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背景下晋城市旅游业生态效率评价研究

近年,在城市转型发展趋势影响下,晋城市作为山西重要的资源型城市,加速向旅游型城市转型。在旅游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旅游能耗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为切实解决能源消耗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以低碳概念为背景,引入生态效率模型,对晋城市旅游投入与旅游产出进行了量化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旅游业生态效率的对策建议,以正确认识旅游发展与旅游环境的关系,为后续的旅游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组态视角下制度和资源因素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转型的关键要素。以173个城市为案例,结合制度基础观与资源基础观理论,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和必要条件分析法(NCA)探究了制度环境和资源投入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协调联动关系,剖析了驱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多重并发因果机制和多元路径。结果发现:(1)单一的制度环境或资源投入均无法有效激励城市绿色技术创新,需要二者联动匹配才能促进绿色技术创新。(2)产生高绿色技术创新的组态路径包括5种:媒体关注—外资—人才投入驱动型、环境规制—资源投入驱动型、公众—媒体关注—内资投入驱动型、公众关注—内资—人才投入驱动型和多要素复合驱动型。     

基于投入—产出效率视角的边境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研究——来自云南省的实证分析

从投入—产出效率视角切入,对云南省8个边境旅游目的地投入—产出效率与竞争力水平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云南省各边境旅游目的地投入—产出水平均存在显著差异且规模等级层次明显;各边境旅游目的地投入—产出效率水平同样差异较明显,竞争力水平分化显著,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各占比50%,整体的竞争力水平一般。在此基础上,提出坚持"全域一体化、区域差异化"发展;凸显旅游主题特色,激发旅游创新动能;加强基础供给,优化市场环境;强化政府引导,建立稳定的区域旅游合作机制促进边境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提升路径。     

深圳生态环境保护40年历程及实践经验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40年也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断改革和飞跃的40年。根据特区建立以来环境管理政策与生态环境保护状况变化等，本研究将深圳生态环境保护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①奠基起步、建章立制（1980—1992年）；②局部创新、全面推进（1993—2000年）；③综合调控、转型跨越（2001—2011年）；④系统改革、优化发展（2012年至今）。研究发现，深圳总体上探索出了一个质量引领、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形成了覆盖生态环境保护各个领域、门类齐全、功能完备、措施有力的生态环境政策体系，为中国乃至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有益经验和深圳样本。     

我国将开展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村）示范工作

记者H前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我国将开展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村）示范工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说，发展全国特色景观旅游示范镇（村），有利于保护村镇的自然环境、田园景观、传统文化、民族特色、特色产业等资源；有利于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促进城乡交流，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此项工作重在以旅游为突破口，带动新农村建设。通过政策扶持等手段，重点支持和引导这些地方发展旅游经济，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全国的镇（村）经济规范化发展提供样板。发展全国特色景观旅游示范名镇（村），应坚持保护优先、规划优先；充分挖掘利用原有资源，不搞大拆大建；突出农村特色，实现城乡差别化发展；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保护农民合法开发权和收益权；节地节水节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重管理，重服务，建设安心、安逸、安全的村镇旅游环境。     

京津冀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测度与整合路径研究

以协同学理论为指导,构建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和协同度测量模型,对京津冀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和整合路径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按照协同度的正负、峰值和变化程度可以将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划分为四类;京津冀旅游产业整合路径有外部整合和内部整合,其中外部应注重对法制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和认知环境的整合,内部则需做好旅游企业、旅游产品、旅游市场和旅游营销的整合工作。     

组态视角下减污降碳政策工具对环境规制效率的驱动机制——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fsQCA实证分析

减污降碳是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标志,是实现污染控制和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探究减污降碳政策工具驱动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内在机理,对于推进“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以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为研究对象,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析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政策工具促进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多元路径组合。结果发现：减污降碳政策工具在提升全国环境规制效率方面呈现4种组合模式,且分别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实施效果相匹配,未来将呈现多元政策工具组合协同发力的态势;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在提升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效率中发挥主导作用,中部地区尤为明显;自愿参与型工具则更多依赖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工具发挥政策组合作用,在西部地区发挥效力较弱。不同的环境规制效率驱动效果会带来差异化的政策工具组合,以此为不同地区提供政策建议。     

基于SARIMA模型的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国际需求预测

选取黑龙江省1990-2011年冰雪旅游入境人次的月度时间序列为研究样本，建立SARIMA模型对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国际需求进行分析预测。结果表明，SARIMA（4，1，4）（1，1，1）。模型的拟合度和短期预测效果都较好。通过应用SARIMA模型进行冰雪旅游预测，以期对黑龙江省旅游企业的冰雪旅游国际客源市场开发及政府部门制定冰雪旅游发展战略和政策调整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演进过程及关键路径——以张家界为例

采用综合指标法测度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结合时间序列法量化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并运用案例分析法解析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结果表明：(1)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是以旅游业为驱动载体,以“就地就近”城镇化为基础,在“市场链接、产业融合、行政势能、制度嵌入、规划引导、资金支持”等外部因素干预下,乡村基于自身基础条件选择合适发展路径并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2)基于时间序列法,发现张家界旅游城镇化是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且随时间推移,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作用日渐明显,逐步超过乡村自身发展带来的影响。(3)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演进过程分为介入阶段（1989—2000年）、分化阶段（2001—2008年）、转型阶段（2009—2014年）和融合阶段（2015年至今）。(4)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主要分为景区城镇化和城镇景区化两种。     

中国城市大气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来自动态面板数据的证据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揭示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目前，关于EKC的实证研究大都从环境指标选取、国际贸易及收入差距等视角展开的，很少有文献研究EKC的动态特征。基于1994-2005年我国46个不同类型城市空气质量和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广义矩估计（Dynamic GMM）方法首次对我国城市EKC的动态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发现：EKC的估计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计量模型和估计方法的选取。就选取的计量模型和估计方法而言，我国城市空气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且城市空气质量问存在正的路径依赖效应，这意味着我国城市当期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未来的环境质量为代价的。这一发现无论是对环境政策的制定，还是未来改革路径的安排都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EBM模型的长江经济带工业用水效率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工业水资源需求不断增加，工业废水排放量也越来越大，如何提高工业用水效率从而缓解水资源压力成为日益严峻的问题。本文选取工业用水量、工业就业人数、工业固定资本和工业废水治理费用作为投入指标，以工业增加值与工业废水排放量作为期望与非期望产出指标。首先利用EBM模型计算长江经济带2008—2017年工业用水效率，其次利用泰尔指数来分析工业用水效率的区域差距，最后利用面板Tobit模型来分析影响不同地区工业用水效率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用水效率呈波动下降趋势，不同地区效率差异明显；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技术水平、水资源禀赋和政府环境管制力度对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用水效率都有一定影响，但存在地区差异。     

基于类型的乡村旅游竞争力研究

如何打造、评价和提升乡村旅游竞争力是现阶段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纵观国内外旅游竞争力和乡村旅游研究的相关文献发现，乡村旅游竞争力研究十分薄弱。以乡村旅游地为对象，提出城市、交通、风景区、资源型乡村旅游地4种不同类型的划分方法，在分析4种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特点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依托型和交通依托型较宜适用的层次分析法（AHP）模型，景区依托型和资源依托型则较宜适用的“资源-市场”组合矩阵评价模型，以期为乡村旅游竞争力的打造和提升，为乡村旅游竞争力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依据。     

我国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效率的时空动态演化及其驱动机理

采用仁慈型交叉DEA效率模型、冷热点分析、Tobit模型等方法对2010—2019年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效率的时空动态演化及驱动机理进行了全面探析,结果发现:①2010—2019年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②研究期内,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效率呈“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而融合效率增长率呈“东部—西部—中部”依次递减,但融合增长率都不高。③研究期内,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效率呈区域差异性和集聚性。④从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效率驱动机制剖析来看,经济发展、居民消费水平、地区城市化水平、信息发达程度、创新能力、政府政策支持力度是我国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效率的驱动因素,促使效率时空动态演化。     

广州城市旅游吸引方面的建设

广州的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悠久，是华南山水商都，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文章分析了广州市旅游资源具有北雄南秀的特点，阐述了积极开发广州山水商都文化旅游资源，加强旅游吸引方面的建设，加大文化旅游宣传力度和搞好旅游线路的设计等发展广州山水商都文化旅游的观点；指出发展广州山水商都文化旅游，将对城市建设和环境、经济、社会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时空视角下的旅游业驱动城镇化机制分析——以张家界为例

加快旅游业驱动城镇化建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构建旅游城镇化响应测度模型,分析了张家界旅游驱动城镇化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其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991—2015年张家界旅游驱动城镇化的强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阶段性明显,但市辖各区县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响应程度不同:武陵源区永定区桑植县慈利县;在旅游业驱动城镇化的影响因素方面,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旅游资源禀赋人均道路里程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区域旅游发展动力机制模式研究——以安徽省会经济圈为例

旅游发展动力机制研究一直是旅游学研究的热点,特别是关于区域旅游发展动力机制模式的研究更是旅游界以及各级政府、旅游规划部门等研究和关注的重点.通过对国内外旅游发展动力机制研究的综述以及旅游发展动力机制模式的评析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源驱动型、经济驱动型、项目带动型、市场推动型、政策主动型、区域联动型等六类区域旅游发展动力机制模式,并以安徽省会经济圈为例进行了案例研究,提出了发展建议和对策.     

三峡库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活化研究

三峡库区是中国地理的重要过渡带，文化遗产丰富，对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活化研究，有助于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水平。采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测度三峡库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构特征、空间分布和批次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旅游活化路径。结果表明：(1)三峡库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构特征差异明显，级别结构呈金字塔型，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类型结构齐全，以传统技艺、传统音乐为主；(2)三峡库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特征为“西密东疏”，呈现“一主核三大核两小核”的空间分布格局；国家级和省级非遗的批次格局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6批非遗呈现“东北—西南—西北—东南”的转移趋势，表现出先扩散后集中的动态演变特征；(3)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与旅游业发展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据此，从核心层、原则层、目标层、驱动层、策略层构建其旅游活化路径，并提出4种旅游活化策略。     

“双碳”目标下典型制造业城市绿色转型效率与创新机制研究

为实现我国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制造业城市需要率先完成绿色转型。本文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响应（DPSR）框架,构建了更具有实用性的绿色转型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我国唯一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佛山市为例,利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算绿色转型效率。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教育固定资产投资额等响应指标对促进制造业城市绿色转型作用明显。此外通过相关环境规制的完善,创新环境和市场化进程促使制造业城市绿色转型效率,并且通过增加要素投入,扩大城市规模,发挥协同发展优势也可以更好地推进制造业城市的绿色转型。最后,论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提升我国制造业城市绿色转型效率对策及创新机制,为我国制造业城市绿色转型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环境分权下央地企协同减排策略演化——基于区块链技术应用视角

环境分权下，地方政府及控排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制约着降碳目标实现，而区块链技术提供了一种可信、高效的协同减排环境。为此，本研究构建了以控排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为主体的演化博弈模型，探索区块链技术投入前后的协同减排策略；并借助数值仿真研究了区块链技术的监管影响系数、应用成本及地方支出系数对系统演化路径的影响。结果显示：区块链技术投入缩短了减排系统的趋稳时间；监管影响系数与中央政府对区块链技术投入的支持程度、地方及控排企业的减排参与意愿呈正相关；区块链平台应用成本与地方政府减排参与意愿呈负相关，地方支出系数与中央政府对区块链技术投入的支持程度呈正相关，且均存在最优调控区间。因此，应积极开展区块链监管试点，引导、扶持企业绿色转型，强化中央督察职能，转变地方政府发展理念，保障减排政策落地和区域经济高质量转型。     

漓江流域旅游资源空间结构演变驱动机制分析

在分析漓江流域旅游资源空间结构演变过程的基础上,使用集聚与扩散理论、引力模型等方法研究漓江流域旅游资源开发的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因子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旅游资源、环境和区位特性是影响空间结构演变的关键因子;经济因素、旅游资源价值因素、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状况、区位特征是驱动旅游资源空间结构集聚与扩散的驱动力;政策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是推动其演变的驱动力;互利共生驱动力是促进旅游资源开发类型差异化的动力,竞争促使空间结构发生重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