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水湖上覆水与沉积物间隙水中重金属的分布特征

武汉市墨水湖重金属污染严重，在我国内陆城市受污染湖泊中具代表性。应用 ICP MS对墨水湖上覆水和沉积物间隙水中的主要重金属元素进行了定量测试，并分析了其空间分布特征和变化规律。在此基础上，结合微量重金属界面扩散通量的计算，定量评估了其对上覆湖水水质的影响，以期为浅水湖泊的重金属污染防治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墨水湖沉积物间隙水中重金属的浓度由高到低依次为：Mn>Fe>Zn>Cu>Cr>Pb；上覆水和沉积物间隙水中微量重金属浓度剖面均表现出明显相似的峰形分布特征，指示了湖泊沉积物中普遍存在微量重金属的沉积后再迁移现象；Fe和Mn在间隙水中的浓度远大于它们在上覆水中的浓度，其剖面分布特征主要是参与氧化还原反应的结果，Cu、Cr、Pb和Zn等的浓度也因受氧化还原过程及矿物平衡作用的影响而波动；微量重金属元素按照浓度梯度经孔隙水从沉积物向上覆水中扩散，并最终影响上覆水.     

江西德兴矿集区水系沉积物重金属污染分析

对矿山及其周边地区的环境进行现状调查和评价,可以为环境监测和环境保护提供客观依据,具有重要意义。以江西德兴铜多金属矿山及矿集区为研究区,开展区域水系沉积物的重金属污染研究。在德兴地区4 800 km2的范围内,系统采集水系沉积物样品330个。同时,采用X荧光光谱法、等离子原子发射光谱法等现代测试技术,分析了土壤和水系沉积物中重金属（As、Hg、Cd、Cr、Zn、Cu、Pb）的含量。样品中重金属As、Hg、Cd、Cr、Zn、Cu和Pb的含量变化范围分别为3070~1 109、0015~5430、 0035~135、7~236、22~1 770、5~4 390和15~1 685 mg/kg。通过对样品的重金属元素含量统计分析和绘制等值线图,发现该区域水系沉积物中存在不同程度的As、Hg、Cd、Zn、Cu和Pb重金属污染。污染区域主要分布在德兴铅锌和铜钼矿区德兴河下游至与乐安河交汇处、德兴河与大坞河周边地区、西北部分煤矿区.     

近岸海域沉积物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对比研究

重金属污染被认为是2l世纪影响人类生存与健康的重要环境问题，该类物质极易在近岸海域沉积环境富集，因此海洋沉积物重金属污染已成为人们关注的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之一，而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则成为污染生态学研究的前沿。综述了重金属的形态及生物有效性、重金属污染程度评价方法、重金属生态效应评价法等3种典型生态风险评价方法，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对不同的生态风险评价的方法和技术手段进行对比研究，并讨论了相关模型的适用范围及局限性。主要结论如下：金属的赋存形态是基于操作定义的，采用不同的提取方法及提取过程中使用的不同试剂都会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重金属污染程度评价方法难以反映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化学活性和生物可利用性；生态效应评价方法从重金属的生物毒性角度出发，反映了多种污染物的综合影响，但该评价方法没有考虑环境条件对元素地球化学分布的影响。因此，在进行近岸海域沉积环境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时，采用多种方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途径。     

滴水湖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特征与评价

分析滴水湖及其周边沉积物中Hg、As、Cu、Cd、Pb、Zn和Cr等7种重金属含量特征，并用地累积指数法、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沉积物中的重金属污染状况进行了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滴水湖沉积物中As和Pb低于上海市潮滩背景值，Hg、Cd、Zn和Cr均高于潮滩背景值，50%样点的Cu高于潮滩背景值；地累积指数法评价结果表明滴水湖沉积物中Cr的平均污染水平为偏中污染，Hg、Cd和Zn为轻度污染，As、Cu和Pb为清洁水平；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评价结果表明滴水湖沉积物重金属为中等生态风险，Hg和Cd是潜在生态风险的主要贡献元素；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滴水湖沉积物中Hg、Cu、Cd、Pb、Zn和Cr主要来自于人为源，As主要来自底质滩涂     

通吕运河河滩沉积物重金属及营养元素的季节性特征

城市河道污染物的季节性变化能够反映出人类活动的强度和方式，研究其规律能够有效地进行污染控制。通过对南通通吕运河河滩4个采样区域沉积物中总氮(TN)、总磷(TP)、有机质(OM)和重金属含量的分析，研究城市河流的不同污染源段河滩沉积物营养元素和重金属的季节性含量一般特征。结果表明：在位于入江口的1号区域，营养元素和重金属含量的季节变化比较大, TN、TP、OM和重金属在冬季含量较高；在2号区域居民生活污染较多，Cu、Zn含量较高；3号区域受工业污染较为严重，Pb、Cr、Cd含量较高。由于外来污染源较多，2号和3号区域的污染物季节变化无明显规律。在人类污染物较少的4号区域，污染物含量较低，一般表现出冬高夏低的季节变化。TN、TP、OM与金属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表明：TN和OM的相关性较好，有机质与重金属之间的相关性也较好。总体来看，城市河道的污染状况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鄱阳湖主要入湖口重金属的分布及潜在风险评价

于2011年5月在鄱阳湖的主要入湖口采集了水样和表层沉积物，测定并分析了其中Cu、Zn、Pb、Cd 4种重金属元素的含量和分布。同时采用地积累指数法、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和生态毒性效应等评价方法对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污染状况进行了分析评价。结果显示：鄱阳湖主要入湖口水体重金属Cu、Zn、Pb、Cd含量均符合国家渔业水质标准要求，除修河的Pb和信江、饶河入湖口的Cd含量属于国家地表水Ⅱ类水质外，其它所有样地的4种重金属含量均低于国家地表水I类标准限值。沉积物中4种重金属含量均超过鄱阳湖相应背景值且呈积累富集的趋势，其中信江入湖口、饶河入湖口以及三江口已受到重金属的严重污染，潜在生态危害均为中等，而污染最轻的区域为南主湖区。揭示重金属污染程度顺序为Cu＞Zn＞Pb＞Cd；单个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顺序为Cd＞Cu＞Pb＞Zn。进一步的生态毒性效应评价结果表明，虽然鄱阳湖主要入湖口沉积物已经受到重金属污染，但对多数底栖生物未产生明显毒害     

武汉地区湖泊沉积物重金属的分布及潜在生态效应评价

对武汉地区6个湖泊沉积物重金属元素Hg、Cd、Cu、Pb、Zn、As、Cr、Ni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潜在生态效应进行研究。调查区的湖泊底泥重金属含量表现出市区内湖泊沉积物的重金属含量普遍高于郊区湖泊,其中墨水湖中重金属含量最高;湖泊沉积物柱重金属元素垂向分布表现为城区受到一定程度污染的湖泊某些元素表现出表层沉积物显著高于底部沉积物含量的特征,而郊区湖泊除Cd外其它元素垂向含量变化不大,说明郊区湖泊受到人为影响较小。利用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对湖泊沉积物进行生态危害评价,显示武汉地区湖泊元素生态危害排序为：Cd>Hg>As>Cu>Pb>Zn;墨水湖沉积物重金属潜在生态危害相对最高,其次是金银湖;其它湖泊重金属生态危害都比较轻,总体而言武汉湖泊重金属生态危害还是较小的。但参照国外沉积物基准的生态数据库阈值,市区受到人为污染较严重的湖泊沉积物可能会对生物产生负面影响。     

长江口洋山海域表层沉积物重金属的富积及其潜在生态风险评价

根据长江口洋山海域表层沉积物监测资料，利用变异系数法和富积系数法，对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空间波动程度及富积程度进行了分析，并采用Hakanson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对其潜在生态危害程度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在表层沉积物所监测的重金属中，Pb元素的空间波动程度最高，其它重金属元素的空间波动程度较低，各重金属空间波动程度的顺序依次为Pb＞Cd＞Hg＞Cu＞Cr＞As＞Zn；沉积物中Cu元素的富积程度最高，Pb元素次之，其它重金属元素的富积程度较低，各重金属富积程度的顺序依次为Cu＞Pb＞Zn＞As＞Cr＞Cd＞Hg。潜在生态危害评价结果显示：洋山海域表层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潜在生态危害较轻微，均属于轻微潜在生态危害程度，其轻微潜在生态危害程度顺序为Cu＞As＞Hg＞Pb＞Cd＞Cr＞Zn。     

天沙河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特征与生态风险评价

采集天沙河表层沉积物,检测其中Cr、Ni、Cu、Zn、Cd和Pb 6种重金属的含量,分别采用内梅罗指数法(NI)、地累积指数法、Hakanson生态风险指数法和淡水生态系统沉积物基准法(SQGs)对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的特征和生态风险进行评价,并对几种评价方法进行比较。结果表明：鉴于各采样点重金属的污染特征,采用内梅罗指数法和Hakanson生态风险指数法所得结果一致,杜阮河段、白沙河段及天沙河上游污染较严重,天沙河中下游污染程度相对较低;就各重金属的污染特征而言,采用地累积指数法和Hakanson生态风险指数法所得结果基本一致,Cd和Cu污染较严重,其次是Zn、Ni、Pb、Cr;而采用SQGs法的风险评价与其它方法所得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其主要原因是SQGs法基于污染物的生物毒性效应,而其他方法多反映单一重金属污染效应或多种重金属综合污染效应     

横沙岛潮滩沉积物中重金属的空间分布与累积

长期以来，长江流域的工农业及城市生活排污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这必将对下游河口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直接或潜在的威胁。因此，针对横沙岛目前的潮滩环境进行研究，并就潮滩质量和发展趋势进行评价非常必要。通过对横沙岛潮滩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空间分布与累积的统计学分析，得知横沙岛潮滩环境总体比较清洁，但多年来受城市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以及城市汽车尾气和工业粉尘干湿沉降的影响，局部地区表现出较严峻的污染形势，Cu、Zn、Cr、Pb的最高浓度分别达到背景值的2.34、4.24、2.74和1.63倍。通过对潮滩表层沉积物粒度和有机质含量的分析，指出水动力条件、潮滩生物活化作用是影响重金属空间分布和累积的主要因素。     

Recent socio-economic changes in relation to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Due to the favorable weather, abundant water resources and fertile soil, the area has been known as the homeland for crops and fish. However, being one of the most developed regions in China,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has deteriorated due to recent socio-economic changes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drivers are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pressures are water pollution which include nutrients and suspended solids, pesticides, other persistent toxic substances (PAHs and PCBs) and oil. These have imposed various impacts such as eutrophication, formation of red tides and biomagnification of organic contaminants through food chains. In response to these, regulatory measur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b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of Guangdong Province, joining forces wi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uthorities in all urban cities and most counties, in addition to the Hong Ko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to control pollu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further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and economic loss. The present paper is an attempt by following the DPSIR approach promoted by the OECD in the early 1990s and further developed by IGBP LOICZ to review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Pearl River with emphasis on water quality and the impact of rapid socio-economic changes.     

区际生态环境关系理论初探——兼论江苏省与周边省市的环境冲突与合作

区际生态环境关系是随着区域生态环境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区域之间逐步形成的一种与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紧密相关而又相互区别的新型关系。对区际生态环境关系这一环境科学论题进行了理论阐述,初步探讨了区际生态环境关系的内涵、特征、主要内容和分类,以及区域环境合作与冲突等基本问题,着重提出了区际环境冲突的形式、成因与解决机制,试图从区域间环境的矛盾冲突这个新的视角去认识区域环境问题,探索解决区域环境问题和区际环境矛盾的新途径。以江苏省为例,初步探讨了江苏省与周边省、市的环境矛盾冲突以及建立省际环境合作的机制与对策,认为江苏省位于长江和淮河等流域下游,周边环境状况并不乐观,同时又是资源、能源的输入和消耗大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省际生态环境利益冲突将会进一步显现,因此应加强与其他省市的资源、环境合作,以解决日益严峻的区域生态环境问题     

近20年来湘江水质变化分析

根据1981~2000年湘江的水质监测数据,选用危害较大的10项污染指标,采用均值指数法对近20年来湘江水质变化进行了分析,并对湘江干流不同河段水质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湘江总体水质在20世纪90年代呈恶化趋势,致使污染加剧的主要因子是总大肠菌群、总磷、石油类和总汞;主要污染源为工业污染和生活废水污染,近年来生活废水污染日益突出,工业污染中重金属污染明显;在干流不同河段中,株洲、湘潭和长沙河段污染最为严重;估计未来湘江的生活污染和农业污染还会加剧。因此,为确保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湘江污染治理任务依然任重道远。在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民环境意识,加快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发展生态农业的同时,应将湘江流域城市生态水源建设提上议事日程。     

收入差距是否影响环境质量?——国内外研究综述

近年来,收入差距扩大与环境质量恶化成为许多国家同时面临的问题,也让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思考,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继20世纪90年代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以来,一些研究发现不仅收入的绝对水平会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收入差距对环境质量也有影响。本文对这一课题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现有理论中收入差距对环境质量的影响途径主要有三条。第一条途径是消费者途径,即收入差距影响着以消费为主的个人经济行为,进一步影响着社会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及其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总量。第二条途径是企业途径,即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削弱环保型产品的正外部性,不利于环保技术的创新活动,对未来环境质量的改善产生动态影响。第三条途径是政府途径,即认为收入差距会影响相关的环境政策方式与强度选择;而且在不同的社会政策决策机制下,收入差距对环境政策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现有的社会决策机制分析框架主要有两种——权利权重型社会决策规则和简单多数规则。此外,本文还对现存的主要实证研究进行了总结,发现大多数研究结论都支持收入差距对环境质量存在着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线性的。一方面,收入差距对环境的影响与研究的污染物种类有关,大多数研究都显示,收入不平等对CO 2排放和土壤污染存在着负向影响,但有关收入差距对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或并不显著。另一方面,这种影响还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在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是不同的,存在着阈值效应。最后本文总结了针对中国的研究现状,讨论了其在我国的适用性。     

陆域产业结构演进对海洋环境的动态影响研究——以长江流域与东海沿岸地区为例

以往研究已经证明海洋经济发展中产生的污染对海洋环境质量的变化没有显著性影响,海洋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是陆地,海洋环境与陆域经济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关于陆域产业结构演进对海洋环境影响的研究非常少见,加深该研究对推动海洋环境改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VAR模型和Tapio脱钩模型,研究2001～2017年间长江流域和东海沿岸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东海海域的海洋环境的动态冲击,借助它们的脱钩状态证实该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陆域产业结构高度化有利于海洋环境改善,其原因包括产业间优势地位的更替和产业内部的技术创新;陆域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发展存在波动性,导致它对海洋环境的影响不够显著;一部分海洋污染物可以通过海水自身的净化能力而消解,残存污染给海洋环境带来了不利影响。(2)在2002～2017年,东海的海洋环境与长江流域和东海沿岸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合理化分别表现为"大幅变化-稳步变化-脱钩持续"、"剧烈变化-起伏波动-脱钩持续"的脱钩变化规律,该脱钩分析结果证实了陆域产业结构演进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The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by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ata of trad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 China's 30 provinces between 1990–2002,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of trade and FDI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no direct impact on EKC of trade, on the one hand. However, trade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economic growth, and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introducing advanced pollution prevention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methodology to China. Therefore, a proactive trade policy will help solve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 brought by economic growth.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DI and pollutant emission, which proves that FDI does have some negative influence on environment in China due to hasty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capital and inadequat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in China.     

长江三角洲城市间环境公平性研究

定义了环境公平性包括基于自然资源禀赋的环境公平性及基于经济产出的环境公平性。为表征基于自然资源禀赋的环境公平性，构造并计算了长江三角洲（简称长三角）各地环境压力指数。为表征经济产出的环境公平性，构造了环境基尼系数与绿色贡献系数。根据2004年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及污染排放数据（COD与SO2排放量），计算了长三角各地级市的环境压力与基于GDP的COD与SO2环境基尼系数与各地的绿色贡献系数。借助分层聚类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从基于自然资源禀赋的环境公平性上讲，上海面临的环境压力最高，江苏省城市较浙江省高；（2）从基于经济产出的环境公平性上讲，长三角地区基于GDP的COD、SO2环境基尼系数分别为017与013，相较全国，长三角实现了更高发展水平上的均衡；（3）在长三角内部比较，镇江、泰州等部分城市COD、SO2排放的生态效率仍需进一步提高。最后指出：在区域层面上合理分布区域环境压力，在比较中提高各地生态效率是推动长三角环境保护发展、促进长三角环境保护一体化的重要举措。     

长江生态与环境——现状与挑战

讨论了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生态环境现状和面临的问题。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长江的生态环境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流域内水污染治理严重滞后，水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必须对影响流域生态系统的有关因素，包括水、土、生物及相关资源进行综合管理。处理好长江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将成为未来20年长江流域面临的重大课题。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水土资源利用问题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过程出现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三角洲及其周边地区），由于人口与产业不断集聚，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加大，道路网密度增加，开发区扩大，使得城市空间迭加扩展，造成了严重的水土资源利用失衡，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使本地区城市发展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例，对本区城市化过程中有关水土资源环境恶化、水污染增加、土地资源流失，以及城镇化速度过快的情况，作了深入分析论证，同时对长江下游地区水土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提出了新的思维、新的方法措施，特别是对如何加强长三角地区水质环境的整治提出了4点切实可行的办法与措施，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提供科学依据.     

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

环境规制是实现农业面源污染减排的重要手段,而科学合理地划分环境管理权力是夯实环境规制减排绩效的制度基础。厘清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优化环境管理体制和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鉴于此,文章将环境规制、环境分权和农业面源污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基于2005—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显示:①环境规制是抑制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手段;环境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环境行政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则表现为负向作用。②环境事务管理权力的下放将恶化环境规制的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效应,引发“绿色悖论”效应,其中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的影响尤为突出。③从区域层面来看,中西部地区环境事务管理权力下放引发的“绿色悖论”效应显著,而东部地区则不显著。④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随环境分权程度的变化呈现出门槛特征。伴随环境分权程度的提高,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由“援助之手”转为“攫取之手”。因此,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应制定差异化的环境分权策略。一方面,环境行政权力应适当下放,而环境监察和环境监测权力要逐步上移;另一方面,进一步压缩中西部地区环境政策自由裁量空间,加大农业环境考核与监督力度。同时,建立长期动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形成联防联控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