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PACE 2019学术年会会议综述

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PACE）于2019年6月27~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召开第四届中国环境治理学术年会，主题为推进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内外环境公共治理领域顶级专家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政府官员出席了会议，并分理论方法、实践应用、行政执法、社会治理、经济政策以及全球环境治理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认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在生态文明建设框架下，已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以目标为导向的治理战略，已形成鲜明国际特色。中国环境治理模式正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管理转向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并由自下而上机制相补充的多元共治现代公共治理模式，治理能力近年来显著加强，但在环境社会治理以及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等方面仍存在显著薄弱环节，在政府执法机制以及经济政策使用等方面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环境治理中寻租的经济学分析

当前环境问题不容忽视,环境治理刻不容缓,治理中的寻租行为浪费了经济资源,加重了环境负担,影响了环境治理。寻租的原因在于环境治理是政府主导下的污染控制,并且政府权力行使中存在不规范,使得寻租收益远大于其成本。只有市场机制、政府管制和公众参与三者的有机合作,才能更好的治理寻租。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就中国环境政府治理、环境市场治理、环境社会治理以及环境治理结构展开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大国模式下的环境政府治理面临着突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公平与效率的两难"和"多层次治理体系"等问题;不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市场治理必然面临"要不要走环境治理市场化之路"的疑虑,相关研究表明市场手段作为有效的环境治理方式正在逐渐地打消此等疑虑;中国环境治理最主要的短板在于社会治理,提高公众参与度的主要挑战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的态度,然而社会企业家是环境社会治理的希望;多元环境治理结构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政府引领、企业自觉、公众参与的制衡机制是关键。     

异质性环境规制治理效率分析——基于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

为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亟需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测度以往政策工具对环境治理的效果有利于及时调整治理措施。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分析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及产业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环境治理效率呈现波动。(2)异质性环境规制呈现不同的治理效率。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推行环保法规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自主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公众积极参与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3)环境规制模式通过政府能力影响环境治理效率。通过中介效应,政府环保投入能力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命令型环境规制和自主型环境规制通过政府环保投入能力提高了环境治理效率。     

基于多中心理论的辽宁沿海经济带环境治理模式研究

辽宁沿海经济带是我国沿海地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区之一，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较突出。而环境治理直接关系到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环境治理模式则是决定环境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运用多中心模式分析辽宁沿海经济带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构建该区域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策略措施，为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的实施提供参考。     

全球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与行动转向

在环境治理的问题上,20世纪人类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契约、技术与制度的崇尚,反映了近代以来社会治理中的价值中立与道德祛魅精神。然而,随着环境危机事件的频发,特别是在环境以及生态问题构成了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的情况下,依靠契约、制度、技术的环境治理方案陷入低效甚至失灵的境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开拓了环境治理的新思路,让我们看到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环境合作治理模式建立的希望。环境合作治理是一种可以将所有力量整合到合作行动体系中的治理模式,能够有效应对日趋恶化的环境问题,并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建立在环境友好的基础上。只有当环境治理采用了合作模式,才能在环境的维度上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性。     

环境信息公开与环境政治治理

环境类群体性事件的兴起标志着中国"环境政治"的登场,同时也表明原有的环境政治治理模式的式微。原有模式以管制型政治文化资源与制度技术为主要特征,无法适应现实挑战。单纯的"压力政治"和"民粹政治"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民意需要置于一个公共理性的制度结构中加以权衡。环境信息公开在此类事件的进展中已经获得了某种理解与运用,但其完整的治理逻辑尚未成为共识。环境信息公开,是中国环境政治治理乃至于整体性的现代政治转型的起点步骤和有效动力。     

大数据时代政府环境治理路径创新

本文针对政府环境治理面临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低效三个困境,提出运用大数据方法创新治理路径。政府应用大数据提高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效能,创新监管模式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改善政府失灵困境;依托大数据完善市场化调节机制,激励企业环境行为市场化,构建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改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式,弥补市场失灵;利用大数据增进公众环境意识,建设公开、透明、平权化的环境信息交互体系,重视环境信息的舆情引导,促进环保价值理念传播,改变公众参与低效现状。进而提出完善大数据治理平台、技术和体系,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立体化环境治理模式,提高环境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     

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权利观

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权利观是指从权利的角度去考察、理解当代中国的环境治理,推进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事业。从这一角度来看,环境相关权利是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基本价值目标,也是重要的治理工具。所谓环境相关权利,是指环境治理有助于保障的环境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生命权和健康权,以及在环境治理中可以运用到的知情、表达、参与、监督等权利。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权利观,在理论上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以人为本原则,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方针和取向,在实践上也能够揭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的基本特征、精神实质和发展方向,既具有阐释性,也具有建构性。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模式研究

为了有效治理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文章通过系统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及项目组调研成果,取得重要成果:(1)重新厘定了矿山地质环境及其治理模式的概念、分类及其特点;(2)系统总结了目前国内外矿山开采产生的主要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以及治理该问题所采用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模式研究进展。基于以上研究现状最后提出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模式需要加强的研究内容。这为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防治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思路和科学依据。     

深化水资源水环境政策改革,积极推动环境社会治理——PACE20周年纪念大会会议综述

中国工程院国际工程科技高端论坛暨PACE 20周年纪念大会于2017年8月28~29日在北京举行。PACE 20周年大会就"水资源水环境政策"和"环境社会治理"两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政府治理是中国水资源水环境治理的主导模式,但目前我国水资源水环境政府治理仍面临政策不规范、立法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等实质性的问题,要积极促进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环境社会治理是我国环境治理的短板,环境治理不仅需要政府的主导,更需要社会上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政策制定、监督与执行过程,更需要社会各行为主体的自觉自主行动,促进环境行为改善,化解由环境引起的社会矛盾。     

从协调到协同：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监管体制改革与路径——基于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视角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理论可为跨区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理论支撑。在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推动下,近年来我国跨区域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存在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不明,跨区域环境监管缺乏权威性,环境监管垂管制度改革不彻底等问题。现有机制无法有效支撑地方政府开展跨区域环境监管和深层次的环境协同高效治理。为进一步突破现有的制约障碍,提高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效率,应当进一步加快中央层面的跨区域统一立法和地方层面的跨区域协同立法,以法律保障跨区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将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权责在法律中进行明确和细化,中央政府成立专门的跨区域环境治理机构,地方层面成立跨区域环境治理协同机构,理顺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纵向和横向关系,进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体制建设。     

环境管制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污染密集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我国提出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约束企业的排污活动、规范企业使用资源的行为。由此可见,政府的环境管制日渐成为企业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基于1999—2013年五大污染密集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以环境管制对这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得出,短时期内提高环境管制强度不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发展。这一结果说明,当前我国工业企业还处于被动式的环境治理阶段,因此政府必须加强环境监管。     

网络化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区域环境治理研究进展

网络化治理作为一种不同于科层—集中型和市场—分散型的新型治理方式,在环境治理中有其自身的优势。当前,区域环境公共事务的不断增长已超出政府单个主体的能力范围,需要加强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构建以多元主体参与为核心的多重、复杂、交叉的网络化环境治理模式。基于网络化治理产生的背景、演变过程和内涵,围绕多元主体相互作用、行动主体的网络关系结构和模式、治理网络的运行逻辑和机制等方面系统梳理其研究进展,为推进我国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比利时环境治理典型经验分析——以弗拉芒大区为例

作为欧盟的核心成员国之一,近年来比利时在环境治理方面成效显著。尤其是弗拉芒大区,逐渐形成了以"土地证书"为标志的土壤污染治理、"从摇篮到坟墓"的废弃物治理和以"许可证制度"为核心的空气污染治理等一系列特点鲜明的环境治理措施和方法。本文着重分析弗拉芒大区环境治理的机构设置和目标,以及其土地污染治理中的"土地证书"和土地交易管理,空气污治理中的工业污染源和交通污染源治理,废弃物治理中的法律、经济与自愿工具使用三个方面的典型经验。结合比利时弗拉芒大区的典型经验和现阶段我国环境政策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我国环境政策体系的改进和完善,应更加注重实现污染外部性的内部化、利用市场手段来实现土壤保护和开发新的环境政策工具。     

公众参与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1—2015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区域环境污染指标以衡量区域环境治理绩效,进而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三种公众环境参与方式(即投诉上访、献言建策和自媒体舆论)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期为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提出建议。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公众环境参与对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自媒体舆论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影响最大。同时,我国公众主要是通过参与并监督政府环境行政规制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在参与地方政府环境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驱动地方政府环保资金投入方面尚有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三点建议:创建公众环境参与政法平台,健全公众环境参与自媒体方式,增加环境治理的环保投资。     

城市垃圾分类与居民地方认同研究

垃圾无害化处理是环境治理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它不仅关系城市居民生存环境的健康程度，更直接影响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和治理效果的认知与评价。本文运用环境心理学理论，对折射出居民环境认知、个人偏好、预期目标和情感联系的地方认同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社区居民对城市垃圾治理成效的评价及其对政府垃圾治理能力的评价与其地方认同呈正相关关系，同时，居民对政府关于垃圾治理法律法规的认同也能增强其地方认同感。本文建议，未来关于地方认同的研究需要聚焦于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传播效果，总结和归纳城市居民对环境治理成效的归因模式与其地方认同之间的交叉关系。     

后石油时代沙生灌木直燃发电对环境的影响＊

文章通过对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沙生灌木的成分分析,基于生命周期法(LCA),定量论证了沙生灌木直燃发电开发模式对环境的影响和推广的可行性,指出相比石油等传统能源,这种模式具有较大的潜在效益,对于我国发展绿色替代能源,促进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我国的污染防治攻坚战吗？

环境信息公开作为信息化时代环境治理的新型武器,对我国这样一个具有特殊财政体制和政治激励模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效果有待深入探究。本文基于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以2008—2016年120个城市数据为样本,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信息公开的污染减排效应,并重点分析了不同城市区位和城市规模下存在的异质性效应。结果表明: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污染防治,改善环境质量,还能有效缓解财政分权引致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信息公开对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呈现“马太效应”,对东、中、西部地区和大、中、小城市的影响均依次递减。对东、中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其治污效应较显著,而在西部地区和小城市尚不见效。积极推动全面环境信息公开,构建环境多元共治的长效机制,是决胜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所在。     

环境成本的内在化问题

环境成本是指人类经济活动引起的环境损失。主流经济学认为，外部性与产权是产生环境污染的经济根源，减少环境成本的实质是通过一定的手段将环境成本内在化。不同的治理手段具有不同的治理成本，一般而言，经济手段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和较低的成本，但管制手段也有其存在的意义。解决我国的环境成本问题需要树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模式，让企业成为污染治理的主体，建立环境补偿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