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企业工会劳动保护工作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竞争态势的日趋激烈,企业体制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就业方式、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经济关系、劳动关系日趋复杂,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应对新形势,创新工会劳动保护工作,如何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     

阴谋还是利益？——政治视角下的转基因——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的伦理审视

从伦理学的角度审视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种植．我们发现完全禁止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或者完全放开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都是不合理的．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可以得到部分的伦理辩护，即我们可以对转基因食品实行商业化。鉴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与生态环境有潜在风险，我们应该对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实行严格的审批和规范的管理制度．将其风险“防患于未然”，避免给人类健康与生态环境带来不必要的伤害，使转基因食品能够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论企业社会责任对股东财富影响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一目标是相辅相成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对于现代企业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社会公益行为,而是关系到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活动,是增加股东财富的有利条件。     

基于共容利益理论的流域水污染府际合作治理探讨

由于流域水环境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共容利益使得流域上、下游利益主体的合作变得必然和可能,但这并不构成地方政府合作的充分条件.当前有些流域制定了合作行动协议,但是这些合作行动仅属于非制度性的合作协调机制,没有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利益主体地位,从而导致合作效果不明显.从共容利益理论的角度,探讨了流域水污染合作治理中的利益博弈结构.经分析发现,要真正实现流域水污染的府际合作治理,需要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建立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跨界水污染经济赔偿机制和完善公众参与水环境保护的制度.     

从环境公共利益到环境基本权利——环境保护基本模式的转型

传统理论与实践将国家视为环境公共利益的守护者,由于环境利益代表机制的缺陷等导致了政府规制的失灵。斯德哥尔摩会议则开启了环境保护基本模式的转型:从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转向个人环境基本权利的保护。环境权的确认有效解决了环境利益代表机制的困境:每一个人既是个人环境基本权利的拥有者,也是环境公共利益的合法代表者,这就为环境保护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人民代表如何真正代表人民——兼谈环保的动力

国家是公民的联合体．公民利益就是国家利益，要明确对任何一个人的利益的侵害都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拿环保来说．首先要弄清保护谁的环境，谁是环境的主人？环保在中国并不缺乏动力，那就是老百姓。什么地方能建垃圾焚烧厂官员说了算，老百姓丧失了权利．责任也就丧失了。人大代表缺位．是包括环保在内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要害。释放环保乃至整个社会动力的关键是：把人大代表做实，人民代表要真正代表人民。     

生态补偿的概念、标准及政府的作用——基于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作用类型分析

将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作用分为10种可能的类型,其中,未引起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人类活动、生态系统破坏行为、不可更新资源开发利用及对具有非公共物品属性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开发利用不属于生态补偿的范畴。生态补偿通过调节对具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属性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作用过程中相关方的利益关系,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以可持续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理论上,受损者依据其受损的成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获得补偿;受益者依据其开发生态系统服务的获利或其享用的额外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而付费。其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计算应从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中区分存量价值和增量价值,从增量价值中区分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从人造资本中提取出外部性价值;受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实践中往往通过利益相关方的谈判确定最终补偿标准。政府的介入显著提高了生态补偿的运行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保障了公平和谐,但政府不是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方。政府站在利益相关方之外,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生态补偿中的职能,促进生态补偿高质量、高效率地实施。     

渣土车肇事何时休

在城市滚滚的车流中,有一种车,它有着庞大的身躯,无比巨大的车轮,常常看不清车身颜色,从上到下包括车牌上都沾满泥浆,望着让人生畏,它的别名叫——渣土车。渣土车,市民对它并不陌生,它留给大家的印象一是滴、洒、漏,二是横冲直撞开快车,时而还随意闯红灯。尤其是夜间,甚至连车灯都没有,响着刺耳的喇叭,一路呼啸而过,留下一片尘土飞扬,吓得路人直冒冷汗。     

上市企业环保信息披露与股票投资者社会环境偏好

本文分析了2008—2014年A股市场对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环保信息的反应,展示了我国股票投资者社会环境偏好的变化过程。虽然近年来我国人均收入已经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排放拐点附近,但是目前鲜有国内研究对公众的社会环境偏好变化过程进行分析。本文分三个部分对股票市场投资者的社会环境偏好进行检验:首先,利用事件分析法展示了7年间股票投资者的整体态度,发现由环保信息披露引起的累积超额回报率显著大于零,说明投资者平均持积极态度。其次,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检验环境监管政策加强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使得投资者态度从负面向正面转变,说明投资者环境偏好受政策影响显著;另一方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环保行为的水平。最后,通过对政策效应的形成机制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环保行为在投资者眼中并不只是为了完成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政策指令而实施,而是股票投资者已经形成社会环境偏好,使得企业具有构建"绿色企业形象"的需求。另外,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以有效规避了西方相关研究中自愿披露导致的自我选择问题,但同时西方学者普遍对我国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包含的信息持怀疑态度,因此本文通过利用情绪分析程序对环保信息的信息有效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文本情绪的强弱与股票价格波动幅度有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环保信息是投资者决策信息集的一部分,即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包含有效信息。     

安全警钟须长鸣 科学管理莫马虎

<正>安全生产在当前的形势下可谓更突显其在企业管理的最核心地位,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进程中或多或少都将发展重心偏向科技与研发的主心轴,以为科技的力量在推动生产发展之同时会逐渐将安全系数限制在最小的指数之下。然而这正背离了企业科学管理理论中以人为本、人本主义的要求。科学管理的最重要环节也是最基础的环节就是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而人的管理最本质的要素正是安全生产。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