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测度研究

为评估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TFP)增长效应,将夜间灯光数据与省级能源消费量匹配获得地级及以上城市能源投入指标,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对1998—2018年我国25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度,并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渐进DID模型)研究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作用路径. 结果表明:①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促进全样本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0.347 1,且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样本显著提升0.460 3. ②机制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下,地方政府通过压减“双高”企业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进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提升了城市综合创新强度,但对绿色创新强度影响较弱,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强度提高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占综合创新强度的85.2%. ③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促进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提升0.879 9、1.015 1,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能够倒逼财政压力较大城市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 ④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推动非沿海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901 0,而造成沿海城市降低0.351 1和其他沿海地区降低0.401 0,考虑对外开放水平情形下,试验组中其他沿海地区相对于沿海城市而言,比对照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要低0.123 5. 研究显示,需提升环境信息透明度与监管效能,深度调整产业结构和激励绿色创新,强化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财政压力较小城市的制度改革力度,提高沿海城市外资准入环境门槛,以全面形成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倒逼机制.      

“双碳”目标约束下农作物种植结构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在“双碳”目标的约束下，探究农作物种植结构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能够有效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基于2000—2019年陕西省10个地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方向距离函数和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双碳”目标约束下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采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子，并探讨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其他潜在因素。研究表明：陕西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双碳”目标的约束下，总体有所提升，但各地市间存在地区差异性；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增长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农户生计保障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农业机械化水平和自然环境条件均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减少农业碳排放量以及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全面促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区块链如何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基于环保重点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通过构造不同所有制企业应用区块链技术情形下的目标函数与行为动机模型,分析区块链发展水平对制造业数字化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并以区块链产业兴起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基于2003~2017年我国93个环保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系统评估区块链技术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区块链的应用能够倒逼企业实现以效率提高为特征的绿色转型,二氧化硫排放量和治污成本分别降低26%和17%,并且在使用了工具变量、三重差分、PSM-DID、安慰剂等多种方法进行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此外,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当前阶段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优于数字化全要素生产率和能源利用效率.最后,基于企业所有权特征的异质性分析显示国有区块链企业在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中的表现优于非国有企业,而基于城市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区块链企业对二产占比高和单位GDP能耗高的城市制造业转型促进效应更强.本文丰富了区块链应用与实体经济发展领域内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更全面的认识数字经济影响我国制造业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为更加科学与精准制定区块链发展战略提供了政策启示.     

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互动关系——基于中国116个地级资源型城市的实证研究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推进我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是,产业转型升级能否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以2003— 2018年中国116个地级资源型城市为对象,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演化特征和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56.9%的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并不理想,处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不同步或双低的状态;有57.8%的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正增长,但仍有一些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主要是因为技术效率未得到有效改善。（2）PVAR模型和脉冲响应估计结果表明,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滞后期对其自身的影响存在负向作用。同时,资源型城市长期的传导路径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受到反映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泰尔指数的负向冲击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持续性的积极作用,之后,产业结构高级化不断对自身产生正向冲击作用。（3）通过方差分解预测可知,未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仍主要依赖自身发展路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解释力高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解释力。随着期数的增加,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相互解释力逐渐上升。     

“2+26”城市“散乱污”企业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治理成本评估

为了评估2017年原环境保护部对“2+26”城市“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的效果,利用“2+26”城市“散乱污”企业清单,结合巡查期间279家“散乱污”企业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治理成本调查数据,利用污染物治理成本法,对重点行业“散乱污”企业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治理成本进行评估.结果表明:①家具制造与板材加工和塑料加工行业是“2+26”城市“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的重点行业,这两种行业的企业数量分别占“2+26”城市6.2×104家“散乱污”企业的35.2%和15.9%.②京津冀地区“散乱污”企业中砖瓦窑行业企业扣除环境治理成本后的产值利润率为2%,家具制造与板材加工行业企业扣除环境治理成本后的产值利润率为负值（-2%）,均低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值利润率;“散乱污”企业过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企业利润,扣除环境治理成本后,企业盈利能力很低,需要升级改造或予以淘汰.③规模越小的“散乱污”企业,环保治理设施与投入越少,这些企业也基本不缴纳税收,导致微小型“散乱污”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高于规模以上企业.④“2+26”城市“散乱污”企业中砖瓦窑行业企业就业职工数占规模以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职工总数的9.1%,家具制造与板材加工行业就业职工数占规模以上家具制造行业职工总数的50.3%.“散乱污”企业的取缔整改,将对“散乱污”企业集中分布地区的劳动就业产生一定影响.研究显示,“散乱污”企业过去总体上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经济效益的黑色经济.      

基于DEA-Malmquist方法我国海洋陆源污染治理效率评价

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对我国沿海地区2003-2012年陆源污染治理效率进行测算,并分析治理效率的动态变化、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03～2012年我国海洋陆源污染治理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是企业技术进步率相对下降;（2）沿海各省市陆源污染治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存在较大差异,技术进步差异是引起地区变化差异的主要原因;（3）环渤海经济区陆源污染治理效率较低,其全要素生产率2008年以后下降明显;（4）研发经费及环保投入都会促进陆源排污显著减少,工业企业规模对陆源入海污染物有显著正效应。     

环境规制影响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与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具有推动作用,通过何种路径驱动以及是否存在城市类型异质性有待进一步理清。本文选取2004—2019年中国113座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与GML指数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随后通过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优化在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及其在城市类型间的异质性。研究表明：（1）从全样本回归结果看,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系数显著为正,产业结构优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均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而科技创新表现为间接抑制作用;在非资源型城市中,三类中介效应均不显著。（2）类型异质性检验显示,科技创新在成长型、成熟型城市中发挥了正向中介效应,在再生型城市中表现为间接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衰退型城市中的中介效应值为正,而在再生型城市中表现为负向中介效应;产业结构优化在成长型与成熟型城市中发挥了正向中介效应。（3）对比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全样本回归时,产业结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梯次递减,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效应占比接近80%,环境规制的...     

2015—2017年“2+26”城市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评估及动态变化分析

“2+26”城市是我国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点地区之一.为量化评估“2+26”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在全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评估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评估技术方法,基于双基准渐进法评估了2015年和2017年“2+26”城市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揭示了该区域生态文明发展的短板;对比分析了2015—2017年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年际变化及其主要原因,特别是空气质量改善对该区域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2017年“2+26”城市生态文明中国指数（ECC）得分为64.98分,整体上达到一般水平,但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以及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依然存在生态环境质量较差、区域与城乡发展不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协调等短板.②2015—2017年“2+26”城市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ECC得分增加了3.64分,高于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及全国平均水平,地表水环境质量、主要水污染物排放强度及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是其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贡献指标.③2015—2017年“2+26”城市空气质量改善不明显,对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提升的贡献相对较小,这可能与气象条件变化、大气治理成效的滞后效应有关.研究显示,“2+26”城市生态文明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依然存在突出短板,应优化国土生态空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协同发展机制,补齐短板,从而进一步提升生态文明发展水平.      

产业转型政策能否推动城市低碳转型——来自资源型和老工业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证据

基于2009—2019年158个地级市样本数据,运用非径向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城市低碳转型的动态评估指数,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产业转型政策对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样本期内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全要素碳生产率不断提升,低碳转型进程加快,但相较全国平均水平依然较低,且区域、类型差异明显;(2)产业转型政策显著推动了城市全要素碳生产率提升,低碳转型的动态政策红利持续增强;(3)产业转型政策对资源型、复合型以及集群式城市的低碳治理效果显著,对老工业基地和单一式城市效果欠佳;(4)政府推动下的产业转型政策主要通过结构升级和绿色创新机制助推城市低碳转型,集聚经济机制短期内尚未显现.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体系与机制研究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既是应对环境外部性问题和集体行动困境的现实选择,也是推进我国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需要。本文在构建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体系框架的基础上,揭示和识别了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内在机制的主要内容和交互影响。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体系是协同“起因、主体、动力、行动、结果”互为一体的循环系统,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是包括组织机制、动力机制、运行机制、反馈机制和交互作用机制等在内的有机体系。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体系与机制及其构成因素之间具有复杂的交互作用,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进行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分析和现实问题解决时,需要深入辨别并融入具体情境,才能把握其实质。     

大气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影响效应测算

为有效落实大气环境质量管控要求,推进大气环境高效率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新局面,该研究聚焦对波特假说的验证,定量评价大气规制对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动态影响.运用以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模型为基础建立的DEA-Malmquist指数,对2006—2017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变动情况进行测算,并通过分解TFP动态指数,识别TFP变动的关键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方法,测算各城市大气规制的短期、长期动态影响,并以此分别对强、弱波特假说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2+26”城市的TFP于2006—2015年间总体降低了4.6%,技术创新变动是“2+26”城市TFP变动的关键影响因素;从区域来看,大气规制对TFP、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差异,部分地区的强、弱波特假说不成立;从时效来看,大气规制具有较长时间(15~20年)的持续影响,但部分地区的大气规制在实施后的2~4年内正负影响发生转变,强、弱波特假说的成立情况也会随之改变.研究显示,在大气规制的制定和管理中,既要结合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大气规制影响差异,进行分类管理和针对性管控,也要定期(规制施行后2~4年)对规制的实施进行评估和滚动调整,以实现“全面布局、精准施策”的大气规制设计与实施.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若干战略问题

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要保护长江生态环境,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当前,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后期;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下降,水环境质量改善,但水生态状况堪忧,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改善进入攻坚期.通过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形势的研判,阐述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需求和目标,并提出了四项战略.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需求从单一要素、单一指标、部分区域转向水生态环境的系统保护和综合修复.②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目标由水环境质量改善转向水生态环境安全提升,未来将逐步转向生态环境健康改善.③空间管控战略需要整合多项区域规划,研究构建流域与区域协同、水陆统筹、山海一体的统一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空间单元划分体系.④产业绿色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在影响水生态环境安全的相关产业领域加强防控.⑤科技创新战略要突出科技平台的作用,推进数据、人才、技术、成果的汇集和创新,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由投资驱动向科技创新驱动转型.⑥现代治理能力提升战略要求长江经济带建成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带,率先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研究显示,把握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需求和目标,推行空间管控、产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和现代治理能力提升战略,能更加有效地支撑长江经济带和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发展.      

沈阳市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规划研究

以制度体制推进环境管理的有效性,是改善环境质量、解决环境问题及实现绿色发展最为直接且经济有效的手段。通过规划,对现有生态环境制度体系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沈阳市制度体制改革内容,明确改革方向。设计以空间管控、生态补偿、环境监管、治理市场、绩效追责、公众参与为核心,以绿色环保产业为承接的沈阳市"6+1"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明晰政府部门责任,建立联动机制,将单项制度孤岛联系起来,以制度创新及制度体系构建推动环境管理制度改革及沈阳市生态文明建设。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adaptive management: Lessons from California's CALFED Water Program

Both for its techn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and for its history of conflicts, California's water system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observed in the world. This article and this Special Issue on the CALFED Bay-Delta Program continue in this tradition. CALFED is likely the most ambitious experiment in 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adaptive management the world has seen to date. This Issue moves beyond the celebratory tone of other analyses of collaborative, adaptive management and looks closer into how collaborative networks work to produce innovation, and more importantly to reflect also on their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limitations and “dark sides”. Whil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nhances mutual understandings and can be a source of innovation, it appears ill-suited to resolve alone the distributive dilemmas at the core of many water –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 conflicts. A lacuna in existing research concerns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effective boundaries and linkages between democratic politics, legitimate authority, and adaptive governance, i.e. the mix of institutions that can provide sufficient responsibility, accountability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 without choking off the self-organizing interaction, shared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on that is at the heart of collaboration. A painful realization in the Delta is that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further growth may be fundamentally at odds; efficient win–win solutions, institutional or technological, seem insufficient to satisfy the competing demands posed upon the system. Radical decisions and changes might be necessary, but they seem unlikely under curre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电子废弃物回收产业链协同治理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基于探索性多案例分析,使用扎根理论从协同治理层面析出电子废弃物回收产业链治理的影响因素;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进一步辨识影响电子废弃物回收产业链协同治理的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外部环境支撑和提升电子废弃物回收产业链中利益相关者的内外协同能力,进而影响协同治理的行为和效果;企业社会责任和环保责任意识、高层管理者能力及素质、借鉴国外技术与经验是企业内部协同治理的主要驱动力;环境和经济持续发展目标、政府鼓励生产商做拆解、与国内外同行企业沟通与合作则是企业外部协同的引擎.     

西安城市环境生态建设方式改革与创新研究

对城市环境生态建设关系到城市的发展的格局定位,研究西安城市环境生态建设方式,以"系统治理、永续发展"为主题,树立长效的西安城市环境生态建设观念,利用大西安八百里秦川的地理优势,充分利用秦岭的生态调节功能,以生态文明理念作为指导城市建设的中心思想,建设山区、平原、城市绿化的生态屏障。在城市中依托城市绿色公共环境,进行生态保护建设,为城市营造更多的绿地空间,进行园林绿化建设、环境的生态建设、城市景观建设,促进西安城市环境生态建设方式改革创新更上新的台阶。     

中国绿色港口现状及发展研究

介绍了绿色港口的概念和特征,探讨了中国绿色港口发展现状,主要有对"绿色港口"认识不到位,绿色生态环保意识薄弱,港口规模过大超出环境承载,港口环保基础设施落后,港口环境保护法规及管理制度不完善和港口间恶性竞争忽视绿色港口建设,对促进中国绿色港口发展的政策分析,有转变港口企业管理理念积极培育绿色港口文化、制定出完善的评估指标体系、完善港口环保基础设施加快技术创新、改善环保法律规范、促进港口向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发展。     

Efficiency gains within firms under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efficiency gains that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may achieve within the firm. Current debate concerning the extent and significance of inefficiencies within firms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the progress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Several recent lines of inquiry in microeconomics help explain the persistence of inefficiencies within firms. In addition, two of the most prominent new approaches in the field of business strategy — resource-based strategy and the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 focus on the heterogeneity among firms and the resulting pockets of inefficiency within firms. They suggest at least three generic strategies for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 challenging outdated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differentiation, or complementing firms' resource investment trajectories. These generic approaches suggest that there is considerable scope for further experimentation with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未来十年我国环境保护面临的压力与走势

未来十年,是我国实施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战略的关键时期,应通过环境管理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我国现行环境管理制度存在无法满足公共资源管理目标要求,发展绿色经济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企业发展的内动力。因此,环境管理转型与环境经济政策相结合、环境资源的公共管理以及发展绿色经济将是中国未来十年的主要发展趋势。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new perspectives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 understood as systematic eco-innovation and its diffusion – has by far the largest potential to achieve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s. In general, the market logic of modernisation and competition for innovation combined with the market potential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needs serve as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behind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In recent times, however, additional factors like rising energy prices or fears from climate change have favoured the rise of this innovation-based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olicy. The article deals with two special driving forces: first, there is growing evidence for the importance of “smar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econdly,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actor constellation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leads to mounting business risks for polluters and thereby exerts pressure for eco-innovation.Despite these favourable framework conditions, the strategy of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nonetheless faces a number of inherent limitations. These include the unavailability of marketable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for relevan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like the loss of species, the rebound effect neutralising the incremental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s through economic growth (the dilemma of the “N-curve”) as well as resistance by “modernisation loser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structural solutions seem indispensable. Here, eco-innovations should be supported by transition management or ecological structural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