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置”下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及其效果、效益分析——基于“沙洋模式”的考察

基于湖北省沙洋县农地细碎化治理经验，分析了在“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开展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及其效果、效益。研究结果显示：（1）农民对农地细碎化治理的需求较强，“三权分置”改革可以增强农民的土地获得感和土地调整能力，使他们既作为农地细碎化治理结果的“受益者”，又作为农地细碎化治理过程的“主导者”；（2）借助“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稳定农户的“承包权”，调整细碎耕地的“经营权”，使“承包者”与“经营者”都可以获取合理的产权预期；（3）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在土地调整过程中发挥着协调与整合的重要作用，它们通过如理性计算与长远规划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策略，能够有效提高农地细碎化治理的执行效率。研究发现：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可以实现较好的治理效果，并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助于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建议：伴随农地确权工作进程，当前是实现农地细碎化治理的较好契机。全国其它地区可以结合村庄实际、地方资源与农民需求，选择诸如“经营权”流转、互换等多种适宜的土地调整形式，有效破解农地细碎化困境，进一步提高我国农地资源配置效率。     

农户生计资本、家庭要素流动与农地流转参与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从农户农地流转的内源与外源式约束出发,分析农户生计资本与要素流动决策对农地流转参与的影响,利用CFPS调查数据采用MVP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生计资本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及其他生计要素配置行为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能够促进农地转入,抑制农地转出;人力资本会促进农户转出土地,抑制农地转入;社会资本对农地转入与转出均有正向影响.(2)自然与物质资本会抑制劳动力转移,而人力、金融与社会资本均促进农户劳动力转移;自然与社会资本抑制农户购买机械服务,而人力、物质与金融资本会促进农户购买机械服务.(3)农户农地流转行为除了受到自身生计资本的约束外,还受到家庭其他生计要素配置行为的影响,农户劳动力转移会促进农户转出农地,抑制农地转入;农户购买机械化服务会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户转入.最后,从健全农地流转管理服务体系,提高农户生计资本,完善相关要素市场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以提高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     

关天经济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

农地流转是现阶段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关天经济区622份调查问卷,建立了农地流转的农户模型,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了交易成本认知和农户禀赋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转出)、农地流转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关天经济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不高,样本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仅为23%,农地流转率均值为11%;(2)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农地流转组织形式、农地流转合约期限和对外交通便利情况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决策,而农地流转率仅受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和农地流转契约形式影响;(3)劳动力和土地禀赋正向影响农户转出土地,农地流转率随农业生产能力增强而降低;(4)文化程度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农地流转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天水的农户相比,关中地区的农户更倾向于参与农地流转。因此,要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提升农地流转率,首先要加强农地流转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户整体认知水平,增强农户农地流转政策的理解程度和接受能力;其次,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加快农地确权颁证,提升农户产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再次,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完善市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信号生成机制和传递功能,降低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第四,采取相应的激励政策提高农户土地、劳动力的利用程度,提升农户农业生产能力,避免农户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逆向选择行为;最后,建立有效的农地"经营权退出机制",将束缚在农业生产上的低效劳动力和土地释放出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生计资本异质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武汉城市郊区的516户农民为例

以武汉市城郊江夏区和蔡甸区的516户农民家庭为实证,运用logistic和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索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及阈值。结果表明:(1)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呈显著正向相关,家庭农地资源禀赋、机耕能力、社会资源禀赋及经营能力的信任程度等与农地转出行为负向相关。相反,自然资源禀赋及农业机械投入对农户土地转入行为的正向影响显著,而家庭融资能力则对农户转入行为呈显著的负向影响。(2)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存在影响阈值的仅有韧性指数。当农户家庭韧性指数≤2时,随韧性指数增强农户农地转出倾向愈强;家庭韧性指数≥3时,农户农地转出倾向随指数增强而弱化。该研究从农户微观个体视角探索生计资本异质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为针对农户家庭需求制定差别化的农地流转政策、有效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建议参考。     

土地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评价

评价系统发展协调性的“协调判别法”是这样一种方法：先为系统的各子系统选择一些有代表性又可用一定指标度量的要素，按一定标准将要素分作满意与不满意两类，统计加总各类要素的数量，以之作为度量用的综合指标，并经归一化处理得各子系统的“状态数”；再将这些子系统与一定的“状态空间”对应，在此空间中利用“状态数”确定子系统所属系统的“状态点”及“完全协调线”；然后分别计算状态点与协调线的距离（偏离度）、状态点与原点的距离（优化度），借助它们便可评价各子系统发展的同步性及相应系统的协调性。以此方法对通州市由土地利用、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3个子系统组成的系统进行的协调性评价表明，“协调判别法”具有含义明确、简单、较客观、易操作、可比性强的特点，适用于评价复杂系统的协调发展问题。     

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秦巴山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内涵与外延，利用秦巴山区456户微观样本，运用统计分析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有显著影响；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从人力资本来看，良好的劳动力健康状况不利于赡养期家庭参与农地转出，非农就业率对抚养期、负担期家庭参与农地转出有显著正向影响；从农户认知来看，限制农地用途，了解流入方，村委会推动、政府主导型转出均在不同程度上增加各阶段农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对于拥有较多非农就业机会的抚养期和负担期家庭而言，农地确权通过强化地权稳定性促使其转出农地并外出务工。因此，在实践中执行农地流转政策时，应采取精准的农地转出激励措施，差别化对待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     

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与农地流转及合约选择

通过构建“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农地流转及合约选择”分析框架,分析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背后的行为经济学含义,进而探讨不同性别的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地流转供给决策与合约选择的差异化影响机制。理论研究表明,女性在家庭中起粘结家庭成员的作用,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更能体现家庭的“离农”,因而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行为对农户农地流转供给决策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男性是农户家庭在村庄中排他能力的标志,具有不可忽视的农地流转风险规避功能,因而男性劳动力的外出就业距离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合约选择起决定性作用。利用全国9省(区)4772个农户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计量结果表明:①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每增加10%,农户转出农地面积占承包地面积比例增加1.06%;②男性劳动力县外就业比例每增加10%,农户转出农地时签订关系型合约的可能性增加1.11%;③男性劳动力县外就业比例每增加10%,意愿合约形式为无合同的可能性增加0.63%,意愿合约形式为口头合同的可能性增加0.29%,意愿合约形式为书面合同的可能性减少0.91%。这意味着,为了劳动力流转市场与农地流转市场更流畅地互动,应为农村女性劳动力营造一个更加合适、有利和公平的非农就业环境,这可成为未来农村劳动力就业扶持政策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促进正式契约与关系型合约的有机衔接,有利于农地流转合约的正式化与规范化,从而为农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育提供有力保障。     

种粮大户农地转入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以江西省8个县（区）591户种稻大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通过Probit回归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对农地转入的意愿越弱；从其他农户租田的方式越稳定、向其他农户转入农田所支付租金越高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有积极影响；对从其他农户租种农田的租金标准的评价越高，农户对农地转入的意愿越低；对粮食生产经营效益的评价越高、生产经营中担心的问题种类的项数越大的农户其农地转入意愿越强。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多方面、多领域、多层次地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发展非农职业技术教育；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介组织，规范农地流转合同和农地租金数额；进一步加大政府对种粮大户的政策支持力度     

生态资本运营视角下的农地整理

农地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态资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农地存量的非减性是保护生态环境和维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和经济模式优化,提高农地的利用效率,寻找维持农村经济健康可持续运行的动力源,是当前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运用生态资本理论,指出农地整理过程的实质就是生态资本运营的过程,农地整理质量取决于农户对农地生态资本的运营能力。论文从农地生态资本运营提出的背景入手,阐述了农地作为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进而转化为生态资本的运营过程,分析了农地整理中存在的生态资本运营主体缺位、农地生态资本转化率低、生态资本运营风险较高等问题,提出了界定农地产权从而明确农户的农地生态资本运营主体地位、在农地整理过程中给予农户完全的知情权和申诉权、建立健全中介服务组织以培育农地要素市场、引导农地整理投资主体多元化进而规范农地整理资金使用、加强农地整理的总体规划和技术指导、在农地整理过程中谨防土壤污染等对策建议。     

地方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基于水稻种植户的分析

农业生产效率变化是地方政府干预流转政策效果的重要表现。本文依据江苏省六个市的调研数据,在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分析农户生产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Tobit回归模型对比地方政府是否干预以及不同干预角色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差异,为完善地方政府农地流转服务决策提供参考。研究发现:(1)样本农户的综合效率在0.406和1之间,平均综合效率为0.737,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地方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对农户生产效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可能由于地方政府流转补贴以及大规模流转偏好,导致政府干预下农户经营规模过大,经营能力与规模不匹配导致了效率损失。(3)地方政府不同干预角色对农户生产效率均有显著的负效应,表明地方政府干预行为出现"政府失灵",同时,地方政府主导型对生产效率的负向影响小于中介型,说明政府主导型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中介型干预的"政策失灵",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较好地减少了农地流转违约风险,约束了经营主体生产行为。(4)其他变量中,土地投入、地块数量、技术指导对农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增加劳动与资本投入、以及自然灾害会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下降。基于以上分析,建议对政府的农地流转角色和行为进行限定,将政府权力限定在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强化监管服务功能,培育新型经营主体,防范风险等方面,逐渐退出"双重"角色,依靠市场主体发挥作用;同时,地方政府切忌盲目推动农地流转,应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适度规模为前提,确立效率优先和家庭经营模式为基础的农地流转政策。     

土地开发整理农户行为响应机制研究

运用有关行为科学理论。首先了构建了一个模型对土地开发整理中农户行为响应的决策过程进行了模拟．接着从农业比较效益、农地产权及其有效性、农户家庭收入、农户劳动力和土地开发整理的外部性等方面对影响农户土地开发整理响应决策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研究．作者认为．农户的土地开发整理行为不仅要受到宏观因素的影响．还要受到微观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讲．农业比较效益的高低、农地产权的有效性是影响农户是否开展土地开发整理活动的关键因素．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和家庭劳动力供给情况将直接影响农户土地开发整理的投入水平．而土地外部性是影响整个土地开发整理效率的一个美键因素。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如何调动农户进行土地开发整理的积极性．推进土地开发整理的进程提出了建设．例如提高农业经营的比较效益：保证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安全性以及可操作性；增加土地开发整理主要区域、大型工程、重大项目的投入等。     

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农民阶层分化与产权偏好的视角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农民群体逐渐分化为不同职业的农民阶层,由于职业选择的不同以及生活环境的变化,农民在经济收入、产权偏好等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导致他们对土地流转意愿与决策行为的选择也出现分化,因此,研究由于农民职业分化导致的产权偏好不同及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利用笔者对江苏省实地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在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的基础上,运用Lagistic模型对农民职业分化、产权偏好与农村土地流转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职业类别、非农收入比重、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是否拥有转让权、地权稳定性、地区虚拟变量对土地流转有正向影响,年龄则对土地流转有负向影响,而农业劳动力人数、土地的养老保障作用和是否具有抵押权则对土地流转决策没有显著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应强化土地产权、完善产权结构、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和提供非农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劳动力职业技术素质、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自我剥削、禀赋效应与农地流转潜在市场发育——兼论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生产方式转型

以家庭均包制为主要经营特征的农村土地制度曾一度引致农户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农业生产效率的快速增长,但由此导致的细碎化小规模的农地经营特征和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却造成了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现象普遍存在,加之传统的村庄惯习和土地占有关系诱致的农户对农地的禀赋效应,共同导致农户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属性与土地的市场处置行为呈现出内在运行机制不一致性。为此,本文采用引入交叉项的Probit模型,并利用江西省丰城市和遂川县的706户农户调查数据经验分析了小农户的自我剥削和农地禀赋效应对农地流转潜在市场发育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特征与农地市场化具有一致性倾向,但农地的人格化财产属性引致的农户禀赋效应造成了农户农地经营自我剥削感知度的下降,并削弱了要素经营属性与市场配置行为的匹配。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小农户低效率农地经营导致的自我剥削与农地禀赋效应分别激励农地流转市场的潜在供给和需求。同时,农地禀赋效应弱化了自我剥削对农地流转潜在需求和供给的诱发作用。为此,本文认为降低农户的土地禀赋效应是欠发达地区小农户转型的总体方向,它为农地由小农户流向生产大户和培育部分小农户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保障。文章主要从家庭决策的利益导向化、农地流转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不一致性及农村制度供给等维度提出了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跳出自我剥削陷阱的政策建议。具体措施包括:1切实保障小农户的基本权益,提高他们在家庭资源配置中的预期收益;2在初次规模经营补贴、农业基本补贴机制转变、经营者生产奖励、专业技能培训、市场信息供给等层面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降低小农户转型的难度与风险。     

重庆地票制度风险评估研究

地票制度风险评估能够有效规避、减小风险,保证地票制度安全运行。采用DSP制度风险研究技术体系识别并评价重庆地票制度风险影响因素,再采用综合评价模型对地票制度风险进行评估。结果表明:①地票制度风险因素有5个,分别为耕地保护风险、国家宏观调控的风险、房地产市场冲击风险、统筹城乡的风险和农民权益保护的风险;②地票制度风险准则层中5个风险的相对严重程度依次为农民权益保护的风险、耕地保护风险、国家宏观调控的风险、房地产市场冲击风险和统筹城乡风险,指标层中农村宅基地社会保障未充分考虑的风险、农民复垦的主体地位未得到充分体现的风险、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风险、地票落地区农民权益未得到充分保障的风险和国家计划指标的冲击风险这5个风险比较大;③地票制度系统风险值为0.38,系统风险较低,风险处于可控状态。     

农地资源不同价值属性的产权结构设计实证

农地是农业的基础、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农地资源具有经济价值属性、生态价值属性和社会价值属性,而社会价值属性包括社会保障功能价值、社会稳定功能价值及其他社会功能价值。本文针对农地资源不同的价值属性进行了产权结构设计,经济价值属性对应于农地农用产权,社会保障功能价值对应的是农地发展权,其他的价值属性构成了农地的公共产权。通过建立农地资源不同形态的价值属性与产权、价格之间的关系框架,为农地产权价格的衡量提供了依据。江都市的实证研究表明:农地发展权价格和公共产权价格在农地完全价格中的比重高达81.85%,其中,发展权价格的比重最大,达到63.02%,是农用产权价格的3.47倍;而公共产权价格的比重也达到18.83%,高出农用产权价格4%。在征地过程中如果考虑农地发展权和公共产权,并将其权益分配给农民,那么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可以增加4倍多。     

上海市郊区农业土地流转类型与土地利用变化响应差异性研究

在对农业用地流转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将农业土地流转市场划分为三种类型：政府引导型、集体推动型和农户主导型。进而结合农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农业土地非耕地化流转的驱动力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农业土地流转市场对于耕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模型运行结果表明：政府引导的农业土地流转导致耕地面积大幅减少，集体推动的流转有利于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农户主导的农业土地流转促使了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减少。最后以模型运行结果为依据，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维持耕地总量平衡的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补偿现状与补偿原理

随着农村土地制度的变化,安置区土地补偿问题对于协调水库移民安置中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实地调查,首先分析了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补偿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其次,运用土地产权理论和福利经济理论,从安置区土地补偿的原因、范围和补偿原则等方面阐明了安置区土地补偿的基本原理;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协调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和利益平衡、体现农地价值等政策建议。结果表明:其一,安置区的土地补偿,无论从现行法律、还是从实际获得的补偿来看,均未体现对安置区土地权益的保护;其二,安置区集体和居民理应获得相应的权益补偿,其补偿范围既包括转出土地使用权的补偿,也包括对共同拥有土地所有权带来的权益分配变化的补偿;其三,土地制度的建设和改进上,应依据安置区土地资源状况和调出土地的状况确定补偿标准,淹没区集体、移民和安置区集体、居民应获得同等补偿,并力求体现农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