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减污降碳效应

新型城镇化是区域经济增长和绿色转型的有力支撑。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主导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减污降碳的政策效果有待验证。该研究选取2004—2020年中国1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从“污染”和“碳排放”两个维度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减污降碳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新型城镇化建设存在显著的减污降碳效应,并且呈现逐年递增的特征,该结论在考虑了DID有效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从“区位-特征-规模”三维城市属性看,减污降碳效应在东部城市、非资源型城市、高人力资本城市和规模较大的城市更加显著;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的减污降碳效应呈边际递增趋势。(3)机制分析表明,新型城镇化除了直接对减污降碳存在促进作用,还可以通过推动三次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服务业结构升级以及绩效型技术创新而有效促进减污降碳,但投入型技术创新对减污降碳的影响尚不明显。该研究为下一阶段中国区域污染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政府应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减污降碳,同时借助产业结构升级和绩效型技术创新以更加有效的方式释放新型城镇化在区域绿色发展中的红利。     

“双碳”背景下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减污降碳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碳排放交易机制作为国家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其减污降碳的政策效应引起广泛关注。文章将二氧化碳减排与环境污染治理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省份面板数据,以碳排放交易机制为政策背景,采用改进熵权-TOPSIS模型计算环境污染指数测度当地生态环境质量和环境污染程度,以碳排放量与环境污染指数的交乘项表征减污降碳水平,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合成控制法实证检验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减污降碳效应。研究结果发现:①与非试点省份相比,从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来看,碳排放交易机制降低了试点省份二氧化碳和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在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试点省份的减污降碳水平提升了16%。从试点个体的政策效应来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表现较优即碳污排放呈显著下降趋势,广东表现次之,而湖北表现较差。②作用机制分析和异质性检验发现,碳排放交易机制通过能源消耗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的提升,同时,减污降碳水平呈现区域异质性,东部和西部地区表现最优,中部地区表现不佳。③进一步,以灰色关联模型探究各省份碳排放与环境污染物的减污降碳水平协同减排潜力,计算结果发现,上海、广东、广西、贵州、新疆等5个省份的平均关联度值大于其他省份,呈现较高的减污降碳潜力。因此,要加快推进并完善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发挥市场激励型的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二氧化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物的协同减排作用,通过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和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制定区域差异化的减污降碳政策,加快实现碳排放交易政策的协同效应。     

经济发展与农业面源污染：分解模型与实证研究

借鉴Islam的研究思路,构建农业面源污染影响因素分解的理论模型。并利用1990～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农业面源污染演变的内在驱动机制,以期为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业面源污染演变受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减污效应的共同影响;（2）规模效应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为正,这说明农业生产规模和农村人口规模的扩大会增大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结构效应的两个重要方面（经济作物比重的提高和畜禽养殖业产值比重的提高）都会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的加剧。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减污效应开始初步发挥,二者都能有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这为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     

环境与经济目标设置何以影响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已进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加强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对实现中国“双碳”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有重要意义。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之间的协同效应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较少有针对城市层面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为此,该研究收集中国278个城市2004—2020年PM_(2.5)/PM_(10)浓度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以PM_(2.5)与CO_(2)为代表测算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通过构建“目标设置-结构效应-协同管理绩效”分析框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环境与经济目标设置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检验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所产生的中介效应,并采用不同污染物测算协同管理绩效,对回归结果进行敏感性检验。结果显示:①环境与经济目标设置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有显著影响,PM_(2.5)/PM_(10)浓度目标与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正相关,而经济增长目标与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负相关。②区域异质性上,中部地区环境目标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东、西部不显著;东、西部地区经济目标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的负向影响显著,中部不显著。③环境目标可通过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但交通运输结构的中介效应不显著。④采用不同污染物测算协同管理绩效,发现前述回归结果对不同污染物是敏感的。研究结果表明,目标设置是大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协同管理的重要驱动力,要将空间异质性、重点管控污染物考虑在内,识别高效协同的结构减排路径,提升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应从强化目标协同、引导经济质量竞争、实施差异化协同治理、加强考核协同等方面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中国环境质量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污染和吸收两个视角

提升环境质量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和必然要求。基于环境污染和环境吸收两个视角，在综合大气、土壤、水体三大环境要素测算环境污染指数和吸收指数的基础上，结合环境质量影响因素的地域差异性，采用SDM模型分析全国及各地区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和空间效应。研究表明：（1）环境质量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地域不平衡问题突出，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2）重工业比重偏高是造成环境质量低的最主要原因；（3）东部地区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逐渐趋于协调，但人口集聚给环境带来较大负面影响。中、西部地区“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发展模式成为提升环境质量的掣肘。最后，针对不同地区发展特点提出“硬治理”与“软治理”融合的差异化环境治理路径。     

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分析及其路径探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后疫情时期中国面临经济复苏、空气质量达标、“双碳”目标实现等多重压力,在此背景下,研究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并厘清实现路径对中国在后疫情时期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研究基于 2001—2019年中国 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减污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动态演变过程以及实现路径。结果显示:(1)中国的减污和降碳政策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其中,降碳政策对减污和降碳几乎具有相同的效力,而减污政策则主要以减污为主、降碳为辅,但其对空气污染物(即SO_(2)和烟尘粉尘)和CO_(2)排放的抑制作用大于降碳政策。此外,该研究分别从内生性问题、减污降碳政策指标设计稳健性、估计方法稳健性三个视角证实了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2)减污和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具有明显的动态变化趋势;降碳政策自政策实施起便具有显著的减污协同效应,且政策实施时间越长,对减污的协同作用越强;而减污政策的降碳协同效应则是自 2011年出台节能减排综合性方案以后才逐渐显著,随后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因此,长期而言以碳排放交易市场为主的降碳政策的减污协同效应显著优于减污政策的降碳协同效应,故在进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战略布局中应以构建碳市场为主。(3)减污政策的有效性和协同性均主要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促进技术进步来实现,而降碳政策的有效性和协同性则主要通过前两条路径来实现。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政策建议。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研究:基于心理感知和环境干预的分析

在农村生活污染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加快推动合作化治理，引导农村居民选择合适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是实现建设“美丽乡村”目标的有效手段。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回归探讨心理感知与环境干预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心理感知是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对环境的容忍程度越低、自身环保意识越强的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合作治理的可能性越大；（2）环境处罚制度对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合作治理有促进作用；（3）交互效应分析表明，环保政策宣传和环境处罚制度在农村居民自身环保意识对其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政府应加强宣传和引导，切实推动农村居民选择环保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以推进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进而实现“农村美”的目标。     

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减污降碳”何以“协同增效”

在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多目标环境规制政策的协同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作。面对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双碳”目标两大战略任务,环境政策协同是否可以更加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现有研究尚无确定答案。因此,该研究利用“两控区”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环境政策协同的准自然实验,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利用2003—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约束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1)与单一环境规制相比,减污降碳协同推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更佳,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2)机制分析发现,在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有为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调节效应推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有效市场激励微观企业产生易地搬迁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实现地区产业转型升级。(3)进一步研究发现,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双重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非老工业基地、高环保意识地区、环境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1)地方政府应统筹全局,避免走...     

神农架大九湖后生浮游动物群落结构和水质评价

大九湖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水源涵养地之一。为了解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后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特征及水质污染情况，于2014年11月（枯水期）、2015年5月（平水期）和9月（丰水期）进行了3次采样调查。研究表明:共检出后生浮游动物36种，其中桡足类2种、枝角类5种和轮虫29种，轮虫丰度在3次采样中均占总丰度的80%以上，仅有的几种枝角类和桡足类也是小型种类或以幼体为主。11月优势种是寡污-β中污型-螺形龟甲轮虫（Keratella cochlearis）和晶囊轮虫（Asplachna sp.）；5月优势种为寡污-β中污和β中污型-螺形龟甲轮虫、迈氏三肢轮虫（Filinia maior）、无棘螺形龟甲轮虫（Keratella cochlearis tecta）、广生多肢轮虫（Polyarthra vulgaris）和萼花臂尾轮虫（Brachionus calyciflorus）；9月优势种是β-中污型-裂足臂尾轮虫（Brachionus diversicornis）、迈氏三肢轮虫和剪形臂尾轮虫（Brachionus forficula）。冗余分析（RDA）表明高锰酸盐指数(CODMn)是影响后生浮游动物污染类型分布的最关键环境因子。 关键词： 大九湖；后生浮游动物；污染类型；高山湿地湖泊     

经济发展与农业面源污染:分解模型与实证研究

借鉴Islam的研究思路,构建农业面源污染影响因素分解的理论模型。并利用1990~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农业面源污染演变的内在驱动机制,以期为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业面源污染演变受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减污效应的共同影响;(2)规模效应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为正,这说明农业生产规模和农村人口规模的扩大会增大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结构效应的两个重要方面(经济作物比重的提高和畜禽养殖业产值比重的提高)都会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的加剧。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减污效应开始初步发挥,二者都能有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这为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     

环境污染与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机制与基于中国经济事实的检验

环境污染是与居民健康水平紧密相关的,并且会导致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呈现出异质性特征,从而影响居民收入差距。本文通过构建跨期经济模型研究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导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出现相同比例的健康损害,这种损害会拉大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农村居民应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害会进行相对较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因而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差异会逐渐拉大,所以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也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而扩大。基于理论研究结果,运用中国2002—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环境污染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基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计量检验结果是一致的,这表明研究结论是稳健的;(2)运用门槛面板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当滞后一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到临界点之后,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效应会明显增强,表明环境污染对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有显著的影响,环境污染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的相对收入差距;(3)本文的研究结果证明了在教育、政府行为、城镇化等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核心因素之外,环境污染也是影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显著性因素,并且其影响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和期初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在治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相关政策应该平衡环境污染成本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分配。     

后现代旅游理念下的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以长沙县开慧镇为例

后现代旅游理念源于后现代主义思潮，是一种新型的旅游观。在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基础上，采用实地研究与问卷调查方法，以长沙县开慧镇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后现代旅游是对现代旅游的继承性发展，后现代旅游需求是多样、复杂、甚至矛盾的，目前很难统一界定；（2）总体来看，后现代旅游产品开发应该秉持绿色自然、情感体验、个性本我、健康公平等理念；（3）开慧镇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但现有产品开发存在游客参与度不高，消费水平偏低，产品认知程度不一，新媒体营销收效甚微等问题；（4）探索性地设立了由13个影响因子组成的指标体系，依据对游客的重要性程度将权重划分为高、中、低3个层级，并以此作为产品开发的参照；（5）提出了加强“大地艺术类”“儿童旅游类”“农家体验类”“户外休闲类”4类后现代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的建议。今后，有必要加强对“后现代”或“跨现代”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研究。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对工业用水的脱钩研究 ——基于“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的对比分析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发展为工业化提供了强劲动力，但同时工业用水的猛增促使水资源供需矛盾更加尖锐以及水环境污染愈发严重。通过建立工业用水与城镇化之间的脱钩模型，利用“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的面板数据，研究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工业用水与城镇化的脱钩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对数迪氏指数法考察工业用水量的具体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06~2015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对工业用水总体呈现脱钩状态，但“十一五”期间表现为弱脱钩状态，而“十二五”期间表现为强脱钩状态；（2)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脱钩关系存在较大的时空差异，长江三角洲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区以及长江上游经济区明显处于不同的脱钩状态；(3）城镇化影响工业用水的四大效应中，技术效应抑制工业耗水，产出效应则促进工业耗水，而结构效应和人口效应对工业用水的影响随时空变化而变化。据此，提出通过技术节水提高工业用水的利用效率，因地制宜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等建议。 关键词： 城镇化；工业用水；脱钩模型；LMDI模型；长江经济带     

大数据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大数据提高了信息交流和知识传播的速度与效率,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现有研究针对大数据发展的红利效应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但鲜有从企业绿色发展视角进行的分析。为系统评估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该研究在理论分析大数据发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内在机理和知识产权保护调节作用的基础上,借助“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外生政策冲击,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在二者之间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大数据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水平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大数据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三种渠道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调节效应检验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在大数据发展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政府应完善大数据发展政策,持续推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加强大数据发展政策引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制度设...     

碳达峰约束下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及其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2030年高质量碳达峰是如期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根本基础。该研究以中国28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样本截取时间为2006—2019年。以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为刚性约束,提出“共生-共治-共享”的分析逻辑,聚焦碳排放与大气污染共生排放特征,在碳达峰年度目标量化分解、碳排放与大气污染双重损益偏离识别的基础上,考察了碳达峰目标对碳排放损益偏离、大气污染损益偏离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共治效应及共享路径。研究发现:①碳达峰目标发挥了显著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用,能够促进城市发展由损益偏离-损益均衡-精益降损的方向优化,发挥推动城市“劣者趋良、良者趋优、优者更优”的作用。②碳达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用呈明显的异质性选择效应,在西部城市、资源型城市、环保重点城市、先发城市中能够发挥更高作用与更强影响。③碳达峰目标发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共享路径在于双视角下“调内”“匹外”式源头治理-过程控制-末端阻断的全流程发力与外部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匹配。需在“双碳”目标持续推进中紧抓“降碳”,优化设计多措并举、全程发力的多重共享路径,增强碳达峰减污降碳增效的多赢共治效果。具体包括:①强化源头治理,在源头上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调整产业结构,节能降耗。②严控过程管理,破解环境规制级差引致的污染转移现象及损益偏离后果,推动绿色交通体系建设,多轮驱动。③突出末端阻断,采取全过程治理、监控、减排措施,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减碳增汇。④动态调整实现内外匹配,环境政策要因时施策、因境而异、因地制宜,做到因事适时调整、因效精准调控。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及其溢出效应

基于2005～2014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特征明显，总体上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等城市为重要创新节点，由沿海向内陆发散的空间集聚格局。（2）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在地理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城市创新产出的提高，将促进本城市创新能力的增强。（3）空间效应对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作用显著，忽视空间要素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影响，将使估计结果产生偏差。（4）各创新要素对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人力资本、资金投入水平和创新平台不仅能提高本城市和邻近城市的创新水平，而且对城市群的创新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交流学习能力对本城市创新产出的正向作用显著，对邻近城市具有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而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作用并不显著；政府支持力度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对邻近城市创新产出作用不显著，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较弱。最后提出了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减污降碳协同路径研究:典型国家驱动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但通过何种路径才能实现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推动达成协同治理的内在驱动力又是什么?发达国家是否已经实现了协同?其经验教训中国是否可以借鉴?基于此,该研究首先采用协同控制效应坐标系法,判断不同国家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所处的阶段,绘制典型发达国家减污降碳的历史路径并挖掘其演变规律及不同类型背后的驱动机制。其次,从硫碳减排量变化情况、能源结构、居民受教育程度及产业结构等维度出发,对我国碳污协同治理所处阶段进行识别,分析得出我国当前与德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协同状况较为类似,即从碳增硫减进入协同防控的波动阶段。但由于社会制度、减排目标、资源禀赋、经济体量等的差异,应辩证地看待德国能源转型、碳市场建设以及环境立法历程,选择性地借鉴他国经验。针对如何实现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提出建议:①促进能源转型,转变能源结构,从根本上实现减污降碳。②利用碳市场突破减污瓶颈,将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相结合,在完善碳市场监管体系的同时,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配额分配机制和价格控制措施。③减少碳污“分而治之”,增强有意识协同,以提高碳污同治的效率;制定大气污染治理政策时兼顾气候变化的应对,并将排污权与排放权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④明确环境规制边界与政府职责,保障协同防控措施实施的有效性。     

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资本投入影响研究 ——基于农地整理区域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资本投入行为的影响。首先通过农地整理对农户农业生产投入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提出了理论假设，然后以3个县（市、区）的185份农地整理区域农户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资本投入（流动资本和农业机械投入）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1）农地整理对农户私人投入同时具有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表现在农地整理对农户私人不同要素投入的影响存在差异：与公共投入呈互补关系的私人投入提高，与公共投入呈替代关系的私人投入降低；（2）各因素在流动资本投入和农业机械投入之间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3）各因素在流动资本投入和农业机械投入内部的作用大小有明显差异；（4）农地整理这一公共投入对农户私人投入的挤出效应大于挤入效应，而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农户的流动资本投入上。调查亦发现农地整理对农户农业机械投入的现状影响并不显著，对其投入意愿有明显影响     

农地整理后期管护制度绩效研究：影响路径及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湖北省4个地区的568份农户调研数据，借鉴SCP范式构建了“制度结构 管护行为 制度绩效”研究框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农地整理后期管护制度绩效的影响路径，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测度了制度结构对其绩效的影响效应，试图为管护制度的完善和制度绩效的提升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研究表明：（1）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验证了SCP范式的有效性，制度结构不仅直接作用于制度绩效，也可通过管护行为间接作用于制度绩效，且间接作用大于直接作用。（2）制度结构中，非正式制度类变量贡献更大；管护行为中，角色内行为类变量路径系数更高。影响声誉、破坏劝阻、主体选择等测量变量对制度结构、管护行为、制度绩效的总效应最大，效应值分别为0.56、0.79、0.84。（3）管护文件覆盖区域与管护合同签订区域及全部实证区域中管护行为的中介效应均显著，且管护合同签订区域管护行为的中介效应高于管护文件覆盖区域。因此，建议重视非正式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逐步引导村民形成积极参与管护的惯例；加大管护基础工作的执行力度，尤其是对项目设施破坏行为进行及时劝阻，避免“破窗效应”；引入市场机制，推进管护主体选择方式多元化。     

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及其异质性分析——基于TPB框架的实证研究

生态耕种对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升耕地保护成效和保障农作物质量安全起着重要作用。基于江西省11市47县（区）1 488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计划行为理论指导下，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有89.85%的样本农户表示愿意采纳生态耕种，并对生态耕种的收益预期和推广预期维持在较高水平；（2）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生态耕种推广预期、生产交流、邻里效应、政策补贴和技术培训变量是影响农户采纳意愿的关键因素；（3）不同限定条件下，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其中收益预期、信息传播力度和技术培训对低推广预期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影响更强；风险预期越低，对缺乏交流农户的采纳意愿影响更大；邻里效应小的农户主要受信息传播力度和技术培训的影响；需要政策补贴的农户，生产交流越频繁，邻里效应越强，其采纳愿望更强烈；参加了培训的农户，影响其采纳意愿的因素主要有收益预期与信息传播力度。政府应在加强生态耕种宣传与推广、搭建农户生产交流平台、完善生态耕种补贴与激励政策等方面制定针对性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