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基于世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

基于2013年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总体技术创新和分类型技术创新(新技术、新产品以及新生产流程)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对分行业(重污染行业及非重污染行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污染治理的成本压力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因素。研究还发现,重污染行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靠外部环境规制驱动而非公司治理;环境规制更可能促进企业引入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流程而非新产品。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地方政府重污染行业土地出让的影响

土地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生产要素，是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双碳”目标的提出，将推动地方政府改变过去依靠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吸引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粗放发展模式。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中国为实现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此政策的提出必然会对地方政府偏向重污染行业的土地出让行为产生影响。文章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86个地级市2007—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该试点政策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地减少了地方政府重污染行业土地的出让面积和宗数，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重污染行业土地出让的影响还会受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和官员任期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越大的试点城市会进一步减少对重污染行业的土地出让面积和宗数。当低碳试点城市的市委书记任期小于等于3年时，该试点城市的重污染行业土地出让面积和宗数会显著减少，而市委书记的年龄对地方政府重污染行业的土地出让并没有显著的影响。(3)异质性分析发现，非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和大型城市，其重污染行业...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与机制检验

金融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改善企业环境绩效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并实现全面绿色转型的战略重点，绿色信贷政策是新发展格局下通过金融资源配置改善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实践探索。该研究在构建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环境绩效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以及中国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并使用2000—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1)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改善效果，即绿色信贷政策可以减少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这一核心结论经过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更换衡量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可靠。(2)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创新补偿效应”“融资约束效应”与“遵循成本效应”改善企业环境绩效。(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作用因企业的规模、所有制与行业技术复杂度、竞争度以及地区金融发展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4)该研究不仅从行业层面分解排污强度指标，对资源再配置引发的行业内结构效应进行考...     

内生的环境规制:“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的再检验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环境规制的变化会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从环境规制较严的国家转移到环境规制较松的国家。"污染天堂假说"虽然存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但在经验分析中却无法获得充分的证据支持,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环境规制变量本身的内生性会干扰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二是经验分析中往往忽略了"要素禀赋"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此,引入"要素禀赋"作为解释变量,同时考虑环境规制的内生性,本文重点从行业角度对"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是否成立进行再检验。本文选取2001-2008年我国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环境规制变量的内生性。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将环境规制视为严格外生变量时,"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不成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我国较低的资本劳动比;而一旦将环境规制视为内生变量,则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也是成立的。     

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创新补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视角

对于中国多数资源型城市来说,改善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一些研究认为治理环境污染可能加重"遵循成本",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也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增进当地产品竞争力,弥补企业成本负担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还有研究认为环境标准提高有助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为验证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04—2014年资源型城市数据,以样本城市GDP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污染治理设备运行费用为解释变量,进行了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并观察了科技行业人员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资源型城市工业污染物治理对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影响均显著为正;(2)在环境规制与GDP(或人均GDP)的正向关系中,科技行业人员比重的提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3)除了传统观点看到的创新补偿效应,污染治理对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也在二者正向关系中有重要的中介作用,而且比创新补偿效应的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结论是,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未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主要是由于经济资源从效益不佳的工业企业流向了第三产业,同时工业部门自身的创新潜力也已逐步凸显。因此,面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压力,资源型城市要取得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双赢,应当强化污染治理成本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倒逼机制,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同时要构建多元产业体系,促进资源型行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效对接和深度融合。     

江苏省对外贸易的环境影响研究

自由贸易有利于促进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但也被认为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成为"污染的庇护所".作为一个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区域经济,江苏省在对外贸易中的环境损益情况尚不明确.本文首先通过计算行业的污染指数,分析了污染的行业结构,然后基于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出贸易的污染条件,对江苏省对外贸易的环境损益情况进行了评估,并分析了环境损益的原因.结果表明江苏省的污染行业主要是初级产品和能量生产行业;废水、废气、粉尘、烟尘、固体废物和二氧化硫等工业污染物在出口贸易中的含量均小于在进口贸易中的含量,对外贸易使江苏省环境受益.建议江苏省优化产业结构,积极推动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贸易,重点加强对初级产品和能量生产行业的污染控制.     

污染损失与环境效益分析

污染损失是在某一污染状况下，环境资源使用者因环境污染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包括损害费用和防护费用。污染损失不只与环境质量有关，也与环境资源使用量有关。以水污染为例，通过江苏某区水污损失估算结果，经回归分析，评价了该区“七五”期间水环境投入的效益。     

中国工业环境规制强度的行业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针对不同行业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性,本文运用收敛理论研究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的敛散性。传统上利用单位成本或产出的污染治理费用表示的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可能存在有偏性,本文基于单位污染排放的污染治理费用测算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利用Theil指数和收敛检验模型,分析了2001—2015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收敛性质及收敛机制。研究发现:(1)一些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其污染强度未表现出相应的强关联性。(2)中国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呈现"M"型变化趋势,污染行业与清洁行业之间的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呈现先发散后收敛的倒"U"型趋势。(3)泰尔指数及其分解还表明,污染行业内部的子行业间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很大,且是造成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的最主要来源。(4)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存在较长时段的σ收敛和较短时长的俱乐部收敛的同时,还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即低规制行业向高规制行业看齐,不同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向各自的稳态水平靠近,此外,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收敛速度慢于清洁行业。(5)企业规模成长和市场化水平提升有利于促进企业提高环境规制水平。(6)对收敛机制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出口学习效应和进口技术溢出对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的提升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而扩大,即两者对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具有提升效应,但无促进其收敛的作用。扩大企业规模、提升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水平,有利于提升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能力,并为下一阶段实施更为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支撑。     

江苏省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效应分析

工业化快速进程中．工业污染作为工业生产在所难免的附属产物．占全国总污染负荷的70％．对资源环境构成巨大压力。经济发达地区工业产值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使得工业结构与布局成为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驱动因子。本文首先以江苏省为例．分析重污染行业结构与工业布局变动对环境效应的实际效果．得出重要结论：自1990年以来工业结构与布局调整不利于环境污染控制。从生产效应和社会效应两个方面．分析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效应影响机理．通过对江苏省的实证分析．结果证实工业结构与布局是现阶段景影响环境污染的重要变量。重污染行业结构是环境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加快工业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优化工业布局．着力于从工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布局变动趋势中获得改善环境质量的机遇和动力是摆脱环境与发展困境的有力手段。     

征收环境税对经济和污染排放的影响

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已经成为我国国情新的基本特征,而我国经济总量将继续扩大,资源环境压力将持续加大。开征环境税被认为是减少污染排放和促进发展方式转型的有效经济政策之一。本文利用GREAT-E模型分析环境税改革后不同税率水平对宏观经济、污染减排、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要素需求的影响,为制定相关的环境税制度和政策提供决策支持依据。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GDP的下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相对而言,征收环境税对污染物的减排作用远大于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较高税率的环境税能够较大幅度的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重污染行业受到抑制,而清洁产业反而加快发展。征收环境税会抑制重污染产品出口,提升清洁行业的出口竞争力,降低贸易顺差对我国环境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重污染行业因为成本的增加,减少了生产规模,释放出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被转移到了清洁产业,从而促进了这些产业的发展。征收环境税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会对居民福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考虑到污染减排能够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进而产生正面的居民福利效应和社会效应,环境税征收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实际上要小于模拟结果。为了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建议提高污染税/费标准。由于现有排污收费标准偏低,远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很多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污染。因此未来开征环境税应将税率应至少与治理成本相当,通过将环境成本完全内部化,达到促进污染者减少污染排放的目标。另一方面,建议政府通过减免所得税或者向弱势群体提供补贴等方式减少环境税征收的负面影响。     

中国自然资源消耗与国家资源安全变化趋势

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与付出一定环境代价的基础上 ,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 ,未来我国将处于世界发展格局的工业文明边缘极 ,注定将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 ,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更为敏感 ,我国对国际自然资源的依存度越来越强 ,其它国家的“中国威胁感”增强。鉴于上述基本趋势 ,中国未来资源安全以不出现重大资源危机为目标相对合理 ,在争取资源安全策略方面应采取的方式为 :①逐渐调整我国社会经济结构 ,使之适应自然资源短缺的现实 ,使整个经济体系资源利用效率化 ;②科学地养护我国现有自然资源基础 ,提高自然资源供给能力 ,使其免遭不可恢复的破坏 ;③全面增强各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积极建造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外国资源的国际秩序。     

城市消费结构变动的环境效应及作用机理探析

城市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由“环境-资源-生产-消费-环境”组成的物质循环系统．在这一物质循环系统中消费通过前后相关联，从生产到资源利用和直接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两个方向影响着城市环境。据此．以河谷型大城市兰州市为例．以能源、交通、水资源和家庭消费等四项指标代表消费结构构成．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等计量模型来定量研究1990-2002年13年尺度下消费构成变动对环境的影响．探讨城市消费结构变动的环境效应及其作用机理。     

论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人口、资源、环境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日益关注的四大问题。对中国未来发展应有科学的估计,客观地分析制约我国未来发展的经济因素,建立促进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构筑和完善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     

碳关税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碳关税是美国提出的针对国际贸易中高能耗进口产品征税的一种新型绿色贸易壁垒。从表面上看,碳关税的提出是为了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现实,促进全球贸易的公平竞争。实质上,碳关税的提出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博弈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夺取世界经济新的话语权,同时也是为了制衡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碳关税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机制有二:第一,碳关税产生的价格效应促使出口商品成本上升,出口量下降,造成出口国净福利损失。第二,长期来看,碳关税的环境规制效应会促使出口企业实施创新、改进效率,企业竞争力增强。但是,就短期来说,由于我国尚不具备"波特假说"成立的前提条件,碳关税会促使成本上升,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本文系统分析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和地理方向,指出碳关税的推出将对我国当前出口贸易形成严峻的挑战,长期看将有利于我国市场结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改善。基于以上的分析,文章提出了政府"环境外交"、逐步开征国内碳税、构建绿色制造体系等政策建议。     

附加环境因素: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扩展

在李嘉圈模型中，若将环境成本用追加的劳动投入来衡量。可以发现，环境成本的引入将修正传统的比较优势格局。在H-O模型中耐加环境因素，亦即假定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搴而起作用。则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将建立在包含环境要素真实价格的基础之上。本文最后指出，环境要素的真实价格与现实价格的脱离，使“显示的比较优势”有可能与真实的比较优势发生偏离。从而损害效率与公平。     

实行计划生育是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

人口是人口、资源与环境巨系统中最根本的因素。人口增长过快,将直接加大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并影响人口素质的提高。所以,长期坚持实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为此,必须要统一认识,增强控制人口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实施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扎实稳妥地做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齐抓共管,保证人口计划的完成。     

市场信任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 ——基于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分析

生产者市场信任缺失将导致绿色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并由供给缺位引致食品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基于湖北省804份水稻种植户的微观调研数据，探讨了市场信任、制度环境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户不仅对市场上售卖的农产品缺乏消费信任，而且缺乏绿色农产品生产信任，67.79%的样本农户对绿色农产品的市场销售表露担忧；（2）市场信任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激励制度相比，市场约束制度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影响更显著，且市场激励与约束制度能有效弥补农户市场信任不足；（3）政府和企业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企业和政府监管都能显著促进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但企业对农户生产行为的约束效果要优于政府。因此，要提升农户的绿色农产品市场信任，加强激励与约束制度环境的建设，倡导多元共治以弥补政府职能的有限性。     

省域空间开发功能区划方法探讨

空间开发功能区划通过划定各类功能区,使尽可能多的经济社会活动配置在低环境敏感性、低开发成本、高发展潜力的空间,实现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以及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初步探讨了省域空间开发功能区划的方法和指标体系,提出了经济发展潜力、资源利用成本、生态保护价值的定量评价方法及其区域分异规律研究思路,确定了不同经济、资源和生态组合对应的空间开发功能类型,并引入三维魔方图方法进行综合分类。在此基础上,对江苏省进行了以县市为单元的功能分区,将其作为江苏省进行空间开发秩序调整和管制的依据。     

新疆城市化进程中生态预警研究

对新疆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进行预警研究,目的是在城市化引起生态环境退化之前,以便能及时采取防范措施。构建城市化生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可拓学评价模型,利用灰色预测模型对新疆2010～2014年的生态质量评价指标进行预测,对新疆2005～2014年城市化生态质量进行分析。研究表明：2005～2014年,资源子系统经历改善-恶化-改善的过程,生态子系统先改善后恶化,环境子系统不断改善,总体上,城市化生态质量不断改善。因此,新疆城市化进程中,应当控制人口增长,节约水资源,保证充足的水资源量和生态用水量;节约居民和工矿用地,保护绿洲,提高森林覆盖和森林病虫害防治;不断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减少工业三废的排放等,使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处于协调状态     

宁波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综合评价与预测

从道路交通、给水能源、信息通讯、环境卫生和排水排污5个方面构建了宁波市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选取1997~2003年有关统计数据对宁波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进行了定量评价，结合宁波市城市建设实际，分析了宁波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中的主要建设绩效和存在的问题，利用灰色系统预测模型，对宁波市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预测。结果表明：近期2005年宁波市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综合指数将达到83.8%，初具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雏形；中期2010年，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综合指数将达到95.0%，具有较高的建设水平，但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任务仍较艰巨。提出4点加快宁波市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