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好中国

左派右派都是意识形态先行,不看事实,夸大西方的力量,夸大中国的问题,根本无助于认清中国和世界的走势。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好,这是中国的底气所在。中国外交在进步,这得益于漫长的学习和经验的积累。中国政治的改善,不大可能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社会剧烈的变动来实现,自上而下的改良是惟一可行的道路。中国的文化建设,要反对逆向种族主义,回归先秦:质朴、尚武、追求效率、做工细致;同时也要学习西方的古典和近代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不是颓废的缺乏创造力的现代派、后现代派。     

除了人口红利我们还拥有什么？——兼做中印比较

与印度相比，中国占得了先发优势，走上了良性循环的正轨．将人口红利、资源获取、高积累率结合在一起，得以成就未来中国的财富。这绝非印度可轻易模仿的。当前．中国全社会的共识或底线应该是：决不能中断这一循环，让中国陷入动荡!各方都要为达成这个共识而妥协，都要为此做出克制与牺牲。为此，要学习印度的妥协艺术。     

文化复兴与循实求名

西文多单词单义，重形式逻辑．确保了精密．却忽略了活态实践中太多的半精密、准精密、非精密以及无法精密。中文少单词．多复词．少单义型单词．多兼义型复词．尽可能全面地、相对地、变化地描述事物，压缩了一元独断．缺点是含混、虚玄、圆滑、散乱。近代以来中国从西方引入了海量的思潮和学术．出现了车载斗量的外来词．极大扩展和丰富了视野。但中西因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不同．无法完全活得和想得一样。有些洋词是对西方事物的描述，拿来描述中国事物并不一定合适；有些洋词在描述西方事物时已有误差．搬到中国来更属以讹传讹。全球化时代．如何在深度吸纳世界各民族文明的前提下．循实求名．从洋八股中大胆解放出来，攸关中国文化复兴的前景。     

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的环境伦理？——如何建构中国环境伦理学学派？

中国环境伦理学只有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形成自己的环境伦理理论和实践，才能够真正对解决实际问题起到作用。中国环境伦理学学派的建构不能像西方一样走不同学派争论的路，而应朝建立统一、开放、完整的环境伦理学的方向发展。为此．我们要对西方不同学派的理论进行整合。实践是环境伦理学的精华。我们需要通过对社会不同角色、不同阶层人的伦理态度、伦理行为的研究，来制定一套比较和谐的、符合我们社会实际情况的环境道德标准、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     

新的大陆文明：完成“现代”，克服“现代”

中国现代化的课还没补完．又已背负超克现代化的新使命。面对崛起中的中国．左派右派的想象力都显得贫乏，提不出新的远景和方案。20世纪中国以及东亚甚至整个亚洲的中心问题是建立一个现代“民族一国家”．而21世纪的中心问题则是提升为一个“文明一国家”。新的文明不是像西方文明（海洋文明）一样把“异”与“不同”作为“恶”和“敌人”，而是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这是一种新的大陆文明。     

紧凑化：建立节能的工业、高效的城市

在煤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情下，中国产业要想绿色，一定要围绕“紧凑化”进行技术创新和理论创新，创造出节能型、紧凑型的产品．建立起节能型的工业体系。在中国的高速城市化中，城市摊大饼式地发展．不仅效率低下．而且造成了不该有的污染。对于城市．效率是第一位的，中国城市化的方向应是紧凑型城市。如何节能，怎样紧凑，日本提供了借鉴。     

低碳中国的希望在农村

工业文明带来的消费主义让人类陷入了发展的困境．中国要想脱困，就一定要到自己主要的财富——传统文化里面寻找根据．在“好”字上下工夫，树立新的价值观——这可能是中国未来能给世界做出的重要贡献。而无论是探索新价值观．还是应对气候变化．都要充分重视和挖掘农村的作用——走低碳道路．最大的潜力在农村。     

环境伦理在中国

中国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开始接受西方的环境伦理观念的。中国之所以接受这一观念并日益重视这一观念的研究和宣传，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遇到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历史、文化、社会管理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在现代交汇，构成了我们环境伦理观念的现状，我国环境伦理观念的普及和发展的关键在于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未来更伟大的强国地位购买门票——中国要在国际上多承担、多参与

强国与富民并不对立．转换发展方式．两者可以同时做到。科学发展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张也已经在中国得到最广泛的共识．但今天的我们勇气不足、决心不足、奋斗精神不足．这需要重点调整。同时．中国要在符合而不超出自己能力的前提下．在国际上多承担、多参与，提高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和发言权．为更伟大的强国地位购买门票。     

中国环境立法之必然趋势

为摒弃部门本位主义．提高环境立法的质量和协调性，中国的环境立法应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法核心地位并使其法典化．进一步完善环境法制。同时．我们要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环境立法，加强中国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话语权．确立主导地位。这是中国环境立法的客观要求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绿色发展，需要技术有重大突破

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中．绿色经济的范围最广包含了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而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是绿色经济的两个分支，三者的内涵和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强调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一国发展绿色经济．很难;中国的绿色发展．离不开世界市场和世界技术。在中国的绿色实践中，由于政策、市场不配套，以及观念、效益、规模、技术的制约．出现了“政府热、企业民众冷”。“中央热、地方冷”的局面。中国怎样才能更好地绿色发展？除了人的消费观念要低碳化外，更重要的是技术上要有突破，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超越霸权，建立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

经济全球化要求突破国家的界限，使生产要素在全球统一自觉配置，但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却要利用知识产权、金融、语言等霸权，来制造和扩大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失衡。必须超越西方霸权，建立一种各国共同负责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公正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军事自卫化，最终用社会主义全球化取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为此．中国要认清自己的合作对象。     

中国的工业化将决定世界的命运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通过实现工业化来一雪耻辱的决心是无比强烈举世罕匹的,再得益于祖先的遗产,这令我们拥有了完成工业化的最核心的财富:全球最多的高素质劳动力。高于西方的是,中国还要且能够让全世界不如中国的国家也享受到工业化的成果。与西方不同,我们要让工业化惠及地球上每一个人,这就是中国的普世价值,就是我们现阶段的普世价值。     

哥本哈根协议不能签——兼论后哥本哈根国际气候政治

哥本哈根协议有违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展中国家让步增多．发达国家责任减少，却并不能因之实现全球减排目标;中国即使签署，西方也会得寸进尺．将中国当作替罪羊．因此．不能签。下一步．中国不能贪图G2虚荣．应该一方面继续尽量为发展中国家争取相对公平的碳排放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必须利用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强大的国际力量．合纵连横．要求西方尤其是美国深度减排．从而推动气候政治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进化。     

中国首次将能源消耗指标纳入宏观调控目标体系

温家宝总理3月5日在人大会上所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今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4％左右，要把节能降耗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统计、评价考核体系，从今年起每年公布各地区和主要行业的单位产值能源消耗情况。据有关方面估算，如果将20％的节能降耗目标具体分解到年，“十一五”期间中国的年节能率要达到4．4％。这是能耗指标首次与经济增长、物价、就业和国际收支并列成为中国的宏观调控目标。     

农业可持续不应押宝转基因

现在中国能够养活自己，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考虑到这是将化肥、农药的技术手段用到极致才取得的．未来能否持续难以乐观。有人认为．转基因技术是绿色农业的第二次革命．中国应对粮食安全应把宝押在转基因上。但是我们对人体、对生物的了解还非常粗浅，对转基因的研发和运用还都非常粗糙，因此．商业化、产业化要非常谨慎。转基因可能有它的潜力．但我们对农业科技的理解不应局限于此，比如农业生态学．害虫综合治理，标记辅助选择配合常规育种等潜力也很大。农业要可持续发展．需要多方面科技的整体配合。     

中国环境教育的发展与方向

一般认为，中国的环境教育起步于1973年，迄今已有30年的历史。30年来，中国的环境教育沿着自己独特的轨迹发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环境教育体系”，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从整体上看，中国环境教育和环境保护同时起步，共同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在30年中共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回顾：中国环境教育三十年1．环境教育的萌芽和起步阶段1973—1983）与西方工业国家比较，中国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是迟缓的，在1972年以前对已…     

儒学在民间复兴：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

儒学应该而且能够为探索中国道路、塑造中华民族意识．建构中国现代国家形态做出贡献．但我们要对儒学本身进行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阐释与重建，既不能预设其理论本质将其封闭化．也不能预设其实践的有效性将其神化。今天儒学功能目标的实现．必须以民间具有深厚根基为前提。而这意味着它与社会生活的契合．意味着社会生活对它的选择、熔铸与再造。儒家与现代性是可以共生并存的，回到源头活水．到伦常日用中寻找理论生长点应该是正确的道路。     

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

我们一直把气候变化问题看成是环境问题和发展问题。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气候变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正在加深。缺乏这一视角将使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时，难以达到应有的战略高度和保持足够的政策力度。中国不仅要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还应该将其置于国家安全的总体框架下统筹规划。     

我国环境伦理道德的研究综述

很多学认为中国古代化中有很多思想就是最早的环境伦理观念。现代西方伦理学创始人施韦泽就称赞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中国古代哲学家把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归结为追求伦理目标的过程（施韦泽.敬畏生命[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除了“天人合一”．还有“敬畏生命．兼爱万物”的伦理原则也是我国古代不同流派的思想家的共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