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为基础，将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效应分析研究方法，利用长江经济带2003~2016年统计数据，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不同时期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2008年之后空间依赖程度及其显著度逐渐下降。（2）不同类型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存在明显区别。能源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显著地促进了全域经济增长，总效应为0.515；交通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显著拉动本地经济增长，直接效应为 0.067 8，间接效应不明显；水利环境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抑制本地经济增长，拉动邻接地区经济增长，直接效应为 -0.047 3，间接效应为0.165。（3）在不同时期，随着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不断累积，其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发生了明显变化。在2003~2008年时间段和2009~2016年时间段，能源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由正转负，表明其存量已经越过了最佳投资规模，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现象；交通和水利环境类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两个时间段的对比表明其对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随着投资量的增加逐渐加强。     

长江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城市化的背景下，生产要素加速向大都市区聚集，包含多个城市群的经济带成为参与区域竞争的重要单元。基于2005~2014年长江经济带的数据，利用莫兰指数考察了交通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这可能得益于长江经济带发展较为成熟，已经初步形成综合性的交通网络，以及选取的省级研究尺度。接着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就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前者对后者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存在自身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与理论预期、现实情况以及现有研究结论一致，忽略空间影响可能导致高估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劳动力和实际资本存量表现为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政府支出则表现为抑制经济增长。长江经济带应进一步完善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加快推动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交通网络综合运行效率，提高劳动力利用效率，推动产业升级，同时避免过度的政府投资。     

湖北省耕地变化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实证分析

利用1978-2008年湖北省耕地面积、地区经济增长、城市化率、地方财政收入数据,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湖北省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经济增长、城镇化、地方财政收入对耕地面积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社会经济因素与耕地面积在长期存在均衡关系,短期内则有26%的非均衡波动在下一期被修正;在长期,经济增长、城镇化率、地方财政收入对耕地变化影响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2,0.03和-0.16;在短期,城镇化率和地方财政收入对耕地变化影响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3和-0.06。研究结论:湖北省作为产粮大省之一,保护耕地尤为重要;协调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应采取短期严格控制和长期协调发展的策略,促使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达到"双赢"。     

中国经济增长与耕地资源数量变化阶段性特征研究——协整分析及Granger因果检验

利用Eviews 6.0软件,基于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探讨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协调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我国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自195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经历了3个阶段,具体表现为:(1)互为因果(1952～1978年),这一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耕地的产出在经济增长中占据较大的份额;(2)前者是后者的Granger原因(1978～1992年),此阶段耕地资源投入量顺应了经济增长的要求,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3)后者是前者的Granger原因(1992～2008年),耕地资源作为要素投入支撑了经济的低质量增长,由此产生了重复建设、土地低效利用等问题。因此,关注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均衡关系,发现其中的规律,掌握其中的因果变化趋势,适时调整土地政策以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是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     

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从生产要素投入端将环境污染引至索洛增长模型,理论考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基于1999—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SO_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变量,采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PSTR)模型检验全国及分区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及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产出及污染排放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使得这种增长趋势逐渐减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增长趋于稳态,当污染排放增长率降低为负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由正向转变为负向。实证表明我国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产出水平门槛效应,随着经济产出水平由低区制平滑的过渡到高区制,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影响由正向促进作用转变为负向减排效应,但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呈现逐渐增强正向促进作用,可见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此外,研究发现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逐渐增强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其次,东部最弱,研究还表明,减排技术水平以及环境治理投资增加对SO_2污染排放具有遏制作用,能源投资的增加加速了SO_2的排放。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应摒弃传统"高投入、高消耗"的工业化模式,政府应实施创新管理,完善环境保护立法,鼓励企业发展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技术,避免以环境容量过渡为代价,追求工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模式。     

人口年龄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经济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通过人力资源和人的各种需求而联系起来.通过推导出含有年龄结构系数M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将教育人力资本和干中学经验资本及就业效应共同体现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以山东省140个县域单元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构建空间经济计量模型,研究发现:①增加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和考虑空间效应,可以显著提高模型的拟合优度,在现实中应重视年龄结构和空间溢出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②所有劳动适龄组均刺激经济增长,但以15-29岁年龄组的影响最显著;③除存在较强的空间集聚和空间依赖性,山东省区域经济增长显现出条件β-收敛;短期看人口增长和储蓄率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为负;④鼓励30-44岁劳动力提高干中学经验效应以促进区域经济运行和缓解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     

土地开发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检验

已有文献对土地开发、土地收入与城市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探讨,但未能揭示土地开发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尤其是没有区分土地开发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主要是土地开发收入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投资效应,间接影响包括土地开发收入通过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强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构建了反映土地收入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的结构方程模型,利用285个城市2000—2010年以及2011—2013年的差分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土地开发收入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2000—2010年间,土地出让收入每增长1个标准单位,城区GDP将增长3.09标准单位,其中土地开发收入的直接影响为0.35标准单位,间接影响为2.74标准单位。土地开发通过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强对产业集聚和常住人口吸引力的间接效应远大于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直接效应,在间接效应中,吸引产业集聚的影响大于吸引常住人口的影响。不同类型城市土地开发收入对城市GDP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程度不同。     

中国旅游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性研究

旅游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对旅游业发展持较为积极乐观的态度,将旅游业视为促进经济增长和赶超发达地区经济体的重要产业。然而,各地区由于经济基础、地理区位和旅游产业定位的不同,旅游业对各地区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差异较大。因此,研究不同区域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意义重大。文中根据各地经济基础,将中国分为三个区域,以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市、第一区、第二区和第三区的面板数据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经济增长计量模型,采用多种计量方法分析国内旅游、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形成机理。结果发现:1样本期内,第一区除内蒙古外,均分布在东部沿海,第二区包含省市最多,分布在广大内陆地区,第三区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差异较大;2计量模型中纳入空间相关性后,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促进作用程度与区域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经济基础越好的地区,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这种规律尤为适应国内旅游;3从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系数比较来看,国内旅游对经济增长贡献更大。机理分析中还发现,在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完备、交通便利、商品贸易发达的地区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容易实现。     

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

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作为现代经济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一般的理论认知和实践而言,可从金融的深化和广化两个角度来看待金融发展。相对金融广化而言,金融深化更能体现金融对于资本的配置功能和金融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它通过引导投资边际收益率促进绿色发展的效率,进而影响整个绿色经济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经济内生增长模型来检验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以2003—2014年中国280个地级单元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其内在作用的非对称性。结果表明:(1)模型推导发现,金融深化作用在不同生产部门所占份额的配置未达到最优时,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存在门槛效应,即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作用存在可能的非对称性;否则,二者以近似对数函数的关系相互作用。(2)实证发现,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在中国地级层面存在一重门槛效应,似然比检验结果表明该门槛效应在1%的临界值下显著,并且其门槛值大小为0.635 5,门限回归结果显示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在门限值前后的偏效应系数分别为-0.056 8和0.129 9,说明中国金融深化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呈现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形形状。(3)稳健性检验发现,控制变量对金融深化导致的绿色发展门槛效应的扰动仅体现在P值的变化范围之内且变化幅度较小,门限值的大小及置信区间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反映中国金融深化与绿色发展的关系结构依然稳健。显然,应当大力推进金融深化过程,突破"门槛效应"的制约,充分发挥金融深化对资本的配置效应,从而推动中国绿色发展进程。     

中国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

人力资本及其结构作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没能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力资本及其结构水平迅速提升,但各地区间的人力资本及结构水平差异颇大,这可能也是导致中国各地区间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水平存在很大差异的原因.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环境,为本文直接研究人力资本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提供了极为理想的样本.文章在增长回归框架下,以中国各省份1978-2008年动态面板数据为基础,从国家和区域层面考察了人力资本及其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对我国及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分布结构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且效应显著;人力资本内部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显著性相关得到东部地区数据的支持,而在我国及中西部地区的效应不够明显,这主要是由我国投入导向的增长模式和劳动力质量水平不高所决定的.结论表明,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及结构优化将会加速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形成未来我国持续、稳定发展的强大动力.     

能源强度收敛: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检验

能源强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能源量,它反映了经济系统对能源的依赖程度和能源的使用效率。许多国家的能源强度曲线在直观上表现出收敛的显著特征。为了对这一现象进行严格的证明和检验,该文依据时间序列协整概念,首先提出了能源强度收敛的定义,然后从一个包含能源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出发,从理论上证实了能源强度收敛的存在性。为了对能源强度收敛进行实证检验,选取24个国家,并划分组合为5组样本,分别对能源强度收敛进行了σ收敛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高收入国家、高中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样本中所有国家都存在能源强度收敛现象;σ收敛检验还揭示出各组样本中能源强度收敛的时间段以及收敛程度的大小排序。     

经济发展与农业面源污染关系的协整检验——基于三峡库区重庆段1992-2009年数据的分析

运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考察了三峡库区重庆段1992-2009年经济发展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经济增长是影响三峡库区重庆段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且种植业、养殖业和农村生活三大类污染源排放量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都具有协整关系;②短期内农业生产总值的变化引起三类农业污染源排放量的同方向变动,长期来看,农村经济发展对农业面源污染有减缓作用,这与传统的环境—经济增长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所揭示的一般规律相同;③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种植业、养殖业的污染排放量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但是经济发展是农村生活污染排放量增长的原因,农村生活污染排放量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之间是单向因果关系。因此,我们要密切关注库区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带来的负面效应,必须依赖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种植业中化肥、农药、农膜和秸秆等的利用率,根据当地农业发展的特点以及与河流的远近,规划好农业、林业、畜牧业的结构,大力发展环保型、生态型农业,以减轻农业面源污染,实现农业经济增长与保持环境质量之间的相互协调。     

中国新克强指数的构建与实证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构建的克强指数已无法反映中国经济的全貌,如何客观地反映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更好地测度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本文根据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未来会更加关注就业、居民收入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的愿景,在原有克强指数的基础上,增加年末就业人员数、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就业和收入方面的指标,使用中国1995—2015年的相关数据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克强指数的修订版本即新克强指数,并将新克强指数与GDP增长率、克强指数进行了比较,发现新克强指数在反映中国经济波动和经济整体运行状态上有更为优良的性质。与GDP增长率相比,新克强指数克服了服务业比重提高带来的熨平效应,进而灵敏地反映中国经济波动情况,并对异常事件更加具有敏感性。相对于克强指数而言,新克强指数破除了因中国在第二产业上存在失衡性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波动的杠杆效应,降低了经济增长中的虚假成分,从而与中国经济运行的整体关联度更为密切。此外,相对于克强指数而言,新克强指数在反映经济景气方面有着较好的时效性与关联性。采用时差相关分析法对新克强指数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新克强指数在反映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对外贸易、通货膨胀等方面具有优势。研究表明:新克强指数是更适宜测度中国经济的多元评价指标,为测度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重心迁移与脱钩关系研究

协调经济增长与土地资源利用关系是经济发展提质增速及可持续城市建设的关键，为探索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耦合趋势，运用重心模型、Tapio弹性指数对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空间耦合关系与脱钩状态进行测度，并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经济、社会、政策等因素对城市扩张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经济与建设用地规模保持双增长态势，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建设用地扩张更加明显，经济和建设用地重心均呈现西南方向迁移，但空间耦合性逐渐减弱；（2）中国经济与建设用地脱钩关系不断恶化，脱钩状态分布格局变化明显，东部地区脱钩状况逐渐改善；（3）社会经济因素是城市扩张的关键推动力，政策、产业集聚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扩张。未来要重点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土地扩张的管控，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则要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寻求产业转型与土地利用转型的契合点，追求城市的精明增长。     

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关系的计量分析

在界定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和功效函数法测度了江苏省1985～2008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并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探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动态关系和相互作用。研究表明：（1）1985年以来,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城市化水平总体上逐步提高;（2）城市化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均为一阶单整序列;（3）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短期内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但长期内其有利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且长期的响应作用程度更显著、更稳定;（4）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对来自城市化的冲击响应强烈,城市化的冲击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解释水平达到了5844%,而城市化对来自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响应较弱,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对城市化的解释水平较低。因此,应采取长期而非短期的策略,有序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强土地利用监督管理,提高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升土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     

空间溢出、门槛特征与能源效率的经济增长效应

能源效率的改进能缓解经济增长过程中日益紧张的能源供需矛盾,然而空间异质性使得传统整体分析难以解释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为了考察我国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空间联系,本文以我国1995-2009年省份面板数据,首先通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算我国各地区的能源效率及时空特征。接着,综合采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对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进行空间异质性检验,研究表明: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合理解释了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的空间非均衡分布。同时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存在门槛效应,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弹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随着能源效率的提高而降低。本文政策含义明显:在制定能源的空间布局政策时应当加大对邻省较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能源效率较低省份的能源支出并努力提升这些省份的能源效率;而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能源效率较高的省份,不宜从改进能源效率的思路来追求过快的经济增长。     

基于资源-技术-环境的高技术城市矿产战略性筛选

城市矿产中蕴含大量的高技术矿产,它们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原材料。本文从中国国情出发,界定了涵盖新能源技术、通讯设备、交通工具、电池、电器电子产品等5大类共计27种高技术城市矿产,从资源、技术、环境三个维度设计了11项指标,对高技术城市矿产进行战略性筛选;并通过半定量化不确定性分析方法确定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结果显示:(1)从资源-技术两维度看,电器电子产品用电池资源指数高,且技术相对成熟;动力汽车电池资源指数值略低,但未来开发潜力大。(2)从资源-环境两维度看,电池是拆解处置重点。(3)从资源-技术-环境三维度来看,高技术城市矿产可以分为四个梯队:高资源指数、高技术指数、高环境指数的"三高"梯队,包括EEE用镍氢电池、EEE用镍镉电池、EEE用锂离子电池;中高资源指数、中高技术指数、中高环境指数的"三中高"梯队,包括手机和动力汽车电池;低资源指数、低技术指数、中高环境指数的"二低一中高"梯队,包括风涡轮机、荧光灯、动力汽车永磁电机和电话机;资源指数、技术指数、环境指数都相对较低的"三低"梯队,包括电器电子产品和光伏电板。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筛选结果会发生动态变化,因此高技术城市矿产的战略性筛选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评估过程,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开发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动态管理系统。基于研究结论,本文从高技术城市矿产的基础数据库建立、重点开发目录制定与调整、在线回收与交易平台构建、拆解技术储备以及可持续供应体系建立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转型时期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分析与检验

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但不同的研究者对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时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往往是由于没有区分经济指标中的生计指标与产出指标所引起的。本文以不变价格实证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13个行政区域间人均生计指标与产出指标的差异和相对差异的变迁趋势，并对“地区差异变动之悖论”进行了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