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效益、政策认知与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研究

政策执行是政策目标实现的重要环节,政策执行的本质是主体之间考虑利益得失的利益博弈过程,利益推动行为主体执行或违反政策。农户是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直接利益主体,农户自身利益需求与补偿政策的差异表现为补偿满意度,明晰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对解决农户利益需求缺位,提高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执行效率意义重大。本文在理论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典型区域扬州市刘集镇农户补偿满意度调查,应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成本效益及政策认知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补偿满意度受其自身和家庭禀赋特征影响,家庭劳动力人数较多、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户,对农村土地的依赖性较低,补偿满意度会相应提升。(2)农户补偿满意度受成本效益因素显著影响,提高耕作便捷度、改善出行交通,会降低通勤成本,增加受益感知,进而提高农户补偿满意度;而日常消费上升、原有宅基地面积较大,会增加农户参与整理的成本投入,降低农户补偿满意度。(3)农户补偿满意度受政策认知因素明显影响,正面的政策制定评价、较高的政策执行满意度及农民收入增加的价值认同,均将提高农户补偿满意度。因此,应合理评估宅基地价值,重视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的长期影响评价,综合考量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实施前后农户的总成本和综合效益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以优化利益分配格局。并通过推进配套制度改革完善、规范政策执行机制等措施提高整理区农户的社会福利及政策认同。     

土地开发整理农户行为响应机制研究

运用有关行为科学理论。首先了构建了一个模型对土地开发整理中农户行为响应的决策过程进行了模拟．接着从农业比较效益、农地产权及其有效性、农户家庭收入、农户劳动力和土地开发整理的外部性等方面对影响农户土地开发整理响应决策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研究．作者认为．农户的土地开发整理行为不仅要受到宏观因素的影响．还要受到微观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讲．农业比较效益的高低、农地产权的有效性是影响农户是否开展土地开发整理活动的关键因素．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和家庭劳动力供给情况将直接影响农户土地开发整理的投入水平．而土地外部性是影响整个土地开发整理效率的一个美键因素。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如何调动农户进行土地开发整理的积极性．推进土地开发整理的进程提出了建设．例如提高农业经营的比较效益：保证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安全性以及可操作性；增加土地开发整理主要区域、大型工程、重大项目的投入等。     

不同类型农户对宅基地退出的响应

利用重庆市梁平县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了户籍制度改革下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在现有退地补偿政策下农户意愿普遍偏低,不同类型农户退地意愿存在一定的差异性;(2)影响纯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户主年龄、家庭拥有的房屋数量、对政策的支持度和退地收益;影响Ⅰ兼业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家庭宅基地面积大小、对政策的支持度和退地收益;影响Ⅱ兼业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家庭小孩数、对政策的支持度和退地收益;影响非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宅基地面积和退地收益;其中,退地收益是影响各类农户退地决策最显著的因素,对政策的支持度是农户退地决策影响力最大的因素。研究认为,影响各类农户退地决策的因素存在差异,其核心问题还在于退地政策。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农户的特征完善目前的农村宅基地退出政策,这有助于提高农户的参与意愿,顺利推进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生计资本异质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武汉城市郊区的516户农民为例

以武汉市城郊江夏区和蔡甸区的516户农民家庭为实证,运用logistic和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索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及阈值。结果表明:(1)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呈显著正向相关,家庭农地资源禀赋、机耕能力、社会资源禀赋及经营能力的信任程度等与农地转出行为负向相关。相反,自然资源禀赋及农业机械投入对农户土地转入行为的正向影响显著,而家庭融资能力则对农户转入行为呈显著的负向影响。(2)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存在影响阈值的仅有韧性指数。当农户家庭韧性指数≤2时,随韧性指数增强农户农地转出倾向愈强;家庭韧性指数≥3时,农户农地转出倾向随指数增强而弱化。该研究从农户微观个体视角探索生计资本异质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为针对农户家庭需求制定差别化的农地流转政策、有效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建议参考。     

农地产权强度对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

以往关于农地产权影响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研究大多借助农地产权稳定性或安全性概念,忽视了农地产权实施的层次性及其对农户行为规范的建构性。借助农地产权强度的理论概念不仅可以剖析国家赋权和社会认同对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还可以考察二者作用的主体性差异。为此,本文阐述了国家赋权和社会认同对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以及农地产权实施绩效对主体行为能力的依附性。在此基础上,分别采用未引入和引入交叉项的Double Hurdle模型和OLS模型,利用全国9省(区)2 704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地产权强度对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农地产权强度可区分为国家赋权、社会认同和行为能力,国家赋权和社会认同因农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属性差异对农业生产要素配置存在差异化影响,行为能力则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国家赋权会抑制农地转出和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并对行为能力较强的农户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相反,社会认同总体上对农地转出无显著影响,但会抑制行为能力较强的农户转出农地,并激励行为能力较弱的农户转出农地。由此可见,国家赋权与社会认同在配置农地要素上的效果趋同,但非农就业市场的政策主导决定了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更多地受国家赋权的影响。     

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的影响研究

农地整理是政府农村公共投入的一种,农户的农地固定资本投入是农户的私人投资,研究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的投入效应将为农地整理的有效实施和促进农业机械化提供理论依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分别运用Tobit和Logit模型,分析了农地整理变量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的现状和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农地整理的满意程度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有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农地整理的意愿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意愿有正向作用;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的意愿比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现状影响更为明显。因此,需要提高农地整理的质量,确保农地整理的实施;应该完善农户参与农地整理的机制,提高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意识和程度,充分保障农民权益;在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克服农业机械化的障碍,从而推动农户发展农业机械化。     

交易费用视角下宅基地置换模式的区域差异及其成因

基于江苏省宿迁市A镇、南通市B镇、昆山市C镇的实地调研,采用案例比较法和交易费用法,分析江苏省"万顷良田建设工程"中宅基地置换模式的区域差异性及其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万顷良田建设工程"宅基地置换主要采用了置换宅基地、置换小产权房、置换商品房三种模式,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区域土地稀缺程度、非农就业机会大小、农地流转稳定程度和农村社会保障稳定程度是导致宅基地置换模式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昆山市C镇因土地稀缺程度较大、非农就业机会较大、农地流转稳定程度和农村社会保障稳定程度较高,宅基地置换交易费用较小,采用类似市场制的置换商品房模式;相反,宿迁市A镇因土地稀缺程度较小、非农就业机会较小、农地流转稳定程度和农村社会保障稳定程度较低,宅基地置换交易费用较大,采用类似层级制的置换宅基地模式;南通市B镇因各项指标处于中等水平,宅基地置换的交易费用中等,采用类似中间混合制的置换小产权房模式。鉴于此,在推行宅基地置换的过程中,需要依据农民对农村生活生产环境的依赖程度、农地流转稳定程度和农村社会保障稳定程度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宅基地置换模式,避免发生"一刀切"等将农民转移到城镇的强制行为。此外,需要不断完善农地流转和社会保障制度等配套改革,替代农地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功能,保障农民能够获得稳定持续的经济收益,从而促进农民不断向城市转移。     

退耕还林政策交替期补偿到期农户复耕意愿研究

退耕还林政策交替期是首轮退耕补偿到期、延长期退耕成果巩固以及新一轮退耕规模扩大的关键时期。本文以土地依赖为视角,基于补偿到期农户农林业生计分析,探究土地依赖对农户复耕意愿的影响。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15年11月陕西延安吴起县所收集的农户调查数据,建立内生样本选择三阶段模型,从农林业收入和劳动力投入两方面分析了退耕补偿到期农户的土地依赖程度,及其对农户复耕意愿和计划复耕程度的影响。研究表明,退耕还林政策交替期退耕补偿收入及退耕地上相关收益较少,不足以支持补偿到期农户发展替代生计和保障口粮安全,农户对土地生产的需求会构成其复耕或不愿退耕的重要原因。农户对土地的依赖与退耕还林的可持续性之间并非简单的冲突对立关系,补偿到期农户对土地的收入依赖程度越强,其复耕的可能性越低,计划复耕程度越低,可见,一定程度的土地依赖为其发展多样化生计提供生存基础和粮食安全保障,反而会促使农户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相反,补偿到期农户对土地生产投入越多的劳动力,其复耕的意愿越强,计划复耕程度越高。因此,保障退耕还林成果的可持续性重点在于提升农户农林生产效率,发展劳动集约型土地生产,优化农村劳动力配置。此外,以农村扶贫与发展为目标的移民搬迁工程在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同时,对农户退耕还林行为的可持续性也有重要、积极的影响。退耕还林工程与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等农村扶贫与发展项目相结合,更有助于实现贫困山区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双赢目标。     

土地细碎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告罄,迫切需要转变农业生产技术与经营方式来释放更多农村劳动力。作为中国农业经营的主要特征之一,土地细碎化是否阻碍了劳动力转移呢?为回答这个研究疑问,本文从理论层面系统地分析了土地细碎化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可能路径及其依据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利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进行实证测度。数据描述表明,纵向来看中国耕地细碎化和种植多样化的程度一直在降低,与此同时非农就业持续增加,意味着两者的负相关关系。然而,横向分组对比来看,参与非农就业的农户或劳动力其土地细碎化程度更高。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进行了计量模型估计。农户非农劳动供给的double-hurdle模型结果表明,土地细碎化不仅降低了农户参与非农劳动供给的概率,还降低了劳动供给时间。劳动力就业选择的Mprobit模型结果表明,土地细碎化既降低劳动力兼职型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也降低了全职型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且对后者的作用更大。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土地细碎化的不利一面正越来越突出;现在土地细碎化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因素。近年来可以观察到一些涌现出来的削减土地细碎化的措施,例如,集体土地重新分配中新规则、通过土地租赁市场的置换合并或整片流转等。政府可以为上述转变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也可以补贴或直接投资农村的土地整理项目。目前正在推广的承包地确权制度倾向于固化土地细碎化产权,后确权时代如何削减细碎化有待进行政策讨论。     

关天经济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

农地流转是现阶段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关天经济区622份调查问卷,建立了农地流转的农户模型,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了交易成本认知和农户禀赋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转出)、农地流转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关天经济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不高,样本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仅为23%,农地流转率均值为11%;(2)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农地流转组织形式、农地流转合约期限和对外交通便利情况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决策,而农地流转率仅受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和农地流转契约形式影响;(3)劳动力和土地禀赋正向影响农户转出土地,农地流转率随农业生产能力增强而降低;(4)文化程度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农地流转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天水的农户相比,关中地区的农户更倾向于参与农地流转。因此,要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提升农地流转率,首先要加强农地流转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户整体认知水平,增强农户农地流转政策的理解程度和接受能力;其次,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加快农地确权颁证,提升农户产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再次,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完善市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信号生成机制和传递功能,降低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第四,采取相应的激励政策提高农户土地、劳动力的利用程度,提升农户农业生产能力,避免农户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逆向选择行为;最后,建立有效的农地"经营权退出机制",将束缚在农业生产上的低效劳动力和土地释放出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额度的实证研究——基于耕地资源价值与农户受偿意愿

从耕地资源价值出发,测算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额度,并基于湖北省孝感市和潜江市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的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基于耕地资源价值体系,测算得到孝感市和潜江市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额度分别为1 449 695.76、1 784 296.17元/hm~2;农户所期望得到的耕地损失补偿标准远低于耕地资源价值体系测算出来的理论值,两市农户对耕地损失的平均受偿意愿额度为336 197.95元/hm~2,可以农户受偿意愿为主、耕地农业生产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为辅,制定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标准;受教育程度对补偿标准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其对农地整理事业的认知程度,进而促进我国农地整理事业的发展;土地权属调整是解决农户耕地损失的一项重要措施,做好农地整理项目土地权属调整工作需充分尊重农户的意愿,并以农业现代化作为土地权属调整的目标。     

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补偿现状与补偿原理

随着农村土地制度的变化,安置区土地补偿问题对于协调水库移民安置中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实地调查,首先分析了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补偿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其次,运用土地产权理论和福利经济理论,从安置区土地补偿的原因、范围和补偿原则等方面阐明了安置区土地补偿的基本原理;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协调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和利益平衡、体现农地价值等政策建议。结果表明:其一,安置区的土地补偿,无论从现行法律、还是从实际获得的补偿来看,均未体现对安置区土地权益的保护;其二,安置区集体和居民理应获得相应的权益补偿,其补偿范围既包括转出土地使用权的补偿,也包括对共同拥有土地所有权带来的权益分配变化的补偿;其三,土地制度的建设和改进上,应依据安置区土地资源状况和调出土地的状况确定补偿标准,淹没区集体、移民和安置区集体、居民应获得同等补偿,并力求体现农地价值。     

自我剥削、禀赋效应与农地流转潜在市场发育——兼论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生产方式转型

以家庭均包制为主要经营特征的农村土地制度曾一度引致农户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农业生产效率的快速增长,但由此导致的细碎化小规模的农地经营特征和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却造成了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现象普遍存在,加之传统的村庄惯习和土地占有关系诱致的农户对农地的禀赋效应,共同导致农户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属性与土地的市场处置行为呈现出内在运行机制不一致性。为此,本文采用引入交叉项的Probit模型,并利用江西省丰城市和遂川县的706户农户调查数据经验分析了小农户的自我剥削和农地禀赋效应对农地流转潜在市场发育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特征与农地市场化具有一致性倾向,但农地的人格化财产属性引致的农户禀赋效应造成了农户农地经营自我剥削感知度的下降,并削弱了要素经营属性与市场配置行为的匹配。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小农户低效率农地经营导致的自我剥削与农地禀赋效应分别激励农地流转市场的潜在供给和需求。同时,农地禀赋效应弱化了自我剥削对农地流转潜在需求和供给的诱发作用。为此,本文认为降低农户的土地禀赋效应是欠发达地区小农户转型的总体方向,它为农地由小农户流向生产大户和培育部分小农户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保障。文章主要从家庭决策的利益导向化、农地流转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不一致性及农村制度供给等维度提出了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跳出自我剥削陷阱的政策建议。具体措施包括:1切实保障小农户的基本权益,提高他们在家庭资源配置中的预期收益;2在初次规模经营补贴、农业基本补贴机制转变、经营者生产奖励、专业技能培训、市场信息供给等层面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降低小农户转型的难度与风险。     

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基于2000-2008年省级单元的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探讨来自区域、城镇和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作用机制,认为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受到农村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区域和农村社会经济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引起的城镇空间扩张,缓解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趋势,在此"一增一减"双重作用下,农村居民点用地呈现缓慢增长趋势。相比于来自区域和城镇的社会经济因素,农村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于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影响更为重要。不论是对于来自城镇或是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产出效应都比投资和收入效应更明显,在控制产出效应的情况下,来自于城镇和区域的投资和收入效应不再显著。为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过度扩张,政府应在健康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和复垦力度,积极投资农村,提高农用地产出,以有效引导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资本投入影响研究 ——基于农地整理区域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资本投入行为的影响。首先通过农地整理对农户农业生产投入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提出了理论假设，然后以3个县（市、区）的185份农地整理区域农户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资本投入（流动资本和农业机械投入）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1）农地整理对农户私人投入同时具有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表现在农地整理对农户私人不同要素投入的影响存在差异：与公共投入呈互补关系的私人投入提高，与公共投入呈替代关系的私人投入降低；（2）各因素在流动资本投入和农业机械投入之间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3）各因素在流动资本投入和农业机械投入内部的作用大小有明显差异；（4）农地整理这一公共投入对农户私人投入的挤出效应大于挤入效应，而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农户的流动资本投入上。调查亦发现农地整理对农户农业机械投入的现状影响并不显著，对其投入意愿有明显影响     

平原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分类研究——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

土地整治是对低效、空闲和不合理利用的土地进行治理,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的活动,是各类土地整理、复垦、开发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活动的统称,其实质内容之一是从空间上对土地利用进行优化布局。农村居民点用地是我国进行土地整治的重要区域,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进行分类研究是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土地整治的前提和基础工作。曲周县位于黄淮海平原的中部,黄淮海平原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主产区和农村人口的集聚地,对于其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分类进行研究,对于实现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战略意义。论文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从发展基础、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四个方面选取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的评价指标,利用量化后的指标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法,运用聚类分析法将曲周县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划分为就地城镇化型、重点发展型、限制扩建型和迁移合并型四种类型。研究结果符合实际,为当地土地整治和新农村建设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于其他类似地区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农户调查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举措。以抽样调查获取的424份调查问卷为基础,构建了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住房状况、其它因素在内的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1)研究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不强烈,仅41.5%的农户愿意居民点整理,其主要原因是担心生活成本增加、失去生活保障以及恋土情结等;(2)农户住房套数、与邻居血缘关系、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家庭收入、农户职业类型等都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的主要因素,其中家庭住房套数越多、收入越高、与邻居血缘关系越远的农户整理意愿越强烈,而年龄越大、家庭人口越多、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则越不愿意整理搬迁;(3)为有效推进居民点整理工作,应切实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努力提高拆迁补偿标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同时加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     

三峡库首移民安置区土地资源、移民经济状况及移民满意度的调查与分析

针对三峡工程蓄水和移民搬迁对库首地区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造成的影响，对移民安置前后三峡库首地区的秭归、兴山、巴东等县乡镇土地资源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并选择典型乡镇移民户作为研究对象，实地调查了移民安置区移民户的经济收支情况及其对移民安置的满意度。结果表明：三峡工程蓄水后，库区低海拔地区耕地淹没，农村可用耕地总量减少，人均耕地也有所减少，人地资源矛盾比较突出。移民主要收入来源为劳务、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其中劳务收入比例较大，农户家庭经济支出主要是以生活支出为主，移民搬迁对部分农民经济收入产生较大影响。移民搬迁以后，库区农村的居住环境、住宅条件、生活条件和交通条件均较移民前有明显改善，农户普遍比较满意。库首地区的移民政策落实较好，大部分人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对三峡工程表示支持和肯定。搬迁安置对农村生态环境状况产生了影响，存在自然灾害和病虫害增多，农村废弃物处理设施不足等问题，应当引起政府对库区生态环境问题的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