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几个核心问题研究

生态文明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出发，分析了我国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与内涵，针对当前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存在的五个方面问题，提出了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坚持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保护修复、生态环保责任等四个重点方向，提出了生态文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改革创新的领导能力、决策能力、法治能力、科学精准治理能力、基础保障能力、市场化治理能力、公众参与能力等七大关键领域，这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求。     

生态文明背景下自然资源治理体系的框架设计

长期相对滞后的自然资源治理体系,是造成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生态文明建设再次对我国自然资源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按照生态文明的规范内涵,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与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建设间的内在联系和对治理体系的现实需要。在对已有自然资源治理体系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揭示了我国现行自然资源治理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旨在通过设计资源治理的框架设计填补这些现实需要与主要问题。按照将自然资源系统嵌入动态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并纳入相互影响与关联的思路,本文从自然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互动、科学的评估体系与信息传递,多主体参与和多中心治理途径以及制度保障等方面设计了有机自然资源治理体系框架的核心内容与结构。     

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投融资模式创新需求

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是解决传统生态治理项目公益性强而经济效益较差的重要手段。本研究总结了“EOD+PPP”模式、投资人+EPC模式、ABO模式、政府专项债券和创新型贷款模式等五项模式的特点与应用案例,并从地方政府支出角度剖析了各种模式的适用条件。本文认为,当前 EOD模式的运行难点包括:产业培育周期较长,投资回报不确定性较大;开发存在诸多风险因素,缺少标准化制度体系;金融机构缺乏积极性,配套投融资考评体系建设不足。最后提出 EOD模式创新的政策建议,通过关联产业一体化实施、协同生态价值实现机制、强化风险管控评估、规范应用投融资模式为完善EOD投融资模式创新提供思路。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由制度构成的一个相互配合、有机联系的整体。本文基于文献统计分析与实地调研咨询,从广义和狭义层面,分别对生态文明制度进行梳理。根据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需求与省级层面实际情况,本文将广义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分为源头保护制度体系、损害赔偿与激励体系、追责考评制度体系和污染治理制度体系四大板块,并针对国家与省级重点生态文明制度,构建生态资源保护制度链与污染防治制度链。同时,对制度地位、制度衔接、相互关系及其优化选择进行分析,以提高环境管理效能,推进生态文明研究纵深发展。     

我国新时期生态保护修复总体战略与重大任务

生态保护修复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先行动，是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进展，但生态系统本底脆弱、保护修复基础薄弱、管理机制不协调等问题依然突出。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与实现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尚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生态产品需要。本文在总结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修复主要进展基础上，分析了未来一段时期生态保护修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出新时期生态保护修复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统领，以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协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为核心，探索构建生态保护修复与污染防治统筹推进机制，强化监管制度设计、示范样板引领、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筑牢美丽中国生态根基。     

新时代环境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创新——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社会治理专委会2020年年会综述

环境社会治理是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也是突出短板。2020年11月13日,环境社会治理专委会2020年年会成功召开,多位专家学者从多种角度围绕“新时代环境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创新”进行了分享与讨论,对推动环境社会治理工作带来启示:一是环境社会治理是调整环境治理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制度手段,需要在新时代背景下完成从“物理”到“人文”的转变,体现平等参与的价值观。二是在转型期社会力量博弈变迁的背景下,环境问题须通过社会力量解决,并配套相应的环境社会治理新策略和手段,提高治理效率、降低治理成本。三是坚持系统性思维,以目的为导向、理清治理主体和客体作用,协调布局环境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以环境社会治理核心要素、重点关注内容为抓手,构建环境社会治理体系。面对当前深刻变化的内外部环境,有必要进一步重点加强环境与社会相互关系与影响研究、环境社会风险防范体系研究、全民行动体系研究、关键理论和技术创新研究等内容。     

公众生态文明素养及其科普教育研究

本文对国家文明城市芜湖市进行实地问卷调查发现:公众具有一定生态意识,但生态文明素养整体状况不佳。公众对生态文明概念比较了解和很了解的只占17.7%;各类人群对周围环境关注度较高,均在65%左右;有相关生态知识或行为的公众占92%;有76.7%的人表示没有破坏环境的行为;64.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有保护环境的行为。通过生态科普教育现状调查发现:受访者对目前生态科普教育满意度只有25.9%,政府在生态科普教育方面还存在活动流于形式、创新性不强、投入不足、制度不完善、不能及时回应公众关切热点、专项科普匮乏、媒体不给力、内容不接地气、无区域特色、平台手段落后等问题。提出了提升公众生态文明素养需构建四个相互联动的科普教育体系:高度重视生态科普教育的思想体系、支撑生态科普教育的技术能力体系、生态科普教育的长效机制体系和具有区域特色生态科普教育内容体系。     

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生态治理之维——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性视角

人民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特质,其实践要旨是在生态治理过程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关系以及依靠人民力量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生态环境开发利用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旨在践行生态文明过程中凸显人民主体地位、在生态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权利以及在共建共治共享过程中体现人民性价值理念。青海省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特殊地位,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新征程中,要对准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不够充分、生态价值理念相对滞后以及制度体系构建不够健全等问题,聚焦党的领导、价值引领、制度供给和群众参与四方面,构建筑牢坚强核心、实施民生工程、构建制度体系和激发内生动力为主的优化路径,奋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河（湖）长制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路径研究

河（湖）长制是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文在解读河（湖）长制内涵的基础上，提出河（湖）长制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路径的分析框架；然后，以日本琵琶湖-淀川流域为例，分析其治理历程及实施路径；最后，借鉴日本经验，结合中央政策指引，提出河（湖）长制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三步走"战略路径，即加强治理体系建设、强化治理成效落实以及推进可持续发展，从而形成聚焦制度建设、促进利益相关者角色转型以及重塑社会水文化的三点政策建议，旨在为相关实践奠定理论基础。     

新时期完善全链条环评管理制度的建议

环境影响评价（以下简称“环评”）制度作为生态环境源头预防的重要手段，有力支撑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我国已建立了包括生态环境分区管控，项目环评、规划环评，以及区域发展战略（政策）评估的环评体系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体系，但是全链条环评管理在制度联动、衔接融合和管理闭环等方面仍存在薄弱环节。为进一步健全生态环境源头预防制度体系，须加快构建功能定位明确、责任边界清晰、衔接关系顺畅的全链条环评体系；建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环评管理、排污许可等制度之间“四联动、三融合、两闭环”的基本模式。建议进一步完善全链条管理制度顶层设计，推动重点领域科技攻关，深化政策创新试点，强化能力建设，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支撑保障。     

深入打好“十四五”土壤污染综合防治攻坚战的思考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三新"核心要义(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十四五"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具有深刻影响。本文分析了"三新"核心要义为"十四五"土壤污染防治带来的历史发展机遇和挑战,分析了"十四五"土壤污染防治新阶段四个方面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十四五"土壤污染防治主要思路,重点分析了深入实施保护、预防、管控、修复四大行动的主要任务要求,以期为国家和各级政府开展"十四五"土壤污染防治谋划与设计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变革——从“三废”治理走向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不断改革和飞跃的40年。自1972年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起,围绕着解决不同发展阶段突出环境问题的需要,每10年左右实现一次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大跨跃",不断改革、创新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与模式。坚持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逐步构建了符合不同发展阶段特征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系,包括完备的生态环境规划政策体系、完善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完整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瞄准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坚持绿色发展,做好顶层设计,构建生态环境管理体系新格局,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研讨会综述

2018"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研讨会"成功召开,达成了至少以下三方面的共识:首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源于福建,发展和成熟于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富原创性的成果之一。这一重要思想体现了"一脉相承",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其次,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已搭建完成,下一步的重点在于如何落实。从地方推进改革的战略维度,关键要坚持与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推进绿色发展主导,优化国土空间开发规划,注重制度建设与创新引领。最后,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学科建设与教学培训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会学者提出了几组反映中国经验及其逻辑和特征的核心概念或实践探索,包括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生态产品的内涵及其价值实现,以及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等。     

论系统论视域下的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

流域及其生态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引发行政治理体系的变革,系统论为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体系的建构指明了方向,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体系的建构是系统化的工程。在系统论指引下,结合相关规范性文件,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系统的建构需从建立协调机制、规范职权行使与推进治理协同三方面切入,并分别明确三者在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系统中的作用,通过建立议事协调机构发挥协调机制的统筹协调功能、通过整合与上收行政机关职权明确规范职权行使的实施功能、通过建立治理协同机制发挥推进治理协同的支持与保障功能。     

Interactions Between Spatially Explicit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Implications for the Governance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Marine protected areas are not established in an institutional and governance vacuum and manag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wider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in which they are immersed. This article examines Islas Choros-Damas Marine Reserve, a small marine protected area located in a highly productive and biologically diverse coastal marine ecosystem in northern Chile,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 institutional, and ecological dimensions beyond those existing within its boundaries. Through documents analysis, surveys, and interviews, we described marine reserve implementation (governing system) and the social and natural ecosystem-to-be-governed. We analyzed the interactions an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marine reserve and other spatially explicit conservation and/or management measures existing in the area and influencing management outcomes and governance. A top-down approach with poor stakeholder involvement characterized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e marine reserve is highly connected with other spatially explicit measures and with a wider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through various ecological processes and socio-economic interactions. Current institutional interactions with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are scarce, although several potential interactions may be developed. For the study area, any management action must recognize interferences from outside conditions and consider some of them (e.g., ecotourism management) as cross-cutting actions for the entir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We consider that institutional interac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networks are opportunities to any collective effort aiming to improve governance of Islas Choros-Damas marine reserve. Communication of connection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marine protected areas and the wider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as described in this study) is proposed as a strategy to improve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in Chilean marine protected areas.     

大数据时代政府环境治理路径创新

本文针对政府环境治理面临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低效三个困境,提出运用大数据方法创新治理路径。政府应用大数据提高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效能,创新监管模式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改善政府失灵困境;依托大数据完善市场化调节机制,激励企业环境行为市场化,构建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改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式,弥补市场失灵;利用大数据增进公众环境意识,建设公开、透明、平权化的环境信息交互体系,重视环境信息的舆情引导,促进环保价值理念传播,改变公众参与低效现状。进而提出完善大数据治理平台、技术和体系,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立体化环境治理模式,提高环境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     

碳中和愿景下电力部门低碳转型路径研究

碳中和愿景一方面加速了全社会电气化发展,致使电力需求持续增加,另一方面对尽早实现零碳电力提出要求,电力部门低碳转型进程更加紧迫而复杂。本文首先定性分析碳中和背景下电力部门的总体转型思路和技术不确定性影响,其次采用电力部门与终端部门耦合的C~3IAM/NET模型对电力需求进行预测,同时根据关键低碳技术发展的保守预期和积极预期设计多种情景,以开展电力低碳转型路径优化和成本效益研究。结果显示,发电碳排放量峰值可能出现在40亿～42亿吨,在2049—2060年有望实现零碳电力,电力部门低碳转型速度和效果因技术不确定性而存在明显差异。2021—2060年电力低碳转型累计投入为171万亿～180万亿元,CCS技术累计减排贡献超过250亿吨,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需达到68%以上,风电和光电将成为主要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