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型环境规制交互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效应分析

利用中国减污降碳的主要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试点——排污权交易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本研究基于2003—2018年中国26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及嵌套模型,探究减污降碳的政策协同与区域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实施“双权”交易可以对碳排放和PM_2.5减排产生政策协同效应,并促进区域间的协同效应;实施单一的环境规制会对非排放清单的排放物减排产生负面效果,且没有形成区域协同效应;实施“双权”交易可以提高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促进区域间的协同效应。本研究的发现可以为中国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提供政策启示。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政策困境与完善路径

我国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与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协同治理”政策体系需在现有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体系上嵌入“降碳”政策目标,“降碳”和“减污”涉及的规范、资源和工具等制度性要素将在“协同增效”目标下重新协调整合。“减污降碳”在政策理念、政策工具、政策主体等层面均对传统污染防治政策系统存在路径依赖,可能导致决策科学性不足、规制失灵、政策可持续性较差、政策僵化、市场主体投入不足等问题。故此,需加快完善“协同增效”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多元政策工具统筹协同、优化差异性政策的管理协同。     

异质性环境规制治理效率分析——基于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

为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亟需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测度以往政策工具对环境治理的效果有利于及时调整治理措施。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分析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及产业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环境治理效率呈现波动。(2)异质性环境规制呈现不同的治理效率。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推行环保法规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自主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公众积极参与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3)环境规制模式通过政府能力影响环境治理效率。通过中介效应,政府环保投入能力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命令型环境规制和自主型环境规制通过政府环保投入能力提高了环境治理效率。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路径与政策研究

全面推动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兑现碳达峰碳中和庄严承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环境污染物与二氧化碳排放的高度同源性是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理论基础。本文首先就目标指标、管控区域、控制对象、措施任务、政策工具五个方面的协同性系统讨论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基本内涵。其次，着眼于当前大气环境治理与碳减排在中国的重要性，本文在国家层面讨论了二者的中长期协同控制路线图，阐述了重点协同区域的识别方法和重点部门的协同治理思路，系统提出了大气环境治理与碳减排的协同路径。再次，本文还就“无废城市”建设和生态保护这两个领域与碳减排的协同治理思路展开分析讨论。最后，针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对政策体系的需求，提出了统筹优化减污降碳协同目标、建立协同法规标准、建立减污降碳协同管理制度三个方面的建议。本研究将有助于厘清各方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认识，对各级政府后续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工作提供理论和科学基础。     

中国城市CO2排放和空气质量协同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城市既是受到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影响的重点区域,又是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防控政策的关键主体。在城市尺度上研究减污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及其时空异质化的影响规律,将为因地制宜地制定减污降碳政策提供依据。本研究分析了2012—2019年我国284个地级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指数的动态时空变化特征和规律;而后通过构建STIRPAT模型和地理时空加权回归（GTWR）模型,探讨了低碳政策、大气污染物防控政策、产业结构等驱动因素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时空异质化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全国主要地级市耦合协调度指数平均值由2012年的0.79增加至2019年的0.85,环京津冀区域、汾渭平原等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区域耦合协调度指数显著提高。以低碳试点城市为代表的区域,其降碳政策、减污政策、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以及技术投入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华北平原城市群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区域,主要通过减污政策提高协同效益;低碳政策主要在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发挥作用;中西部城市则主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加大技术投入实现协同效益。最后,基于此提出促进城市减污降碳协同效益的对策建议。     

“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研究——基于污染治理和政策管理的双重视角

全面系统地评估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对于进一步发挥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治理的协同效应、推进全国统一生态环境市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污染治理和政策管理的双重视角,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和倾向得分匹配,分别检验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和降碳效应;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三种政策情景下（排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以及组合政策）的协同减排效应差异。研究表明,从污染治理视角,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均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了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从政策协同管理视角,在减少二氧化硫污染方面,组合政策比各类政策的单独实施更为有效;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碳排放权交易比排污权交易和组合政策更为有效。因此,在推进气候变化应对和大气污染治理机制融合的进程中,应有所侧重地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组合使用。     

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内涵、潜力与路径

在碳达峰碳中和气候承诺及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战略目标下,现阶段我国处于社会经济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时期,时间紧任务重。城市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必须全面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工作。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同根同源同过程的性质决定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可行性,协同减污和降碳的治理政策不仅能够提高政策效率,还具备降低成本、强化公共健康等多重效益。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保持以煤炭为主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油、气消费与清洁能源比重偏低。要实现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协同防控,就必须从源头上根本改变我国以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本文通过阐述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内涵、潜力及路径,帮助理解减污与降碳之间的协同机制,为城市协同优化治理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全面提高环境治理综合效能提供参考。     

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研究回顾及展望

交通运输行业是二氧化碳和空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开展交通领域的减污降碳协同控制政策是实现“双碳”目标和空气污染防治的迫切需要。本研究追溯了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的起源及发展,回顾了交通领域协同减污降碳的主要路径,具体包括交通基础信息协同、交通排放清单编制协同、交通减排目标设定与减排情景分析协同、交通减排技术及措施工具箱协同,以及交通减排保障措施协同。然后,从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协同度评价体系构建、污染相关健康协同效应、研究区域等方面对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的研究实践及特点进行了分析,并相应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环境政策的类型与特点分析

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自然资源也遭受了极大破坏.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各国政府都制定了不同的环境政策,但这些政策的实际执行绩效有所不同.全面归纳了环境政策的主要类型,即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经济激励型环境政策和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并对每一种环境政策的特点进行了详细分析,以期为政府综合应用不同政策应对环境问题提供参考.     

协同实现降碳减污的管理需求与关键问题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推进。一方面,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我国发展阶段使然。与发达国家先解决了国内污染问题再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过程不同,我国正处于减污与降碳要求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在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扭转的新发展阶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同根、同源、同过程的特征使得实现降碳减污协同增效具有可行性。化石能源的燃烧和加工利用同时产生 CO₂ 等温室气体和SO₂、 NOx、颗粒物（PM）、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等大气污染物,推动降碳与减污的协同治理能够降低管理成本,获得环境质量改善、气候变化风险降低、低碳经济竞争力提升等多重政策效益,是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共享骑行减污降碳效益研究

共享骑行作为一种新兴的绿色出行方式，凭其便捷、经济、共享的特点，已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城市出行交通方式。共享骑行作为一种绿色交通出行方式，可替代能源消耗型交通出行方式，具有明显的减污降碳环境效益。然而，目前关于共享骑行环境效益的定量研究，主要集中在“降碳”方面；对于“减污”的研究较少，尚未见公开发布的核算方法学。本文对共享骑行的“降碳”效益方法学进行了梳理并定量核算了“降碳”效益；对于“减污”效益，采用“降碳”核算方法学的思路进行了定量核算的方法探索。在此基础上，结合某大型共享骑行公司的用户骑行数据，对共享骑行“减污降碳”的环境效益按照有地铁城市和无地铁城市进行了分别核算。结果表明：①共享骑行具有显著的“减污”和“降碳”协同环境效益；②共享骑行“减污降碳”环境效益在无地铁城市比有地铁城市更为突出；③共享电单车比共享人力单车具有更高的环境效益。最后，本文对所采用的核算方法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共享骑行环境效益核算未来的研究探索方向，包括共享骑行激励政策的制定、不同尺度或区域共享骑行环境效益核算以及出行替代率的方法学研究等。     

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环境经济协同模式研究

基于对环境经济协同内涵的把握,设计构建了我国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环境经济协同模式:"环境优先—四位一体—协同推进"模式。整体上以"环境优先"为目标导向,以农村城镇化、重点区域、关键产业、农村空间"四位一体"为协同的重点突破领域,通过政府、企业、农户和社会组织"四位一体"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实施从示范推进到全面展开的协同策略,综合应用"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鼓励—自愿型"等协同手段体系,建立协同目标、手段、策略、主体和领域"协同推进"的有效机制,以实现我国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经济繁荣和环境友好的双重目标。     

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效果评估——基于绿色经济转型视角

全面系统评估环境规制政策协同效应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基于2006—2020年281个地级市的样本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双试点政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相比于非试点城市,双试点政策的实施使试点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约8.29%,此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双试点政策比单试点政策更能显著提高绿色经济效率,政策间存在协同效应;(3)双试点政策通过创新型和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降低能源消费强度促进绿色经济效率,同时会增加能源消费规模进而抑制绿色经济效率;(4)双试点政策对周围100～900 km以内区域的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文丰富了环境政策协同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为政策的有效实施、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科学支持。     

异质性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交互因果关系研究——基于多空间收敛交叉映射技术

异质性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之间存在复杂而紧密的交互因果关系,如何加快两者融合发展,构建区域经济环境协调优势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利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基于国内2011—2019年异质性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的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多空间收敛交叉映射模型,在区域间高新技术企业共聚水平测度基础上,从“被共聚”和“向共聚”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间的交互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之间存在的耦合关系各不相同,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一方面受高新技术企业“向共聚”带来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将促进高新技术企业“被共聚”水平提升,且后者的影响程度略高于前者,存在显著双向因果关系;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仅受高新技术企业“向共聚”的正向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单向因果关系;但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两者间不存在相互影响,无显著因果关系。本文聚焦异质性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间的良性互动,为客观评价高新技术企业共聚微观绩效提供经验证据,为进一步在开放中实现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基于文本量化的典型县域水污染治理政策工具变迁研究——以长兴县为例

以2000—2017年长兴县307份水污染治理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基于文本量化方法研究该县水污染治理政策工具的变迁特征。结果显示：(1)2000—2017年,长兴县政策文件数量呈现震荡增加趋势,政策类型以实施方案、管理办法及指导意见等为主,政策主题则突出水环境综合管理、工业污染防治等相关内容;(2)强制命令型、组织推进型、市场经济型、社会参与型和自愿行动型5类政策工具的参考点占比分别为50.63%、28.17%、9.79%、7.91%和3.50%,具体政策手段以工程项目、职责分工、监管制度、经费支持和河长制度等为主;(3)“十五”至“十三五”期间,不同治水时期的政策主题及其发布主体的政策工具使用特征变化差异较小,强制命令型和组织推进型使用较多,且区域重大的水污染应急事件和省级重要的水污染治理战略提出会促使县级政府部门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研究表明,县域尺度水污染治理政策工具结构有待优化,水污染治理市场主体作用有待加强,社会参与水污染治理政策引导有待提高。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落地实施的对策研究

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如何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对于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效应发挥极为重要。在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气候变化工作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从管理体系、影响机理和人才队伍3个方面分析了两者协同的难点,并从完善制度体系设计、探索技术协同路径和构建人才培养体系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应对环境风险的反身规制研究

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风险和生态危机,环境领域的两大规制模式——命令控制规制模式和激励规制模式呈现规制失灵、治理不力的困境。从反身法理论来阐释,是由于这两种规制模式忽略了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自身的独特运行逻辑,法律系统具有运行的封闭性与认知的开放性,有效的规制模式必须实现不同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反身规制是一种对自我规制的规制,其在承认法律自身规制局限性的基础上,培育其他子系统的反思结构,为提升当前环境治理绩效提供了一个新路径。实现对环境风险的反身规制,需要从信息披露、程序设计及商谈规范方面建构相应的法律制度。     

二氧化碳捕集、地质利用与封存项目环境管理研究

对于能源密集型行业和难减排工业来说，二氧化碳捕集、地质利用和封存（CCUS）是缓解气候变化不可或缺的关键技术工具，但同时也会带来相应的生态环境问题。目前我国针对CCUS的环境法律法规、生态环境管理技术规范、CO₂监测标准、环境风险管控、核算办法和交易路径等要求仍然相对滞后。本文梳理了国内外CCUS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以及环境管理方面的不足。建议在CCUS全过程环境管理的联动衔接、CCUS的环境监测标准规范、基于封存CO₂运移和运输管道泄漏情景的源强定量风险评价模型、减污降碳协同控制、减排量核算方法学及碳交易途径等方面进一步出台科学化管控政策，优化和规范我国CCUS行业的环境管理流程，发挥CCUS项目最大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价值。     

碳达峰政策体系建设的思路与重点任务

我国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面临巨大压力,需要系统研究构建碳达峰政策体系,为碳达峰提供政策动力。本文分析了我国碳达峰相关政策实施情况,探讨了碳达峰政策创新思路,提出了碳达峰政策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以及政策实施保障。以减污降碳为主线,推进低碳发展政策与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统筹融合,构建完善以碳排放总量控制为核心的,涵盖行业部门、重点区域地区、减排相关方的,多手段类型相结合的碳达峰政策体系,促进产业、能源、交通结构调整和低碳发展,有效推动重点行业和领域碳排放达峰路径与关键举措的顺利落地。从建立健全碳排放总量控制考评制度、加快构建排污许可证与碳排放管控协同制度、深化能源资源价格机制改革、全面推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方面提出重点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下产业结构变迁的跨区协同效应——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

采用2004—2016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我国及我国东、中、西部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随着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轨迹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环境规制强度过高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对三大经济区自身与相邻地区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不同,东部地区呈"U"型关系,中西部则呈倒"U"型关系,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表现出协同效应,中部地区尤为突出。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制定多元化跨区域的环境政策,将有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