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决定:市场收益还是政策激励?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是我国新时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农户是生态循环农业的经营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厘清农户参与生态循环农业的根本动机,对于制定有效的生态循环农业推广措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湖北省391份农户调查数据,首先,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市场收益、政策激励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从事意愿与行为影响路径的基本假设,并利用OLS方法分析市场收益和政策激励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其次,运用优势分析法评估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最后,通过交互效应检验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间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收入预期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与行为均有直接的积极影响,是促进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最重要的因素;焚烧秸秆惩罚政策和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有积极影响,沼气池建设补贴政策和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有促进作用;收入预期与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在影响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的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本研究认为,市场收益是刺激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生产模式的首要因素,因此,要着力完善生态农业市场体系,增强生态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农户对生态循环农业的盈利信心;另外,政策激励对于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具有促进作用,应该做到约束与激励并行,同时注意加强农业政策的科学设计与落实执行。     

基于CVM的武进港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环境价值支付/受偿意愿评估

引入了目前环境价值评估领域运用广泛的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武进港小流域水环境治理工程居民的支付/受偿意愿（WTP/WAP）进行调查研究。305份有效调查问卷的结果表明：（1）64%的受访者有支付意愿，用中位值法和平均支付意愿法计算得出武进区居民的支付意愿为40~555元/年，武进区2010年人口为1003万余人，居民的总支付意愿范围是4 012~5 56665万元/年，支付意愿与受教育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其他各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无相关关系；（2）62%的受访者有受偿意愿，平均受偿意愿为3462元/年，约为支付意愿的63倍，受偿意愿与受教育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年龄呈显著负相关，与职业存在负的弱相关性。对造成WTP与WTA巨大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综合考虑评估结果，对武进港流域的水环境改善提出建议，促进决策者更好的平衡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水环境保护     

条件价值评估法自愿支付工具与强制支付工具比较研究——以沂蒙湖国家水利风景区游憩价值评估为例

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支付工具分为自愿支付工具(如捐赠)和强制支付工具(如征税、门票)。支付工具提供了支付情景,为了避免出现支付工具偏差,CVM选择合适的支付工具非常重要。本文运用CVM单边界二分式和双边界二分式两种引导技术,以沂蒙湖国家水利风景区游憩价值评估为例,通过分别设计自愿支付工具——捐款、自愿支付工具——义务劳动和强制支付工具——门票三种调查问卷获取数据,比较研究了CVM自愿支付工具与强制支付工具对支付意愿评估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1)运用捐款、义务劳动和门票三种支付工具,在单边界二分式引导技术下,受访者的支付意愿分别为626.43元/人、547.32元/人和603.30元/人,95%置信区间分别为559.01~712.72元/人、487.03~643.12元/人和527.38~708.94元/人,沂蒙湖国家水利风景区的游憩价值分别为816.492 6×10~4元/a、749.323 9×10~4元/a和759.172 7×10~4元/a;(2)在双边界二分式引导技术下,受访者的支付意愿分别为504.30元/人、474.97元/人和473.15元/人,95%置信区间分别为463.14~547.28元/人、439.47~514.50元/人和431.80~516.77元/人,沂蒙湖国家水利风景区的游憩价值分别为646.980 9×10~4元/a、650.357 6×10~4元/a和595.401 4×10~4元/a;(3)在单边界二分式引导技术下,自愿支付工具——捐款和自愿支付工具——义务劳动受访者的支付意愿分别是强制支付工具——门票受访者支付意愿的1.04倍和0.91倍;(4)在双边界二分式引导技术下,自愿支付工具——捐款和自愿支付工具——义务劳动受访者的支付意愿分别是强制支付工具——门票受访者支付意愿的1.07倍和1.00倍;(5)在两种引导技术下,选择自愿支付工具与选择强制支付工具对支付意愿影响均较小。     

基于农户兼业视角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比较

基于农户兼业视角，利用湖北省农村地区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比较了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大部分农户具有农业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意愿，其中纯农户和一兼农户的利用意愿相当，且高出二兼农户；（2）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价值的感知是影响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利用意愿的共同因素，农户感知农业废弃物资源的价值越高，其利用意愿也越强；（3）影响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利用意愿的因素有明显差异，性别对农户尤其是二兼农户的利用意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年龄对纯农户和二兼农户利用意愿的影响均为负，尤其是对纯农户影响更大；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尤其是一兼农户的利用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获取经济收益的感知正向作用于一兼农户和二兼农户的利用意愿，尤其是对一兼农户有更大程度影响；对纯农户而言，对自身经济条件的感知也显著影响其利用意愿     

国家公园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了解与把握游客的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是实施旅游生态补偿政策的前提之一。以黄山风景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条件价值法获取游客的支付意愿信息,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从游客个人特征、旅游环境影响认知、游客满意度、重游意愿、生态补偿认知等4个方面对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旨在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国家公园游客具有较高的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86.7%的游客表示愿意在每次游览黄山风景区支付旅游生态补偿金,仅有13.3%的游客不愿意支付。游客的支付意愿与游客自身的角色定位密切相关。(2)从回归结果来看,游客的性别、年龄、重游意愿和补偿必要性认知对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女性游客支付意愿高于男性,年龄与支付意愿呈显著负相关,重游意愿和补偿必要性认知与其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学历水平、月收入、旅游环境影响认知、满意度和补偿政策认知等变量对支付意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显著影响。但从统计结果来看,学历水平、黄山环境质量评价、环境破坏的担心度、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满意度对游客的支付意愿有一定的正向作用,游客月收入水平和补偿政策认知与支付意愿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     

基于游客支付意愿的古树名木资源保护经济价值评估——以安徽省九华山风景区为例

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中支付卡式(PC)和二分式(DC)两种问卷，对九华山风景区游客保护古树名木的支付意愿进行研究，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838%的游客认为应该对古树名木进行保护，仅有302%对保护现状满意。支付卡式问卷调查结果为808元/(人·月)，二分式问卷调查结果为954元/(人·月)；按2010年游客接待量401万人次计算，2010年游客对九华山风景区古树名木保护的总支付意愿分别为1500×108元和4589×108元。影响支付卡式问卷支付意愿值的主要指标是年龄、个人年收入、文化程度和职业的相关性；影响二分式问卷支付意愿的主要指标是个人年收入。支付卡式问卷和二分式问卷支付意愿均与第一次调查结果无显著差异，PC1和PC2、DC1和DC2支付意愿值相差分别为062和173元，两次结果重现性良好，对本次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给予了保证     

基于游客支付意愿的生态补偿经济价值评估——以武汉素山寺国家森林公园为例

基于意愿调查法,通过支付卡式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武汉素山寺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游客有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57.3%的受访者愿意为环境进行补偿性的支付;问卷调查结果认为,支付意愿值随年龄、个人月收入和文化程度等不同而变化,年龄大、文化程度和收入高,而且游览次数多的游人,支付愿意值更高。支付意愿分布范围是4.4~7.8元,平均值和多元线性回归两种方法估计得到支付意愿值分别为6.1元/人和7.7元/人。以2011年游客量43万人次计算,总支付意愿为296.7万元。     

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额度的实证研究——基于耕地资源价值与农户受偿意愿

从耕地资源价值出发,测算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额度,并基于湖北省孝感市和潜江市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的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基于耕地资源价值体系,测算得到孝感市和潜江市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额度分别为1 449 695.76、1 784 296.17元/hm~2;农户所期望得到的耕地损失补偿标准远低于耕地资源价值体系测算出来的理论值,两市农户对耕地损失的平均受偿意愿额度为336 197.95元/hm~2,可以农户受偿意愿为主、耕地农业生产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为辅,制定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标准;受教育程度对补偿标准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其对农地整理事业的认知程度,进而促进我国农地整理事业的发展;土地权属调整是解决农户耕地损失的一项重要措施,做好农地整理项目土地权属调整工作需充分尊重农户的意愿,并以农业现代化作为土地权属调整的目标。     

市场与政府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的协同作用分析

农户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对于农药减量、农产品质量提升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基于湖北宜昌、丹江口和江西赣州285个柑橘种植户样本,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市场利润与政府的激励和约束政策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和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仍有36.14%的样本农户在具有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的前提下并没有真实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2)农户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表达受市场利润与政府激励和约束政策的双重影响。在绿色市场发展不完善,市场利润激励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激励与约束政策均能不同程度促进农户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也即政府激励与约束政策弥补绿色农产品市场不足,在引导和规范农户的绿色病虫害防治上起到积极作用。     

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影响分析——基于云南省465个农户调研数据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宜居"的重要内容.基于云南省昭通市渔洞水库汇水区465个农户调研数据,利用双栏模型(Double Hurdle Model)实证分析农户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参与意愿及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较高,有86.9％的农户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费用,支付意愿的均值为45.616元/户/年;收入水平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支付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水平-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对村干部信任程度高的农户,收入水平对支付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家中常住人口数量等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也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产生影响.对比农户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两栏的结果,可以发现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有村干部、地区等变量在影响方向和程度上存在差异,说明农户参与和农户支付是两种不同的机制,需要区别对待才能更好洞悉农户意愿.实现以农户收入为核心的经济因素和以村干可信度为核心的非经济因素的合理配合是促进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关键.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民投资意愿及额度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筹措是保障后期管护效果的重要前提。利用武汉城市圈5个县区390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受访农民对后期管护的认知状况和投资意愿,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参与后期管护投资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分析支付意愿分布,测算受访农民的平均支付意愿额度。研究结果表明,村干部身份、农业劳动力数量、家庭人均收入、耕地经营规模、非农收入比例、对后期管护工作内容的认知水平6个因素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后期管护投资的意愿;研究区农户投资后期管护的年平均支付意愿金额为219.62元/户,7个农地整理区的农户投资后期管护的支付意愿总额数量可观。最后,提出要重视村干部的带头作用,培训农民提高其人力资本,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鼓励耕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而筹措管护资金则必须同时考虑农民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     

基于CVM法的沙漠游憩资源非使用价值评估——以内蒙古响沙湾5A级景区为例

本文在实地调查响沙湾景区游憩资源状况的基础上,以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CVM)对内蒙古响沙湾景区游憩资源的非使用价值进行了评估。研究结果表明游客的支付意愿(WTP)较低。每个游客支付意愿的中位值为30元,平均值为78.2,并基于WTP中位值法和Spike修正模型的平均值法对响沙湾进行非使用价值评估。本文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游客支付意愿的因素,研究发现WTP与旅游者的客源地和目前有无工作显著相关。     

度量生态服务价值的选择实验:方法介绍及案例研究

选择实验作为一种价值评估工具,自1990年代以来被应用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利用领域。选择试验不同于开放式或封闭式条件价值法中采用的那种直接出价方式,它实际上模拟了一个关于不同水平属性组合的交易市场。由于选择实验可以评价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利用的某一属性,所以这一方法更适合作为生态补偿政策的评估工具。选择实验基于特征效用理论和随机效用理论,该方法成功的关键是选定合适的属性及其水平。设计选择实验目前最有效的方法是D-效率设计,这一设计要求的原则是水平平衡,正交性,最少重叠,以及效用平衡。作为案例研究,本文利用选择实验计算了资兴东江湖雾的景观价值。将影响东江湖旅游这一产品的效用和价值的主要属性确定为雾、其他自然景观、设施以及门票,其中门票价格是成本属性。数据由课题组实地通过问卷调查获得。计算结果是,相对于无雾,东江湖游客愿意支付132.93元看到小雾,支付136.59元看到仙境雾。本文还计算出让其他自然景观维持现状、变好的支付意愿分别为151.84、198.98元,让道路及旅游服务设施变得更好的支付意愿是28.43元。     

基于问卷调查的上海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研究

上海近年来以O₃和PM_2.5为代表的复合型污染问题较为突出，合理评估大气环境对居民产生的影响对于环境政策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上海500位居民开展了关于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支付意愿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居民对大气环境质量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较高，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全市在购买和使用空气净化器和防雾霾口罩方面的开支约为23亿元/a；在所有受访者中，有56%对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有支付意愿，且收入、学历和患病程度与愿意支付的概率呈正相关，年龄则表现为负相关；从支付金额来看，有支付意愿的受访者对于减少一天雾霾的平均支付意愿为74元/户，推算至2016年全市整体的支付意愿在200亿元左右。其中，学历、收入、家庭人口数、患相关疾病的严重程度及防护意识与支付金额大小呈显著正相关，年龄则表现为负相关。进一步比较上海主要污染物的减排成本和居民支付意愿，从全社会成本角度，进一步开展污染减排具有成本有效性。     

农民对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价值感知及其影响因素

作为一项福利性特点较为明显的政策措施,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价值能否得到广大农民认同,不仅反映了农民对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主观认识和接受程度,而且影响到"两型农业"的建设进程。鉴于此,本文基于湖北省752位农民的调研数据,采用Ordinal Probit模型系统分析了农民对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价值感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价值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认同,但其价值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农民对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各类价值的感知程度排序是:环境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其比例分别为86.0%、68.7%、60.3%;2尽管影响农民对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各类价值感知的关键因素略有差异,但总体上而言,男性、年龄较小、学历较高、具有农业科技培训经历、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家庭信息化水平较高、对环境污染的关注程度较高、对当前农村环境状况评价较差、环境情感积极性较高的农民,更能感知到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价值;3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要实现经济价值、环境价值、社会价值的统一,需要政府部门在制度安排上向农业循环经济倾斜:通过采取强化补贴、引导涉农企业参与、培育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服务实体等措施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加强以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加快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形成农民、政府双方关于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共同学习型组织,建立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共同愿景,通过培育农民的环境情感,提高其主动保护环境的意识。     

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估算——以贵阳鱼洞峡水库为例

鱼洞河是乌江水系的一个小支流,为下游贵阳市提供饮用水水源。在鱼洞河上下游之间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理论上需要知道上游治理污染和维护生态环境的费用,以及下游对上游提供的生态环境服务的支付意愿。只有下游的支付意愿大于上游的费用,上下游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才有理论可能性。在对上游龙里县汇水区进行实地调研后,重点评估了当地安装沼气系统、坡耕地(≥25°)退耕还林、其他地区的土壤侵蚀防治以及点源污染治理费用,得出上游治理投资费用为199万元,年度费用每年89.2万元-168万元。采用意愿调查法(CVM)对贵阳市自来水用户对上游环境服务的支付意愿进行了评估。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在贵阳3个区内选取了900户作为样本,结果表明,有62.7%的人愿意为生态补偿付费。采用PROBIT模型,可以计算出为避免鱼洞河水质恶化的支付意愿均值为0.37元/m3,贵阳市自来水用户总的支付意愿每年达847万元。结果表明在鱼洞河水源地进行上下游生态补偿理论上是可能的,补偿标准介于上游费用与下游支付意愿之间。     

资本禀赋对农户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分析

生态补偿是激励农户主动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有效手段,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不仅影响补偿政策的可持续性,更决定污染治理的效果。本文将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的受偿意愿分为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基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建立资本禀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模型和研究假说,利用秦巴生态功能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Double-Hurdle模型实证分析了资本禀赋对农户两阶段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愿意参与耕地面源污染生态补偿的农户占所有样本的86.69%,农户受偿额度的均值是6 444.37元/hm~2·a。(2)耕地面积、受教育程度、参加农业培训的次数、亲戚朋友信任程度、邻里信任程度、村干部信任程度和借钱人数等变量均对农户的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表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均与农户补偿参与意愿正相关,意味着资本禀赋越高的农户,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政策的概率越大。(3)家庭收入、耕地面积、参加农业培训的次数、借钱人数和是否贫困县等变量均对农户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亲戚朋友信任程度具有负向影响,表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越丰富,农户生态补偿接受额度越高,而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接受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具体表现为信任程度具有负向影响,关系网络具有正向影响。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将农户参与纳入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政策制定环节、加强农户资本禀赋积累的政策建议。     

生态景观质量的游客感知及支付意愿评价——以福友休闲农场为例

在近年来国内休闲农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由于缺乏对其非使用价值的正确认识和判断,出现了高速增长与效果欠佳的矛盾,如何科学评价休闲农场开发的非使用价值,对于该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条件价值评估方法(CVM)是国内外评估非使用价值和支付意愿较为成熟的方法,但尚未用于对具有"三产融合"和"三生一体"特性的休闲农场的评估,本研究以福建开发较为成熟的长泰福友休闲农场为研究取样点,采用该方法探究游客对休闲农场生态景观质量的感知水平及支付意愿。结果表明:游客对福友休闲农场生态保护价值支付意愿的下限为18.26元,支付上限为23.10元,游客对福友休闲农场生态景观保护的支付意愿为96.45万元/年;提供便捷的支付渠道和公开资金的使用途径能有效提升游客购买生态景观保护价值的支付意愿;农场空气的好坏、农场的生态体验设计、农场的田园功能分区在主题设计、耕作体验形式、内容等方面的创新程度对游客生态保护的支付意愿影响较大;对于大部分拥有一定农场阅历但对农业多功能性认识不足的游客,在便捷的支付手段和珍稀植物品种的吸引下,更倾向于形成较低水平的生态保护价值支付意愿,而那些文化素质较高,特别是拥有农场、生态相关领域研究背景,对于农场生态功能性、体验养生内容拥有一定认知的游客,则愿意在更高的价格水平支付农场的生态保护价值。     

基于TPB框架的农户认知对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

农地流转作为在农村广泛推行的一项重要政策模式,在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行为意愿是行为响应的前提,研究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促进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框架,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认知维度分析农户的农地转出认知对其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武汉、鄂州两市农地转出典型地区的287个调查样本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证实:(1)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形成过程遵循"认知→意愿"这一路径形式,其中,行为态度是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观规范是重要影响因素,知觉行为控制是有效影响因素;(2)农地转出所能带来的好处中农户最看重流转的租金收益;(3)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最大外在压力来自亲朋邻里的农地转出行动,当亲朋邻里转出农地时,农户会产生"跟风效仿"心理;(4)相比于家人与亲朋邻里,农户对村委会的农地转出主张缺乏信任;农地转出所需支付的时间成本与可能存在的流转纠纷是农户关注的重点问题;(5)由于农地转出普遍存在村集体统一代理,降低了农户对流转政策和渠道的掌握程度以及自主决策能力的要求。在此基础上,结合调研实际,得出要制定体现农地价值的流转租金标准,加强对村委会和政府相关部门土地流转代理过程监管,建立并完善流转纠纷处理机制,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化运作等政策启示。     

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采纳的影响因素——对高意愿低行为的现象解释

针对农户有机肥施用的高意愿低行为现象,利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当阳市的372个果菜茶种植户样本,基于技术环境视角,运用系数集束化方法探讨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采纳行为表达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产生偏离,仍有31.45%的样本农户在具有意愿的前提下并没有真实的有机肥施用行为;(2)技术环境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施用行为的影响极显著,其中地块要素和原料获取是阻碍有机肥施用行为表达的两大主要因素;(3)农户的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采纳行为主要受农业劳动力数量、地块土壤肥力、农产品销售难易度、有机肥获取成本、地块平均坡度、农产品价值认可度、政府宣传力度、是否养殖畜禽和有机肥补贴政策的影响。因此,要重点发展种养协调与土壤修复区域的有机肥技术推广,关注农户利益,营造良好的政策与市场环境,加强有机肥技术的创新和研发,提高技术环境与技术属性的匹配度,促进有机肥技术的推广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