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政区建设的系统框架

生态政区是人们对按生态学规律（包括自然生态、经济生态和人类生态）规划、建设和管理一个行政单元的简称，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去改变人们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决策和管理方法，挖掘区域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建设一类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生态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社区。生态政区建设的生态学基础是：环境为体、经济为用、生态为纲、文化为常。生态是辨证的，和谐而不均衡、开拓而不耗竭、适应而不滞留、循环而不回归。其可持续发展的3个支撑点是生态安全、循环经济与和谐社会（图1）。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透视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存在着内在的逻辑映射关系,这种一对一的指向关系内在地要求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内核必然是关于环境的,而环境也就从根本上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形成与发展。这种发展自然地触及到了人类伦理道德的理论范畴。本文通过对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阐述,深刻分析了其与伦理观念的内在联系,而且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作为生态道德的原则内涵,从而进行一场人类道德意识的革命。     

浅谈生态文明的修养与约束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总和,是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对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后觉悟出的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要求人类自觉自律,加强自我修养和约束,将人类对自然的干扰控制在自然的承载力限度以内,并且帮助大自然恢复受损的部分,实现多样性最大化。     

可持续消费、人类福利与环境影响：进展与问题

可持续消费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内容之一。如何在增加人类福利的同时,通过践行可持续消费模式以实现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发展,是我们迫切需要总结和讨论的重要议题。在系统梳理可持续消费概念、必备条件以及可持续消费效果评估的基础上,综述了消费与人类福利的关系以及水足迹视角下消费的环境影响评估研究,通过阐释人类福利、环境影响以及可持续消费模式之间的内在联系,指明当前研究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在可持续发展模式实践中,缺少系统、科学、合理、针对性强、有效的“战略指导”和“战略引导”;（2）缺少对可持续消费状态的系统评估和评判标准;（3）虽明确了可持续消费模式优化的方向,但个人实践可持续消费的潜在行为能力仍有待评估;（4）宏观层面的可持续消费机制或约束机制较为缺乏、可持续消费实践研究相对缺位;（5）可持续消费模式与可持续生计关联机制研究较为缺乏。最终反思提出未来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入研究：（1）明确可持续消费的战略定位,完善顶层设计;（2）深化对可持续消费的系统评估,构建科学合理的可持续消费评估指标体系;（3）加强个人实践在可持续消费中潜在行为能力的测度;（4）深入研究宏观层面的可持续消费机制,以推动可持续消费的实践发展;（5）深入研究可持续消费模式与可持续生计关联机制,达成脱贫与长期福利的双赢红利。     

论培育废物再利用产业的意义和途径

固体废物包括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和消费以后所产生的,它们不但污染了环境,而且由于其中的绝大多数未能得到再次利用而成为阻断了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废物．本文依据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3种生产理论） 进行了分析,指出废物的再利用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将其作为一个新的产业门类（ 第四产业） 的见解,并对培育该产业的具体做法提出了建议．     

《生态文明论》（四）

第二章 生态意识文明 内容提要：生态意识文明是生态文明精神依托和道德基础。本章在分析人类思想史上曾经盛行并仍在发生重大影响的“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建构当代生态文化的构想,并进一步指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观。同时,对生态意识文明的建设途径做了进一步分析,即大力发展环境教育。     

生态产品概念再定义及其内涵辨析

准确界定生态产品概念定义及其内涵是深入开展其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该研究深入剖析了生态产品现有概念定义存在的问题,从我国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念的战略意图入手,在指明生产者的基础上,将生态产品定义为生态系统生物生产和人类社会生产共同作用提供给人类社会使用和消费的终端产品或服务,包括保障人居环境、维系生态安全、提供物质原料和精神文化服务等人类福祉或惠益,是与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并列的、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求的生活必需品,分为公共性生态产品、准公共生态产品和经营性生态产品三类.阐明了生态产品与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产品、非生态自然资源之间的边界关系,明确了生态产品不仅反映了自然生态与人类之间的供给消费关系,还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供给消费关系.建议组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人员开展中长期联合攻关,解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面临的科学技术难题,通过理论突破和技术创新抢占国际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制高点.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土地利用生态环境分析方法研究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正日益受到各国政府和社会的关注。而作为人类一切活动载体的土地,其生态环境显得愈加重要。生态足迹法是一种定量度量生态经济发展协调状况及发展能力的有效方法。本文是基于Bicknell的投入产出模型探讨了对土地利用生态环境进行动态分析的方法,进一步研究了一定区域在进行对外贸易时,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消费,为衡量土地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状况,作出科学的决策提供定量工具。并从土地利用角度出发,提出了减少生态赤字一些对策。     

基于AHP和熵值法的辽宁省城市生态安全评价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态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要,它已经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以辽宁省的14个城市为研究区域,采用压力-状态-响应模型,选取了26个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和熵值法对其生态安全现状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各个城市生态安全值位于0.31~0.8,生态安全水平差异较大。总体来说,沿海地区城市群生态安全较好,中部省会城市群生态安全次之,西部的朝阳、阜新等小城市生态安全较差。最后提出了辽宁省城市生态安全的对策。     

2005年-2014年新疆生态足迹的计算及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密度不断增加的双重压力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生态环境质量问题也日益突出,这就妨碍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足迹是评估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文章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05年-2014年自然资源、能源消费、人口等数据,计算得出的生态足迹、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和生态赤字结果显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不均衡,新疆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并不是处于最佳可持续性状态.     

国家公园灾害风险管理研究与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自然保护地是区域灾害风险管理热点地区,国家公园是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多样性决定其暴露在多种致灾因子下的承灾体多样性,使其灾害风险管理极具综合性。从国家公园管理职责、管理规划实践与科学研究热点出发,总结国家公园灾害风险管理的总体理念、共性与差异,将其置于社会—生态系统管理框架内,提出对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灾害风险管理的三个启示：（1）灾害风险管理是实现国家公园多重管理目标的必然需求;（2）灾害风险管理要重视维持国家公园社会—生态系统的理想状态;（3）灾害风险管理需要采用“整体”思想,在“愿景—目标—目的”的“层级式”管理目标下协调各部门,以适应性管理方式开展。     

长治市某县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健康风险评价

文章采用美国环境保护署(U.S.EPA)提出的水质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长治市某县6处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进行评价,探讨了水体中所含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潜在影响。结果表明,该县6处饮用水水源所含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潜在危害均高于国际辐射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限值5.0×10-5 a-1;化学致癌物是该县饮用水中危害人体健康的主要风险来源,对人体健康危害的风险度排序为:Cr6+﹥As﹥Cd。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较传统的水质等级评价体系能够量化表征水体中各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危害,有利于明确水体污染物治理的优先顺序,为水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国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进展与启示

恢复力思想和方法运用于社会-生态系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可持续旅游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旅游地是重要的社会-生态系统类型,从恢复力视角研究旅游地复杂性、动态性及综合性,成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途径。论文综览国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的大量相关文献,从研究尺度与对象、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三个方面展开综述,重点就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认识、与相关概念联系、阈值、驱动因素、概念性与定量评估、适应性管理等研究内容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评述,并得出相应研究启示,提出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以期为国内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和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建设提供借鉴和指导作用。     

内蒙古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现状分析及对策

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简称CDM）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3种温室气体减排途径之一,也是发展中国家唯一的参与温室气体减排的机制。本文以我国现阶段CDM项目发展现状为背景,具体针对内蒙古CDM项目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截至2010年9月7日）展开分析,提出内蒙古发展CDM项目的解决对策。     

青藏铁路沿线（那曲-拉萨段）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

通过对青藏铁路沿线（那曲-拉萨段）地热资源的调查,发现该段在直线距离不足240km,离铁路最远不超过55km的区域内,出露的地热显示区（点）近40处,目前开发利用的有5处,开发率不足13％,开发利用方向主要为洗浴和发电。通过对沿线地热能开发利用现状分析研究,得出沿线地热能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开发利用不合理;（2）综合利用率低;（3）环境地质问题严重;（4）深部地热资源勘探不足尤其是高温干热岩的勘探不足等问题。     

室内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效应及其防治途径

文章主要论述室内空气污染的来源、危害及其防治途径.研究表明,建筑物、居室装修、室内家具、厨房油烟、家用电器、人体自身成为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并重点分析了甲醛、氡、氨、苯、挥发性有机物(VOCS)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效应:可诱发白血病、导致哮喘、引起肺疾病、诱导过敏性疾病、导致空调综合症、发生多重化学物敏感症(MCS)、产生不良建筑物综合症(SBS)等危害效应.最后对室内空气污染的治理提出了建议.     

Can the green economy enhance sustainable mountain development? The potential role of awareness building

Mountain socio-ecological systems produce valuable but complex ecosystem services resulting from biomes stratified by altitude and gravity. These systems are often managed and shaped by smallholders whose marginalization is exacerbated by uncertainties and a lack of policy attention. Human–environment interfaces in mountains hence require holistic policies. We analyse the potential of the Global Mountain Green Economy Agenda (GMGEA) in building awareness and thus prompting cross-sectoral policy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mountain development. Considering the critique of the green economy presented at the Rio + 20 conference, we argue that the GMGEA can nevertheless structure knowledge and inform regional institutions about the complexity of mountain socio-ecological systems, a necessary pre-condition to prompt inter-agency collaboration and cross-sectoral policy formulation. After reviewing the content of the GMGEA, we draw on two empirical cases in the Pakistani and Nepali Himalayas. First, we show that lack of awareness has led to a sequence of fragmented interventions with unanticipated, and unwanted, consequences for communities. Second, using a green economy lens, we show how fragmentation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and cross-sectoral policies yielded more beneficial results. Project fragmentation reflects disconnected or layered policies by government agencies, which inherently keep specialized agendas and have no incentive to collaborate. Awareness makes agencies more likely to collaborate and adopt cross-sectoral approaches, allowing them to target more beneficiaries, be more visible, and raise more funds. Nevertheless, we also identify four factors that may currently still limit the effect of the GMGEA: high costs of inter-agency collaboration, lack of legitimacy of the green economy, insufficiently-secured smallholder participation, and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global agendas influence local policy.     

基于重金属类有毒空气污染物重点行业分析的优先控制政策研究

我国5种重金属类有毒空气污染物（Pb,Hg,Cd,Cr,As及其化合物）排放量大,不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也极大威胁人体健康,亟待完善污染防治政策。本文分析了排放这5种重金属类有毒空气污染物的重点行业,然后基于行业分析结果,提出我国重金属类有毒空气污染物的优先控制政策,为相关管理部门决策提供参考。具体建议如下：第一,优先控制5种重金属类有毒空气污染物;第二,制定重金属类有毒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第三,放源分类管理;第四,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第五,提升监管能力;第六,加强宣传教育,鼓励公众监督。     

基于CP对污水处理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基于国内的清洁生产(CP)评价指标,以污水处理厂为研究对象,将生命周期评价(LCA)作为指导思想,从环境、经济、资源、人类健康、技术性能5个方面选取了全球变暖、固体废弃物、占地面积、运行稳定情况等22个指标,按3个层次构建了污水处理厂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建立为污水处理厂的综合评价提供了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