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扶贫研究进展

反贫困是发展研究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近年来,旅游业作为反贫困(扶贫)的一种方式开始受到国内外旅游学界和业界的密切关注.本文基于相关文献,对中国旅游扶贫研究的历程、内容、地域和方法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旅游扶贫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历了起步、初步发展、快速发展三个阶段;研究内容集中于政府、社区、贫困人口在旅游扶贫中的作用,旅游扶贫的战略、模式与思路,旅游扶贫的效应,旅游扶贫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等方面;研究区域集中于云南、广西、湖北、贵州、甘肃等贫困人口较多、旅游资源丰富的省份,且偏重区域层面的宏观分析,对景区和村镇等微观单元研究不足;研究方法以定性描述为主.今后应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和深度,突出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加强定量研究,推进方法多样化,关注旅游发展与消除贫困的互动机制、旅游扶贫中的相关利益主体、旅游扶贫中本地化产业链的构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旅游地反贫困的问题与特征比较研究、旅游扶贫工程的实践性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等重点问题.     

中国旅游扶贫地空间分布格局及成因

旅游扶贫试点村是中国实施旅游扶贫的重要载体,是精准扶贫理念的集中体现。本研究以全国560个旅游扶贫试点村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空间分析、相关性分析等方法探究了中国旅游扶贫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成因。研究表明:1试点村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凝聚型分布状态,地带间分布差异较小,西部分布稍多于东部,中部相对最少,与传统认知上的贫困村分布格局存在错位现象。2试点村系统分形特征明显,存在局部围绕贫困山区集聚的情况,空间分布上呈现不等概率分布状态,分形结构较为复杂。3试点村分布密度最大区域为燕山-太行山、罗霄山、沂蒙山和武夷山-南岭山区,其次为六盘山、秦巴山、武陵山、大别山和滇桂黔等山区,且大都高密度分布在各省区边缘和交界地带,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4中国旅游扶贫地的空间格局的形成主要原因有旅游资源禀赋、地形海拔高度、交通因素及政府政策导向四个方面。5优质的旅游资源禀赋、较高的地形海拔高度、落后的交通条件以及强有力的地方政策支持可以作为试点村的评选标准;并从空间上建议增加中西部试点村布点;对空间上集聚在贫困山区的试点村其旅游扶贫应注意保护性开发利用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深挖地域文化符号;各省区边缘和交界地带试点村应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最后结合试点村的分布和致贫的原因,把试点村划分为资源利用不足型、山地环境制约型、交通区位非优型、政策支持欠缺型四种类型,从而提出针对不同类型试点村旅游扶贫路径。     

21世纪以来中国产业扶贫研究脉络与主题谱系

反贫困历来是发展研究中的最重要议题之一,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产业扶贫已日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工作重心任务,受到学界和社会的热切关注,因此有必要对其研究脉络与热点主题等内容进行深入探索,以更好地促进产业扶贫实践的发展。本研究以2000—2015年间CNKI数据库收录的1 982篇产业扶贫研究的期刊论文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和可视化知识网络分析工具Cite Space,首先对中国产业扶贫研究总体现状进行了概述,然后着重分析了产业扶贫研究历经的四个演进阶段:初创期、探索期、爆发期和深化期,并描述了研究的整体发展脉络所沿着的四条轨迹,即产业扶贫主体由政府主导逐渐演变为政府主导、市场力量和社会参与并重;扶贫对象由农村贫困地区和人口逐步转向城市贫困人口,农村和城市扶贫两者并重;扶贫渠道由财政资金扶持逐步扩散到科技扶贫、智力扶贫、旅游扶贫等多元化方式;扶贫思路由农村推进向城市扶贫过渡,再到协调区域发展的精准扶贫战略。在此基础上挖掘和探讨了当前研究的热点主题,包括产业扶贫的发展历程、内涵与理论基础、模式与机制、现实困境与对策,以及经济效应等五个方面。最后指出当前研究成果在理论深度与体系构建、实践模式提炼、研究视角和地域、实证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不足,并提出了未来重点研究方向需要从高度重视产业扶贫与精准扶贫和参与式治理之间的内在逻辑,加快推进产业扶贫的本土化特色研究,以及鼓励跨学科视角的研究、注重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协同三大方面展开探索。     

皖江城市群旅游经济空间联系格局

在皖江城市群作为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示范区背景下及区域交通网络化、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新形式下，对皖江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和影响范围研究就显得必要。以该地区10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为主线，以界定旅游中心节点、测算旅游经济联系量和场强模型为手段，构建皖江城市群旅游圈。研究表明：以合肥和芜湖为双核的皖江城市群大旅游圈，其内部分为3个次旅游经济圈，北部以合肥为中心，包括六安区域、滁州和含巢湖整个水面的大部分区域的合肥旅游圈；西南以安庆为中心、池州为副中心，含铜陵一部分地区的安庆旅游圈；东南以芜湖为中心、宣城为副中心，包括马鞍山和部分巢湖区域、部分铜陵区域的芜湖旅游圈。最后提出了3个旅游经济圈发展的旅游规划建议     

高铁对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影响计量研究

高铁正成为影响我国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关键性因素,已有高铁旅游影响研究普遍存在供需分离的系统化视角缺位问题。立足多目的地-多客源地交互的旅游供需空间系统视角,利用GIS集成方法和旅游系统引力模型研究了有无高铁网络两种情境下的长三角区域旅游竞争力和出游力格局,分析了高铁对区域旅游一体化影响的具体方向、程度和意义。结果发现:(1)高铁对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影响增强,扩大了旅游竞争力、出游力等级差异,带来逆向均衡一体化效应;(2)高铁强化了长三角区域旅游格局的核心-边缘结构,边缘地区非高铁城市的旅游竞争力和出游力进一步被削弱,而核心高铁城市上海的中心性仍在增强;(3)高铁开通后,边缘地区新增开高铁城市的旅游格局变化最大,但固有劣势使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区域旅游整体的非均衡发展态势;(4)高铁时空压缩在削弱空间距离因素影响的同时,促进了区域旅游竞合关系的本位回归,规避旅游供给的同质化竞争、强调差异化发展是发挥高铁旅游一体化联动效应的根本路径模式。最后,指出高铁开通可以为边缘地区城市提供相对公平的交通发展平台,是防止边缘地区城市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必要条件,进而提出了促进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具体政策建议。     

上海都市旅游与长三角区域旅游的互动响应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从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旅游发展的视角重新审视上海都市旅游发展，探析都市旅游与其周边区域旅游发展的互动响应，具有重要的先导和示范效应。基于上海都市旅游发展面临挑战及长三角区域旅游合作进程的梳理，在对长三角旅游城市体系规模结构、长三角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度等指标的测评分析与研究基础上，提出上海都市旅游与长三角区域旅游互动响应路径首先是长三角核心城市（上海 南京 杭州）网络化发展，通过旅游产业网络化、市场网络化、组织网络化、服务保障体系网络化等各个子（分）网络共同构成互补、协作和理性竞争的长三角大旅游产业体系，尝试构筑“上海都市旅游 长三角区域旅游”共轭型的旅游地域综合体，旨在推进上海都市旅游与长三角区域旅游的和谐可持续发展，进而提升长三角区域旅游的整体竞争优势。     

湖南省温泉资源开发潜力评价

温泉旅游的日趋大众化，使得各地温泉开发蓬勃发展，温泉资源开发潜力的科学评价可为合理、有序地开发区域温泉提供指导意义。以旅游系统的资源禀赋、资源环境、可进入性和客源市场构建了区域温泉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体系，并结合熵权法确定的权重建立了区域温泉潜力评价模型。以湖南省温泉为例，测算出湖南省温泉旅游开发潜力指数，在此基础上把湖南省温泉资源开发潜力区划为高、中、低、无4个潜力区，发现较高级别的潜力区分布在湘西北和湘东南，低级别的潜力区分布在湘东北和湘西南。根据4个潜力区的空间分布格局状况，为合理开发温泉资源的需要，从交通规划、开发模式、地质断裂带协同三方面提出了温泉开发相应的对策     

江苏省国内旅游经济区域差异及演变

以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为基本研究单元，采用变异系数、Theil系数、nich指数等指标定量分析了1999～2010年江苏省国内旅游经济的总体差异、内部构成、空间格局及演变。结果表明：（1）1999～2010年江苏省国内旅游经济的区域总体差异呈现先增加后缩小的特征，1999～2005年呈波动增加，2005年以后总体差异逐渐下降；（2）旅游经济区域差异的构成以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间差异为主，三大地区之间的差异奠定了江苏省国内旅游经济区域差异的基本格局，地区内差异所占比重相对较小；（3）江苏省国内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都呈现明显的南北梯度差异，且旅游经济区域差异的空间格局在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存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江苏省区域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1996~2016年间江苏省旅游空间结构演化与影响机制研究

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有助于梳理旅游地的发展脉络，探究其发展演化的内在规律和存在的问题，指导旅游地健康持续发展。以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选取1996、2002、2010、2016年4个研究时段，在构建旅游综合实力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交通可达性的技术方法及改进的场强模型，测度出4个研究时段江苏省各地级市旅游综合实力指数和旅游场强，揭示了江苏省旅游综合实力的区域性差异、旅游场强空间格局特征及动态演变过程，以此归纳出江苏省旅游空间结构的演化阶段，最后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其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机制。改进的场强模型和地理探测模型为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江苏旅游空间结构演化与影响机制的研究也为进一步推进江苏省区域旅游协作，实现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国内外旅游系统模型研究综述

从系统论角度来考虑。人类的旅游活动是一个系统。旅游系统是备种旅游事象的集合体。是通过旅游者的旅游活动使备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它具有实现旅游价值的整体功能。在分析和阐释旅游系统特征的基础上，以时间为序列对国内外学者提出的旅游系统模型进行了介绍评述和总结．指出系统论的观点不仅为旅游资源的开发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同时又为旅游规划和开发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并提出，对具有环境观和复杂性特点的旅游地理系统的研究将成为未来旅游科学的重要研究方向。旅游系统模型的建立将为旅游（业）的研究提供现实的理论基础。     

贵州省县域经济空间差异研究

贵州省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在全国省际经济发展中属于落后省份。县域是省级区域的重要单元,县域经济是省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构成部分。以县域为单元,选取了3类10项指标,运用定量方法系统分析贵州省经济空间差异现状,借助于GIS技术将贵州省县域发展状况可视化。研究表明：贵州省内同等发展层次的县域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聚集;多数地区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没有体现;交通通达程度与经济发展程度显著相关;少数民族区域普遍落后;旅游业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鉴于此,贵州省未来发展方向是对中心城市、少数民族县域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加快区域性干道、地区性支线公路以及当地便道等次级交通道路的建设,方便物资的流通、提高旅游景区的可进入性,把旅游业作为贵州省的主导产业加以发展     

挣扎与妥协:农村家庭缘何陷入能源贫困“陷阱”

生活能源改进是实现农村低收入家庭福利提升的关键环节之一,而资产的贫困为能源的消费造成了约束,使低收入农户难以实现能源的改进以脱离贫困现状。该文借助"贫困陷阱"的定义,将这种受制于资产贫困的能源使用困境称为能源贫困"陷阱",并从农户心理视角考察了低收入家庭更容易陷入能源贫困的原因。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能源贫困线进行了重新计算,认为我国现阶段农村能源贫困线应为户均600 kgce/a,并发现不论在任何能源贫困线下,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贫困发生率、能源贫困深度和强度均远高于中高收入农户。基于此,该文同时从消费量和消费倾向两个方面估计了家庭经济状况对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中高收入农户,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消费呈现出"既未省钱又未增效"的非经济理性特征,其能源消费负担实际更重,而消费结构却更为低效。进一步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这一非经济理性决策进行了解释,考察了心理因素在能源贫困"陷阱"形成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收入偏低农户更容易表现出消极心理状态,负面的情绪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使其在能源决策中更倾向于选择传统能源,而不愿做出能源改进的尝试。这种消极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偏低农户在能源改进中主观能动性的缺乏。正如"扶贫先扶志",政府在推行因地制宜的能源政策、开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贫困农户的情感帮扶,以使其产生尝试改进能源的内生动力。     

长江中游地区贫困村空间分异研究

以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省、湖南省以及江西省在十三五规划当中所涉及的贫困村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分析、最近邻指数以及空间自相关等空间统计法，对贫困村的数量、空间分布密度及模式、垂直梯度分异等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地区贫困村省际分布有所不同。数量上湖南省>湖北省>江西省，并且同时存在典型的“平原型”贫困村和“山区型”贫困村，且在省域、国贫县、省贫县、非贫县、城市圈等多级尺度下的数量特征不同；（2）在城市群或者城市圈内，贫困村分布呈现低值集聚，而省域交界处的山区多为贫困村分布的高值集聚区；在巫山、雪峰山和武陵山的贫困连片分布区，贫困村多呈均匀型分布；在江汉平原地区，出现显著的集聚型分布；（3）贫困村的垂直空间分异显著。贫困村主要分布在海拔<200 m的平原地区，随着海拔的升高，数量不断减少。研究有利于更好地认知和理解长江中游地区的贫困村空间格局，实施更为科学的“精准扶贫”战略。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三峡屏障区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研究

三峡屏障区环保整治中利益相关者对生态补偿政策的反应情形,是有效构筑长江中上游生态屏障的内生动力。基于该区域重点移民县中608名居民的调查数据,运用选择实验法,分析了该区域特有主体(原住民和水库移民)对植被覆盖率、水土流失、水体质量、生物多样性、旅游景观等环保属性及其组合方案的接受与支付意愿。研究表明:经济条件不同的原住民与移民均具有较强的生态意识,但迫于发展的压力未能有效地转化为环保行为;两类群体在库区生态修复中更重视植被改善与水源涵养(104.93元),而对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物种保护和旅游景观(30.88元)关注较少;移民与原住民愿意支付的最佳方案为优先恢复植被并进行水土保持(方案5),但前者(392.97元)的支付水平是后者(128.02元)的3倍;后靠安置的移民从屏障区中未能获得足够的生态资源支持,再次进行生态移民可能比单一的生态补偿更有效率。     

基于3D理论与SEM的县域交通可达性与空间贫困的耦合机制

为获取连片特困地区县域交通可达性与空间贫困程度之间的耦合关系，运用路网-栅格集成法的加权时间成本距离模型对县域综合交通可达性进行测算，构建了基于“3D”理论的空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结构方程模型获取了二者的空间耦合机制，并以滇西边境山区为例进行分析验证。结果表明：滇西边境山区各贫困县（区）可达性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且邻近效应突出，骨干路网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贫困县域的县外可达性水平；滇西边境山区的贫困发生率呈现中心发散、集聚分布的空间特征，贫困程度的改善与地均GDP、市场距离、产业距离、交通分割、贫困分割呈正向相关，与地均人口密度呈负相关；区域空间贫困程度与交通可达性的耦合强度为023，呈显著负向影响。通过提升可达性水平和县域间通达程度，可为扶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千岛湖配水工程的环境成本估算——基于调水区支付意愿调查

由于水资源分布不均、水污染日趋严重,调水工程已不仅用以解决城市资源型缺水,也成为一些地区缓解水质型缺水问题的途径,但是这些耗资巨大的调水工程往往对周围自然生态环境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可能带来的环境成本不容忽视。以千岛湖配水工程为例,通过在调水地进行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运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因素,基于意愿调查法(CVM)分析了建德市人民对千岛湖配水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的支付意愿,并以此估算该工程的环境成本。结果表明,调水地居民对恢复和改善可能破坏的生态环境的平均支付意愿约为每人每年377.6～542.1元,按照年配水量9.78亿 m³可以计算每吨水的环境成本约为0.15～0.21元。由此估算,工程期内千岛湖配水工程可能造成的环境成本总计约为5.80～8.28亿元,高于2014年公布的《杭州市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下文简称《报告书》)中对该工程的环境经济影响评价3.70亿元。千岛湖配水工程的环境成本不容忽视,必须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加强监管;同时受水地也应积极加强污染治理和节约用水,共同解决城市水质型缺水问题。     

基于碳减排目标的省域碳生态补偿研究

基于低碳社会背景和碳减排目标,通过构建生态补偿理论框架,设定补偿模式、衡量准则、标准和补偿系数,建立了省域横向碳生态补偿模型,并对各省份进行了量化实证。结果表明:(1) 2015年,各省(除云南外)碳排放均大于碳吸收量,净碳排放总量达274. 60×103万t;(2)碳排放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呈从东至西递减的态势,而各省碳汇是造成地均碳排放和建设用地地均碳排放空间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3)区内14省超出生态补偿阈值2 635. 30万t,以最适补偿水平需支付163. 00亿元,16省未达到生态补偿阈值,可获补偿91. 11亿元;(4)受经济发展水平、生态资源本底、碳排放目标强度等因素影响,生态补偿结果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空间同质,整体呈"东付西补"的分布状态。最后从构建以中央为主导的生态补偿模式、建立碳收支账户和完善多样化补偿方式等角度对省域横向碳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设提出了建议,以求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基于碳平衡的区域生态补偿量化研究——以长株潭绿心昭山示范区为例

在区域碳平衡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生态补偿中观尺度模型，对长株潭及其生态“绿心区”昭山示范区做生态补偿量化研究，并就生态补偿体制的建立和实现形式等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总体属于生态赤字区，其中长沙、株洲、湘潭3地均为生态赤字区，昭山示范区为生态盈余区；2008年长沙、株洲、湘潭3地应支付生态补偿资金分别为：4067、7934、7430万元，长株潭 “绿心区”昭山示范区应获得生态补偿资金1229万元，结余1 8202万元生态补偿资金；建议由长株潭生态补偿管理部门统一支配，用于统筹长株潭及其“绿心区”的生态保护与建设。研究以长株潭绿心昭山示范区为例，以生态固碳与区域碳排放为切入点构建生态补偿模型，力求为解决低碳社会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区域间矛盾提供参考     

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旅游产出规模分异、质量与空间结构初探

旅游产出规模与旅游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息息相关，综合运用位序-规模理论模型、基尼系数（G）、离散系数（CV）、赫芬达尔指数（Hn）、首位度（S）定量分析了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的县市2010～2015年旅游产出规模分布与规模差异变化；通过旅游规模的质量指数来评价具体县市的旅游产出规模质量，并根据规模高、低和质量的优、良、普、差划分为8个等级类型，在此基础上，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片区旅游产出规模的网络节点、空间结构再分析，通过Pajek和GIS进行可视化展现。研究发现：⑴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的旅游产出规模的集聚程度较高，旅游收入规模与旅游人次规模在分布演进的趋势上存在非同步性，当前阶段旅游产出规模的绝对差异程度表现在旅游收入与旅游人次上较高，但是相对差异程度在逐渐减弱；⑵旅游产出规模质量等级Ⅰ型占比仅1/4，Ⅱ型、Ⅲ型、Ⅳ型空缺，总数占3/4的低规模的4种类型的县市旅游产出规模质量亟待改善；⑶中心度、结构洞等指标的变化反映了随着片区内旅游流的流动与扩散效果的加强，传统旅游县市在整个网络结构中的重要程度在降低，而新兴旅游县市的影响力在逐渐提高，因此缩小了县市间旅游经济发展的差距；⑷大片区旅游发展规划有利于武陵山片区旅游产出规模的均衡化，更大程度的释放旅游扶贫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