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格局及其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基于对城市化概念的认识，通过测算中国各城市的人口、经济和空间城市化率及其增长速度，运用Arcgis93支持下的热点分析方法，考察2000~2008年中国城市单元城市化水平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揭示了中国城市化的空间模式，认为200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热点仍然在东部沿海，主要围绕环渤海和珠三角两大城市化热点城市群，向东北、西北、西南等冷点区中心辐射、梯度推移；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但与经济增长格局有较大偏差，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城市化的拉动作用相对经济增长更为明显；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形成受自然、历史、政策、经济、人口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作用机制主要包含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和市场主导的“自下而上”两种道路，未来政府作用将逐渐弱化，推力的主动力地位将进一步强化     

海西区城市化质量空间演变与影响因素

从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城市化发展效率、环境发展质量、居民生活条件和城乡差距等5方面，遴选了19个影响城市化质量的关键表征指标，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海西区城市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海西区城市化质量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力。研究表明：2005～2014年海西区城市化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大部分城市的城市化质量增长幅度正向加速，但城市间发展速度差距逐渐拉大；2009～2014年各城市间空间相互影响作用较大，呈现较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分化现象，极化中心带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城市化发展效率”、“环境发展质量”是影响推动城市化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大部分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质量”与“城市化发展效率”呈相似发展趋势，“经济社会发展质量”与“环境发展质量”的发展呈相反趋势，较为发达城市受各因子影响弹性较小，中小城市对因子影响较为敏感。     

1990年以来上海“大都市阴影区”的时空演替]——基于县域尺度单元的分析

概述了“大都市阴影区”的演化机制，利用断裂点公式、K means聚类和空间相关性等方法划分了上海的影响圈层与范围，界定了1990~2010年的上海“大都市阴影区”，并对其进行了时空分析。研究表明：(1)“大都市阴影区”的构造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阴影区”和“半阴影区”；(2)“大都市阴影区”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区域，与中心城市、外围地区以及阴影区城市（县、城镇）3者密切相关；(3)上海“大都市阴影区”和“次阴影区”通过20 a的时间演变，在逐渐消减；(4)目前上海“大都市阴影区”主要存在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两翼     

基于ESDA-GWR的浙江县域生产性服务业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全球产业结构“服务经济”形态转向宏观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业重要构成正成为我国经济中低增速“新常态”下城市与区域重构竞合格局、提升位序-规模、参与新国际分工的重要“利器”。以浙江65个县域空间单元为研究对象，基于“定量测度-时空辨识-因素剖析”逻辑脉络，运用数理统计模型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技术，揭示2003~2015年其演变特征、空间效应与影响机理，以期为浙江“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发展背景下统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布局与发展实践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时空格局表现为低水平均质空间向市辖区首位型城市特别是杭州、宁波等“多中心”的非均衡空间极化演进；其次，体系结构符合Zipf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内部六大行业空间集聚呈现以信息服务业为龙头的“三大梯度”层级分异形态；再则，全局空间存在自相关性但溢出效应微弱且渗透不均衡；最后，其地理过程、格局实践表征被验证为是信息技术水平、人力资本丰裕度、市场发育成熟度等多重因子非线性共轭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 生产性服务业；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地理加权回归；时空演变；浙江     

“红三角”地区城镇体系结构分形研究

分形维数是刻画城镇体系结构的有效参数。将“红三角”地区分成韶关、郴州、赣州三个城镇体系，分别测算各个城镇体系的Hausdorff维数、空间关联维数及牛鸦维数比、随机集聚维数。测算结果表明:①赣州、郴州两市的中等位序城市较多，人口分布比较均衡，而韶关市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差异明显，人口分布差异程度较大，韶关市区人口规模大，具有较强的垄断性；②各城镇体系中的城镇有集中到某一地理线上的趋势，具有轴线特征，同时整个地区的交通网络比较完善，整体通达性好，但城镇体系空间关联程度不够紧密；③各城镇体系空间分布呈现集聚性特征。最后对“红三角”地区城镇体系建设提出了发展次级中心城镇、加强区域空间结构轴建设、适当调整行政区划和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     

安徽省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协调性研究

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宏观背景下，对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及时空格局进行分析，能够为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提供较好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实证，选择2005、2010、2015年3个时间节点，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变异系数、协调指数等方法，分析公路交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和协调发展程度。结果表明：（1）安徽省经济发展水平变异系数较大，公路交通变异系数较小，二者区域内部差异明显；（2）安徽省公路交通发展水平逐年提升，在空间上呈现由“Z”型向“V”型转变继而转向“Z”型的分布格局；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升，局部波动，在空间上表征出典型的以合芜马为核心的“核心-边缘”分布特征；（3）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程度整体由协调向失调转变，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上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发展主导类型，以协同型和交通滞后型为主。 关键词： 公路交通；经济发展；时空格局；协调性；安徽省     

南京市“两规”编制成果协调评价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以下简称“两规”）编制成果是指导城市土地利用和管理的重要依据,两者的协调对于“两规”的协调编制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两规”的内在联系,基于“两规”编制成果,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4个方面构建了“两规”编制成果的协调状况综合评价体系,先计算了“两规”规划目标年和基期年的指标计算增长率,再采用协调度模型计算各个指标增长率的协调值,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因子的权重,最后采用指标加权求和法进行综合计算;并进一步通过ArcGIS软件空间叠加分析确定“两规”空间布局的差异。以南京市为例,计算了该市“两规”编制成果协调程度分值和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差异。评价结果表明：南京市“两规”编制成果协调分值为9158,协调类型为中级协调;指标准则层中经济与资源相关因子的协调程度较好,但社会与环境相关因子协调程度有待提高,其主要原因是“两规”土地利用数据率与规划率及基期年存在差异;因此南京市“两规”编制成果在实施和修编中应进一步加强基础数据库与规划年限的统一     

中国工业废水排放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2005~2015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环境统计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SARAR计量模型系统刻画了工业废水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与空间集聚特征，并进一步揭示其驱动因素及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工业废水排放逐年减少，但废水排放总量不断上升，表明中国废水排放主导源已经发生替变；（2）中国工业废水排放量总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省际格局特征，胡焕庸线可看作工业废水排放“热区”与“冷区”的分界线；（3）中国工业废水排放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趋势逐年加强；（4）SARA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城镇化推进、第二产业发展、人口增长依次是中国工业废水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与全国相比，热区的SARAR模型估计结果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但各驱动因素的影响效应略有不同     

基于适宜性分区的规划用地协调性与合理性评估

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简称“两规”）是我国目前主要空间规划，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建设用地的扩张，“两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深。空间适宜性分区的提出，缓解了“两规”矛盾的升级，极大促进了“两规”之间的联系，也为其协调提供基础依据。从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方案评估出发，探索基于空间开发适宜性的规划协调评估方法，并以无锡为例开展实证研究。评估结果分析表明：无锡远景规划在环境敏感地区建设用地增长较快，适宜开发地区增长缓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用地指标不能满足未来用地需求，约束建设用地扩张，不符合无锡现实发展情况     

城市景观生态网络规划的空间模式应用探讨

城市景观生态网络空间模式研究是生态城市和景观规划设计现今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目的在于依据景观生态网络模式的应用建立起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基本框架和技术途径。在探讨城市景观生态系统特征和城市景观生态网络结构的基础上，总结景观生态网络空间模式并重点分析了水景树的空间生态模式、森林 道路 住宅复合网络模式、平原城市农田 灌木丛 河流交叉网络模式、岛屿城市的绿地 道路生态网络模式4种城市景观生态网络典型模式的图示特征及其生态意义。依此为理论指导基础，以都江堰为例，在继承都江堰大地景观格局并结合都江堰市灾后重建需求的前提下，研究都江堰市城市景观生态格局和生态过程，探讨在不同尺度和不同维度上运用4种网络图示进行都江堰城市景观生态网络优化调整的空间模式和对策。(1)依据“水景树图式”优化调整纵向维度景观生态格局；(2)依据“森林 道路 住宅”和“农田 灌木丛 河流”网络调整横向维度景观生态格局；(3)依据岛屿城市的“绿地 道路”景观生态网络调整城市组团景观生态格局.     

开发区的“第三次创业”：从工业园走向新城

开发区是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新产业空间。开发区在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理论界将我国开发区发展阶段总结为“一次创业”和“二次创业”两个阶段，但是目前我国开发区普遍出现了从工业园向新城区转型的趋向。从企业家型城市的理论视角，通过对苏州工业园发展与转型的实证研究，论证开发区建设进入“第三次创业”的新阶段——即从工业园向城市新区的转变。在新一轮转型中，苏州工业园实施了企业家的城市策略，采取了园区再定位、创造新城市空间等企业家城市行动，园区的新城功能和第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同时，研究也发现园区管委会的管治体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促进经济增长管理向社会和城市综合管理转型。该研究将对我国新一轮开发区的转型具有重要启示     

湖北“两圈”区域发展可持续性评价与预测

利用可持续发展指数（SDI）对湖北“两圈”各市州发展现状进行了评价，而后利用9年的人均生物资源生态承载量年平均增长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和足迹承载量比值年平均增长率及2006年相关数据对未来44年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截至2006年底，湖北省有一半以上国土面积的生物资源开采超过当地土地负荷，人均生物资源生态承载量持续下降，资源日益紧张，呈不可持续发展；武汉城市圈2006年生物资源生态足迹超出生物资源生态承载量的32%；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简称：鄂西生态圈）除襄樊、荆州、荆门因人口多，生物资源生态足迹较大等原因导致SDI值较高外，其他市州的SDI值均较低；神农架的SDI最小；武汉城市圈人均生物资源生态承载量呈负增长，人口控制较好，足迹承载量比值增长较快；鄂西生态圈人均生物资源生态承载量呈负增长，增长速率大于武汉城市圈和湖北省，人口控制较差，足迹承载量比值增长较慢；按照现有发展模式，无论是武汉城市圈还是鄂西生态圈，无论其当前发展是可持续性还是不可持续的，未来他们都将进入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因此，对“两圈”进行规划时要根据各自发展现状制定长期、科学的发展规划.     

武汉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的动态模式及其驱动机制

基于遥感和GIS技术获取了武汉城市群3个阶段(1980～1990、1990～2000、2000～2010年)的城镇用地信息，采用景观扩张指数、间隙度指数和相关分形维数分析了该地区城镇用地扩展的基本模式、空间形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主要结论：（1）城镇用地扩展基本模式呈现差异，第一阶段以边缘式和飞地式扩展为主，第二、第三阶段以边缘式扩展为主；（2）城镇用地空间形态处于演化变动中，第一阶段城镇用地扩展遵循“小集聚、大分散”的特点，城镇用地分布呈现“均一化”，第二阶段城镇用地扩展显著趋缓，增长空间相互分离，以中心城市的孤立扩展为主，第三阶段城镇用地扩展呈现“首位式”“集中化”趋势，武汉市中心性显著增强，核心-外围差别显著，局部范围的空间融合初露端倪；（3）城镇用地扩展经历了多点“开花式”均匀扩展期、散点“离心式”缓慢扩展期和集聚“首位式”快速扩展期，这种差别化的城镇用地扩展模式与空间形态演化主要受国内外发展环境、国家发展战略、城市建设方针以及土地管理政策的综合影响     

基于层次分析的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绩效评价

“两型社会”建设是武汉城市圈建设的理性选择，是落实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两型社会”建设绩效评级指标体系，对武汉城市圈2006~2010年“两型社会”建设的绩效进行实证研究，数据分析显示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成效显著，不仅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区域资源利用和环境质量的总体水平也明显提高；但也存在资源节约建设力度不大、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和城市圈内部各城市“两型社会”建设不均衡等问题，需要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快社会发展进度、发挥武汉市向外辐射作用、创新体制机制建设等对策加以完善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城镇体系演化时空特征

基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1986～2007年各市县（区）非农业人口资料，应用位序规模法则、ROXY指数、城市影响力等多种定量方法，结合相应定性分析，系统研究了其城镇体系发展中的规模结构及空间结构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群处于缓慢分散趋势中，中等城市数量的显著增加，非农人口集聚重心从传统大城市逐渐向中小城市转移；上海是区域中心城市，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且影响力远超过本区域范围；以上海为中心，沪宁、沪杭、长江为轴线形成较显著的城市影响力圈层结构，江苏的兴化、高邮地区以及浙江杭州西部、台州等广大地域受大城市的带动作用较弱；〖JP2〗上海-苏州-无锡形成内部联系紧密、层级结构模糊的一体化“城市区域”，既是长三角的“核心区”，也是城镇连绵发展的高级形态；尽管在二线城市中缺乏规模优势，南京与杭州因地理位置发挥了突出的区域带动作用，实际上承担着区域副中心角色；围绕核心区与两个副中心，长三角构筑成“>”型城镇发展主轴     

“十一五”期间贵州省大气污染减排绩效评估

利用环境经济学方法，对贵州省“十一五”大气污染减排的成本和效益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十一五”期间大气污染SO2减排绩效进行评估。结果显示：（1）贵州省“十一五”期间SO2减排政策实施后，大气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尤其是酸雨pH值上升明显，许多城市的酸雨频率已降低到零；（2）“十一五”期间，贵州省SO2的减排成本为228亿元，SO2的减排收益为27亿元，SO2减排效益大于成本，污染减排约束性指标的倒逼、引导、推动作用开始显现，能源利用效率有所提高，经济结构趋于优化和升级；（3）贵州省火力发电的脱硫装置安装率已达90%以上，表明其大气污染SO2的工程减排空间有限，今后要实现贵州省大气污染减排的刚性约束目标，更多的要从结构减排和管理减排的角度进行     

基于熵权的山区公路自然环境影响多目标评价

科学合理地进行公路建设自然环境影响评价是正确处理公路建设和自然环境保护之间关系、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分析了现行公路设计相关规范，提出了适用于公路设计方案比选需求的自然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采用公路路线设计、桥梁设计、隧道设计、防护工程和临时工程5个方面共17个指标进行评价，并在规范和一定数据统计的基础上，给出了各个评价等级的标准。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子系统的权重，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以求同时反映评价分级的主观性和实测数据的客观性。以常吉高速公路为实例，分析结果表明：该公路自然环境影响等级属于“良好”级偏“中”；与实际情况相符，表明评价方法可行     

“三权分置”下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及其效果、效益分析——基于“沙洋模式”的考察

基于湖北省沙洋县农地细碎化治理经验，分析了在“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开展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及其效果、效益。研究结果显示：（1）农民对农地细碎化治理的需求较强，“三权分置”改革可以增强农民的土地获得感和土地调整能力，使他们既作为农地细碎化治理结果的“受益者”，又作为农地细碎化治理过程的“主导者”；（2）借助“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稳定农户的“承包权”，调整细碎耕地的“经营权”，使“承包者”与“经营者”都可以获取合理的产权预期；（3）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在土地调整过程中发挥着协调与整合的重要作用，它们通过如理性计算与长远规划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策略，能够有效提高农地细碎化治理的执行效率。研究发现：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可以实现较好的治理效果，并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助于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建议：伴随农地确权工作进程，当前是实现农地细碎化治理的较好契机。全国其它地区可以结合村庄实际、地方资源与农民需求，选择诸如“经营权”流转、互换等多种适宜的土地调整形式，有效破解农地细碎化困境，进一步提高我国农地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及其空间关联特征

科学测度与分析中国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及其空间关联特征，对于推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借助SBM模型测算2000~2015年中国省际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并运用Kernel密度估计法刻画其动态演进过程。结果发现：中国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东高西低是发展常态，且目前多数省区仍处于非效率水平；核密度曲线显示我国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处于增长态势，随着时间推进呈现由“单峰”到“三峰”再到“双峰”分布的动态演进过程，面临着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最后，构建空间Durbin模型探讨中国省域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各省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一省的旅游业碳排放效率不仅受本省自身特点的影响，还与其邻近省区的发展情况相关联，具体表现为：各省旅游业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显著促进本省及邻近省的旅游业碳排放效率；旅游业产权结构对本省的旅游业碳排放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邻近省的影响不明显；旅游业经济规模和城市化水平对邻近省旅游业碳排放效率产生负外部性；受教育程度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作用不显著。 关键词： 旅游业碳排放效率；SBM模型；Kernel密度估计；空间Durbin模型；中国     

旅游地居民对于“5·12”大地震集体记忆的信息建构特征——以九寨沟旅游地区为例

以九寨沟为案例地,利用CFA结构方程验证集体记忆信息建构特征。研究表明：（1）九寨沟居民关于“5·12”大地震集体记忆的信息建构特征可以从社会交流、媒体宣传、生活场景、事件记载等4个维度进行测量;（2）“广播电视节目”的路径系数最大（1.31）,说明居民主要通过广播电视节目获取自然灾害认识,它是当地居民集体记忆的信息建构主要来源;（3）潜变量中“事件记载”和“生活场景”的相关系数最大（0.93）,“媒体宣传”和“社会交往”的相关系数最低（0.29）,这与当地恶劣的自然生活环境和同质化社会背景下社会管理者意愿有关系;（4）“广播电视节目”的残差（e4）方差较大,说明其信息来源多样且内容丰富,它是集体记忆出现变化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