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分析

根据中国1991—2012年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相关数据,按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将中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建立人均GDP和工业废水、废气以及SO2排放的模型,分析和讨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水平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水平大体上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特征,但是又与传统的"倒U"型EKC曲线有所不同。工业废水以及中西部地区工业SO2的EKC曲线呈现"U+倒U"型,东部地区工业SO2曲线呈现"倒U"型。东、中、西部地区的EKC曲线达到转折点时的人均GDP也有所不同。工业废水和工业SO2排放的EKC曲线已经通过或即将通过"拐点",而工业废气排放曲线距到达"拐点"还需要一定时间。     

试论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引发的思考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粗略地揭示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倒 U 形关系。但除倒 U 形状之外,EKC 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还可能出现其他的表现形式,不同的转折点以及达到转折点的时间跨度。本文对有关该曲线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污染物排放量的转折点尚未到达;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采取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降低 EKC的弧度,使转折点提前到来,实现环境与经济双赢。     

试论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引发的思考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粗略地揭示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倒U形关系。但除倒U形状之外，EKC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还可能出现其他的表现形式，不同的转折点以及达到转折点的时间跨度。本文对有关该曲线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污染物排放量的转折点尚未到达；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采取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降低EKC的弧度，使转折点提前到来，实现环境与经济双赢。     

湖北省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特征研究

根据湖北省1999-2009年环境统计数据和经济数据,选取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等6项主要环境指标,构建湖北省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水平关系的动态计量模型,从而对湖北省污染物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特征(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废水和工业固体废物EKC呈倒"N"型特征,排放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工业废气EKC则为直线分布关系,排放量呈逐步增大的趋势,而且没有出现拐点,表明经济产业结构是影响工业废气排放量的主要因素。可为湖北省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     

金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定量研究

选取金华市1998年-2007年环境及人均GDP数据,建立工业“三度”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的计量模型,对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得出了金华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特征。实证研究表明：从工业“三废”排放量与经济增长计量模型研究来看,工业“三废”排放量随人均GDP增长的变化趋势基本相似,呈倒U型加U型特征。这些特征和典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倒U型不一致。     

利用Kuznets曲线分析大连市环境与经济状况及趋势

文章应用环境Kuznets曲线(EKC)原理,对大连市与环境相关工业废水排放及工业废气排放量指标和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人均GDP数据的进行分析,建立了大连市环境Kuznets曲线(EKC)的回归方程.结果表明:大连市工业废水与工业废气EKC趋向于具有二次曲线特征的倒"U"型.通过计量经济学理论计算,得出大连市环境质量良性转折点,从而得出大连市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应大力发展现循环经济的必要性.     

重庆市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环境库兹尼茨理论(EKC),选取1995年-2012年重庆市工业“三废”的排放数据和对应年的经济数据,对两者关系进行回归模拟.研究结果表明,三项环境污染指标(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固废的排放量)均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N型的三次曲线关系,其中工业废水和固废呈倒N型,废气的变化总趋势呈正N型.根据模拟结果,结合重庆市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分析了三条曲线的特征,并对曲线变化做出了相关解释,为重庆市的环境保护与生态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的科学依据.     

太原市环境问题现状及可持续发展路径分析

根据太原市2010～2018年工业“三废”排放量和人均GDP数据,拟合太原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基于情景预测法对太原市未来EKC曲线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太原市工业“三废”排放量与人均GDP分别拟合的曲线均已超过EKC曲线模型拐点,城市化进程已经处于后期。通过大气环境EKC曲线的情景模拟可知,无论采用哪种情景模式预测,太原市都将在未来15年内完成EKC曲线模型中倒“U”型的后半段进程。     

中国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

基于1992~2006年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事故时序数据,建立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计量模型,以此来分析中国环境安全状态的发展阶段与趋势.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事故频数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N”型波浪式的EKC特征.环境污染事故频数、水污染事故频数、大气污染事故频数随着人均GDP的快速提高, 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 但还会出现反复.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不同于环境污染物的排放,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但是却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必须利用先进的政策、制度和技术,才可以有效减少污染事故的发生.     

江苏盐城海岸带环境效应与产业调整定量研究

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对盐城海岸带经济增长的环境污染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选择化肥施用量、有效工业废水排放量、有效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人均SO₂ 排放量、有效工业固体废弃物总量、农药使用量为盐城海岸带环境指标.进行三次曲线回归模拟效果较好.盐城海岸带环境综合污染指数的EKC 曲线和化肥使用总量的EKC 曲线呈现“倒U”型,并且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有效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总量、有效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的EKC 曲线呈现“U”型,可以看成是EKC 曲线两个“倒U”型的组合.贡献率较大的第一主因子包括种植业、化工、建筑、皮革制造、纺织、冶金电镀等行业.     

城市环境风险评价——基于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分析

基于2014年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环境风险源和环境风险受体数据,构建环境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对案例城市进行环境风险水平评价和环境风险类型分类。结果显示,从环境风险空间分布角度,东部城市环境风险水平两极化严重,主要影响因素是污染物排放水平的差异;西部城市环境风险处于中等偏高水平;中部城市环境风险处于中等水平;东北城市环境风险偏高,需要尽快转变经济发展结构。根据环境风险类型分布,识别出6类环境风险管理重点城市及其风险管理重点方向。资源型城市和一线城市环境风险管理的重点是污染治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市环境风险管理的重点是风险抵御,其余城市需要进行环境风险综合预防和管理。     

辽宁省工业污染源数量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以1998─2005年辽宁省14个城市工业污染源数量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工业污染源在省、市、区域3个层面上数量变化的特征;指出造成差异的2个主要影响因素,即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讨论了工业污染源数量变化与废水排放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辽宁省工业污染源数量区域差异变小,但仍然集中在沈阳、大连和抚顺等城市,营口工业污染源数量增加较快;污染源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区域特征有较好的相关性,哈尔滨-大连产业带也成了“污染密集带”;经济发展是污染源数量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国家产业政策通过影响经济从而间接影响污染源数量和质量,而环保政策则直接影响环境保护的方向和环境治理的力度.      

全国重点城市工业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分配研究

总量控制是目前我国遏制污染趋势,改善环境质量,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其核心内容是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合理分配。文章依据基尼系数的基本概念,构建了重点城市污染物总量分配的基尼系数法,评价各市污染物总量分配的合理性公平性,比较全国重点城市污染物排放的差距,为总量分配的调整提供依据,为衡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废水污染物COD和氨氮在全国46个重点城市的排放差距较大,城市环境保护发展不均衡是造成基尼系数逐渐变大的主要原因,工业废水的污染治理需进一步推进。     

基于SD的海岸带污染负荷预测及污染经济损失研究—以江门市为例

基于系统动力学原理和方法,耦合水污染负荷及"浓度-损失"模型,建立2006~2015年江门市海岸带水污染系统模型,并仿真预测4种发展情景:现状趋势发展型(S1)、人口经济发展型(S2)、产业优化及治污减排型(S3)、综合协调型(S4)下,2016~2020年的海岸带水污染负荷及污染经济损失。结果显示:1)4种发展情景下,江门市海岸带COD、氨氮、总磷均主要来自农业污染,其次为生活污染; 2)S4情景为最优方案,海岸带污染负荷得到控制和削减,海洋污染经济损失最低,2020年江门市海岸带污染总负荷和污染经济损失比现状发展情景分别减少7.9%、17.7%。可见,在合理的人口经济发展下,通过对产业结构优化、加大污染治理和环保投入等可有效降低海岸带污染负荷及污染损失。本研究可为江门市海岸带水污染合理控制与管理提供定量化参考,为江门市等滨海城市社会、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出口贸易和FDI加剧了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污染吗?——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论文沿用经典EKC分析框架,在现有资源型城市环境污染研究基础上加入了出口贸易开放度、利用外资水平、研发水平及污染治理水平等因素。分析基于2005—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城市（包括115个资源型城市和170个非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GMM估计的方法,实证考察了出口贸易和FDI是否加剧了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污染。研究表明,出口贸易显著地加剧了中国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污染,FDI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环境污染;中国主要地级城市的人均收入和环境污染呈“倒U型”的库兹涅茨关系;环境影响因素对各类资源型城市污染排放产生的作用具有异质性,原因在于不同类型城市存在不同的资源依赖程度和技术水平。最后,论文对中国现阶段部分有关资源开采与相关外商投资、资源型城市发展等政策与规划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整理,并根据经验研究结论得到相关政策启示。     

中原经济区城市资源环境绩效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

为了识别城市或“相似群体”最重要的资源环境“短板”问题,以中原经济区31个城市为研究区域,选择水土资源、能源、环境质量和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水平等4个方面共计33项指标,利用层次分析修正法确定指标权重,采用正向指标极大化、负向指标极小化、适中指标平均化的标准化方法对研究区域内各市资源环境绩效进行测算. 研究表明:①从资源环境绩效角度来看,中原经济区城市可分为“双高”超载型、农业型、“双低”超载型、资源型四大类. ②占中原经济区城市总数2/5的资源型城市,由于过度强调资源产出、忽视环境保护而成为经济区环境问题高发、资源环境矛盾较为突出的集中区域. ③在对4个Ⅰ级指标(资源利用效率、能源利用效率、环境质量指数、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水平)设定均衡权重情况下,15个城市的能源利用效率居末位,10个城市的资源利用效率居末位,表明中原经济区提高资源环境绩效应率先在能源、资源利用效率领域实现突破. 所构建的资源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仍有待进一步优化,今后应加大对可再生资源能源利用、农村生态环境特别是农村土地重金属及有机物污染等问题的关注.      

利用胶州湾水环境指标分析青岛市环境经济关系

以青岛市-胶州湾为研究对象,选取胶州湾水体中DIN、PO4-P和COD年均浓度为环境指标,以青岛市人均GDP为经济指标,分析了1980~2010年胶州湾水体环境质量变化与青岛市经济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胶州湾水体中DIN浓度随时间呈线性增长趋势,但与青岛市人均GDP的拟合关系具有显著的EKC单峰曲线特征,人均GDP约4.5万元/a时出现转折点,此后DIN浓度随经济发展呈下降趋势。胶州湾水体中PO4-P和COD浓度与青岛市人均GDP呈现N型曲线关系,人均GDP约5.2~5.7万元/a时出现转折点。胶州湾PO4-P浓度随时间呈波动上升,但因胶州湾生态系统中P营养盐相对不足,PO4-P浓度会受到初级生产过程的影响,其随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完全由污染治理相关的经济活动所控制;COD浓度随经济发展有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能够显示经济发展的贡献,但更多地反映了点源治理的影响。点源、非点源污染治理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是环境经济关系改善的主因,充足的环保投资则是其经济保障。本研究可为认识其它沿海城市的环境经济关系提供借鉴。     

以淮安市为例研究中小城市噪声污染现状及趋势

收集2006-2010年淮安市各功能区环境噪声、交通噪声和区域环境噪声监测数据,分析中小城市环境噪声的污染状况,结果表明中小城市的噪声环境质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与大城市环境噪声比较,各类噪声都明显低于大城市的噪声污染,但随着城市和交通的改造与发展,第4类城市功能区夜间环境噪声有增加趋势。     

基于DEA的江苏省环境效率研究

运用DEA方法中SBM模型对江苏省13个地级市2001～2007年间环境效率及其变化率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江苏省各地级市间环境效率差异明显,苏州、无锡、常州、盐城和宿迁5市处于前沿面上,其他市均是DEA非有效或弱有效.Mahnquist指数计算显示各地级市在研究期内变化率不大,但扬州市近年来环境效率持续降低.综合经济产出...     

我国城市PM2.5污染的健康风险及经济损失评价

开展大样本城市的空气污染造成人群健康风险及经济损失研究,对于推进空气污染的防控与区域合作治理、公众健康素养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我国62个环保重点监测城市为样本,运用环境健康风险与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对2015年PM_(2.5)污染引发的健康风险及经济损失进行评价,结果表明PM_(2.5)污染造成约12.51万人早逝[95%CI(置信区间):3.33~20.59万人]及1 009.59万人次患病、门诊和住院(95%CI:470.38~1 501.93万人次),占这些城市市区总人口的3.53%(95%CI:1.64%~5.26%).造成经济损失5 705.57亿元(95%CI:1 930.82~8 742.14亿元),占这些城市GDP总和的1.53%(95%CI:0.52%~2.35%),人均经济损失1 970元(95%CI:667~3 018元).四大城市群中,京津冀在健康风险、健康经济损失及其占GDP比重、人均损失方面均高于长三角、珠三角及东北.三大经济区中,东部的健康风险及经济损失高于中部与西部,三地的人均经济损失差别不大.南北方的经济损失相差很小,但北方的经济损失占GDP比重与人均损失均远高于南方.保定、郑州、济南、北京等市PM_(2.5)浓度很高,健康风险与经济损失问题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