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两圈”区域发展可持续性评价与预测

利用可持续发展指数（SDI）对湖北“两圈”各市州发展现状进行了评价，而后利用9年的人均生物资源生态承载量年平均增长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和足迹承载量比值年平均增长率及2006年相关数据对未来44年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截至2006年底，湖北省有一半以上国土面积的生物资源开采超过当地土地负荷，人均生物资源生态承载量持续下降，资源日益紧张，呈不可持续发展；武汉城市圈2006年生物资源生态足迹超出生物资源生态承载量的32%；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简称：鄂西生态圈）除襄樊、荆州、荆门因人口多，生物资源生态足迹较大等原因导致SDI值较高外，其他市州的SDI值均较低；神农架的SDI最小；武汉城市圈人均生物资源生态承载量呈负增长，人口控制较好，足迹承载量比值增长较快；鄂西生态圈人均生物资源生态承载量呈负增长，增长速率大于武汉城市圈和湖北省，人口控制较差，足迹承载量比值增长较慢；按照现有发展模式，无论是武汉城市圈还是鄂西生态圈，无论其当前发展是可持续性还是不可持续的，未来他们都将进入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因此，对“两圈”进行规划时要根据各自发展现状制定长期、科学的发展规划.     

生态足迹影响因子的定量分析

人口的膨胀和人类工业化进程的加剧，使得人类向自然界获取越来越多的资源，同时向环境源源不断的输入废弃物，已经严重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和环境容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水土流失、草场退化、植被消亡、生物多样性锐减、全球变暖等情况已经严重到难以遏制的地步，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的今天，人们越来越关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定量地讨论了中国各省（区市）1999年生态足迹大小与其影响因子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生态足迹的大小是各省（区市）的大中型企业个数、全社会固定生产投资等众多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总人口和GDP是生态足迹大小的主要影响因子，其因子载荷量分别达到了0.940和0.913。值得一提的是非农业人口与生态足迹的相关系数超过了农业人口，这说明由于消费模式和生活水平等的差异，非农业人口对生态足迹的影响大于农业人口对生态足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生态足迹影响因子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期为生态足迹在进行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方法上提供新的思路。     

生态足迹影响因子的定量分析--以中国各省(区市)1999年生态足迹为例

人口的膨胀和人类工业化进程的加剧,使得人类向自然界获取越来越多的资源,同时向环境源源不断地输入废弃物,已经严重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和环境容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水土流失、草场退化、植被消亡、生物多样性锐减、全球变暖等情况已经严重到难以遏制的地步,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的今天,人们越来越关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定量地讨论了中国各省(区市)1999年生态足迹大小与其影响因子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生态足迹的大小是各省(区市)的大中型企业个数、全社会固定生产投资等众多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总人口和GDP是生态足迹大小的主要影响因子,其因子载荷量分别达到了0.940和0.913.值得一提的是非农业人口与生态足迹的相关系数超过了农业人口,这说明由于消费模式和生活水平等的差异,非农业人口对生态足迹的影响大于农业人口对生态足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生态足迹影响因子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期为生态足迹在进行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方法上提供新的思路.     

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预警研究

在构建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预警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之上，通过数据的收集，利用灰色加权关联理论，计算了2006~2015年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指数，并对各年份生态承载力安全警度进行了判定。计算结果显示：从总体来看，2006~2015年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指数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安全警度由“高警”下降为“轻警”；从压力、状态、响应3个子系统来看，安全指数同样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安全警度则由“高警”或“中警”下降为“轻警”。分析表明：近些年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相关资源与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是明显的。但我们也发现，试验区统计年份安全指数数值都在 0.700 0 之下，与 “无警”（0.850 0）状态距之甚远，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生态足迹动态预测模型构建与分析

生态足迹的动态预测能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但其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以武汉市为例，选取表征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建立了社会经济系统指标体系，在对武汉市1978~2004年生态足迹时间序列计量的基础上，应用偏最小二乘算法构建了生态足迹动态预测模型，并根据〖WTBX〗VIP〖WTBZ〗值的大小分析了各指标对生态足迹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武汉市“十一五”规划期间生态足迹呈上升趋势，其中规划期末2010年的人均生态足迹为2810 5 hm2，高于全球生态阈值（人均生态足迹为2200 0 hm2）；根据〖WTBX〗VIP〖WTBZ〗值得出人口、能源消费量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为最重要的影响因子，并就如何实现武汉市“十一五”规划目标提出了政策性建议。将科技进步贡献率、能源消费量等重要因子纳入社会经济系统指标体系，弥补了在生态足迹定量测度中忽略社会、经济、科技因素对其影响的不足；另一方面，引入偏最小二乘算法中的〖WTBX〗VIP〖WTBZ〗值更准确地评价了各指标对生态足迹变化的影响，为生态足迹动态预测研究作了进一步地完善与改进。〖     

基于Costanza模型的我国粮食主产区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研究

生态安全是粮食主产区实现粮食安全主体功能的前提和保障。运用Costanza模型实证测算了2014年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空间分异,重点考察了农田生态系统及其粮食作物供给的生态服务价值贡献。研究发现:我国粮食主产区农田生态系统的粮食供给服务价值与粮食产能存在错配现象;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农田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价值贡献率仅为10.4%,而食物生产作物为主的生态供给服务价值仅占陆地生态系统的9.23%;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突出,南北分化严重;粮食安全保障存在较大的生态隐患和生态服务价值损失。相对于耕地"红线",生态"红线"才是确保粮食安全的根本底线。     

基于生态足迹的苏州市可持续发展动态研究

以苏州市为例,应用生态足迹分析法对苏州市1990~2010年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进行统计核算,并对苏州市可持续发展程度进行了定量研究和动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苏州市2010年人均生态足迹为6.48hm2,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27hm2,人均生态赤字高达6.21hm2,远远超出了目前的生态承载力,城市生态系统处于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通过动态分析,结果显示苏州市的生态足迹不断增大,但增长速度正在变缓,生态承载力稳中有降,万元GDP生态足迹也在下降,这表明苏州市的资源利用率不断提高。提出了苏州市需尽快进行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控制人口增长,对耕地实行严格的保护,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降低能源消耗等措施,以减少生态赤字,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中改善农业环境的途径

本文分析了我国粮食安全及粮食持续生产所依托的农业环境状况。从我国粮食生产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看,全国粮食生产处于结构性过剩与低水平安全中,区域性粮食安全与不安全并存;耕地资源、水资源以及农民的经济收入状况等均不容乐观,加之自然灾害加重,粮食生产的环境成本将随之增加,这将影响我国未来粮食安全。为此,本文提出了走农业集约化道路是解决我国粮食安全与改善环境的基本途径。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城镇化与都市化抉择——基于国际生态足迹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的中国,都市化与中小城镇化何种城市化模式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存在争议。通过对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等发达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城镇人口比重等宏观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揭示城市化客观规律,并与中国实际结合。研究表明:其一,百万以上人口城市的都市化更符合生态资源的可持续性。其显著降低人均生态足迹与生态环境压力,并倾向于增加人均生态承载力。如此促进生态资源的供给,削减生态资源的人均需求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其二,百万以下人口城市的中小城镇化显著增加生态足迹与生态环境压力。其布局结构松散,倾向于占用大量生态环境资源,减少生态承载力供给;而低效、分散、粗放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增加生态足迹,总体不利可持续发展。其三,人均固定资本存量、人均储蓄、政府购买都对可持续发展具有潜在的促进作用。最后,建议中国推行都市化战略,充分发挥大都市的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生态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适度限制城镇化,避免中小城镇遍地开花对资源环境造成显著危害;学习国际优秀城市化经验及相关配套制度,并与中国结合;注重技术创新,发挥高新科技及资本带来的生产方式改进与效率提升。     

生态经济：自然和经济双赢的新发展模式

经济社会转型期，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经济作为变革传统工业化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抉择而备受关注。通过梳理生态经济缘起与概念，归纳出生态经济“三低”门槛和“三高”表现；基于工业品与生态品分工的空间均衡理论分析，东部生态重要与敏感区域，适合发展生态经济，可以为大区域生态平衡做出重要贡献；生态经济的产业形态，有别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以生态品供给为主的降工业化的过程，以生态品产业链延伸和产业绿色化，提高生态经济创造财富能力，是实现自然财富和经济财富共增长的新方式     

基于本地生态足迹模型的浙江省可持续发展评价

生态足迹法是一种评估区域可持续发展程度和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情况的工具。通过对一般生态足迹法的调整，运用本地生态足迹模型，对浙江省本地生态足迹的时空特性和环境生态的潜在危险性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1)2006年浙江省人均本地生态足迹 2.763 8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 0.437 9 hm2，人均本地生态赤字 2.325 9 hm2；(2)1991～2006年浙江省的本地生态足迹都超过了生态承载力，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环境生态的不可持续性；(3)2005年浙江省11个城市的本地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表现出一定的差异；(4)浙江全省生态足迹强度指数从1991年的2078上升到2006年的5952，16年间生态强度指数增大了近3倍，单位可承载面积内的实际生态压力越来越大，环境生态的潜在危险性有扩大之势.     

山地景区生态足迹分析——以庐山为例

根据区域本底生态足迹和旅游生态足迹的计算模型,对庐山的生态足迹进行了分析计算,结果表明：(1)庐山生态足迹需求为0354 603 hm2,其中区域本底生态足迹为0343 510 hm2,旅游生态足迹为0011 093 hm2。(2)庐山可利用的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219 805 hm2,人均生态赤字达0123 543 hm2,其中旅游生态足迹占总赤字的313%。(3)在需求足迹结构中占9831%的化石能源地,大大超过了庐山的承载力面积,致使庐山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不断加重。(4)庐山单位旅游生态足迹产值为33美元/hm2,其中单位旅游游览、旅游住宿和旅游购物的产值较高,旅游交通和旅游餐饮的单位产值相对较低,旅游产值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5)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必须推进更为系统化的无障碍旅游业,转变高能耗的经济发展道路,从而降低单位经济效益的生态足迹,实现庐山的可持续发展。     

上海市旅游生态足迹分析

运用生态足迹的理论与方法,结合旅游者的生态消费及结构特征,借助现代地理信息技术,对上海市旅游生态足迹进行了分析。通过测算,2009年上海市旅游生态足迹为66 333 483.428hm2,人均旅游生态足迹为466.547×10-4 hm2;旅游生态承载力为1 900 029.08hm2,人均旅游生态承载力为146.908×10-4 hm2,人均生态赤字为319.692×10-4 hm2。从上海市旅游生态足迹结构来看,旅游交通和旅游购物足迹的比例最大,分别占71.79%和23.76%,旅游餐饮和休闲娱乐其次,分别为3.44%和0.14%,比例最小的是旅游观光和旅游住宿。这表明旅游活动正在过度消耗上海城市资源环境,旅游业目前处于生态赤字状态,因此应采取相关的改进措施,以实现资源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平衡,并着手调整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发展环保节能的交通工具,大力推动低碳旅游发展,开发有特色的旅游商品,提高旅游购物消费,在保证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同时保持旅游经济快速发展。     

恩施地区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评价

以恩施地区2010年统计数据为依据，对其2010年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盈余进行计算和分析，并将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盈余和万元GDP生态足迹分别与恩施地区贫困村分布密度进行空间耦合。研究表明：（1）恩施地区人均生态盈余为0467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947 1 hm2，人均生态足迹为048 hm2；（2）贫困村分布密度最高的来凤县、建始县人均生态盈余很少，而贫困村分布密度最低的利川市、咸丰县、宣恩县、鹤峰县，人均生态足迹最高和最低的县分别是咸丰县、宣恩县，鹤峰县的生态承载力最高，人均生态盈余最高的是宣恩县、鹤峰县，万元GDP生态足迹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利川市，巴东县；（3）通过生态足迹的研究，提出了恩施贫困地区需放大生态比较优势，〖JP2〗因地制宜，努力将生态盈余转化为直接的经济增长，使之能够有效的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基于生态足迹的江苏省生态安全动态研究

基于生态足迹理论，引入生态压力指数、生态占用指数和生态经济协调指数作为评价区域生态安全的指标，并构建了生态安全评价标准。对江苏省1999~2008年的生态安全进行动态的定量分析评价。结果显示：江苏省1999~2008年的人均生态足迹由1526 hm2逐年增加到3.08 hm2，而人均生态承载力则呈现波动式下降（从0.522 hm2降至0.477 hm2），万元GDP的生态足迹自1.43 hm2下降到0.78 hm2;生态赤字则由1999年的1.004 hm2持续上升到2008年的2.603 hm2；生态压力指数从1999年的2.922增至2008年的6.462，同期的生态占用指数亦从0.694增至1.399，生态经济协调指数则从1999年的0.237下降至2008年的0.217。数据表明江苏省的经济发展处于不可持续状态，整体上生态安全趋势不容乐观，生态压力加大。同时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资源不断减少。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亦有所下降，且处于很差的状态。同时对未来的生态安全状况进行了线性预测分析，并提出了适当的措施。
     

基于生态足迹的生态经济评价方法研究——以江苏省阜宁县为例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作物生产是通过轮作进行的，某些地区存在耕地的弃耕现象。Wackernagel生态足迹方法没有考虑复种的影响，耕地类生态足迹核算结果实际是播种面积，而生态承载力核算得到的是耕地面积，因此，二者不具有可比性，生态足迹盈余核算存在逻辑性错误。从理论角度采用复种指数修正耕地类生态足迹，使核算结果为耕地面积，增强了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可比性。用改进的生态足迹核算方法，分析了阜宁县区域生态经济系统1995~2003年的生态供需状况及发展能力变动趋势，采用生态足迹盈余强度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1995~2003年，阜宁县人均生态足迹从1.120 7 hm2增加到2.434 0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变化较小，人均生态赤字从0.815 3 hm2增加为2.017 2 hm2，发展能力由1.226 5增加为3.140 7，生态足迹盈余强度由-1.226 5增强为-0.495 7 hm2。基于改进的生态足迹核算方法得到的发展能力和人均GDP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Wackernagel方法所得结果，表明改进的生态足迹方法能更好地反映区域社会经济状况。     

巫山县生态承载力研究

由于三峡工程的开工建设,巫山县大量移民就地后靠,土地所承载的压力剧增,阻碍了巫山县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利用生态足迹原理和模型对巫山县2005~2010年土地生态承载力进行分析,并运用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将生态足迹指标与传统经济指标相结合,分析了巫山县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生态足迹的驱动作用,为巫山县的生态建设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及参考。结果表明：巫山县生态足迹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且近几年增加速度明显加快,而生态承载力则基本持平,人均生态赤字由2005年的1336 2 hm2增长至2010年的2194 2 hm2,说明巫山县对自然资源的消费远远超过了区域所能提供的资源供给,阻碍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巫山县2005~2010年的生态足迹时间序列作为模型因变量,并根据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足迹变化的作用机理选择了8个社会经济发展相关指标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检验结果令人满意,并通过相关性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手段揭示了巫山县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对人均生态足迹的强烈驱动作用     

江西省县域农业碳排放的时空动态及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构建江西省农业碳排放测算体系，采用碳转化系数法对江西省县域农业碳排放进行了估算，并分析了2000~2010年江西省农业碳排放的时空动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江西省农业碳排放总量从2000年的23085万t增长到2010年的29051万t，不同年份农业碳排放均主要源于化肥施用与农业机械使用；（2）全省农业碳排放量的空间分布呈现较为明显的集聚特征，主要年份高碳排放区均集中于鄱阳湖周边地区；碳排放强度多为Ⅱ级水平，空间分布上与碳排放量相比更为均衡；（3）江西省县域间农业碳排放的相对差异与绝对差异整体上均呈明显扩大的趋势；（4）生产效率、结构、劳动力等因素对农业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农业经济发展则促进碳排放量增加，农业碳排放还受社会、政策等影响     

西昌市生态空间占用及其生态系统安全评估

生态系统安全的概念应该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其安全的目标在于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持续和良好的生态服务功能,在这一意义上,生态安全就是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生态系统安全是新兴的生态系统管理学概念,是新的环境管理和生态系统管理目标。利用生态占用分析方法,对西昌市整个生态系统的生态盈亏和生态系统安全进行评估,得出西昌市目前人均生态赤字0.6 hm2和生态安全受到挑战的结论。并进行了生态占用的敏感性分析：能源资源消耗降低10%,人均生态赤字降低5.32%;产量因子提高10%,人均生态赤字降低14.01%;能源消耗减低10%,同时产量因子提高10%,人均生态空间赤字减少降低19.33%。指出了能源循环利用、资源节约、技术革新和单位面积资源增值等为主要特征的生态产业发展对生态系统保育的意义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