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教育法制建设与环境保护社会治理

加强环境法制教育有利于提升公众的环境保护理念,促进环保社会治理。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在环境教育法律依据、教育内容、教育职责、教育制度等方面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在我国大陆开展环境教育法制建设,须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强调党、政府、社会、公民和市场关系的制度化,解决组织主体、参与主体和经费保障等关键问题,符合实际并发挥实际作用。在党内法规方面,要制定与国家立法相衔接的环境保护党内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在国家立法的建设方面,制定专门了《环境教育法》或者《环境教育条例》,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学校、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的环境宣传教育权利和义务,把环境宣传教育作为基础性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完善环境信息公开、社会监督、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等制度和机制,采取有针对性和可接受的宣教方法与机制,促进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制度得以运行。     

关于地方推进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实践进展的述评

为跟踪各地落实《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实践进展，本文通过比较各地发布的相关实施意见文本，结合实地调研座谈，总结典型案例，分析发现：①由于各地对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内涵的理解存在差异，关注的重点领域有所不同，部分地方突破了“七大体系”。②实践中，在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优化政府监管服务、规范市场化建设、协同推进区域共建共保、激活基层治理效能、增强科学精准治理能力等方面形成了一些富有特色的实践经验。③《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中的“七大体系”推进程度不均衡，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三大主体的力量结构失衡状态改善不明显，主要体现为“三多三少”，即政府责任体系和监管体系建设多，企业环境责任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少；关注规范第三方环境服务、落实“放管服”多，运用市场调节机制的案例少；社会治理以宣传活动和网格员机制多，践行绿色生活的全民行动体系成果少。为此，本文提出，加快建立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评价体系，针对环境治理薄弱环节，协调推进“七大体系”建设等建议。     

环境社会学视野中的人与环境和谐发展

从环境社会学角度出发,将自然环境视作社会中的变量,通过对国外环境社会研究历程以及研究成果的阐述来分析中国环境治理主体应实现由政府到社区的转换,和现代社会对以社区为主体开展环境治理遇到的问题与挑战。     

深化水资源水环境政策改革,积极推动环境社会治理——PACE20周年纪念大会会议综述

中国工程院国际工程科技高端论坛暨PACE 20周年纪念大会于2017年8月28~29日在北京举行。PACE 20周年大会就"水资源水环境政策"和"环境社会治理"两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政府治理是中国水资源水环境治理的主导模式,但目前我国水资源水环境政府治理仍面临政策不规范、立法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等实质性的问题,要积极促进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环境社会治理是我国环境治理的短板,环境治理不仅需要政府的主导,更需要社会上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政策制定、监督与执行过程,更需要社会各行为主体的自觉自主行动,促进环境行为改善,化解由环境引起的社会矛盾。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就中国环境政府治理、环境市场治理、环境社会治理以及环境治理结构展开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大国模式下的环境政府治理面临着突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公平与效率的两难"和"多层次治理体系"等问题;不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市场治理必然面临"要不要走环境治理市场化之路"的疑虑,相关研究表明市场手段作为有效的环境治理方式正在逐渐地打消此等疑虑;中国环境治理最主要的短板在于社会治理,提高公众参与度的主要挑战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的态度,然而社会企业家是环境社会治理的希望;多元环境治理结构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政府引领、企业自觉、公众参与的制衡机制是关键。     

浅析以科技信息为主线的环境协同治理

提高我国环境行政效率的关键是强化合作协调的环境治理理念,其核心载体是科技数据为核心的信息管理体系.科技进步与信息管理系统化决定着现代环境治理超越传统的危险防范而进入风险预防领域,也就决定了现代环境保护中合作与协调的核心理念.与环境保护的预防原则和环境许可制相适应,环境技术标准体系是现代环境科技信息体系的集中体现.同时环境法律监管体系也需要以信息系统和数据库为重点向综合环境治理发展,其中环境质量达标制(结果导向型监管)和环境治理中的规划都以环境信息综合集成管理为基础的.对于信息社会和互联网时代下、民主法治建设中、全球化进程里的中国环境治理,既有机遇又面临挑战.     

创新型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体系构建研究

社会生活噪声具有量大、面广、分散、影响不持续、监管难度大等特点，本文以现代化环境治理视角和社会治理视角深入剖析了我国当前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存在的问题，结合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特殊属性及其防治的有效实践，分析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防治措施的内在联系，提出构建创新型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体系。该体系要求在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领域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强化社会共治，新增公众自治，将环境治理同社会治理有机结合，既强调公众参与到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工作中，又强调社会各主体多元共治和自我管理，是社会生活噪声领域公众参与的升级版。最后，本文建议以宁静区域创建为切入点，通过有关监管部门联合发布宁静区域创建指导意见；地方政府落地实施，完善管理和技术指标体系；加大宣传教育，提高德治和自治水平，以点带面逐步拓展宁静区域范围，实现创新型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体系的实质有效性。     

绿色善治与社会发展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环境革命,环境保护治理模式的变革已成为必然趋势。当前的环境治理制度存在低效率、不公正等特征．环境问题引发的利益冲突因此而加剧。故而,我们需改革原来粗放式的治理手段,走向精细化、弹性化同时又注重利益协调的方向转变,构建绿色善治．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协同发展。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的立法诠释与意涵表达——以《长江保护法》为述评视角

为解决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中“权力—权利”主体间存在的结构性冲突,《长江保护法》以专门立法的形式对流域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进行了统合性建构,创设出“环境公权机关统筹主导+环境私权主体竞相参与”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的新模式。该模式的塑造既有对构建我国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这一顶层设计的积极遵循,也适配于社会性规制力量蓬勃发展的客观趋向,符合“成本—效益分析”视野下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成本最小化的价值追求。以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法律秩序的高度统摄为依归,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模式一方面沿循从“宏观宣示”到“微观赋权”的渐进性立法表达路径,对国家权力统筹主导流域治理的地位进行了立法诠释;另一方面也对社会力量多元参与流域治理的功能配置与职责序构作了妥善且周延的法律安排。在学理上,可从形式、理念与要素三重维度内容出发,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模式的法律意涵予以明晰。     

法治国家和风险社会理念下的环境治理机制

面对现代环境问题,我国环境治理需要以法治国家和风险社会理念为基础进一步完善。法治国家要求立法、行政与司法的长期稳定、系统有效运作,而风险管理需要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对风险有及时认知和科学评估,两方面都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支撑。现代环境行政法首先强化了直接行政监管,不断加强对私权干涉的程度,而且扩展了现代环境规划制度,还创新了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同时针对现代环境问题的源头:经济上的外部性,针对性采取多种经济手段。此外在风险沟通和信息公开以及加强程序性权利上,公众参与制度进一步得到细化。这些环境治理行政手段既继承了国家传统行政机制,又都基于法治国家与风险管理理念予以补充,以更有效地、针对性地实现现代环境保护。     

“一带一路”视域下环境保护问题的战略定位与治理体系

环境保护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议题,它所面临的挑战更多源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任务繁重与生态环境先天脆弱之间的矛盾。仅仅依靠单个政府部门或某一政策,或者仅仅依靠单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倡议与行动,均不足以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跨国环境风险,这将倒逼国内与国际社会提升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构建新型环境治理体系。"一带一路"沿线的各地政府不仅要发挥生态环保的示范作用,还要建立横向若干部门和纵向各级政府的协同治理机制,完善环境保护跨国合作制度,鼓励企业、NGO组织与民间力量、智库共同参与环境治理。     

全球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与行动转向

在环境治理的问题上,20世纪人类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契约、技术与制度的崇尚,反映了近代以来社会治理中的价值中立与道德祛魅精神。然而,随着环境危机事件的频发,特别是在环境以及生态问题构成了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的情况下,依靠契约、制度、技术的环境治理方案陷入低效甚至失灵的境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开拓了环境治理的新思路,让我们看到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环境合作治理模式建立的希望。环境合作治理是一种可以将所有力量整合到合作行动体系中的治理模式,能够有效应对日趋恶化的环境问题,并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建立在环境友好的基础上。只有当环境治理采用了合作模式,才能在环境的维度上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性。     

基于大数据的“邻避”设施环境社会风险评估方法研究

着力防范化解环境社会风险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前提。本文基于国内全网2019—2020年关于“垃圾焚烧”的网络舆情数据,通过情感词典、TF-IDF关键词提取和人工识别方法进行“邻避”冲突的原因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本土化的“邻避”设施环境社会风险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结合环境、人口和社会等多源大数据,基于自然断点法对风险等级进行分类,以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的重点区域为案例开展环境社会风险的分析评估。结果表明,担忧破坏生态环境、反对选址位置、担忧排放物有毒是贯穿2019—2020年两年的主要反对原因,占据反对原因的50%以上。之后,本文对各项反对因素进行归纳汇总,构建了12项指标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环境因素、人口因素和社会因素为一级指标,其权重分别达到0.33、0.49和0.18,人口因素是影响程度最大的因素;对案例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和六大重点区域的大多数设施拟建设于重大风险或特大风险地区,需着重关注这些地区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规划布局和风险防控问题。     

从中德比较论我国环境许可制度的发展

首先从现代环境保护的内在逻辑入手,指出我国环境法治正处于从外生型向内生型转变,并认同以排污许可为核心的环境许可制度应成为我国环境治理的核心制度。接着对环境许可制度进行基本的理论分析和简单框架梳理,认为环境许可制度是以法治完善和科技发展为支撑的,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的内容细化和体系构建,并强调在风险预防原则下,环境许可不应局限于排污许可制度。然后分析了欧盟与德国在环境许可一体化上的趋势与不同,进而提出我国环境许可制度的趋势。探讨了与环境许可制度紧密相关的环境技术标准制度,认为基于技术的环境标准面临内生性、系统化和动态完善的要求,环境许可制度需要面向环境质量达标体系转型。本文还分析了德国环境治理理念的转型变革与许可制度衔接的经验。最后,小结对我国环境许可制度的启示。     

网络化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区域环境治理研究进展

网络化治理作为一种不同于科层—集中型和市场—分散型的新型治理方式,在环境治理中有其自身的优势。当前,区域环境公共事务的不断增长已超出政府单个主体的能力范围,需要加强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构建以多元主体参与为核心的多重、复杂、交叉的网络化环境治理模式。基于网络化治理产生的背景、演变过程和内涵,围绕多元主体相互作用、行动主体的网络关系结构和模式、治理网络的运行逻辑和机制等方面系统梳理其研究进展,为推进我国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推进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PACE 2019学术年会会议综述

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PACE）于2019年6月27~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召开第四届中国环境治理学术年会，主题为推进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内外环境公共治理领域顶级专家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政府官员出席了会议，并分理论方法、实践应用、行政执法、社会治理、经济政策以及全球环境治理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认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在生态文明建设框架下，已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以目标为导向的治理战略，已形成鲜明国际特色。中国环境治理模式正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管理转向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并由自下而上机制相补充的多元共治现代公共治理模式，治理能力近年来显著加强，但在环境社会治理以及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等方面仍存在显著薄弱环节，在政府执法机制以及经济政策使用等方面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国家“十四五”环境经济政策改革路线图

"十三五"时期环境经济政策对建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四五"时期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环境经济政策改革与创新以适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本文研究提出了我国"十四五"时期环境经济政策改革思路、框架与重点,认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环境经济政策改革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考虑政策改革创新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推进建立"两山"转化和环境质量达标的长效激励机制,突出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激励、突出经济过程全链条调控,突出政策手段的系统优化与协同增效,突出政策执行能力保障。继续推进生态环境财政制度改革,深化绿色价格税费机制创新,推进建立多元化、市场化生态补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权益交易机制,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并同步推进完善生态环境价值核算、环境信息公开和信用体系、资源环境名录、政策绩效评估等政策实施配套能力建设,构建全面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西部地区环境公共治理的转向及法律分析

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并且环境污染的跨区域转移给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带来了挑战。缺乏多元主体互动的传统管制性环境治理模式在西部地区环境治理中有较大局限,静态法律规则下的单向管控之治难以适应动态社会的发展,使传统管制性环境治理模式在西部地区难以达到预期。通过对环境公共治理的理论分析,从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与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两方面入手,提出环境公共治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运行模式。     

公众个体如何参与环境治理？——路径选择及优化策略

公众个体是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但缺乏参与路径与信息、参与形式单一等是公众参与程度偏低的重要原因。因此,研究公众参与路径与模式选择对丰富治理理论及提升公众参与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治理理论的三种研究观点及社会治理主体视角,将公众参与路径划分为政府维度的行政力量主导型、社会维度的第三部门力量主导型、基层自治力量主导型、传播和宣传力量主导型,以及自身力量主导型等五种路径;并从环境治理体系和参与路径网络中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出发,进一步优化路径选择,提出线上及线下结合的赋权型参与策略,以期提高公众个体参与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促进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环境优先”的理论诠释与制度指向

“环境优先”这一提法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且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环境优先”原则的产生,是在自然规律客观性、人类需要基础性及环境问题特殊性“倒逼”下,人类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现行环境治理困境深刻认知与反思后的自我救赎。只有通过立法的手段明确”环境优先”原则,在此基础上通过配套制度的建设确保其理论价值切实应用到现实社会中．才能发挥其在建设“美丽中国”中的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