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内涵、潜力与路径

在碳达峰碳中和气候承诺及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战略目标下,现阶段我国处于社会经济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时期,时间紧任务重。城市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必须全面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工作。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同根同源同过程的性质决定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可行性,协同减污和降碳的治理政策不仅能够提高政策效率,还具备降低成本、强化公共健康等多重效益。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保持以煤炭为主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油、气消费与清洁能源比重偏低。要实现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协同防控,就必须从源头上根本改变我国以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本文通过阐述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内涵、潜力及路径,帮助理解减污与降碳之间的协同机制,为城市协同优化治理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全面提高环境治理综合效能提供参考。     

市场型环境规制交互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效应分析

利用中国减污降碳的主要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试点——排污权交易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本研究基于2003—2018年中国26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及嵌套模型,探究减污降碳的政策协同与区域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实施“双权”交易可以对碳排放和PM_2.5减排产生政策协同效应,并促进区域间的协同效应;实施单一的环境规制会对非排放清单的排放物减排产生负面效果,且没有形成区域协同效应;实施“双权”交易可以提高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促进区域间的协同效应。本研究的发现可以为中国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提供政策启示。     

“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研究——基于污染治理和政策管理的双重视角

全面系统地评估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对于进一步发挥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治理的协同效应、推进全国统一生态环境市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污染治理和政策管理的双重视角,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和倾向得分匹配,分别检验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和降碳效应;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三种政策情景下（排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以及组合政策）的协同减排效应差异。研究表明,从污染治理视角,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均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了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从政策协同管理视角,在减少二氧化硫污染方面,组合政策比各类政策的单独实施更为有效;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碳排放权交易比排污权交易和组合政策更为有效。因此,在推进气候变化应对和大气污染治理机制融合的进程中,应有所侧重地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组合使用。     

协同实现降碳减污的管理需求与关键问题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推进。一方面,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我国发展阶段使然。与发达国家先解决了国内污染问题再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过程不同,我国正处于减污与降碳要求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在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扭转的新发展阶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同根、同源、同过程的特征使得实现降碳减污协同增效具有可行性。化石能源的燃烧和加工利用同时产生 CO₂ 等温室气体和SO₂、 NOx、颗粒物（PM）、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等大气污染物,推动降碳与减污的协同治理能够降低管理成本,获得环境质量改善、气候变化风险降低、低碳经济竞争力提升等多重政策效益,是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研究回顾及展望

交通运输行业是二氧化碳和空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开展交通领域的减污降碳协同控制政策是实现“双碳”目标和空气污染防治的迫切需要。本研究追溯了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的起源及发展,回顾了交通领域协同减污降碳的主要路径,具体包括交通基础信息协同、交通排放清单编制协同、交通减排目标设定与减排情景分析协同、交通减排技术及措施工具箱协同,以及交通减排保障措施协同。然后,从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协同度评价体系构建、污染相关健康协同效应、研究区域等方面对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的研究实践及特点进行了分析,并相应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路径与政策研究

全面推动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兑现碳达峰碳中和庄严承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环境污染物与二氧化碳排放的高度同源性是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理论基础。本文首先就目标指标、管控区域、控制对象、措施任务、政策工具五个方面的协同性系统讨论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基本内涵。其次，着眼于当前大气环境治理与碳减排在中国的重要性，本文在国家层面讨论了二者的中长期协同控制路线图，阐述了重点协同区域的识别方法和重点部门的协同治理思路，系统提出了大气环境治理与碳减排的协同路径。再次，本文还就“无废城市”建设和生态保护这两个领域与碳减排的协同治理思路展开分析讨论。最后，针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对政策体系的需求，提出了统筹优化减污降碳协同目标、建立协同法规标准、建立减污降碳协同管理制度三个方面的建议。本研究将有助于厘清各方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认识，对各级政府后续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工作提供理论和科学基础。     

共享骑行减污降碳效益研究

共享骑行作为一种新兴的绿色出行方式，凭其便捷、经济、共享的特点，已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城市出行交通方式。共享骑行作为一种绿色交通出行方式，可替代能源消耗型交通出行方式，具有明显的减污降碳环境效益。然而，目前关于共享骑行环境效益的定量研究，主要集中在“降碳”方面；对于“减污”的研究较少，尚未见公开发布的核算方法学。本文对共享骑行的“降碳”效益方法学进行了梳理并定量核算了“降碳”效益；对于“减污”效益，采用“降碳”核算方法学的思路进行了定量核算的方法探索。在此基础上，结合某大型共享骑行公司的用户骑行数据，对共享骑行“减污降碳”的环境效益按照有地铁城市和无地铁城市进行了分别核算。结果表明：①共享骑行具有显著的“减污”和“降碳”协同环境效益；②共享骑行“减污降碳”环境效益在无地铁城市比有地铁城市更为突出；③共享电单车比共享人力单车具有更高的环境效益。最后，本文对所采用的核算方法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共享骑行环境效益核算未来的研究探索方向，包括共享骑行激励政策的制定、不同尺度或区域共享骑行环境效益核算以及出行替代率的方法学研究等。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落地实施的对策研究

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如何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对于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效应发挥极为重要。在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气候变化工作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从管理体系、影响机理和人才队伍3个方面分析了两者协同的难点,并从完善制度体系设计、探索技术协同路径和构建人才培养体系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效果评估——基于绿色经济转型视角

全面系统评估环境规制政策协同效应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基于2006—2020年281个地级市的样本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双试点政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相比于非试点城市,双试点政策的实施使试点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约8.29%,此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双试点政策比单试点政策更能显著提高绿色经济效率,政策间存在协同效应;(3)双试点政策通过创新型和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降低能源消费强度促进绿色经济效率,同时会增加能源消费规模进而抑制绿色经济效率;(4)双试点政策对周围100～900 km以内区域的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文丰富了环境政策协同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为政策的有效实施、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科学支持。     

统筹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绿色低碳发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路径。自2020年“双碳”目标提出以来,我国已经完成了碳达峰碳中和的顶层设计,建立了“ 1+N”政策体系,制定了中长期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战略,推进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编制实施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重点从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方法、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加快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推进低碳技术研发应用等方面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以期为相关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导。     

城市群雾霾污染的空间分异及动态关联研究——基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污染治理联防联控是解决区域雾霾问题的重要手段,雾霾污染的城市联动和交互作用是雾霾区域协同治理的关键问题。本文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标准偏差椭圆方法,分析了京津冀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特征和空间重心转移轨迹,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测算了京津冀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驱动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京津冀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和空间异质性,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经济增长、城镇化发展、产业结构、人口密度等均对京津冀雾霾污染产生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产生负向影响。本文从构建区域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区域产业资源的高效配置、城市空间管控等方面提出了城市群雾霾污染治理的对策建议。     

碳达峰政策体系建设的思路与重点任务

我国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面临巨大压力,需要系统研究构建碳达峰政策体系,为碳达峰提供政策动力。本文分析了我国碳达峰相关政策实施情况,探讨了碳达峰政策创新思路,提出了碳达峰政策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以及政策实施保障。以减污降碳为主线,推进低碳发展政策与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统筹融合,构建完善以碳排放总量控制为核心的,涵盖行业部门、重点区域地区、减排相关方的,多手段类型相结合的碳达峰政策体系,促进产业、能源、交通结构调整和低碳发展,有效推动重点行业和领域碳排放达峰路径与关键举措的顺利落地。从建立健全碳排放总量控制考评制度、加快构建排污许可证与碳排放管控协同制度、深化能源资源价格机制改革、全面推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方面提出重点政策建议。     

基于城市创新的京津冀城市群资源整合探索

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测度城市综合实力、构建城市创新体系,结合城市经济发展不一致指数,探究城市创新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效应。结果表明:①京津冀城市群创新能力差距大,高等级创新城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其中北京市"虹吸效应"显著,天津市次之,河北省石家庄、保定、唐山科创能力在本省内较高。②城市群内部资源配置不均,城市间联系较弱,中心城市周边区域"岛、洞"现象明显。据此,提出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区域间资源整合的发展策略和区域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京津冀地区典型城市地表水质污染类型划分及驱动力研究

根据京津冀地区典型城市水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选取工业COD排放量,工业氨氮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生活COD排放量、生活氨氮排放量、生活污水排放量共6项指标,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水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污染排放特征,利用系统聚类法划分城市类型,利用回归分析研究污染排放指标对GDP的贡献。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废水及主要污染物排放特征存在明显的行政区划差异性:A类城市中,生活污染源已超越工业污染源成为该地区水污染物排放的重中之重;B类城市和C类城市污染控制重点仍需放在工业污染源减排上。经过多年努力,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生活污水排放量已成为京津冀地区不容忽视的减排对象。今后,应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行政区划内的污染排放特征,加强政策的针对性。     

京津冀PM2.5浓度控制目标可达性分析

雾霾污染已成为京津冀地区最突出的环境问题,国务院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了京津冀地区雾霾治理的浓度目标和减排措施。但是这些减排措施能否够实现PM2.5的浓度目标呢?本文基于数据分析方法,量化了2013—2014年京津冀地区PM2.5浓度与污染物排放量的关系,预测了现有减排措施可以达到的PM2.5浓度以及实现既定的PM2.5浓度目标的大气污染物减排要求,对"大气十条"减排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科学评估。结果显示,现有的减排措施难以实现PM2.5浓度控制目标,天津和河北的大多数地市需要进一步加大污染物减排力度。河北的部分地市即使实现了PM2.5浓度下降25%的目标,PM2.5浓度仍然过高,应改下降百分比为绝对值目标。北京的污染物减排率过高,减排难度较大,可以考虑一个现实合理的PM2.5浓度目标和污染物减排计划。由于污染物减排行动涉及区域经济和民生保障,PM2.5浓度受到风力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京津冀地区的雾霾治理应确定现实可行的浓度控制目标,并制定相应的污染物排放量管理目标。     

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推进现状与建议

“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发展阶段。推进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能有效提升园区清洁生产水平,对于促进工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回顾了我国工业园区的发展历程,梳理了我国工业园区的发展现状,提出工业园区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必要性;其次,分别从政策、研究、实践层面详细论述了工业园区推进清洁生产审核的进展;再次,分析推进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存在的问题;最后,建议下一步从完善政策支撑体系、加强方法学研究、强化试点示范作用三个方面推进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本研究将为我国推进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支持。     

Managing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 through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se the role of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BEE) in China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It provides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for the adoption of BEE technologies in Chinese cities. It outlines the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large-scale deployment of the sustainable, low-carbon, and even carbon-free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energy demand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driven by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growth, different policy tools for cost-effective CO₂ emission reduction in the Chinese construction sector are described. We propose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combining build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and the urban planning and building material industries, in order to drastically improve BEE during this period of rapid urban development. A coherent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needs to be established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fficiency policies. Regulatory and incentive option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policy portfolios of BEE to minimise the efficiency gap and to realise sizeable carbon emissions cuts in the next decades. We analyse in detail several policies and instruments, and formulate relevant policy proposals fostering low-carb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China. Specifically,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improving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can generate considerable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credits with competitive price under the CDM framework.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环境治理效应评估——基于DID模型的实证研究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范围不断扩大,融入区域一体化的城市不断增加,对区域城市环境协同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采用2003—2019年中国225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地区环境治理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能显著促进整体城市和原位城市的污染排放强度下降,但对新进城市的环境治理影响并不显著。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不同规模城市的环境治理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对非资源型城市和高行政等级城市的环境改善作用则优于资源型城市和低行政等级城市。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带来污染排放强度整体下降,这一结果主要来自经济集聚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来自产业结构升级的环境治理效应并不显著;同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反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在降低本地污染排放强度的同时,加大了周边城市污染排放强度。     

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能源交通结构对比及其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分析

本文从经济、能源、交通结构三大领域分析了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异同点,探究了结构性特征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中,珠三角的空气质量最优,长三角次之,京津冀最差,空气污染程度自南向北呈现阶梯状上升态势;能源规模和结构、工业规模和结构、交通规模和结构同步呈现自南向北逐步偏化石燃料、偏重工业、偏公路运输的结构性特征,与空气污染的阶梯分布在一定程度上相吻合。从时间来看,空气污染呈现历史性发展和累积特征;从空间来看,重工业规模大、比重高,化石燃料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高,汽车保有量和船舶货物吞吐量快速增高是京津冀和长三角大气污染重于珠三角的内在结构性主因。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分区施策和结构调整两方面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控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