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市民化抑制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终结是市民化,但是目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存在市民化阻碍,这不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沈阳和余姚两地区进行了案例调查,得到了两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调查数据,首先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对新生代的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进行了测度,并预测出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抑制程度。在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抑制程度指标进行分位数回归分解的基础上,分析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的影响,以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水平是影响其市民化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只有在市民化抑制程度高于80%时才会使市民化抑制程度下降。因此,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的享用水平;发展和健全农民工工会组织;在市民化抑制程度较高的地区应特别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培训。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当今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基于大连市3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从外部环境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情况两方面,构建了市民化指标体系,修正了基于C-D函数的市民化进程模型,采用SPSS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定量分析了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特点,运用Maplnfo作出空间分异图,得出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空间分异特征:①市内四个主城区的市民化水平低于副城区;②市中心及其辐射地带市民化水平较低,城乡结合部市民化水平较高;③市民化指标与市民化水平空间分异不匹配.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制度环境处于阻碍阶段,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和接纳程度较好,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已经具备市民化的能力,城乡结合部和副城区(郊区)是其定居城市的最佳区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国家、社会应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一个平台,加快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基于生活满意度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当前重大社会问题,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需求与驱动力对于促进其主动市民化,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就是其在城镇就业、定居进而构建并不断提高生活满意程度的过程,因而生活满意度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驱动力。利用四川省成都市的实地调查数据与实证分析,基于296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技术,探讨了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追求平等、发展与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其生活满意程度取决于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方面与城市人的横向比较结果。最后提出了就业环境公平化、社会福利均等化及市民化教育等对策建议,从而有利于促进其从经济、社会到心理的城市融入。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乡城迁移与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推拉理论的实证研究

在2011年天津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借鉴推拉理论重新梳理影响农民工城乡迁移与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建立了农民工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的推拉分析框架,并通过实证研究析出和显化在不同代际农民工城乡迁移和宅基地退出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研究发现:在推力因素方面,对第一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年龄、受教育程度、宅基地在住房养老中的作用、供养系数和对农村基础设施满意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性别、教育程度、供养系数和对农村基础设施满意程度。在拉力因素方面,对第一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有无专业培训经历或证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区位、单位性质和外出务工时所利用的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有无专业培训经历或证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区位、单位性质、外出务工时所利用的方式和是否同城里的人交过朋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

由于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和成长的时代背景不同,其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上都有着明显差别。两代农民工无论是初次职业选择还是现职业选择,其职业结构、行业结构、职业目标和职业诉求、职业稳定性乃至当前工作条件、月均收入等方面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对其初次职业选择影响因素以及现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多项Logistic回归表明,家庭因素较多地影响着老一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他们因为家庭原因比较注重获得一定的、较稳定的收入。而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中,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但也反映了其具有较强的家庭观念,并且比较关注工作条件。     

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乡城劳动力两阶段转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现实课题。第二代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警不同的流动群体。而且也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需市民化的群体。基于现有理论的局限性和中国特殊的现实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命题并深入探讨了其内涵。进而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第二代农民工的特征、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及其面临的挑战。最后就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环节和制度创新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民工最新情况调查报告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实施1年以来，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月均工资比2004年增加625元，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大规模外出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农民工大规模外出的影响和作用十分复杂.利用反设事实法,并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分析了湖南省2001-2011年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的贡献,并对于湖南省2001-2011年潜在经济增长进行了进一步推断.研究结果:如果不存在出省打工的数百万农民工,同期湖南将实现净增长428％,年均经济增长率18.10％,比现实经济增长率高出0.5个百分点.这表明农民工大规模外出尽管带来了可观的劳务收入,但也使得流出地区实际经济总量低于其可能的潜在总量,导致其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其潜在经济增长率,从而也间接证明了农民工大规模出省打工对于农民工流出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一定抑制作用.地方政府在将发展“劳务经济”作为发展战略的同时,还应认识到,“劳务经济”发展战略在带来较多劳务收入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潜力.当前不宜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为对各级地方政府目标责任考核内容.     

农民工对流出地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影响

随着各地农民工的大量外出,农村的经济、政治、居住环境等都受到了极大影响。本研究拟以四川省为例,通过在不同区域内进行实地调查和访谈,构建相应的指标评价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系统地分析农民工对流出地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所产生的影响。分析结果发现:农民工的流动对山区人居环境改善的影响最大,丘陵次之,平原最小;在对家庭影响方面和对公共环境影响方面,农民工对丘陵的影响值都明显高于平原和山区;在对周围人影响方面,对山区和平原的影响值差异不明显,但对丘陵地区的影响却基本为零。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力度,拓宽农民工的就业途径;加强宣传教育,重视对农民工的科普知识教育;合理规划环境,强化农村环境监管体系。     

"十一五"期间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思路、目标及对策

通过回顾“十五”期间环境和生态目标的完成情况．结合对“十一五”期闾我国经济增长特点及其对环境影响的分析。提出了“十一五”期间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基本思路一强化对重点地区的“点上治理”．并据此确定了主要目标。同时建议采取以下对策：开展资源环境核算等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强化政策导向．通过产业政策和治理行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环境治理模式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和全过程控制的转变;在污染末端治理中深化市场机制．建立“谁治理、谁受益”制度;完善法规和标准,加强环境管理能力建设;抓住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和改善自然保护区管理这两个重点目标;将生态建设和扶贫开发进一步结合起来。     

Problem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Policies in the New Period of Urbanization

The migr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has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results in problems in China's “urban diseases” caused by the bad order of migration with a huge number and a high degree of concentration, low level of collective action, marginality in social status, unfair treatment, difficult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and new return trend of rural migrants.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develop medium-sized and small cities, integrate the labor market of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provide necessary public services and social security, provide vocational training, guide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rationally, and help the new generation live in harmony with urban residents.     

Problem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Policies in the New Period of Urbanization

The huge migration of rural workers has new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bad order, high degree of concentration, low level of collective action, marginality in social status, unfair treatment, difficult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and the new return trend of rural migrants, which causes ＇urban diseases＇ in China.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develop medium-sized and small cities, integrate the labor market of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provide necessary public services, social security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guide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rationally, and help the new generation live in harmony with urban residents.     

适应转化: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实证研究及其政策意涵

本文基于南开大学"2013年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并与老生代流动人口的情况进行比较。发现经济因素对老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然而,与之不同的是,职业类型、家庭人均月收入、住房公积金等代表经济因素的指标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而且,信用卡消费、人均居住面积、居住质量、对城市生活水平的满意度、流入地亲人数、朋友中的本地人数量、日常生活中与本地人的交往频繁程度等代表社会适应因素的指标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是,这些社会适应因素对老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则较为有限。由此可见,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相对于老生代流动人口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由经济吸引向社会适应转化。具体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社会适应因素体现在消费方式、居住环境、情感纽带、社会融入、城市评价等五个方面。因此,可以通过增进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从而提高其定居意愿。     

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劳动供给行为分析

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劳动供给行为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之一.本文建立了中国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劳动参与模型和工作时间模型,用于分析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劳动供给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迁移劳动力劳动参与率高,工作时间长,主要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农村迁移家庭中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3.71％和4.97％,且随着受教育年限的提高,男性工作时间将明显增加；身体健康不仅有助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而且有助于女性和男性工作时间的增加；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倾向于减少工作时间；但随着经验的增长,个体倾向于增加工作时间；女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分别为-0.261 3和-0.073 3,而男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为-0.3443,说明女性和男性的工作时间曲线均向右下倾斜；女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为0.539 5,远高于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因此,政府通过发展农村教育和医疗服务,适当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将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迁移家庭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Up-to-date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One year has passed since the Advice on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by the State Council was put into practice. The status for rural migrant workers has been improved effectively. Especially, their wages have been increased notably, the problem of default on wage payments has been alleviated, and the services offered to them by governments have been improved. However, some essential problems, such as low income and bad living conditions, have not been changed ultimately. Their strong wishes to become legal urban residents are still far from being realized. Therefore, we should carry out the current policies, make furthe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increase relevant investments, gradually eliminate institutional barricades, and fund shortage problems that prevent rural migrant workers from becoming legal urban residents,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thoroughly.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

通过政策分析发现,新农保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主要体现在政府补贴方面,在本质上是财政的再分配,其中个人账户部分体现为代内再分配,基础养老金部分体现为代际再分配。新农保制度几乎对所有制度内人群都具有正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以净转移额来度量新农保收入再分配效应的程度,通过建立模型进行测算发现:在现行财政补贴政策下,新农保的收入再分配偏向于选择较高档次缴费的人群、缴费困难群体、寿命长的人群、女性农民、长期缴费的人群以及农村计划生育家庭;政府缴费补贴越多,个人账户投资收益率越高,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越大,参保人养老金的净转入额就越多;"捆绑式缴费"政策产生了逆向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中国城乡一体化水平的省区分异

推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举措。本文采用城乡发展差异系数、城乡一体化水平指数等指标,分析了中国城乡一体化水平的省区差异,揭示了这种地域分异所产生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探讨推进全国城乡一体化新格局形成的科学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城乡发展无论是东部相对发达省区,还是西部欠发展省区,差异显著,呈现不均衡特点;城乡一体化水平受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实力和公共政策等因素影响明显;加快建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需要进一步纠正"城市偏向"的发展观,加大城乡统筹力度,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并根据变化趋势,调整公共政策的着力点,提升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区域协调性。     

基于力学平衡模型的乡村转型均衡发展判别方法研究

社会经济 生物自然 土地管理三维驱动因素通过“农村人口 耕地 农村居民点”3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驱动着乡村转型发展。以该3要素为研究对象，提出基于力学平衡模型乡村转型发展偏离度的评价方法，并综合应用 2000 年和 2010 年两期 Landsat TM影像解译数据及2006~2020年规划修编数据，分析了江苏省乡村地区转型变化的特征规律。研究表明：江苏省各县（市区）乡村地区转型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偏离发展情况；偏离度空间上呈现极角苏南<苏中<苏北，极径苏南>苏中>苏北的规律；农村居民点扩张成为乡村转型均衡发展的最重要阻碍因素，这根源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三元”结构社会体制，目前“生产空间较好的实现了转型，生活空间和身份空间依然滞留在乡村地区”，现阶段的乡村转型发展是一种不均衡的发展模式，必须实现向“以人为本”发展方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