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再开发场地污染风险管控研究及实践

近年来,工矿企业遗留场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问题突出,城市建设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隐患凸显。本文分析了城市再开发场地污染风险管控面临的主要难题:场地环境条件复杂,场地污染精准识别难度大;技术方法不健全,场地污染风险评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治理修复难度高,污染场地安全利用技术支撑不足;风险管理基础薄弱,场地环境监控预警体系建设滞后。分析了场地环境精准调查、污染风险本土化评估、治理修复策略综合决策、场地污染风险控制、安全高效修复以及棕地风险分级管控等城市再开发场地污染风险管控的重点环节及具体做法,并介绍了上海桃浦工业区转型再开发过程中的场地污染风险管控与治理修复的实例,以期为城市再开发场地污染风险管控提供思路与技术路径。     

发达国家如何做污染场地环境监管

长期以来,我国化学品生产一直采用粗放型和高污染的方式,企业生产和使用化学品对周边生态环境影响严重,甚至在水源地等环境敏感区域也出现了重污染场地;近年来,苏州、武汉等地又相继发现重金属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等类型的污染场地.污染场地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污染场地的环境监管和治理迫在眉睫.然而,我国污染场地监管面临着法律缺失、主体缺位、资金缺乏和技术不足等问题,急需学习研究发达国家经验,为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加强污染场地监督管理提供借鉴.     

某工业场地砷污染的加密布点优化与精度对比分析

场地污染调查是开展场地风险评估和修复的基础,随着我国颁布建设用地土壤风险管控标准等文件,提出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的分级管控体系,我国土壤污染调查工作对于精确掌握污染物浓度梯度及空间分布有了更高的要求,因而如何构建高效采样布点方法变得尤为重要.本研究以南京市某砷工业污染场地为例,开展了优化布点方法与调查精度的研究.首先,在初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指示克里格的方法预测土壤污染概率,参考城市土壤背景值开展阈值设定,提取加密布点区域,之后结合场地历史生产资料与自然信息布设加密点位,最终将插值预测污染结果与非加密、均匀加密、真实情况结果进行对比,验证方法精度.结果表明：本方法符合国际中基于设计抽样以达到场地调查简单、经济、客观的理念,适用于数据存在明显空间相关性的场地;该方法获得的污染区域面积占比为8.32%,与8.57%的现实情况较为接近,但普通法得到的污染面积比相对未加密情况不升反降,可能的原因是在非污染区域增设点位会造成阈值边缘区域在模拟时往清洁区域偏移,污染区域被误判为清洁,反而造成结果偏差;在目前我国环境管理对超阈范围重点关注的背景下,该方法既能够节约布点成本,又精确化预测场地污染超标范围,为后续的场地修复和治理工作提供帮助.     

钢铁生产场地的环境污染特征

正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诸多重工业企业搬出城镇中心,腾出空间发展第三产业。关闭、破产、搬迁等造成的工业污染场地的调查与修复成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重点,但场地的调查一直缺乏技术指导,直到《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于2014年2月19日颁布。然而针对具体某个行业场地的实际调查,还需要开展大量的研究工作。不同行业污染场地的污染特征不同,     

英国的土壤污染指导性标准

英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多达10万处场地,包括约30万公顷土地在一定程度上遭受到工业和自然的污染,其中2%～5%需要采取相应的行动,以确保人类健康与环境安全.为了有效治理污染土地,英国政府于1992年开始土壤污染风险管理与修复研究工作,并于2000年立法,鼓励开发者(或提资者、土地转让者)对原有场地进行再开发利用,并且要求对再开发场地的土壤污染状况进行调查,在健康风险评价基础上,确定是否需要进一步的场地修复工作.     

我国POPs污染场地风险管理进展及融资模式创新

正2001年,我国作为首批签约国签署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POPs公约)。其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废物环境无害化处理及其污染场地治理是我国履行POPs公约的重要内容之一。一、POPs污染场地调查及特征分析根据2014年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我国土壤环境状况     

北京市工业污染场地修复现状、问题及对策

工业企业搬迁遗留的大量污染场地,是城市土地开发的重要来源。我国污染场地修复工作起步较晚,污染场地风险管理与修复体系尚不健全。通过北京市污染场地案例调研,分析了北京市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修复以及监管概况,探讨北京市污染场地修复工作中目前存在的标准缺失、原位绿色修复技术缺乏和监管内容不完整等问题,并从技术标准支撑体系、绿色可持续修复理念和全过程监管框架等方面提出对策,以期为北京市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体系的建立提供参考。     

我国污染场地管理技术标准体系探讨

随着工业化发展,我国的污染场地数量不断增多,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为规范污染场地管理,国家及地方层面陆续颁布了系列污染场地管理标准文件,但我国的污染场地标准体系建设尚处在初期阶段,存在调查评估导则缺乏支撑性技术标准、修复过程标准严重缺失、风险评估方法过于保守以及后期风险管理忽视等问题.本文在分析我国污染场地标准体系现状基础上,提出建立进一步开展场地高精度调查、层次化风险评估、修复全过程管理及后期风险管理等技术标准体系,以期推进污染场地管理技术标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重金属污染场地风险评估与治理技术体系研究

在对发达国家污染场地风险评估与治理修复技术方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重金属污染场地的实际特点,通过调查、分析、实践、优化等方式,对风险评估与治理修复技术开展了系统研究,对风险评估技术在我国的实际应用以及治理修复技术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模型优化、技术路线优化等相关建议,提出了以浸出浓度为基础依据初步构建重金属污染场地理修复技术体系,并针对治理修复技术的国内产业化分析了技术标准、技术开发应用、市场引导、政府监管等关键影响因素。     

某焦化场地苯并(a)芘污染空间分布范围预测的不确定性分析

针对目前我国大型工业污染场地调查和污染范围确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我国某焦化场地为研究对象,选择场地中的特征性污染物苯并(a)芘,分别采用反距离加权模型、Johnson数据正态变换后的普通克里格模型及数据拆分后的组合预测模型,参照北京市污染场地土壤筛选值标准,将大于规定标准0.4 mg·kg-1的区域界定为污染范围,系统阐述空间插值模型对污染范围界定结果的不确定性影响.结果显示,3种插值模型界定的污染范围分别占场地总面积的70.15％、44.78％和57.06％,数据拆分后的组合预测模型插值精度最高,插值结果能较真实地反映场地实际污染情况,通过创建的预测标准误差图显示,预测标准误差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污染场地中样点较为稀疏的右上位置和有高值点的中下部区域.本研究结果对分析污染范围界定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修复治理范围的确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污染场地地下水中砷的运移模拟研究

为研究污染场地地下水中砷(As)的运移规律,选取我国西南某机械制造厂污染场地为研究区,根据场地调查和污染物检测结果,利用GMS软件建立了地下水流和溶质运移模型,分析了不确定性因素补给量、含水层渗透系数和抽水量对污染场地地下水中砷运移的影响.结果表明:污染场地中部地下水中砷污染羽呈辐射状递减分布;砷的运移分布范围与补给量...     

污染场地风险管控环境经济政策作用路径与体系构建

随着“退二进三”和“退城进园”等政策的实施,我国工业企业搬迁、污染场地修复及再开发等问题逐步凸显,遗留了大量存在潜在污染隐患的场地,亟须加快污染场地风险管控的环境经济政策探索与创新。本文从对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机制分析入手,提出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出发,按照“防、控、治、管”的思路,在场地污染预防与调查、污染场地风险管控与效果评估、污染场地治理修复、污染场地监管和再利用四个阶段纳入多样化、差异化的经济激励政策工具,形成税费、补贴、价格、交易等多种手段组合的污染场地风险管控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我国工业场地污染防治路线图探讨

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发展模式粗放并缺乏有效环境监管,导致工业污染场地数量多、潜在环境风险高,管理形势十分严峻。相比于水、大气污染防治而言,工业场地污染防治面临着认识与能力不足、法规标准缺乏、责任难落实、资金无保障等诸多困境。本文针对当前我国工业场地污染防治存在的困境,在借鉴发达国家与地区污染场地管理的历史经验和我国部分地方省市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研究提出基于"防新增、明已有、治突出、控长远、净开发"策略的综合污染场地风险防控体系的路线图构想,并设计提出具体实施且亟需开展的重点工作。     

我国海滩垃圾污染现状及控制对策

为明晰我国各海域的海滩垃圾污染状况及垃圾主要来源,在我国各海区选择24个代表性采样点,共86个调查样方,对我国各海域的海滩垃圾的种类、来源进行了详细调查和重点区域的跟踪调查.结果表明:我国海滩垃圾平均个数为1.03 m-2,其中塑料类最多(占37.37%),其次为泡沫类(占35.67%);总密度为15.91 g/m2,塑料类密度(3.62 g/m2)最大,其次为织物(布)类(2.87 g/m2)和木制品类(1.97 g/m2);主要来源是生活垃圾和旅游垃圾,分别占垃圾总量的39.26%和25.23%;对照国际国内相关调查资料,我国海洋垃圾的污染呈逐渐恶化的趋势,总体形势不容乐观.针对我国海洋垃圾的污染控制,提出应通过进一步海洋垃圾污染调查工作,从制订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办法、编制污染防治专项规划等方面入手理清各部门管理权责;同时以政府为主导,联合公众、企业、NGO(非政府组织)等多方力量,建立海洋垃圾回收资源化示范点,开展海洋垃圾宣传、清理和海滩清扫活动等控制对策.      

电石法氯碱企业污染场地污染物识别要点

污染场地治理工作作为一项环保重点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污染物识别作为污染场地治理工作的第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关乎到污染场地治理的治理成本的高低、治理方法的选择以及治理效果能否达标等关键环节。本文以电石法氯碱(电石法生产聚氯乙烯,离子膜法生产烧碱)企业为例,针对此类污染场地的主要污染物识别过程以及识别要点进行了详细论述。     

近10年来我国污染场地再利用的案例分析与环境管理意义

及时掌握污染场地修复过程中所关注污染物和修复后再利用土地类型信息对深化建设用地环境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文献调研和信息公示平台资料查询等途径获取了我国537个污染场地案例信息数据,分析了我国近10年来污染场地修复与再利用的变化情况.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我国537个污染场地中约有66%集中在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和重庆市等先行地区;从2016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颁布实施开始,场地修复管控数量增势凸显,2018年污染场地修复管控数量达到峰值;原用地类型归属化学工业、金属制品、冶炼等行业的比例较大,且重金属、苯系物为主的再利用挥发性有机物、多环芳烃类为主的半挥发性有机物和总石油烃是典型污染物;在GB 36600—2018《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实施前后,包含苯系物、多环芳烃类和总石油烃等污染物的出现频次增加趋势最为明显,而有机农药类和多氯联苯(总量)的出现频次有所减少;污染场地用途大部分是敏感用地类型中的居住用地,且这类场地的原行业类型为化学工业、金属制品等特征污染物危害较大的行业. 研究显示,利好政策和标准的颁布与实施促进了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污染场地的修复管控工作,以多环芳烃类为主的半挥发性有机物是我国未来场地土壤环境治理工作的重点,需要进一步提升对再利用类型为敏感用地类型场地的关注.      

海岸带陆海气氮磷污染协同治理:监测、模拟与决策

陆海统筹已成为美丽海湾建设和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战略。其中,陆海气氮磷污染协同治理是持续改善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关键,但其缺乏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梳理了陆海气环境介质与界面过程的监测、模型(流域-河流模型、河口-近海模型、大气沉降模型等)的研究现状、技术难点和发展趋势。为加快推进流域-海域综合治理,亟须建立陆海气氮磷污染监测-模型-评估-决策体系。建议加快陆海气界面氮磷通量监测技术开发与应用,构建陆海气集成或耦合模型,在不同时空尺度上探究氮磷污染来源、主要输移通道、跨界面过程和机制。提出了未来研究重点:1)基于监测与模型提升海岸带生态系统的科学认知;2)构建陆海统筹视角的富营养化评估与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方法;3)创新分区分类环境容量核算与分配方法;4)研究海岸带环境污染多目标治理优化方案;5)开展海岸带社会-经济-环境系统互馈模拟与多主体协同决策,助力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市污染场地治理实践过程发现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简要介绍了国家及杭州市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现状,提出在城市污染场地治理修复中发现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污染场地治理责任界定困难、污染场地治理缺乏资质、污染场地治理企业技术水平有待提高、监管能力不足等问题,针对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典型砒霜厂污染场地重金属污染特征及环境风险评价

以某个砒霜厂旧址为研究对象,分析场地的重金属污染特征。结果表明,该场地受到砷、铜、铅、镉和锌等重金属污染,其中,砷污染指标超过评价标准值达7 199倍;基于《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条件下,采用RBCA模型计算砷、镉、铜、锌对人体健康的环境风险,结果表明,该场地砷超过了致癌风险指数标准限值-6(10)及非致癌危害商标准限值(1),说明砷具有很大的环境风险;采用IEUBK模型计算铅对人体的健康风险,结果表明,铅也具有一定的环境风险。因此,该污染场地在开发利用过程中需要对环境风险区域进行治理修复后才能使用。     

污染场地风险管控可持续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关键影响因素分析

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和风险管理理念为基本原则的污染场地可持续风险管控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场地管理的重要决策问题和研究前沿热点,为明确影响污染场地风险管控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基于国内外污染场地可持续风险管控相关文献的系统调研,构建契合我国场地管理背景的区域污染场地风险管控可持续评价体系,通过指标综合权重计算判定影响风险管控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因子.结果表明,区域尺度上可能影响我国污染场地风险管控可持续性的指标多达44个,涵盖环境、社会、经济和技术这4个维度,单指标影响程度为0.26%～5.01%(平均值2.27%).潜在风险和温室气体排放(环境指标)、健康与安全和公众参与(社会指标)、管控成本和环保投资(经济指标)、修复周期和修复效果(技术指标)是影响我国污染场地风险管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子,影响程度为1.89%～5.01%(平均值3.58%).具有较强政策敏感性的指标,包括考核指标、投融资创新、名录管理、能力建设、安全利用和制度建设等,对风险管控可持续性已经产生1.18%～3.48%的正向影响,随着政策制度的深入落实与全面地域推广,其对风险管控可持续发展的助力效应将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