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技术框架初探

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技术框架的探讨对于推进我国不可再生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技术的形成、指导我国不可再生资源的科学开发并落实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有着明确的实际意义。本文在国际通用的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探索性的提出了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技术框架(以下简称框架)。该框架以实现国家矿产资源资产摸底和官员环境绩效评估为目标,函括了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原则,资产负债表的会计主体、会计要素、相关交易和事项的具体指向,资产负债表的实物量账户和价值量账户的内容和归类,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具体编制流程,以及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示意等内容。具体而言:首先,本框架指出了矿产资源核算应坚持复式记账原则和权责发生制原则;其次,框架明确了会计主体为矿产资源的所有者(即政府),会计要素中的资产指的是由政府辖区控制的矿产资源,负债指的是政府开采矿产资源过程中从生态系统中"借"的其他自然资源(比如水资源、能源资源等)和生态服务(清洁的空气、水循环、气候调节等),这是本框架区别于传统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所在;再次,框架确立了矿产资源开采涉及的六大相关交易和事项,并据此设立了五类实物量账户和三类价值量账户,其中特别构建了集"生态系统服务"、"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三位于一体的"生态成本"和"生态负债"账户;最后,框架根据矿产资源开采的六大相关交易和事项,以及明确的以资产、负债与所有者权益为区分的会计账户,具体展示了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具体编制流程,并形成了最终的资产负债表示意。除此之外,本框架还提供了如何将实物类账户价值化的方法,特别提出了可用资源租金的净现值方法测度没有直接市场价格的非生产性资产的当前价值。该框架虽然是以矿产资源为研究对象,但其基本思路和技术也适用于其他不可再生资源的资产负债表编制。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研究现状、评述与改进方向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概念是中国的一项重要理论和制度创新,但其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如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中资源类别未能达成共识,对资产、负债和权益的界定不清晰,价值核算还不准确等。此外,其编制工作也进展缓慢。本文认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基础理论和方法都尚不成熟,需要重新诠释概念,并引入新的核算方法,使其中的资产、负债和权益概念更加清晰,数量核算和价值核算方法更加科学。可以另辟蹊径,借鉴生态足迹的思想,从三方面做出改进:第一,将资源类别界定为耕地、林地、草地、湿地、水域、能源矿产和非能源矿产七类,以避免重复核算问题。第二,进一步明确土地和矿产两类资源的资产、负债和权益的含义,可以引入生态足迹方法,用土地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赤字分别衡量土地资产、土地权益和土地(过载)负债,使得土地过载负债的核算成为可能,且在土地权益核算时能够同时考虑土地面积和质量;可以用已消耗的矿产资源衡量环境负债,以避免环境负债价值的系统性偏误问题。第三,可以将生态足迹方法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结合起来,以估算土地的资产、权益和负债价值,以避免土地价值估算的系统性偏误问题;可以用改进的市场价格法核算矿产或环境的三种价值,避免环境负债价值核算的随意性。引入生态足迹方法可以使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负债和权益概念更加清晰易懂,并使得资源的数量核算和价值核算方法更加科学,结果更加可信。     

基于复式记账的土地资源资产核算与报表编制研究

借鉴会计学复式记账核算的优点,在国际资源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根据我国自然资源资产核算需求,提出土地资源资产核算的复式记账体系和报表编制框架。研究认为,基于复式记账的土地资源资产核算和报表编制要以“摸清家底、反映自然资源负债、提供土地资源审计和绩效考核信息”为目标,明确区、县级自然资源局为土地资源资产受托管理和进行土地资源资产核算与报表编制的核算单位。在界定土地资源资产、负债和权益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土地资源资产属性变化的核算内容和每次土地资源资产实物量变化必须遵循占补平衡的基本原则,进行过程核算。以YC县土地资源资产变化为例,对土地资源资产变化进行了基于复式记账的土地资源资产核算与报表编制实证研究,确定核算的事项类型和特征及其借贷核算流程,编制出土地资源资产负债表,并同时进行实物量核算和价值量核算的报表编制,结果表明:YC县土地资源资产实物量1485 km^2,2018年末价值量5639874.22万元、经济权益5271874.22万元、生态权益367991.6万元,土地资源负债8.40万元,通过土地资源资产用途调整,土地资源资产价值量增加21319.42万元,但在调整过程中,形成了土地资源负债0.07 km^2(8.4万元),在以后土地整治中需要增加园地。     

中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框架体系研究——以SEEA2012、SNA2008和国家资产负债表为基础的一种思路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反映的是一国或地区在某一时点上对于自然资源环境的权利义务状态,可以看成是某一特定时点生态责任主体对所拥有的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和所承担的生态环境负债所拍的一张"快照"。首先,本文以DPSIR链理论模型、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2012)、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2008)国家资产负债表为理论基础,构建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理论框架。对经济和环境信息进行整合,需要采用一种跨学科方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要求,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中需要编制国民资产负债综合表一张,机构部门资产负债表四张。国家资产负债表方法,就是以一国或一国政府为会计主体,通过账户整合将分散的分类核算账户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权益框架,以期初和期末的资产、负债及净资产存量等形式,综合反映出一国物质财富"家底"的编报方法与技术体系。采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方法对自然资源总体情况进行信息披露,就是利用会计学中的资产负债表工具,客观全面反映生态责任主体在某一时点的自然资源静态存量情况,显示某一时间上自然资源资产的"家底"和结构,反映一定时间内的自然资产存量的变化。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充分利用上述理论基础和核算方法进行自然资源信息披露的一种方式。接着,本文采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和技术手段,构建了以资产、负债和净资产为会计要素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以全面反映自然资源环境"家底"。自然资源资产是指天然存在、有使用价值、产权明确、可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和;自然资源负债从经济本质上看,是会计主体在某一时点上应该承担的自然资源"现时义务",该"现时义务"是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需以资产或劳务偿付的环境责任;自然资源净资产,是一国或地区所拥有的全部自然财富总和,它在数量上应该等于自然资源资产减去自然资源负债,即全部自然资源资产减去全部自然资源负债后的净值。最后,本文提出了推进自然资源行政管理改革、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台账系统、建立自然资源经营权交易市场、颁布自然资源计量核算准则体系等政策配套措施。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基于成本收益双视角

合理的补偿标准是流域生态补偿的核心,也是激励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积极性、体现生态系统服务改善价值、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内容.基于成本收益双视角,以渭河流域为例,运用全成本法和选择实验法测算了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的成本收益,进一步借助鲁宾斯坦议价模型核算跨区域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1)为改善流域生态环境,上游甘肃省的直接治理成本约为35021.27万元/a,间接成本约为107112.26万元/a,全成本约为142133.53万元/a;(2)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改善能够为中下游陕西省带来的收益为252912.96万元;(3)在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成本收益明确的前提下,若上游地区在协商中具有完全耐心或中下游地区完全没有耐心,则上游获得全部净收益,补偿标准为252912.96万元/a;若上游地区完全没有耐心,且当中下游耐心程度(贴现因子)为0.5时,则双方将均分净收益,即补偿标准为197523.25万元/a.总的来看,研究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的成本收益分析及跨区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提供了可行思路,实际应用中可根据具体情况合理设定议价双方贴现因子进行灵活处理.     

基于能值分析的价值型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

水资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逐渐显著,强化水资源综合管理是当今世界各国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途径。目前针对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基本表式、相关概念、核算方法还存在一定争议,研制水资源资产负债表,实物核算是基础,价值核算是目标。水资源价值化方法是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关键和难点,这一问题一直制约水资源的价值认同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的可行性和准确性。按照水资源负债表核算基本原理,遵循"水资源资产-水资源负债=水资源资产净值"编制思路,构建反映经济社会用水导致的水资源过度消耗、水环境损害以及生态用水挤占的水资源资产负债表。在水资源实物量资产负债表编制的基础上,根据水文循环和水资源自身特性,通过能值分析方法,把水资源多用途转换成同一标准的能值进行定量化价值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进或弥补水资源价值测算方法存在的判断标准差异的不足,尝试在一张表中实现水量和水质统一核算,从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方面阐明经济体对环境体产生的水资源价值量债权关系。结果表明:成都市2015年水资源耗减量不存在负债,但水环境损害和水生态用水挤占分别存在1.52亿元和1.15亿元负债,这为水资源有偿使用和水生态保护和补偿提供了依据,为真正实现编制价值型水资源资产负债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负外部成本内部化约束下的煤炭开采税费水平研究

煤炭开采中面临严重的代际负外部性和生态环境负外部性问题,分别运用使用者成本法和直接市场法测算了煤炭资源开采中的代际负外部成本和生态环境负外部成本。根据两个负外部成本充分内部化的要求,提出煤炭开采中税费水平的调整目标。以2008年为例,煤炭开采中资源税的征收标准应由目前的从量0.3-5元/t(约从价1%)提至从价10%;开采吨煤应交的生态环境费用标准应由目前的24元/t提至64.23-68.47元/t,即每吨提高40.23-44.47元。综合资源税和生态环境费用的提高幅度,煤炭开采活动中的税费水平应提高约21-22个百分点;通过比较现行税费制度下煤炭开采企业实交的资源税费、生态环境税费总额与企业应交的资源、生态环境费用总额之间的差距,指出目前我国政府对开采企业隐性税费补贴的规模水平,根据价差法计算得出取消此部分税费补贴将可以削减3 653.69万tCO2排放。     

最小数据方法在舟曲县生态补偿中的应用

弄清补偿标准和新增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之间的关系是生态补偿研究中的关键问题.舟曲县现有的补偿是静态补偿,补偿标准低,没有很好地达到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本文基于最小数据方法,以耕地和林地提供的水土保持量的差异表征生态系统服务,通过提供单位水土保持服务的机会成本的空间分布,推导出舟曲县森林水土保持的供给曲线,从而将补偿标准和新增水土保持服务的供给联系起来.同时对比了3种补偿标准下的退耕比例、生态补偿总资金需求和新增水土保持量.研究表明生态补偿在理论上可以提供舟曲县的水土保持能力.随着补偿标准的提高,新增水土保持量也在增加.当补偿标准为250元/亩时,退耕比例仅为8.26%,生态补偿总资金需求为1 930.03万元,新增水土保持量为4.69×104t;当补偿标准提高到518.63 元/亩时,退耕比例增加到49.54%,总资金需求为23 184.26万元,新增水土保持量为2.83×105t;当补偿标准增加到995.65 元/亩时,退耕比例可达到98.79%,总资金需求为87 340.95万元,可新增水土保持量达到5.65×105t.     

基于碳减排目标的省域碳生态补偿研究

基于低碳社会背景和碳减排目标,通过构建生态补偿理论框架,设定补偿模式、衡量准则、标准和补偿系数,建立了省域横向碳生态补偿模型,并对各省份进行了量化实证。结果表明:(1) 2015年,各省(除云南外)碳排放均大于碳吸收量,净碳排放总量达274. 60×103万t;(2)碳排放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呈从东至西递减的态势,而各省碳汇是造成地均碳排放和建设用地地均碳排放空间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3)区内14省超出生态补偿阈值2 635. 30万t,以最适补偿水平需支付163. 00亿元,16省未达到生态补偿阈值,可获补偿91. 11亿元;(4)受经济发展水平、生态资源本底、碳排放目标强度等因素影响,生态补偿结果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空间同质,整体呈"东付西补"的分布状态。最后从构建以中央为主导的生态补偿模式、建立碳收支账户和完善多样化补偿方式等角度对省域横向碳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设提出了建议,以求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基于海洋生态产品的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经济激励额度评估

海洋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环境友好型海产品、可持续海洋原材料、可持续基因资源、生态旅游产品、海景观房地产等海洋生态标签生态产品和减缓温室效应产品、净化环境要素产品、灾害控制产品等海洋关键环境要素生态产品。本文以海洋生态产品理论为基础,将海岛旅游绿色发展含义界定为旅游目的地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旅游目的地海洋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持续稳定地提供核心生态系统服务和旅游业低碳排放;并运用海洋渔业生态标签制度(MFELS)、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和市场替换法(MRM),以山东省长岛县为案例地,以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获取的数据为基础,对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经济激励额度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1)运用MFELS可获得0.207 0×10~8元/a的经济激励资金,其中山东省短途客源地游客、京津冀晋豫中途客源地游客和其他省市区长途客源地游客平均每人次分别承担13.26元、17.57元和17.56元;(2)运用PES可获得0.673 6×10~8元/a的经济激励资金,其中短途游客、中途游客和长途游客平均每人次分别承担43.44元、57.89元和54.42元;(3)运用MRM可获得0.154 1×10~8元/a的经济激励资金,其中各类游客平均每人次分别承担0.00元、14.59元和34.58元;(4)运用MFELS、PES和MRM可获得1.034 7×10~8元/a的经济激励资金,其中各类游客平均每人次分别承担56.70元、90.05元和106.56元。研究建议:各客源地游客承担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经济激励资金应考虑区域的差异性特征。     

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制度的供给侧改革

自然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完善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制度,是保护自然资源、践行生态文明的要求。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的前提是自然资源的确权和量化,是自然资源与自然资源资产在审计上的“融合”。作为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的依据,相关制度应该对自然资源的确权、计量和有效利用作出合理安排,才能有效抑制资源滥用冲动。但立足于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实践,综合运用文献研究、个案调查、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分析现行的自然资源制度,没有发现可操作性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计量制度和评价制度,已有制度存在权责不匹配、责任界定不清晰、公众参与有困难、审计指标不健全;制度系统呈现存量不足、增量困难、实践不力,不能适应新时代要求和自然资源合理利用需要。因此,可以从制度存量、增量和协同三条路径实施制度供给侧改革;在完善制度存量方面,可以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中嵌入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内容,完善自然资源资产评价标准、责任制度和审计结果运用办法等;在提高制度增量方面,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的权利制度、计量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等;同时,通过适时修订审计法、制定自然资源资产法,强化制度协调,以突破自然资源资产的制度瓶颈,方便审计算好“生态账”、把好“生态关”。在自然资源资产制度改革过程中,需要借助决策层和专家力量,摆脱部门立法局限,强化制度协调;同时,制度改革也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要兼顾公众、个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等多方利益,才能有效满足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需要。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方法与应用——以北京市为例

中国缺乏生活垃圾管理成本核算,各类隐性补贴使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被低估。本文将这一成本界定为社会因生活垃圾焚烧而承担的,以市场价核算的成本。基于生命周期评价(LCA)框架建立了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核算方法,将该成本分为补贴项目与外部成本。前者包括固定成本、可变成本、税收减免,采用直接成本法、机会成本法、比较法计算;后者采用美国加州环保局热点分析计划建立的暴露途径分析方法,利用空气扩散模型(AERMOD)、空气扩散与风险评估工具(ADMRT)、"工资—风险"法计算二口恶英致癌健康损失。基于北京市运营的3座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运营数据、排放参数、地形与气象参数对成本进行评估,结果表明:2015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20.4亿元,相当于1 088.5元/t;其中,补贴项目占比30%,相当于324.5元/t,健康损失占比70%,相当于752.8元/t;垃圾处理费和电价补贴分别占补贴项目的 50.2%、20%,是焚烧厂的主要收入;生活垃圾管理"收集—转运—焚烧"全过程社会成本为42.2亿元,相当于2 253元/t,远高于40—300元/t的处理费标准。生活垃圾焚烧代价巨大但被隐蔽,又缺乏专门的危险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与健康风险评估,垃圾焚烧社会成本存在失控风险。建议:建立生活垃圾管理社会成本核算准则,实现成本显性化;明确生活垃圾管理社会成本降低目标,以强制源头分类、计量收费政策降低垃圾清运量、焚烧量;建立危险空气污染物定量风险评估制度,实施二口恶英减排。     

公产法定: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分类调整的民法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效法前苏联的中国物权立法是一种按照所有权主体分类调整的“身份型”立法,该立法模式不仅抹杀了不同类型国有财产的“个性”,而且也将自然资源的公共性和生态性消融于普通财产的财产属性和独占使用之中。鉴于“公产法定,私产推定”立法模式能够实现自然资源领域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并且“公产法定”具有限制国家公权、保障公众对特定自然资源的平等利用权等制度功能,应以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分类管理为逻辑主线,重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客体制度:一是明确自然资源为不动产的物权法地位,借助自然资源不动产登记单元和“复杂物”概念对具有特定生态功能的同一自然资源登记单元的不同自然资源的整合功能,将其纳入传统民法物权客体理论的调整之中。二是依据不同自然资源社会属性之强弱,将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区分为公产和私产,建立分类调整的规则体系,防范公产之上的国家所有权“遁入私法”。三是物权立法应直接明确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受公法和私法的双重调整,可以公法和私法相互配合的方式行使所有权。四是国家和集体所有之外的资源原则上可自由利用。     

基于能值拓展的流域生态外溢价值补偿研究——以渭河流域上游为例

流域上、下游间环境保护成本和收益的区域错配问题严重影响我国流域整体发展的公平与效率,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已成为解决流域区域间经济发展失衡、实现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首先构建基于能值拓展的流域生态外溢价值计量模型,从能量投入和能级转化的角度,以能值的形式反映流域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功能服务价值,利用能值分析法测算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值与水足迹法确定流域自身消费的生态能值,通过比较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值和流域生态能值自身消费情况,判断流域的生态盈亏状态,并进一步利用能值-货币比率将生态外溢能值转化为生态外溢价值,得到相对客观和稳健的补偿标准。然后以渭河流域上游为例,测算得到2013年渭河流域上游的生态外溢能值为1.16×1022sej,可知流域上游在扣除自身消费的生态能值后还为流域下游提供生态服务,处于生态盈余的状态。为激励上游地区加大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同时也为实现区域发展的公平与效率和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下游地区应对上游地区支付水资源生态环境补偿,根据能值-货币比率得到上游应获得16.31亿元的补偿金额,并根据水资源可利用量进一步分配,得到定西市和天水市应分别获得7.50亿元和8.81亿元的补偿金额。基于该研究结果,建议通过扩大对流域上游地区的转移支付、完善水资源市场构建、健全流域生态补偿立法等政策提高上游地方政府的生态保护努力水平,优化水资源配置,实现流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的生态效益分析

将模糊综合评价和pead生长曲线法引入到流域水污染防治的效益分析当中，建立了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生态效益分析方法。以云南省寻甸县牛栏江小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规划为例，采用模糊数学法对水污染造成的水资源价值损失进行了估算，采用曲线法对水污染综合防治的生态价值进行分析，得刭水资源价值和生态价值分别为2730．3万元／年和491．45万元／年。最后将所有经济效益和费用贴现，计算效费比为3．68。分析结果可知，牛栏江小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中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及运用的关键问题

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体系,能为国家和各级政府摸清“家底”,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资源配置等工作提供重要的数据信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之后,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迅速增加,但针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和运用的理论与实践仍存在一些模糊认识;诸如自然资源负债等难以确定的问题。着眼于此,本文对我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现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总结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和运用的六个关键问题,即对国际规范SEEA2012和SNA2008的认识问题,对以县级单位为起点的编制主体的认识问题,对单式和复式表格根本区别的认识问题,对实物量和价值量转换难点的认识问题,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信息渠道与平台建设的认识问题,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中各部门权责关系的认识问题。以此为基础,本文从国际做法和国内实践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本文观点:编制和运用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应全面理解、充分借鉴SEEA2012和SNA2008的国际规范;确立以县级及以下政府层级为起点的编制主体;转变为“从单式到复式”的编表思路,坚持使用复式表格;迈出实物量向价值量转化的重要一步,重视价值量核算;建设自然资源数据收集的信息渠道与平台;处理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中各部门间的权责关系。本文研究有利于推进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运用工作,发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绿色低碳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分析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的一次能源消费国以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在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上承诺于2030年以前单位碳强度较2005年降低60%—65%;此外,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中国政府也明确提出,在"十三五"时期,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基础上降低40%—45%的目标。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最新的投入产出表构建了产业结构优化模型。通过行业的生产结构矩阵,构建出行业的能源结构消耗矩阵及碳排结构矩阵,旨在能源消耗量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双重约束下,得到中国2020年最优的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并计算了基于现有科技水平下中国最大的碳排潜力。线性规划的结果显示:(1)中国2020年最优的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可以满足国民经济总产出量最大化的目标,年均增长约为8%;且相比目标年份(2005年)二氧化碳强度下降46.93%,能源强度下降26.04%,达到"十三五"规划中的气候变化目标。在保证经济最低增速(6.5%)的前提下,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可以比优化方案再多下降约14%。(2)建筑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仍然是中国重要的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整体的占比份额仍需扩大。(3)从生产的角度看,中国产业结构必须全面向第三产业服务业转型,全面提高国民经济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尤其是加大生活服务业类部门的产出量。(4)为了满足"绿色、低碳"的约束限制,半数以上的二产部门的生产规模都应有所降低,尤其是能源部门和金属加工业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