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源型流域污染系统控制科技支撑战略

创新水源型流域污染系统控制科技支撑战略,对我国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管理具有前瞻意义.文章从引导科技支撑发展方向,发展多维流域认知系统,创立流域系统控制知识,创新水源流域环境技术,建立流域水环境经济学与完善流域环境管理体系六个方面构建了水源流域污染系统控制的科技支撑战略体系;从制定水源型流域环境区划、水源型流域安全发展规划、水源型流域环境保护规划与水源型流域保护工程规划四个方面提出了水源型流域污染系统控制科技支撑的战略行动;从转变治理方向、改变治理目标与调整控制范围、优化监控指标等方面提出了水源型流域污染系统控制科技支撑的战略建议.     

高目标流域水环境控制体系——以邛崃南河为例

以成都市邛崃南河流域为案例进行研究。流域存在排污口众多、污染物来源广泛、污水处理设施不足、畜禽养殖布局不合理等环境问题。立足于全流域治理的理念,提出高目标流域水环境改善维护综合控制体系。首先,构建严格管控的空间格局体系;其次,以水质目标为准绳,打造"源头削减—过程拦截—末端深度净化"的污染物严格削减控制、深度净化体系;再次,制定科学合理的信息化管理、监测网络体系;最后,全面落实河长制的要求,责任严查。     

实施小流域综合整治 努力改善环境质量

本文分析了在工业污染治理达标排放后，影响小流域水环境质量的原因，提出了开发小流域环境综合整治是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恢复小流域水体功能的有效措施，是深化环境工作，实现污染控制方式的转变，提高环境质量的重要载体。     

淮河流域水环境治理路径的整体性研究

无论是从流域水环境治理的语义变迁还是治理模式的路径变迁来看,其变迁的本质都是为了解决水环境治理过程中产生的低效化和碎片化问题。在如今公共管理转型和水环境治理严峻形势的双重压力下,文章基于整体性治理的理论溯源及适用性分析,结合治淮二十载的实践探索,提出了实现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和整体运作的创新路径。可行的方案是:通过结构的创新和制度的规约,最大限度激发出市场与社会组织的治理效能,通过重新评价水环境治理过程以夯实整体性治理的制度基础,以整体精神和技术支撑塑造出整体政府。     

珠三角城市流域水环境治理思路与勘察设计关键技术探讨

针对珠三角城市流域水环境治理,以珠海市前山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为研究实例,分析探讨了流域治理思路和水环境治理勘察设计的部分关键技术。珠三角城市流域治理以流域本底情况为根本依据,综合治理措施以“控源、截污、清淤、补水、修复”为主;流域治理以污水收集处理完善为核心,提升管网摸查与成图设计效率,精准设计管道关键接驳节点,采取适宜的现状管网管养与修复技术,保证城市流域治理工作实施成效。     

综合治理:让小流域变为良田

正我国小流域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1/5。小流域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多发,耕地相对贫瘠,投入高回报低,经济欠发达。我国贫困人口大部分生活在小流域,绝大部分自然灾害源于小流域。因此,对小流域区域的治理,需要统筹考虑、科学规划,多规融合形成系统综合治理,坚持水土保持耕作标本兼治,拓宽渠道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在国家层面战略布局开展示范工程,小流域不仅可以有效治理,还可以再造良田。     

基于流域视角的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研究——以江苏省淀山湖为例

以流域为单元进行水资源综合规划和管理是实现水环境改善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太湖流域第二大省界湖泊—淀山湖为例,在综合分析流域水环境质量基础上,利用GIS 分析工具划分流域治理片区并制定分区管控策略。根据流域所含骨干河流流向、骨干河流与淀山湖交汇特点、上中下游不同河段及镇域行政边界,将淀山湖流域分为吴淞江流域、千灯浦- 淀山湖流域、昆南湖荡流域、元荡湖荡流域、太浦河流域五大片区138 个子评价单元。通过水环境容量与压力两类空间叠加分析,构建形成污染重点减排区、污染综合治理区、产业绿色化提升区、生态环境保育区等四个类型区域,并提出差异化的产业准入和环境治理措施。本研究不仅为以流域为治理单元的水环境治理规划提供了较为可行的技术体系,而且为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思路创新提供了可借鉴的案例。     

艾比湖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措施研究

分析艾比湖流域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从生态功能区建设、流域污染综合治理、环境监控体系建设及环境保护宣传教育4个方面提出艾比湖流域综合治理的对策以遏制艾比湖流域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使区域经济和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青海省湟水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1992年2月28日青海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防治湟水流域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保证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湟水干流、支流及流域内水库、渠道等地表水体、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第三条湟水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贯彻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全面规划,分期治理,分级负责,分段管理。第四条省人民政府和湟水流域各级人民政府必须把水环境的保护和改善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建立目标责任制,采取有效措施搞好老污染源治理,严格控制新污染源的产生。第五条湟水流域的排污单位应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制定治理措施,排放各种有害物质必须遵守有关规定和标准。第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保护水环境,有权对污染损害湟水流域水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检举和控告。对检举、控告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     

各省动态

安徽:开展巢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安徽省发改、环保等部门联合编制的《巢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近日由安徽省政府批准实施。《方案》明确,巢湖水环境综合治理以"治污减排、生态修复、结构调整、科技攻关、引江济巢、加强管理"为重点,     

尼洋河流域水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研究——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

尼洋河流域水资源十分丰富,水能蕴藏量巨大,生态环境良好。随着西藏经济的发展,必将出现大规模开发利用水资源的趋势,探讨流域水资源和环境的现状及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尼洋河流域基础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分析尼洋河流域的特点与现存的问题,根据收集的水质监测资料,分析了流域污染源概况和构成,以未进行水环境功能区划为前提,选择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尼洋河流域水环境质量进行现状评价,并对超标断面进行了原因分析,通过对2012年尼洋河流域14个监测断面监测成果的评价,得出尼洋河流域水质现状良好的结论,为以后的水功能区划分、水质目标的确定以及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提供依据。     

我国跨区域水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之检讨与完善

我国对水资源实施的是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流域管理机构的地位不明确,在监督管理中没有完全独立的权限,基本上属于一种协调机构,因此完善我国的跨区域水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尽早完善水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立法、明确各环境监督管理部门的具体职责、健全环境保护跨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协调机制、成立跨区域环境保护管理协调机构、明确流域管理机构在流域水环境保护中的行政执法地位等方面作出了探讨,以利于更好地保护跨区域的水资源。     

构建流域水质综合监测体系的初探

流域水质监测是流域水环境改善与污染防治的重要前提,为流域水环境管理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目前环保、水利、流域管理等众多部门均承担了一定范围内的流域水质监测工作,但由于监测方法、取样断面等方面的差异,各监测机构的数据往往存在较大差异,不利于流域水质现状评价、预警预报和水环境的综合管理。本文以长江流域的跨省界断面为研究对象,对构建流域水质综合监测体系进行初探研究,对于确保流域水质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框架与重点

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问题、促进流域水生态环境资源资产增值、实施流域综合治理的长效政策手段。在借鉴全国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建立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长江经济带实施生态优先战略的重要途径。本文分析了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提出了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总体思路和框架,建议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重点处理好八大关系,本文可为长江流域可持续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昌黎县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举措研究

"十一五"以来,昌黎县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循生态和经济发展规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环境综合整治、污染减排、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把住"保障"、"减排"、"治理"、"执法"4个关口,使主要污染物得以控制,环境污染恶化趋势得以遏制,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昌黎县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逐年增加,2011年达到351 d,城市大气质量达标率100%;地表水出境断面水质一直好于入境断面,境内河流水质逐年好转。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评价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核心要求,城市生态协同发展是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关键。城市生态协同发展主要体现为特定地方对全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贡献度,体现了特定地方对流域性生态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差异悬殊。协同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耗和污染排放较少的城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工业污染较少的城市。而生态协同发展能力较差的城市多集中在那些能耗和污染严重的地区。这些城市形成了三大一级城市群和八大二级城市子群的空间分异格局。该格局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协同发展能力之间在现阶段并非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长江经济带生态协同发展需要切实体现一体化治理(流域性)、中央集中性治理(国家战略性)和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统筹性治理(复合地域生态系统)三大内在需求。从长江流域整个生态系统恢复与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的分工协作入手,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责权利关系,实现上下游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的战略协同。     

“十四五”生态环境政策和法制宜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

"十三五"时期,我国通过政策和法制改革有效地促进了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十四五"时期,须进一步加强政策和法制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从充分性和均衡度两个方面提升我国区域、流域和行业生态环境国家治理的综合绩效。为此,需要发挥党内法规和国家立法的相互支持作用,促进国家立法的有效实施;中央与地方签订行政协议,调动地方深入开展生态环保工作的积极性;推进流域与区域的专门立法或者协同立法,通过体制制度和机制的集成创新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按照流域与区域生态环保目标设立生态环境标准,体现生态环保工作的针对性和因地制宜性;实行"法定义务+企业承诺"履行制度,因企制宜地落实各生产经营单位的生态环保责任;国家需要总结和推广一些地方探索和有效实施的灵活性工作制度,并发挥市场机制对生态环境资源和生态环保产业发展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