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费用三维度属性作用机理及交易方式选择意愿——佛山市南海区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实证分析

基于广东省南海区的问卷调研,采用Tobit模型分析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交易费用的影响,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交易费用对市场交易方式选择的影响。(1)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交易费用的研究结果:资产专用性中承租人不是本地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力资本资产专用性较高,会产生更高的交易费用;模型中需求方物质资产专用性没有影响;土地资产专用性中的地块离镇中心距离越近的资产专用性更高,因而其交易费用相对较高。交易的不确定性中交易行为的不确定性中交易对象为村集体,其交易费用更低;签订合同可以减少不确定性,降低履约风险,从而达到减少交易费用的目的;没有政府干预更倾向于采用接近市场的形式,交易费用低;交易环境的不确定性中采用竞标方式决定价格其交易费用较低,而采用协议方式其交易费用较高;办理了《房屋产权证》的交易其交易费用更低,产权明晰是市场有效运作的前提。(2)市场交易方式选择的研究结果:交易费用较高的情况下,承租方倾向于选择出让的交易方式;资产专用性中企业员工人数和产业状态均显著正向影响交易方式的选择,地块更靠近镇中心,企业更愿意选择出让的方式;交易的不确定性中交易行为的不确定性具有正向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交易对象、合同年限、合同是否公证;交易环境的不确定性中价格决定方式、是否知道南海区试点及南海区流转政策三个变量都显著正向影响交易方式的选择;交易频率显著正向影响交易费用,二次或多次转租的承租方会更愿意选择出租的方式进行交易。研究结论:交易费用的三个分析维度对交易费用的影响不尽一致,应根据其影响的差异性来制定相关政策,以达到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目的。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广东省南海区372份数据的供给侧实证分析

研究根据广东省南海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发展现状,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效率进行测度,并分析效率受到抑制的障碍因子,以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发展制度,推进建立高效、安全的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研究利用两阶段DEA模型测度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交易过程中供给侧投入——产出效率,再根据Tobit模型探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效率受到抑制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南海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综合效率较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规模对于市场总体效率的影响更大。区位属性及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影响区域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效率。目前南海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交易可以通过扩大规模以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总值。(2)从交易费用方面看,农村集体建设市场制度存在无效率因素(制度建立的滞后性和产权的不清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从交易主体方面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治化水平越高,政府等行政干预程度相对较低,有助于提高市场效率。交易客体结果表明,加大市场投入有助于规模报酬向着规模报酬不变的阶段发展,以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总体效率。从交易行为方面来看,缔约和履约安全性、市场化程度、第三方规制机制影响市场交易行为的风险,从而影响市场效率。从交易环境方面来看,市场透明化程度、规范化程度越高,交易环境风险较低,有助于提高市场效率。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提高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化水平,明晰集体建设用地和地上物业产权,降低市场风险,以提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效率。     

从垄断到寡头:集体建设用地交易中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关系研究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交易、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长久以来的方向和目标,随着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土地市场从政府垄断供给转变到政府和集体寡头供给,如何实现政府与集体经济组织两大供给主体科学、合理的收益分配对当前供给侧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本文以广东珠三角地区的江门市为例,采用2005—2014年江门市集体建设用地出让的365宗交易数据,在运用对比分析法与东莞、顺德税费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后,从供需均衡和价格均衡两方面构建集体建设用地出让市场的联立方程模型,试图从微观地块交易尺度上探索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交易过程中政府和集体的市场均衡关系和收益分配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通过税费比较,江门、顺德、东莞三地的政府相关部门在集体建设用地出让交易中所收取的交易服务费基准一致,但在出让收益金和交易税费方面收取标准略有不同。(2)2005—2014年间,江门市平均每年地方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在集体建设用地出让过程中的收益比为1∶6.45,大部分集体建设用地出让收益流入了集体经济组织。(3)除交易面积外,交易价格、土地用途、交易年限和交易频率对集体经济组织和地方政府收益有显著正影响。由此得到以下结论:(1)目前集体建设用地交易市场税费设置混乱,地方政府对集体建设用地交易收益"舍不得放手"。(2)除了交易面积外,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中政府租税费收入和集体卖地所得与集体建设用地变量关系呈趋同性。认为:分析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交易中两主体收益分配关系可为厘清寡头土地市场供给侧收益边界奠定基础。     

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化交易预警研究

对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化交易进行预警研究可以更好地为其入市提供科学的监督和管控。本文以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化交易的结果征兆信息建立其警兆值的评测指标体系;运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惩罚性"变权法确定权重,计算综合模拟指数划分警界区间、确定警度;结合GM(1,1)模型进行警度预测,并以江苏省新沂市为例进行了实证测算。研究结果表明:1采用景气信号灯来反映警度,2007-2008年新沂市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交易的警兆值为-0.041和0.184,处于紫色预警;2009年警兆值为0.238,处于蓝色预警;2010年警兆值上升到0.649,处于绿色预警;2011-2013年警兆值从0.876提高至0.920,处于红色预警状态。2对指标体系进行主成分分析确定基础权重,得到建设用地转耕地面积(0.08)、农民宅基地拆迁安置补偿费(0.084)、地均财政收入(0.083)等的基础权重明显大于其他指标,是制约预警警度的重要因素。3通过"惩罚性"变权研究,得知农民宅基地拆迁安置补偿费的变权权重值有波动下降趋势,说明该指标的重要性递减;第一产业单位面积产值、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的变权权重值有波动上升趋势,说明这些指标的重要性在不断加强。42014-2016年新沂市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交易的预测警兆值是1.566,1.711和2.154,均是红色预警,表明集体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持续高热。结论与建议:预警结果能为监测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交易情况提供依据,对上述重要因素进行科学合理的管控将有利于降低指标市场交易的警度,以促进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持续健康发展。     

新增建设用地管理的“配额—交易”模型——与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对比研究

通过排污权交易与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管理的对比研究,探索我国现行新增建设用地指令性管理的改进方向。对比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排污权和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在实行总量控制、具有经济价值、单位配额的产出不同等三个方面具有相似性,在实行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总量控制的框架内引入类似排污权交易的市场机制,就有可能成为今后我国新增建设用地指令性管理体制改革的选择方向。同时,进一步的理论证明也显示,引入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市场交易机制,可以实现农地非农化配置的帕累托改进。在此基础上,立足排污权交易和新增用地指标管理的差异性,借鉴我国地方政府新增建设用地管理的市场取向创新经验,参照国外排污权交易管理的"配额-交易"模式,建立了中国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交易的一个理论模型,并阐述了其政策涵义,即目前可在设区的市的范围内,允许其辖区内的市、县基层政府之间进行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交易,通过适当的交易能实现新增建设用地的市场价值以及全社会福利的最优。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导致原因,为完善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提供建议。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归纳法。研究结果: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主要存在市场化受限,违法现象突出和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价格机制、信息不充分和现行法律法规不完善。     

基于极限供需的建设用地区域差别化管控研究——以扬州市为例

根据区域建设用地的极限供需状况制定区域差别化的建设用地管控政策，有利于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目标实现和建设用地的精细化管理。以扬州市为实证区域，构建基于资源环境容量约束的建设用地极限供给与经济发展驱动的建设用地极限需求的测度模型，以期为区域差别化的建设用地管控提供参考。研究表明：（1）扬州市建设用地极限供给总规模为 162 686.44 hm，未来建设用地可拓展空间总体上呈现南多北少的特征；（2）扬州市建设用地极限需求规模为 158 164.63 hm，南部地区高于北方；（3）扬州市建设用地极限需求不会突破资源环境容量约束的极限供给上限，其中仪征市和高邮市的极限需求规模超出极限供给规模，市区、江都区和宝应县极限需求规模小于极限供给规模；（4）仪征市与高邮市应根据极限供给规模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降低经济发展对土地要素的过度依赖；市区和江都区可构建区域的协同一体化发展战略，适当扩张建设用地规模，优化区域建设用地空间布局；宝应县应注重耕地保护，予以适度的建设用地指标倾斜，促进经济增长与耕地保护协调发展。 关键词： 建设用地；供需分析；区域分异；扬州市     

发展循环农业的重点工作

（1）节约能源。强化能源节约和高效利用的导向，加大农业节能力度。（2）节约用水。继续推进农业节水灌溉，推广农业节水灌溉设备应用。推广旱作节水农业技术，扩大节水作物品种和种植面积。支持农村水窖建设。开展农村生态卫生旱厕试点。（3）节约土地。修订和完善建设用地定额指标，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规模。加强耕地质量建设，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     

基于管理者认知调查下的土地指标配置分析

土地指标配置管理,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确对耕地资源配置起到一定保护作用.然而,伴随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市场化的迅速推进,源于计划体制下的指标体系不断遭受现实挑战.本文基于三省两市的现实调查,从管理者的视角评价现行土地指标调控绩效,进而探讨指标配置交易的真实意愿.结果表明:其一,统计结果表明,80.33％的被调查人员认可现行土地指标调控绩效,但指标交易在区域性、类型或性质、规模和价格等方面差异较大；其二,交易意愿调查显示,92.27％的被调查者明确表示耕地和建设用地都需要异地交易,并且大都选择获得更多发展型指标支撑经济发展、规避保护型指标约束的策略；其三,分析比较发现,虽然各方指标交易意愿在现实中很难达到均衡,但是土地政策调整对保护型指标交易意愿变化具有显著影响,两对发展型指标交易意愿变化影响相对较小,隐含的政策含义是,指标配置交易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对发展型指标配置效率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市2000~2014年城市建设用地变化及驱动因子研究

基于土地利用模型测度2000~2014年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的动态变化，再运用典型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及逐步回归分析组合的偏最小二乘回归法对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的驱动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14年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1.73%；（2）南京市用地结构信息熵呈波动下降趋势，城市建设用地系统结构性增强，但是用地扩展的综合效益趋降；（3）人口增长、道路扩展、投资水平提高及文化产业发展等能够较好的解释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这4类因子对城市建设用地变化具有正向作用；（4）逐步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园林绿地面积的增加相对其他因子对南京市建设用地规模增长的作用最大，其次是道路长度和公路里程。     

市场机制引入对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的影响

市场机制引入是否可以提高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优化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是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实施"地票"交易政策,尝试引入市场机制配置城镇新增建设用地的重庆市为典型区域,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通过构建以Logit模型为基础的"地票"指标流转模型,利用重庆市2008—2012年38个区县的"地票"交易数据,定量分析"地票"指标市场化流转行为及其关键影响因素,从而探究市场机制引入对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各区县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与区域"地票"指标的流入行为存在正向的作用关系,而与"地票"指标的流出行为存在负向的作用关系。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市场上的"地票"指标主要由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较低的区域提供,而"地票"指标最终流入了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相对较高的区域,从而拉平了区域之间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为此,认为伴随着"地票"交易政策的实施,重庆市逐步形成了一种计划配置为主、市场配置为辅的混合型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这种配置体系极大地增加了指标供给的弹性并优化了指标的配置效率。因此,我国应积极尝试在现有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中引入市场机制,引导地方政府从"增量"、"计划"的用地理念逐步向"存量"和"市场"的用地理念过渡,最终形成以区域资源禀赋和实际需求为导向的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     

农户宅基地使用权退出价格形成机制探究

农户宅基地使用权有偿退出是中国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使用权退出价格形成机制是推进这一改革的主要难题。本文按照产权结构变化与使用权退出用途不同两个标准,将农户宅基地使用权退出划分为部分-公益、部分-经营、完全-公益、完全-经营四种理想类型,分析了不同退出类型的现行价格形成机制及其缺陷。初步研究发现:以耕地产值为标准的政府征地指导价是目前农户退出宅基地使用权的主要价格标准,它以低于耕地的价格标准征收农户宅基地,未能体现此类土地使用权的稀缺性;集体议价在经营性征地中剥夺了少数人的自由交易权;市场议价的合法空间狭窄。基于这些问题,文章按照国有土地与集体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的原则,重新设计了一个以基准地价为标准的农户宅基地使用权退出价格形成模型。模型应用与案例比较发现,与耕地产值标准相比较,基准地价标准显示出良好的适用性与可行性:它同时考虑了供需关系、产权结构和政策干预等因素,在农户宅基地使用权不同退出情形中,均显著提升了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价格,体现了宅基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与产权转让的公平性,显示了公益性用地与经营性用地的差异,兼顾了政府、集体与个人收益。本文建议,在立法方面,修正《土地管理法》中以耕地产值标准作为征用农村建设用地参照标准的做法,改用基准地价标准;在模型运用方面,以地方政府公布基准地价的40%作为宅基地使用权转让估值标准的底线,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土地开发状况较好、土地市场活跃的地方,可以适度提高这一比例。     

规模经营主体综合技术效率差异及影响因素——以江苏省水稻生产为例

推动以新型经营主体为依托的粮食规模经营是实现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基于江苏省水稻规模经营主体调查数据,运用计量分析及DEA-Tobit模型,从主体差异、要素配置、管理营销等方面,实证检验规模经营综合技术效率的差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现阶段水稻规模经营的综合技术效率处于中等水平,分解后的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有待提升。规模经营带来了水稻投入成本、总收益及劳动生产率的同步上升,区域差异明显。规模差异比属性差异对综合技术效率及其分解效率的影响更为显著。家庭农场、合作社与企业对综合生产效率的影响依次上升。开展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适度规模经营较为适宜。提高产品价格更能促进各类主体综合技术效率的提升。要素配置及管理经营能力对综合技术效率及其分解效率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正效应。提高劳动力生产经验及稳定土地流转更有利于综合技术效率的改善。完善价格市场、政府引导技术推广和加大土地连片整治对各种效率的提高也起到积极作用。大力培育各类规模经营主体有助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     

自我剥削、禀赋效应与农地流转潜在市场发育——兼论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生产方式转型

以家庭均包制为主要经营特征的农村土地制度曾一度引致农户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农业生产效率的快速增长,但由此导致的细碎化小规模的农地经营特征和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却造成了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现象普遍存在,加之传统的村庄惯习和土地占有关系诱致的农户对农地的禀赋效应,共同导致农户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属性与土地的市场处置行为呈现出内在运行机制不一致性。为此,本文采用引入交叉项的Probit模型,并利用江西省丰城市和遂川县的706户农户调查数据经验分析了小农户的自我剥削和农地禀赋效应对农地流转潜在市场发育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特征与农地市场化具有一致性倾向,但农地的人格化财产属性引致的农户禀赋效应造成了农户农地经营自我剥削感知度的下降,并削弱了要素经营属性与市场配置行为的匹配。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小农户低效率农地经营导致的自我剥削与农地禀赋效应分别激励农地流转市场的潜在供给和需求。同时,农地禀赋效应弱化了自我剥削对农地流转潜在需求和供给的诱发作用。为此,本文认为降低农户的土地禀赋效应是欠发达地区小农户转型的总体方向,它为农地由小农户流向生产大户和培育部分小农户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保障。文章主要从家庭决策的利益导向化、农地流转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不一致性及农村制度供给等维度提出了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跳出自我剥削陷阱的政策建议。具体措施包括:1切实保障小农户的基本权益,提高他们在家庭资源配置中的预期收益;2在初次规模经营补贴、农业基本补贴机制转变、经营者生产奖励、专业技能培训、市场信息供给等层面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降低小农户转型的难度与风险。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评析

为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本文系统地比较分析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前后的资源配置状况,以确定配置方式的有效性或选择合理的调控制度.结果表明,与土地征收相比,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但在有无相应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如何安排以及利益主体行为趋向的影响下,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对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一定更有效.如果缺乏合理规范或有效的制度安排,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功能仍然是微弱的或将带来资源配置负效应.要实现土地资源最优配置,就必须在把握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系统内部结构及外部环境对资源配置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进行优化调控.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立法建设,为流转提供法律支持;深化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建设,明确集体土地产权主体及其产权权能;加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培育与政府管制制度的系统建设和改革,实现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耦合;转变政府职能,多方面保障政府行为规范化.     

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土地情结与劳动能力限制准占主导?

已有研究在老龄化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上存在争论,主要原因是其受到老龄化所带来的土地情结与劳动能力限制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亟需厘清两者关系以深化老龄化对农村土地流转影响的认识。利用CLDS(2016)的全国基线调查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对土地情结与劳动能力限制在老龄化影响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中介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对两者强弱关系展开对比与讨论。结果表明:土地情结与劳动能力限制均表现出较强的中介效应。平均而言,老年人口的土地情结可以解释农户土地供给概率的16.37%、供给面积的12.34%,以及农户土地需求概率的6.72%、需求面积的6.43%;老年人口的劳动能力限制可以解释农户土地供给概率的40.10%、供给面积的36.50%,以及农户土地需求概率的12.34%、需求面积的14.49%。相比土地情结,劳动能力限制的中介效应更强,其综合效应表现为劳动力老龄化显著增加了农户的土地供给,同时亦显著抑制了农户的土地需求。因此,随着老龄化加剧,农村土地流转市场面临的问题并非供给不足,而是需求不足。需加大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力度,提高农业自动化水平和完善农地经营补偿机制以激活土地流转市场的有效需求。     

关天经济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

农地流转是现阶段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关天经济区622份调查问卷,建立了农地流转的农户模型,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了交易成本认知和农户禀赋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转出)、农地流转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关天经济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不高,样本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仅为23%,农地流转率均值为11%;(2)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农地流转组织形式、农地流转合约期限和对外交通便利情况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决策,而农地流转率仅受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和农地流转契约形式影响;(3)劳动力和土地禀赋正向影响农户转出土地,农地流转率随农业生产能力增强而降低;(4)文化程度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农地流转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天水的农户相比,关中地区的农户更倾向于参与农地流转。因此,要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提升农地流转率,首先要加强农地流转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户整体认知水平,增强农户农地流转政策的理解程度和接受能力;其次,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加快农地确权颁证,提升农户产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再次,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完善市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信号生成机制和传递功能,降低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第四,采取相应的激励政策提高农户土地、劳动力的利用程度,提升农户农业生产能力,避免农户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逆向选择行为;最后,建立有效的农地"经营权退出机制",将束缚在农业生产上的低效劳动力和土地释放出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三权分置”下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及其效果、效益分析——基于“沙洋模式”的考察

基于湖北省沙洋县农地细碎化治理经验，分析了在“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开展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及其效果、效益。研究结果显示：（1）农民对农地细碎化治理的需求较强，“三权分置”改革可以增强农民的土地获得感和土地调整能力，使他们既作为农地细碎化治理结果的“受益者”，又作为农地细碎化治理过程的“主导者”；（2）借助“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稳定农户的“承包权”，调整细碎耕地的“经营权”，使“承包者”与“经营者”都可以获取合理的产权预期；（3）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在土地调整过程中发挥着协调与整合的重要作用，它们通过如理性计算与长远规划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策略，能够有效提高农地细碎化治理的执行效率。研究发现：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可以实现较好的治理效果，并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助于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建议：伴随农地确权工作进程，当前是实现农地细碎化治理的较好契机。全国其它地区可以结合村庄实际、地方资源与农民需求，选择诸如“经营权”流转、互换等多种适宜的土地调整形式，有效破解农地细碎化困境，进一步提高我国农地资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