用类型、对雾霾事件的关注度及对环保知识的了解程度不存在显著影响.     

我国城镇居民对CO2减排的支付意愿调查研究

运用权变评价法(CVM)调查了我国城镇居民对CO2减排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愿意为到2050年全球CO2减排30%而每年支付132元;减排60%而每年支付216元;减排85%而每年支付264元.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城镇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职业类型、所在城市、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和环境意识,都对CO2减排的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 而且不同的CO2减排成本分配方案对人们的支付意愿也有显著影响.     

基于CVM的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嵊泗马鞍列岛为例

生态补偿标准的核定是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研究的关键,而利益主体的生态补偿意愿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是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和提高补偿效率的重要基础。本文以嵊泗马鞍列岛海洋保护区为例,根据利益相关者分析,确定该生态补偿的主要受偿者为居民,主要补偿者为政府、游客和外来经商人员。在此基础上,根据条件价值评估法,通过对保护区内居民和游客的问卷调查,并结合Logit和Tobit模型对影响居民和游客的生态补偿意愿与水平的关键因素进行识别。结果表明:68.54%的被调查居民具有受偿意愿,平均受偿水平约为248.03元/（人·年）。其受偿意愿主要受年龄、职业等因素影响,而受偿水平主要受年龄、家庭年收入等因素影响。绝大部分游客（97.62%的被调查者）具有支付意愿,平均支付水平约为203.55元/（人·年）。其支付水平主要受家庭年收入、居住地和对生态补偿的了解程度等因素影响。     

基于双边界二分式CVM法对上海池塘养殖环境成本的实证研究

为正确认识池塘养殖的正、负生态服务价值,避免养殖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盲目和短视,促进水产养殖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对上海环淀山湖地区的养殖池塘环境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获得了当地居民对于环境污染的受偿意愿(WTA)水平。利用STATA10.0定量分析池塘养殖环境成本,并用双边界二分式CVM法,估算得到该区域2010年池塘养殖环境成本约为1 982.26万元,约合5 105元/hm~2。研究表明,年龄、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居民的受偿意愿影响显著,但具体影响力方向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政府制定生态补偿政策时应将各相关因素纳入综合考虑。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耕地生态补偿额度测算

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有效协调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矛保盾的经济激励措施。其中,生态补偿额度的确定是补偿机制构建的核心和难点。论文以武汉市民的调查为实例,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应用选择实验法模拟和构建耕地生态补偿政策及其交易市场,测算出武汉市民对不同耕地保护属性水平的偏好及不同组合方案的福利水平价值变化差异,从而间接得出市民对耕地资源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及额度。研究结果表明:对保护耕地资源而言,市民更关注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属性,并愿意为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的改善每年支付154元;众多属性组合中,市民愿意支付的最佳组合为方案7,即耕地面积属性保持不变、耕地质量与肥力属性改善、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属性改善的组合方案,其支付意愿为每年247元。不同组合方案的福利水平价值差异化,为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中确定具有一定弹性的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了参考依据。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以四川温江为例

对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全面认知是实现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论文以四川温江为例,首先,基于选择实验法,构建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属性指标和设置属性水平,了解温江居民对不同状态水平的选择偏好;然后,采用Mixed Logit模型对居民城市生态系统服务效用函数进行拟合,探讨生态系统服务各属性隐含价格和居民补偿剩余;最后,对温江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温江居民对于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偏好由高到低分别为城市小气候、水环境、空气质量、城市噪声污染和休闲娱乐文化。2）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属性指标隐含价格分别为：为了在5 a内实现温江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各指标预设目标,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率每提高1%,当地居民支付意愿为399.45元/(人·a);河流综合污染指数每下降1%,当地居民支付意愿为564.03元/(人·a);一类地区环境噪声比每降低1%,当地居民支付意愿为295.25元/(人·a);夏季最高温度比每提高1%,当地居民支付意愿为630.81元/(人·a);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比重每提高1%,当地居民支付意愿为219.29元/(人·a)。3）为在5 a内实现目标,温江居民的整体人均意愿支付成本为113.59元/(人·a),据此可以计算得出目前温江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全价值为3 733.08万元/a。     

基于生态足迹的三峡库区重庆段后续发展生态补偿标准量化研究

生态足迹思想被引入我国后,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结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关理论,可以量化生态补偿标准.本文以重庆三峡库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基于"省公顷"的模型改进方法修正模型,计算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得到其空间分异特征,引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构建基于生态足迹的三峡库区后续发展生态补偿标准模型,并计算各个区县的生态补偿标准,与其他大型库区的生态补偿结果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在2010—2016年,重庆三峡库区的平均生态足迹为34586160.120 hm~2,平均生态承载力为6664208.176 hm~2,通过对重庆段的所有区县进行生态安全判断,发现全部都是处于不安全状态,需要进行生态补偿.整体上,生态补偿需补偿约54.92亿元.而人均补偿额度小于100元的有大渡口区、奉节县、石柱县、巫山县、巫溪县、云阳县和忠县7个区县,在100～200元有长寿区、丰都县、开州区和武隆区4个区县,在200～300元的有巴南区和北碚区2个区县,在300～400元的有万州区、江北区、江津区、涪陵区和南岸区5个区县,大于400元的有沙坪坝区、渝中区、渝北区和九龙坡区4个区县.随着经济发展,必定会带来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改变,生态补偿额度也会相应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