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选择试验模型的基本农田非市场价值评估——以浙江省德清县为例

非市场价值是基本农田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基本农田价值的全面认识与科学评估,有助于基本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建立。针对目前中国耕地和基本农田非市场价值研究中尚未引入选择试验模型的现状,论文尝试将选择试验模型引入基本农田非市场价值评估研究,并以浙江省德清县为例展开实证分析。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首先分析城乡居民对于基本农田保护的认知差异;然后运用选择试验模型分析城乡居民对于基本农田非市场价值的认知偏好及其可能的异质性来源;最后评估并比较城乡居民对于基本农田非市场价值的支付意愿,得出德清县基本农田的非市场价值。研究得到如下主要结论:①城乡居民对基本农田非市场价值的认知偏好存在差异,其认知偏好受年龄、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收入、行为和态度变量的影响;②城镇居民的支付意愿普遍高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平均年支付意愿为143.04元/户,农村居民平均年支付意愿为27.47元/户,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显著影响其支付意愿;③Mixed Logit模型能够揭示不同个体之间存在的选择偏好的异质性及其可能来源,且模型拟合程度更高,解释力优于MNL模型,但是,在应用MNL模型和Mixed Logit模型评估属性的支付意愿时,估计结果存在差异;④计算结果表明,2009年德清县基本农田非市场价值为2.58×10⁸元,单位面积非市场价值为1.27×10⁴元/hm²,占基本农田总价值的54.17%。     

基于CVM的城市大气细颗粒物健康风险的经济评估

运用权变评价法(CVM)调查北京居民对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居民为PM2.5年平均浓度降低30%、45%和60%的平均支付意愿分别71.60元/月、85.66元/月和94.31元/月.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以风险特征、风险情绪、风险沟通3个维度衡量风险认知,构建风险认知与支付意愿相关模型,分析表明风险认知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系数为0.37;风险认知3个维度中风险情绪反映度最高,负荷量为0.95,且风险情绪中“现实满意度”影响最显著,负荷量为0.71;风险特征中PM2.5健康风险发生可能性、后果严重性影响程度最高,负荷量均为0.85;个人特征能直接或通过风险认知间接影响支付意愿,总影响系数为0.47,且个人特征中受教育程度与收入表现出强共变性,共变系数为0.67.     

基于CVM的城市大气细颗粒物健康风险的经济评估——以北京市为例

运用权变评价法(CVM)调查北京居民对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居民为PM2.5年平均浓度降低30%、45%和60%的平均支付意愿分别71.60元/月、85.66元/月和94.31元/月.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以风险特征、风险情绪、风险沟通3个维度衡量风险认知,构建风险认知与支付意愿相关模型,分析表明风险认知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系数为0.37;风险认知3个维度中风险情绪反映度最高,负荷量为0.95,且风险情绪中"现实满意度"影响最显著,负荷量为0.71;风险特征中PM2.5健康风险发生可能性、后果严重性影响程度最高,负荷量均为0.85;个人特征能直接或通过风险认知间接影响支付意愿,总影响系数为0.47,且个人特征中受教育程度与收入表现出强共变性,共变系数为0.67.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及价值评估——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

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采用条件价值法,通过调查居民对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支付意愿,研究了温江区城市生态系统维护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并通过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受访者对保护城市生态系统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支付意愿较高;在温江区受访者的年平均支付意愿为82.1元,得到维护温江区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年均价值为331.6万元;在成都市受访者的平年均支付意愿为75.9元,得到温江区城市生态系统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年均价值为9.1895亿元.影响受访者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有受访者的居住地、年收入、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了解程度以及对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态度.     

北京市环境质量改善的居民支付意愿研究

以北京市空气质量与地表水环境质量改善的经济评价为例,采用开放式问卷的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CVM),通过2004年与2007年2次调查,研究了居民对环境质量改善最大支付意愿(WTP)的影响因素及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居民对北京空气质量和地表水环境质量改善的平均最大WTP分别从2004年的83.52~93.48,71.28~84.84元/年,提高至2007年的366.48~399.48,302.52~366.72元/年;最大WTP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分别从2004年的0.28%,0.24%,提高至2007年的1.63%~1.78%,1.35%~1.64%,居民对于工资扣除形式的支付方式的接受程度逐渐提高;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环境介质接触程度等因素对居民环境质量改善最大WTP的影响显著.     

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的农户面源污染治理支付意愿影响因素

分析农户个体支付意愿是测算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经济价值的重要基础,而确定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生态经济价值则是将农业生产外部性进行内部化的必要措施.从农户微观个体角度出发,在剖析农户认知影响因素层级关系基础上,构建以分布式认知理论为核心的农户面源污染治理支付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结合陕西关中地区531份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对农户面源污染治理的支付意愿与意愿支付水平的这一连续决策过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具有面源污染治理支付意愿的农户数量为267,占样本总数的50.30%,意愿支付金额均值为1 469.77元·hm^-2;依据调研样本意愿支付水平期望值可以测算出,2020年陕西省面源污染治理经济价值总额约为57.91亿元.②农户面源污染治理支付意愿会受到个人力、地域力和文化力的综合影响,各个维度作用力影响相差无几;农户面源污染治理的意愿支付水平主要会受到文化力因素的影响,个人力与地域力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③按照收入水平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表明,个人力与文化力维度的影响因素在低收入群体中对于支付意愿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难以促成意愿支付水平的提升.     

长江三角洲城市内河环境治理的居民支付意愿比较研究 ——上海、南京与杭州实例调查

应用意愿价值评估法(CVM)的技术调查上海、南京和杭州城市内河环境治理的居民支付意愿,并探讨研究结果是否在城市间保持稳定.基于1258份问卷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上海、南京和杭州居民的支付意愿均值分别为20.5,25.4,20.3元/(户×月);进一步的线性对数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收入、环境意识等变量在3城市都呈现显著影响,而户籍、教育等因素在各城市模型中存在显著性差异;3城市混合数据模型显示,南京样本支付意愿显著高于其他2城市样本,杭州与上海调查样本无显著性差异.上述结果揭示了不同城市居民对城市内河治理的支付意愿呈现稳定性,为意愿价值评估法在我国不同区域间的“效益转移”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持.但另一方面,参数模型表现出一定的差异,需要对模型作进一步的优化.     

排放强度承诺下的CO2排放总量控制研究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CO2排放下降承诺的本质是一种CO2排放总量控制.提出了强度承诺下的CO2排放总量控制模型,给出了不同情景方案下的2020年全国CO2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并提出86.24亿t的总量控制目标,其相对基准情景减排12.63亿t,相对减排12.8%.在实现这一目标中,能源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的贡献分别为33%和48%.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分别提高至13%和15%,两期分别每年投入1500亿元和2000亿元.2020年的减排成本约在1300~2100亿元之间,占当年GDP约0.3%.     

改善空气质量健康效益的非市场价值评估

采用目前美国国家海洋局(NOAA)推荐的双边界二分式条件价值评估方法,对北京市空气质量改善产生的健康效益进行评估.对北京市城八区居民共发放880份调查问卷,调查居民对通过改善空气质量进而使健康免受危害计划的最大支付意愿.结果表明:未来5年内北京市居民每户的平均最大支付意愿为652.33元/a,居民健康总经济效益现值为61.08×108～75.41×108元;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分析表明,支付意愿与居民家庭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有正向关系,男性比女性的支付意愿高.分析结果与经济学原理相符,该评估的可靠性得以验证.      

基于CVM的潮滩湿地生态补偿意愿研究——以连云港海滨新区为例

在调查连云港潮滩湿地生态环境状况的基础上,以支付卡方式设计调查问卷,采取面对面方式调查了638位连云港海滨新区居民对围填海工程对潮滩湿地影响的补偿意愿,及其影响居民补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有98.2%的人选择了非0补偿意愿值,平均最小补偿意愿为443.68元/(人.a),海滨新区围填海工程对潮滩湿地生态环境资源影响值(损失值)为1.2735×108元/a;未来20 a内,在不考虑生态效益折旧的前提下,连云港海滨新区潮滩湿地的总服务价值至少为25.471×108元/a;被调查者的职业、对围填海工程的了解程度以及认为围填海工程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大小等因素对补偿意愿值有十分显著的影响。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以四川温江为例

对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全面认知是实现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论文以四川温江为例,首先,基于选择实验法,构建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属性指标和设置属性水平,了解温江居民对不同状态水平的选择偏好;然后,采用Mixed Logit模型对居民城市生态系统服务效用函数进行拟合,探讨生态系统服务各属性隐含价格和居民补偿剩余;最后,对温江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温江居民对于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偏好由高到低分别为城市小气候、水环境、空气质量、城市噪声污染和休闲娱乐文化。2）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属性指标隐含价格分别为：为了在5 a内实现温江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各指标预设目标,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率每提高1%,当地居民支付意愿为399.45元/(人·a);河流综合污染指数每下降1%,当地居民支付意愿为564.03元/(人·a);一类地区环境噪声比每降低1%,当地居民支付意愿为295.25元/(人·a);夏季最高温度比每提高1%,当地居民支付意愿为630.81元/(人·a);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比重每提高1%,当地居民支付意愿为219.29元/(人·a)。3）为在5 a内实现目标,温江居民的整体人均意愿支付成本为113.59元/(人·a),据此可以计算得出目前温江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全价值为3 733.08万元/a。     

中国4个城市范围CO2排放比较研究

基于点排放源和辅助数据,自下而上构建重庆1km CO2排放空间网格,分析市域(UB1)、市辖区(UB2)、建成区(UB3)和城区(UB4)4个城市范围的CO2排放特征.UB4是重庆城市合理表征,而UB1更适合于区域边界.城市边界选择的不同,将导致很大的排放差异.UB4的CO2总排放量仅为UB1的17.13%,但UB4的人均CO2排放量是UB1的1.6倍.UB4形成了重庆UB1的CO2排放核心,其内单位网格的平均排放量超过了10000t,而UB1内超过70%的范围内单位网格的排放水平都低于200t.工业排放占据绝对主体导致UB4人均排放水平较高,并且高于临近周边及区域人均水平,这和国际城市的情况正好相反.全局和局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说明部分地区高强度的经济活动和能源活动对周边区域的排放有显著影响.基于网格的累积排放分析显示,个别网格的排放量已经占到UB4总排放的40%以上.UB4内7.00%的面积,UB1内1.21%的面积和UB2内3.84%的面积,其CO2排放都超过了其相应范围内总排放的85%.     

Economic structural change,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China

As the world’s largest emitter, China’s reduction of carbon dioxide (CO2) emissions is crucial for the achievement of global temperature rise goals. In this paper, we employed input-output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and 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 to assess the factors driving changes in China’s CO2 emissions from 2000 to 2018,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lowdown of economic growth and rapid structural change, rather than the shifting fuel mix, were the major forces driving China’s recent slowdown of CO2 emissions ever since 2011. Despite the great importance attached to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non-hydro renewable has played negligible role in reducing China’s CO2 emissions. This suggests that China cannot simply rely on the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ies to achieve its Paris 2015 target and must make further drastic cuts that will help keep global temperature rise well below 2 °C 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 Major breakthroughs in scalable low carbon energy sources and technologies will be required, especiall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上海市终端能源消费的CO2排放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以对数平均指数法(LMDI)方法为基础,探讨了包括生活能耗在内的上海市终端能源消费CO2排放影响因素的分解方法,定量研究了能源强度下降、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规模和人口数量等影响因素对CO2排放变化量的贡献率.研究表明,上海市2005~2009年CO2排放增长了2949万t,如果不采取任何减缓措施,经济增长和人口数量增加将导致CO2排放增长量相当于现在的2.5倍.能源强度下降、能源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减缓CO2排放增长的作用,对减缓CO2排放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98%、-50%和-22%.与2000~2005年对比分析发现,工业部门能源强度下降和能源结构优化的减缓作用都有所下降,而产业结构调整开始发挥减排的作用,但贡献率还很低.生活能耗的CO2排放影响因素中,相较于人口数量增长,人均生活能耗上升是导致CO2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且贡献率逐渐增大.     

乌鲁木齐市煤炭消费的CO2排放时空分析

通过计算乌鲁木齐市2001-2009年煤炭燃烧CO2排放量,对CO2排放现状及主要城区重点工业污染源企业煤炭消费的CO2排放进行时空分析。结果表明:(1)2001年以来,乌市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变化不大,占较高比例。(2)煤炭燃烧的CO2排放量逐年增加,年均增长率为10.84%;主要城区CO2的分布变化明显,天山区和头屯河区一直是CO2排放量高值区,乌鲁木齐县最低。结合乌市CO2排放现状及面临问题,提出减排对策,从而为健全乌市温室气体减排机制提供有力支撑。     

流域生态补偿意愿的WTP与WTA差异性研究: 基于辽河中游地区居民的CVM调查

如何揭示利益相关者生态补偿的真实意愿不但是生态系统服务支付研究的难点问题,也是政府及管理部门制定生态补偿政策的关键问题。为此,论文通过对辽河流域中游地区的7个主要城市进行实地调研,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利用同一受访者同时测量其支付意愿值(WTP)和受偿意愿值(WTA)的技术手段来检验其真实补偿意愿,研究结果显示,受访地区居民保护流域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的WTP为59.39元／(人·a),WTA为248.56／(人·a);同时,针对同一受访者给出的WTP与WTA之间的较大差异性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得出其呈现不对称性的主要原因是受访者的收入水平和年龄。最后,在对研究结果进行差异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辽河流域生态补偿意愿差异性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基于空气质量模式和数学规划模型的城市PM2.5达标策略——以临汾为例

为了改善城市空气质量,降低PM_2.5浓度,需要制定科学的控制策略,同时兼顾污染物减排量与减排成本效益.本文基于区域大气环境模型RegAEMS与数学规划模型,采用多目标遗传算法,探究城市大气PM_2.5污染的最优控制策略,并应用于临汾市（14类行业源、17个区域源）的PM_2.5浓度达标规划,实现污染物排放量最大和减排成本最小的双目标优化.结果表明,在PM_2.5平均浓度近200 μg/m³的重污染天气条件下,为达到PM_2.5浓度目标（75μg/m³）,临汾市最大污染物允许排放量为356.7t/d,最小减排成本为3.36亿元.NO_x、SO₂、NH₃、VOCs和一次颗粒物的减排量分别为98.1,49.9,44.3,155.7和105.5t/d,减排成本分别为11.7,6.8,6.2,5.5和3.5千万元.对VOCs、NO_x、PM_2.5、NH₃和SO₂减排潜力最大的行业分别为焦化源、移动源、扬尘源、农业源和民用燃烧源,分别占所有行业5种污染物减排量的21.6%、14.1%、11%、8.6%和3.8%.钢铁行业的减排成本最高（39%）;襄汾县的减排量最大,减排成本最高（达7218万元）.     

中国污水处理厂甲烷排放研究

基于实测排放因子矩阵和排放源(污水处理厂)层面的活动水平,较为彻底地自下而上核算了中国2012年所有污水处理厂的CH4排放量.结果表明,中国污水处理厂总CH4排放为52642t,其中生活污水处理厂排放39921t,占75.84%,工业污水处理厂排放12721t,占24.16%.福建、江苏、浙江等省的CH4排放量最高,宁夏、青海、西藏等省的排放量最低.生活污水处理厂的CH4排放占主体,主要原因是全国生活污水处理厂去除的COD量远高于工业污水处理厂的去除量.全国仅福建和江苏两省的工业污水处理厂的CH4排放量超过了生活污水处理厂的排放量.相比国家信息通报2005年排放结果,本研究的结果比其低,主要是由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的差异造成.中国99.93%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年平均COD进口浓度都低于1000mg/L,85.94%的工业污水处理厂年平均COD进口浓度低于1000mg/L,导致厌氧工艺处理的COD量较少.中国污水处理厂去除掉的COD量仅是全国COD总去除量的小部分,而大多数(64.98%)的COD是在工业企业内部被去除掉的,而这部分废水的COD浓度较高,故企业内部的废水处理应该是污水处理部门主要的CH4排放源.此外,还有相当于全国COD产生量三分之一的COD排入自然环境,这一环节的排放因子研究较为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