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资源不同价值属性的产权结构设计实证

农地是农业的基础、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农地资源具有经济价值属性、生态价值属性和社会价值属性,而社会价值属性包括社会保障功能价值、社会稳定功能价值及其他社会功能价值。本文针对农地资源不同的价值属性进行了产权结构设计,经济价值属性对应于农地农用产权,社会保障功能价值对应的是农地发展权,其他的价值属性构成了农地的公共产权。通过建立农地资源不同形态的价值属性与产权、价格之间的关系框架,为农地产权价格的衡量提供了依据。江都市的实证研究表明:农地发展权价格和公共产权价格在农地完全价格中的比重高达81.85%,其中,发展权价格的比重最大,达到63.02%,是农用产权价格的3.47倍;而公共产权价格的比重也达到18.83%,高出农用产权价格4%。在征地过程中如果考虑农地发展权和公共产权,并将其权益分配给农民,那么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可以增加4倍多。     

基于资源价值重构的土地可持续利用规划研究

基于农地非农化这一全球性现象，对我国现行土地利用规划控制下的农地非农化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在传统资源配置理论和比较利益原则指导下现行土地利用规划的局限与困境，并对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所造成的效率损失的根源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我国残缺的资源价值体系造成的资源价格扭曲，以及现和土地利用规划对扭曲的资源价格的漠视是目前我国资源配置过程中效率损失的根源所在。据此．提出应重新审视现行的土地利用规划．以资源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重构土地资源价值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综合可持续发展理论、系统理论及灰色系统理论．构建土地可持续利用规划耦合模型。最后。本文对土地可持续利用规划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阐述和展望。     

农地资源舒适性价值评估--以江苏省为例

舒适性价值是农地资源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非市场价值往往容易在公共决策中被忽视,从而导致大量农地资源被过分占用及农地资源内部配置的低效率。合理完整地评估农地资源的舒适性价值是促进农地资源持续利用的关键。目前,对农地资源舒适性价值的认识与研究,国内尚处在起步阶段。以江苏省为例,通过意愿调查法,采用半结构问卷调查和电话访谈,对不同行业和年龄的1 000名调查者进行调查,评估了江苏省耕地、草地、园地以及林地舒适性价值。研究表明,江苏省不同类型农地资源舒适性价值差异较大,这种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文化紧密相关。在此基础上,核算了江苏省农地资源舒适性价值总量,农地资源舒适性价值总量高达25.13亿元/年。因此,在农地资源综合利用决策中,要重视将农地资源的舒适性价值纳入决策体系,从而促进农地资源的持续利用和合理流转。     

湖北省农地资源正外部性价值量估算——基于对农地社会与生态之功能和价值分类的分析

农地资源的正外部性直接或间接对人类福利产生影响，但由于市场机制的自身缺陷导致人们对其价值缺乏定量认识，致使农地资源得不到应有的保护，造成向城市的过度流转。以湖北省为例，在将农地资源正外部性划分为提供社会保障、保证粮食安全以及提供生态服务3个方面的基础上，以2006年为评估期日，尝试用市场价格评估的方法对其年价值和无限年期的总价值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2006年湖北省农地资源在提供社会保障方面的年价值及无限年期价值分别为87460元/hm2·a和34 70635元/hm2；粮食安全保障功能的年价值及无限年期价值分别为32209元/hm2·a和12 78135元/hm2；生态服务功能的年价值及无限年期价值分别为4 34855元/hm2·a和172 56151元/hm2。最终核算出湖北省正外部性的年价值总量及无限年期价值总量分别为5 54524元/hm2·a和220 04921元/hm2，这部分无法通过市场价格表现的价值大致与湖北省农地经济产出价值相当，甚至略高出5%~38%，无疑是农地价值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引起土地管理者和社会决策者的充分重视。农地城市流转的失控和对农地保护的忽视实质上就是对农地正外部效用的抛弃和破坏，最终将阻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湖北省农地资源正外部性价值量估算——基于对农地社会与生态之功能和价值分类的分析

农地资源的正外部性直接或间接对人类福利产生影响，但由于市场机制的自身缺陷导致人们对其价值缺乏定量认识，致使农地资源得不到应有的保护，造成向城市的过度流转。以湖北省为例，在将农地资源正外部性划分为提供社会保障、保证粮食安全以及提供生态服务3个方面的基础上，以2006年为评估期日，尝试用市场价格评估的方法对其年价值和无限年期的总价值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2006年湖北省农地资源在提供社会保障方面的年价值及无限年期价值分别为87460元/hm2·a和34 70635元/hm2；粮食安全保障功能的年价值及无限年期价值分别为32209元/hm2·a和12 78135元/hm2；生态服务功能的年价值及无限年期价值分别为4 34855元/hm2·a和172 56151元/hm2。最终核算出湖北省正外部性的年价值总量及无限年期价值总量分别为5 54524元/hm2·a和220 04921元/hm2，这部分无法通过市场价格表现的价值大致与湖北省农地经济产出价值相当，甚至略高出5%~38%，无疑是农地价值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引起土地管理者和社会决策者的充分重视。农地城市流转的失控和对农地保护的忽视实质上就是对农地正外部效用的抛弃和破坏，最终将阻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代际公平原则下的农用地社会价值评估

现行农用地价值评估中社会价值偏低,只考虑当代人的价值,对农地资源的代际补偿不足,未全面估算农民失去土地的损失.本文对农用地社会价值的内容进行7分析,阐述了代际公平原则的具体内涵及其相应的实现途径,即通过主动的代际补偿方式对农用地社会价值进行充分、全面地体现,并提出了在实践上可具操作性的基于代际公平原则的农用地社会价值的核算方法.根据上述提出的核算方法,本文以四川省乐至县为例,具体核算出基于代际公平原则下的乐至县农用地的社会价值.研究结果表明,代际公平原则下的乐至县农用地社会价值与不通过代际公平原则下的农用地社会价值相比较,前者为后者的8.352倍.因此,通过代际公平核算的方式能够充分体现农用地的社会价值,从而达到农地资源代际共享与均衡发展.笔者认为在农地评估工作中可尝试运用代际补偿原则,这有利于在可持续发展观的基础上形成农用地社会价值的正确认识,并最终全面实现农用地的社会价值.     

中国农地非农化政策调控:理论分析框架的改良设计

发展与保护始终是资源优化配置必然面对的难题,这也为中国农地非农化的政策调控提出了挑战,即应当建立怎样一种政策调控框架,才能在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合理有效地实现农地非农化的优化配置。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农地非农化的市场结构、配置方式和效率损失,阐明中国农地非农化配置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并存的现状,进而提出以内生性政策调控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以外生性政策调控解决政府失灵问题,并以此为分类基础构建中国农地非农化政策调控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参照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思路,反思中国现行农地非农化政策调控的运行体系,提出改良现行政策框架的设计路径,具体包括:促进行政性规制政策的市场化改良、加强经济性规制政策的作用范畴、调整社会性规制政策的政策导向、拓展激励性规制政策的作用范围、推进放松规制政策的探索与实践。     

市场失灵、非市场价值与农地非农化过度性损失

农地资源不仅具有经济生产功能，还具有大气调节、涵养水源、保持土壤成分、休闲娱乐等多种生态功能，而在非农化过程中这些功能在市场中没有以价格的形式体现出来，没有包含在农地的现实价值中。因而，有必要对农地的非市场功能进行详尽的分类及价值估算。同时，将由于市场失灵而没能包含到农地总价值中的生态环境等非市场价值纳入到成本效益决策中，来减少市场失灵所造成的农地非农化的效率损失。通过对农地非市场功能的具体分类及量化，测算我国不同经济区域因市场失灵导致的农地非农化过度损失，结果显示，代表东、中、西部地区的江苏、湖北和甘肃省的农地非农化过度损失Ⅰ分别为31.58%、38.13%和43.85%，这为我国农地非农化的行为调控及相应公共政策措施的制订和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湖北省农地资源及其利用评价研究

农业发展问题是一个影响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农以土为本，农地资源及其利用状况对于区域发展影响重大。文章以湖北省为例，从农地资源的自然属性、人口技术属性和经济属性等方面对瑚北省农地资源时综合质量进行评价。得出湖北省农地资源质量居中的基本结论；以农地利用分区为基础。对湖北省各分区农地资源的组合状况和综合质量进行了评价排名；最后又对湘北省农地资源利用状况进行评价，并根据各评价结论提出了湖北省合理利用农地资源。发展农业经济的基本策略。     

中国农地转用的制度框架及其软约束问题

该文旨在分析我国农地转用的制度软约束问题并提出改革建议。作者提出了一个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农地转用决策模型,在该模型中,农地价值、市地价值、不可逆风险和制度性约束是四个主要变量。聚焦农地转用的制度性约束:首先,农民自主转用农地存在法律限制和集体土地所有制内生的产权模糊性,导致农民自我维权能力的弱化,难以有效限制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其次,虽然中央政府试图通过用途管制和指标计划纵向控制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行为,但由于其自身的多目标性,往往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目标,纵向控制失灵问题长期存在;最后,现行政治架构和行政体制的局限,农地转用和征收公益性审查过程缺乏民主机制,征收补偿行为和强制执行行为缺乏独立的司法介入,导致对地方政府转用农地行为缺乏横向制衡。基本结论是:在中国,由于农民自我保护、中央纵向控制以及同级横向的权力制衡失灵,在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制度软约束问题,这直接导致了农地过度转用所带来的土地资源低效利用和土地增值分配失衡。基于这一结论,提出了关于农地转用制度改革的三个方向性建议:一是增强农民自我维权的能力,这就需要建立清晰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特别是赋予农民自主转用农地的权利,提高农地转用的市场化程度;二是增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用农地的控制能力,以科学发展为导向,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实行差异化的政绩考核机制,关键是实现不同地区土地发展权的均衡配置;三是强化立法和司法对行政的监督,有效发挥地方人大和法院的制衡作用。     

转型期中国耕地非农化与土地退化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耕地非农化速度也在不断加快。并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本文从人类土地利用行为变化的角度提出了分析耕地非农化对土地退化影响的基本思路：然后基于这一思路．并结合对全国层面统计数据的计量分析．深入探讨了转型期中国的耕地非农化对土地退化的影响：研究表明由耕地非农化所引致的耕地开垦、耕地集约利用以及非农建设用地扩张等人们土地利用行为的变化会最终引起土地资源的退化：包括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的加剧、土壤质量的退化以及土地污染的加剧等。     

农地非农化代际配置与农地资源损失

合理的资源利用要求资源配置在代际上是有效率的。在资源代际最优配置原理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衡量农地非农化是否符合代际配置效率的宏观决策模型,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地非农化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若以1989-2003年为研究区间,1989-1996年阶段东、中、西部地区的过度非农化比例分别占各自实际非农化数量的6.58%、6.84%和7.85%,反映出1989-1996年期间的农地非农化存在一定的短期行为,造成农地的过度非农化。因此,未来一段时间的农地非农化政策应该进一步控制农地非农化的速度,来保证农地资源能够在未来得到更优的利用。     

我国耕地保护的最优化分析

本文把耕地保护置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框架下,运用经济学、土地资源学原理,构建了我国耕地保护的最优化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耕地保护最佳规模调控指标的具体测算方法,并粗略估算了我国现状及未来半个世纪耕地保护最佳规模调控指标。     

农地流转背景下地块规模对农户种粮投入影响分析

近年来粮食安全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农地投入作为粮食生产的重要要素,是保障粮食稳定产出的前提。学者就农地规模对农户种粮投入的影响已进行了较多研究,但受农地流转的影响,土地要素更具多样化,土地规模与农户种粮投入的关系发生变化。随着农地流转在我国的快速发展,探析农地流转影响下土地规模对农户种粮投入影响的变化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地块的异质性,本文基于山东、河南、安徽三个粮食主产省622户农户1 284个地块的粮食生产数据从村庄和农户两个层次控制了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地块要素等非主观因素,进行多层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地流转特征及地块特征对农户粮食生产单位面积投入有显著影响。地块规模和转入地占比对农地投入影响为负,转入地占比越大,地权稳定性越低,农户投入积极性受到挫伤越明显,在转入地上的投入减少。随着转入土地面积的增加,农户从事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增大,使其有更强的动力增加种粮投入,地块规模的负向影响程度降低。基于分析结果,本文得出以下3点结论:(1)规模化经营有利于降低单位面积种粮成本;(2)农地流转发生时,地块规模对种粮投入的影响发生改变,成片规模化经营将成为我国粮食生产的必然趋势;(3)提高土地综合条件可以降低投入成本,并提高农户投入积极性。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从降低种粮成本、提高农户收益着手,建议鼓励农村土地流转,推动粮食规模化生产,同时也要注重增加财政拨款,建设高标准粮田,强化高标准粮田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田间配套工程。     

节约型社会指标体系框架设计与广东节约水平现状评价

节约型社会指标体系贯穿了循环经济的思想，包括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节约支撑能力、资源禀赋变化与弹性系数等4领域共51个指标。应用该指标体系估算结果表明，广东省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减污、资源化等核心指标目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每年均有所提升。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行政管理费用所占GDP在全国属于领先地位，反映广东与其它地区的差异已经从数量的差异发展为结构性差异。GDP质量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反映出粗放型特征没有根本转变。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偏低，在制度支撑、科技支撑、教育支撑指标等方面亟待改进。     

土地资源错配及经济效率损失研究

长期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土地资源配置模式为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同时也伴随着土地制度和政策不完善引致的土地资源配置扭曲,不同用地单位之间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差异较大,不同用地单位之间的土地资源错配致使总体经济效率损失巨大。调研组通过实地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获取了四大产业不同类型的607个样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投入产出数据,基于C-D生产函数理论,构建土地资源配置及经济效率损失测度模型,测算不同类型企业的土地资源要素错配程度及由此导致的经济效率损失。测算结果显示,环保、生物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土地资源要素投入的相对扭曲系数都大于1,光电子信息产业系数小于1;土地资源错配造成光电子信息产业总体上经济效率损失达10.23%,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达13.82%,生物产业和环保节能产业都超过了20%。研究表明,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土地资源要素投入对企业总体经济产出的贡献率存在显著差异性;同类型企业的土地资源要素配置的相对扭曲系数不同,即土地资源的错配程度不同;从用地规模大小角度分析,同类型企业用地规模大的土地资源要素的相对扭曲系数要明显高于用地规模小的企业,用地规模越大土地资源错配程度越严重;从土地资源错配造成企业经济效率损失测算结果来看,土地资源要素投入相对扭曲系数越大的企业,土地资源错配导致总体经济效率损失越大;在各类型企业的技术和规模效率不变的条件下,不增加资源要素投入,通过纠正企业的土地资源错配,能够有效地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率。     

中国耕地非农化压力时空格局的演变分析

社会经济和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导致耕地非农化压力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开展耕地非农化压力测算并揭示其时空格局演变,是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4个方面构建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继而计算1990~2014年中国31省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耕地非农化压力的时空格局分析。结果表明:(1)从空间格局分布来看,中国耕地非农化压力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地理梯度,总体上呈现从东到西依次递减的态势。(2)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不同地区各省份之间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变化呈现多元化趋势。东部沿海地区,山东、浙江、江苏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处于上升阶段,上海、福建的压力指数变化趋势逐渐趋稳,广东的压力指数呈现下降趋势。中部地区,河南、河北、山西、江西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趋稳,陕西、湖北以及四川、重庆等西南地区省份的压力指数呈上升趋势。西部沿边3省(云南、西藏、新疆)的耕地非农化压力呈现了一致的下降趋势。(3)从时空格局结合来看,耕地非农化压力不同的省份其变化趋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在耕地非农化压力较大的地区,耕地非农化经历了从制度驱动向发展推动的阶段,经济增长的倒"U"型轨迹明显,经济增长与耕地非农化之间的关系逐渐脱钩。在耕地非农化压力居中或较小的地区,产业发展滞后,土地比较收益较低,耕地的社会保障作用、生态作用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较大,从而增加了部分省份的耕地非农化压力。     

农地整理项目治理绩效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浙江省48个国投项目为例

从农村土地整理的内涵及现实情境出发构建投入产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EA方法对浙江省已竣工验收的48个国家投资土地整理项目效率水平进行测度,借此深入分析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的治理绩效以及影响因素,旨在为改善我国农村土地整理项目治理绩效研究提供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结果显示:(1)浙江省48个国家投资项目的综合效率均值为0.851、技术效率均值为0.903、规模效率均值为0.936,说明项目总体治理绩效较好,但项目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2)超效率分析发现,杭州北部、宁波南部和温州东南部等自然和社会条件较好地区的项目绩效水平较高,衢州西部和奉化西南等丘陵地区绩效水平较低;(3)影响因素分析发现,生态防护林种植数量、灌溉渠系长度、土地平整土方量、田间道路长度等工程投入过量,作物总产值增加量、单位面积涉及人口数、植被覆盖率等产出不足是导致绩效不高的主要原因;(4)DEA分析法是一种有效的治理绩效分析法,有助于从技术改进和规模调整角度来理解农村土地整理项目治理绩效内涵。根据结论,提出应该从生产技术上增强项目投入产出的转化能力,以改善绩效水平。     

“三权分置”下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及其效果、效益分析——基于“沙洋模式”的考察

基于湖北省沙洋县农地细碎化治理经验，分析了在“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开展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及其效果、效益。研究结果显示：（1）农民对农地细碎化治理的需求较强，“三权分置”改革可以增强农民的土地获得感和土地调整能力，使他们既作为农地细碎化治理结果的“受益者”，又作为农地细碎化治理过程的“主导者”；（2）借助“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稳定农户的“承包权”，调整细碎耕地的“经营权”，使“承包者”与“经营者”都可以获取合理的产权预期；（3）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在土地调整过程中发挥着协调与整合的重要作用，它们通过如理性计算与长远规划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策略，能够有效提高农地细碎化治理的执行效率。研究发现：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可以实现较好的治理效果，并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助于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建议：伴随农地确权工作进程，当前是实现农地细碎化治理的较好契机。全国其它地区可以结合村庄实际、地方资源与农民需求，选择诸如“经营权”流转、互换等多种适宜的土地调整形式，有效破解农地细碎化困境，进一步提高我国农地资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