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

厘清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公众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流域生态补偿提质增效,推进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该研究基于山东省大汶河流域的979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将制度信任、人际信任同时纳入分析框架,构建起并行中介模型,探究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间的内在机理,并引入调节变量（收入水平）进行多群组分析。研究表明：(1)公平感知对公众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公众的公平感知主要受结果公平与人际公平的影响。(2)社会信任在公平感知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间起中介作用。公平感知能够显著增强公众的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公众的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对其参与流域生态补偿具有正向驱动作用。对比两条并行中介路径的效应强度发现,制度信任的中介作用高于人际信任,表明制度信任是驱动公众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变量。(3)拥有较高政策认知度的公众更易开展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4)多群组分析显示,公平感知、制度信任在驱动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参与流域生态补偿上作用显著,人际信任则更能驱动中等收入群体参与流域生态补偿。该研究的政...     

社会嵌入视角下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研究——基于冀、皖、鄂3省668份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冀、皖、鄂3省5个市（县）22个村的668份农户调查数据，通过社会嵌入理论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的嵌入因素。结果表明:政府支持、农户认知和社会资本网络3个维度9个变量的“嵌入因素”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有显著影响。其中，政府政策宣传、项目扶持，农户生态、社会、经济价值认知，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互惠规范和农户参与网络正向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对此，政府应提高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重视程度，加大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宣传力度，因地制宜构建有利于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的社会嵌入环境，以有效促进农户积极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     

南方沙化土地治理中的农户行为实证研究

我国南方亚热带沙化土地在成因、危害和治理方式上均与北方沙地有很大不同，以沙化土地水土流失治理典型区周边的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村域基本情况，走访村落中的农户群体与关键人物，获得问卷与访谈数据，对农户沙地治理与利用行为、生态意识、生态认知、农业生产方式等进行了统计分析，从人口特征分异上考察各类农户群体的行为和意识差异，运用Logistic二值回归模型验证农户治理行为的显著影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沙地行为和生态意识在人口特征和土地利用方式上都有显著差异，其中年龄、学历、实际耕种规模、农业损失、沙地活动是影响农户参与沙地造林意愿和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结论对改善沙地生态治理模式和优化环境政策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生态治理中的农户行为具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南方沙化土地治理中的农户行为实证研究——以鄱阳湖滨沙区为例

我国南方亚热带沙化土地在成因、危害和治理方式上均与北方沙地有很大不同,以沙化土地水土流失治理典型区周边的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村域基本情况,走访村落中的农户群体与关键人物,获得问卷与访谈数据,对农户沙地治理与利用行为、生态意识、生态认知、农业生产方式等进行了统计分析,从人口特征分异上考察各类农户群体的行为和意识差异,运用Logistic二值回归模型验证农户治理行为的显著影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沙地行为和生态意识在人口特征和土地利用方式上都有显著差异,其中年龄、学历、实际耕种规模、农业损失、沙地活动是影响农户参与沙地造林意愿和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结论对改善沙地生态治理模式和优化环境政策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生态治理中的农户行为具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主动参与还是被动选择: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及效果差异分析

基于湖北省的调研数据，分析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行为及行为效果，并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加以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是否为村干部、家庭总人口、家庭年收入、家庭耕地面积、行为认知、环境状况评价、气候变化感知以及政府激励是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关键因素。受教育年限、环境容忍度、行为认知、环境状况评价以及气候变化感知则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效果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从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行为动机出发，并借助Oaxaca-Blinder反事实分解方法，探讨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两种行为的效果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结果显示，禀赋差异和禀赋回报率差异均致使主动参与者的行为效果均值（3.729）显著高于被动参与者的行为效果均值（3.027）。其中，受教育年限、行为认知和气候变化感知的差异是主动参与者和被动参与者行为效果存在差异的主要因素。     

归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省1007个农户调研数据

基于湖北省1 007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从主人翁意识、村庄认同、村庄喜爱、事务关心和村庄依恋5个维度,探讨了农户的村庄归属感对其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1)98.42%的农户参与了环境治理,但参与2种或以上环境治理行为的农户仅占29.60%,参与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2)当前农户的村庄归属感普遍较高,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3)村庄归属感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主人翁意识越强、对村庄的认同感越高、对村庄的喜爱程度越深、对村庄事务越关心、对村庄的依恋程度越高的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可能性越大;(4)农户个体特质能够调节村庄归属感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当农户为女性、年老、高学历、居住时间长及大姓时,村庄归属感对其环境治理行为的作用更大。据此,除了继续优化常规经济、制度手段外,还应注重培育与强化归属感这一内在的激励机制,以推动农户环境治理行动,进而实现生态宜居农村的目标。     

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影响分析——基于云南省465个农户调研数据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宜居"的重要内容.基于云南省昭通市渔洞水库汇水区465个农户调研数据,利用双栏模型(Double Hurdle Model)实证分析农户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参与意愿及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较高,有86.9％的农户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费用,支付意愿的均值为45.616元/户/年;收入水平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支付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水平-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对村干部信任程度高的农户,收入水平对支付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家中常住人口数量等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也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产生影响.对比农户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两栏的结果,可以发现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有村干部、地区等变量在影响方向和程度上存在差异,说明农户参与和农户支付是两种不同的机制,需要区别对待才能更好洞悉农户意愿.实现以农户收入为核心的经济因素和以村干可信度为核心的非经济因素的合理配合是促进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关键.     

市场信任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 ——基于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分析

生产者市场信任缺失将导致绿色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并由供给缺位引致食品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基于湖北省804份水稻种植户的微观调研数据，探讨了市场信任、制度环境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户不仅对市场上售卖的农产品缺乏消费信任，而且缺乏绿色农产品生产信任，67.79%的样本农户对绿色农产品的市场销售表露担忧；（2）市场信任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激励制度相比，市场约束制度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影响更显著，且市场激励与约束制度能有效弥补农户市场信任不足；（3）政府和企业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企业和政府监管都能显著促进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但企业对农户生产行为的约束效果要优于政府。因此，要提升农户的绿色农产品市场信任，加强激励与约束制度环境的建设，倡导多元共治以弥补政府职能的有限性。     

资本禀赋对农户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分析

生态补偿是激励农户主动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有效手段,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不仅影响补偿政策的可持续性,更决定污染治理的效果。本文将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的受偿意愿分为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基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建立资本禀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模型和研究假说,利用秦巴生态功能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Double-Hurdle模型实证分析了资本禀赋对农户两阶段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愿意参与耕地面源污染生态补偿的农户占所有样本的86.69%,农户受偿额度的均值是6 444.37元/hm~2·a。(2)耕地面积、受教育程度、参加农业培训的次数、亲戚朋友信任程度、邻里信任程度、村干部信任程度和借钱人数等变量均对农户的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表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均与农户补偿参与意愿正相关,意味着资本禀赋越高的农户,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政策的概率越大。(3)家庭收入、耕地面积、参加农业培训的次数、借钱人数和是否贫困县等变量均对农户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亲戚朋友信任程度具有负向影响,表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越丰富,农户生态补偿接受额度越高,而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接受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具体表现为信任程度具有负向影响,关系网络具有正向影响。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将农户参与纳入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政策制定环节、加强农户资本禀赋积累的政策建议。     

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及其异质性分析——基于TPB框架的实证研究

生态耕种对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升耕地保护成效和保障农作物质量安全起着重要作用。基于江西省11市47县（区）1 488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计划行为理论指导下，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有89.85%的样本农户表示愿意采纳生态耕种，并对生态耕种的收益预期和推广预期维持在较高水平；（2）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生态耕种推广预期、生产交流、邻里效应、政策补贴和技术培训变量是影响农户采纳意愿的关键因素；（3）不同限定条件下，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其中收益预期、信息传播力度和技术培训对低推广预期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影响更强；风险预期越低，对缺乏交流农户的采纳意愿影响更大；邻里效应小的农户主要受信息传播力度和技术培训的影响；需要政策补贴的农户，生产交流越频繁，邻里效应越强，其采纳愿望更强烈；参加了培训的农户，影响其采纳意愿的因素主要有收益预期与信息传播力度。政府应在加强生态耕种宣传与推广、搭建农户生产交流平台、完善生态耕种补贴与激励政策等方面制定针对性的措施。     

地方依恋有助于提高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吗?——基于湖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从人地关系视角探讨农户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对剖析农村环境治理难题意义重大。以湖北省为例,利用1074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从环境心理学视角下的人地关系出发,探讨了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法(IV-Oprobit)进行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①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整体一般,通过提高农户对村庄的依恋水平,可显著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具体而言,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可使其环境治理“非常愿意”参与的概率提升35.51%。②社会信任在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中发挥显著的调节和中介作用。一方面,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会随着农户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地方依恋能够显著增强农户社会信任水平,从而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即社会信任是地方依恋影响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重要传导中介,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3.37%。③代际差异分析表明,在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群体中,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均显著。此外,性别、环保意识和环保态度等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也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和文化建设等,不断增强农户的村庄认同感和依恋感,进而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提升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水平。     

社会资本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技术认知的中介效应分析

利用黄土高原1 23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以少免耕技术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5个维度对黄土高原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的影响，并检验了技术便利性认知、技术效果认知和技术风险认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和技术认知对农户少免耕技术采用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山西省农户的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社会声望和社会规范对农户少免耕技术采用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技术便利性认知在社会参与、社会声望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效果认知在社会声望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风险认知在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陕西省农户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少免耕技术采用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技术便利性认知在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效果认知在社会信任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风险认知在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甘肃省农户的社会网络、社会声望和社会规范对少免耕技术采用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技术便利性认知在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风险认知在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效果认知为完全中介。     

参与农业技术培训能否促进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基于家庭禀赋视角的ESR模型分析

农业技术培训对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是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关注的重要问题.基于农户家庭禀赋影响其参与农业技术培训,进而导致其绿色生产行为实施差异的分析思路,利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和来自湖北省的1063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构建反事实场景和考虑样本选择偏差的基础上,考察了参与和未参与农业技术培训两种情形下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差异.结果表明:(1)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实施程度显著高于未参与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户,且平均处理效应表明,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可使预期的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实施程度提高40.13％;(2)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对不同类型绿色生产行为的处理效应由大到小依次为化肥减施、节水灌溉、农药减施、农膜回收和秸秆综合利用;(3)无论是否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家庭禀赋对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均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类型的家庭禀赋对参与和未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农户的影响存在差异.此外,家庭禀赋也是影响农户参与农业技术培训的重要因素.政府应积极拓宽农业技术推广渠道,加快转变技术推广方式,兼顾"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两者,进一步开展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培训.     

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再论析:元治理视域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实现农村环境的有效治理,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无论学者如何强调PPP模式的意义、如何强调社会公众以及社会组织的作用,研究最后基本都会指向政府责任。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重新强调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特别是将其置于元治理视域下进行论析。元治理即治理的治理,元治理并不排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但更加重视和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根据元治理理论,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可以界定为:农村环境治理成本的承担者和多元治理体系的构建者,PPP模式的设计和监督者,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者和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者。当前,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担当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政府农村环境治理投入不足和治理体系不完善、PPP模式中政府监督责任弱化、对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不足以及对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不够。元治理视域下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承担起最主要治理主体责任,而且需要政府积极引领其他主体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中来,形成治理合力。具体而言,应以财政投入增加和多元治理体系构建实现政府最主要主体责任,同时,政府应以监督责任强化为重点保障PPP模式实施,以发展能力提升积极支持社会组织参与,以环境意识和制度信任水平提高等引导农民参与。     

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生态补偿是激励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主动参与人为活动限制政策,实现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政策工具。为深入了解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的受偿意愿,将其决策过程分解成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两个阶段,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构建资本禀赋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江西省和湖北省4个县(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实证分析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有效的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激励应不低于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对应调查区域的补偿标准应不低于0.23万元/(户·a);(2)经济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农业收入比重、人口负担比和住房结构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力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3)文化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不确定,但对受偿额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村集体活动参与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外出打工经历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负向影响;(4)社会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受偿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其中村干部信任程度和陌生人信任程度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邻居信任程度和贷款难易程度对受偿额度具有负向影响,手机联系人数和社会声望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中,要分层分阶段推进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政策,充分重视农户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社会资本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影响机制研究

社会资本在反贫困领域的重要作用已被理论和实践所证实。在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有效发挥社会资本的周急济贫功能,缓解乃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已成为当前反贫困战略推进中亟待探讨的问题。研究整合了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0、2012、2014、2016)个体家庭和村庄的嵌套数据,建立了“认知型”和“结构型”两种类型以及“个体家庭”和“村庄”两个层级的社会资本框架,并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构建了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社会参与、集体参与以及公共服务6个社会资本变量。研究利用HLM软件构建了多层广义线性模型(HGLM),通过四阶段的空模型、截距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完整模型分析了绝对贫困背景下社会资本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个体社会资本总量与贫困代际传递呈显著负相关。②在个体家庭层面,社会网络、社会声望、社会参与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负向影响,但社会信任和地方信任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并不显著。③在村庄层面,公共服务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集体参与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公共服务水平对社会网络和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提出要大力培植贫困群体和乡村两个层级的社会资本以缓解农村贫困代际传递趋势:①要通过协调“乡政”与“村治”以形成良性的乡村治理格局。②要促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紧密衔接,在保障个体脱贫的同时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③须提振贫困群体脱贫信心,增强村级自治与集体参与的水平和能力。     

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认知对行为响应的作用机制--基于改进TPB及多群组SEM

农地整治权属调整是实现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手段,而农户有效参与是推动权属调整的内在动力,研究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认知对其行为响应的作用机制,有助于高效引导农户参与权属调整,并为制定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基于改进计划行为理论和湖北省11个县(市、区)1044份农户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了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不同类型农户认知对其行为响应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行为逻辑符合改进计划行为理论,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交互影响行为意愿,进而转换为行为响应,政府支持在行为意愿和行为响应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总体上,农户行为响应是"自发性""诱发性"和"约束性"三重行动逻辑的结合,且"自发性"占主导地位。多群组结构方程估计结果表明,纯农型与兼业Ⅰ型农户的行为响应受到"自发性""诱发性"和"约束性"三重影响,兼业Ⅱ型农户受到"自发性"和"诱发性"双重影响,非农型农户仅受到"诱发性"单一影响。因此,为引导农户积极参与农地整治权属调整,应该分别针对各类农户相应地提高其参与的"自发性"和"诱发性",降低"约束性",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经济组织的作用,将四种不同类型农户的利益需求统筹考虑,降低权属调整过程中利益协调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