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奖惩分配激励机制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演化博弈

为解决环境责任归属模糊背景下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本研究构建了排污企业、第三方治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索激励政策体系对参与主体策略选择的作用机制,探讨了不同情形下系统实现演化稳定状态的基本条件,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数值仿真验证了关于博弈系统和主体策略演化稳定性分析的科学性.研究发现:设置合理的奖惩金额与分配系数、提升双方企业的声誉收益以及控制地方政府的监督成本是影响三方主体策略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依据“责任分担原则”设计的奖惩分配激励机制对于促进委托代理双方达成信任合作具有正面作用;排污企业较第三方治理企业表现出更强的收益敏感性.为此,需落实排污企业的污染主体责任地位,并尽可能提高其奖惩分配比例.     

碳交易政策下的物流与制造业联动减排随机演化博弈

考虑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构建由地方政府、制造商与物流企业构建的三方随机演化模型,对模型的稳定性进行讨论得到稳态条件,结合数值仿真方法对博弈主体策略演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规制成本与上级政府的倒查机制是影响地方政府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较高的碳交易价格将促进博弈系统向（积极规制,绿色生产,绿色运输）理想策略集演化,理想策略集下初始策略选择概率的改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体演化的速率,即便制造商在博弈初期的绿色生产策略选择概率为0.1,仍能以最快的演化速率向绿色生产稳定策略收敛.联动发展下制造商的绿色生产策略将带动物流企业选择绿色运输策略,物流企业对碳交易价格与碳配额的敏感性要大于制造商,物流企业向绿色运输演化速率与碳配额成负相关,与碳交易价格成正相关.碳交易财政收入的增加促进了地方政府的积极规制行为,但当财政收入系数增加至0.3时可能导致物流企业的策略选择不稳定.伴随着随机干扰强度的升高,制造商保持了最高的稳定性,在情形一、二中的波动幅度分别为0.4667~1与0.5618~1,而物流企业的策略选择波动性最强,在情形一、二中得波动幅度分别为0.3856~1与0.4616~1,且在演化初期长期处在不稳定状态.     

环境规制的蓝色红利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9年制造业企业数据,以清洁生产目录标准的政策实施为外生冲击事件,基于倍差估计法（DID）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盈利能力、盈利质量、波特效应和管理创新成本等蓝色红利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的利润率和企业的现金流充裕性,改善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盈利质量;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管理创新成本,但波特效应不显著.环境规制的蓝色红利效应存在地方策略互动、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的异质性：地方政府之间的策略性不合作抑制了环境规制蓝色红利效应.企业规模的扩大提高了管理创新成本,但强化其他相关的蓝色红利效应.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的利润率、现金流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但更有助于降低非国有企业的管理创新成本.     

流域府际生态协同治理优于属地治理的证成与实现——基于动态演化博弈模型

府际协同治理是推进流域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但其优于传统属地治理模式的证成逻辑并不明晰,这使得地方政府对生态协同治理效能的信心不足,流域府际生态协同治理机制的实行面临法制规范缺失、治理主体缺位和内生动力缺乏的问题。以成本—收益为驱动分析框架,分别构建生态属地治理模式与府际生态协同治理模式的博弈模型,可厘清地方政府在流域生态治理中的行为逻辑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央政府是推动流域府际生态协同治理模式实施的有效领导力量;府际协同创造的生态治理加成效益证明了生态协同治理模式能够提升流域整体生态质量水平;生态治理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与公平化分配应当并重,以此作为流域生态治理的二元目标。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治理激励监督机制研究

考虑政府政策激励监督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治理的影响,构建政府监管-企业处理-居民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借助演化博弈理论分析4种不同情境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治理的演化稳定策略,并借助数值仿真分析了政府激励监督对各方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进行垃圾分类获得的收益大于参与分类的成本两倍及以上时,才会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否则不会主动参与分类,同时居民对政府正向激励补贴的变化比企业更为敏感.政府实施较高的负向激励力度时可有效约束企业行为,但过高的监管成本会造成垃圾回收治理的管理困境.     

基于边际治理成本的环境保护税税率标准探究与政策建议

税负水平是税收调节作用的重要因素,各地区需要科学地制定符合本地区发展水平的环境保护税税率来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基于2016年东北某省14个市的钢铁、电力、化工、水泥行业的排污及治理成本数据,建立污染削减费用函数模型,计算该省大气、水中主要污染物的边际治理成本,并设置不同环境保护税税率的情景方案,以探究环境保护税税率对该省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①SO₂、NO_x、COD、NH₃-N的边际治理成本分别为3.44、5.03、3.81、8.15元/污染当量. ②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的边际治理成本不同,钢铁行业主要污染物的边际治理成本较高,其COD、NH₃-N的边际治理成本均高于总体边际治理成本;化工行业的COD边际治理成本高于总体边际治理成本;电力行业的大气主要污染物边际治理成本高于总体边际治理成本;水泥行业的大气主要污染物边际治理成本则相对较低. ③适当提高环境保护税税率对经济发展总体影响不大.研究显示:该省的边际治理成本远高于目前的环境保护税征收标准,若以边际治理成本作为环境保护税税率,不但会增加企业负担,而且会导致不同行业的边际治理成本相差较大,因此,建议提高该省的环境保护税税率标准,即大气污染物征收标准为2.4元/污染当量,水污染物征收标准为2.8元/污染当量,并设置环境保护税税率的行业差异化,将有利于政策功能的发挥.      

生态合作中监管机制与地方政府演化博弈分析

随着生态矛盾不断突出,各地政府将实现生态治理合作共赢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如何在治理生态合作的过程中使得参与博弈各方的利益冲突达到合理稳定是决定生态合作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以往关于生态合作的演化博弈研究更多的侧重于探讨跨区域生态合作中各地方政府间的演化博弈,忽略了国家建立的监管机制在生态合作中的重要作用。该文构建监管机制和地方政府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进行相关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利用模型得到各种策略选择下监管机制和地方政府的期望收益,再通过复制动态方程,计算出各自的演化稳定策略。研究表明:监管机制提供适当的财政补贴对于促进生态合作至关重要;地方政府参与生态合作得到的直接收益是地方政府是否参与生态合作的关键因素;国家应该着力规划合理生态合作机制,使各地方政府参与生态合作的同时获得生态合作产业发展带来的额外效益;通过引进高新技术,对新技术产业加以扶持和政策优惠,降低当地政府创新企业技术的成本,使生态合作可以高效运转,实现可持续发展。     

地方行政分割与流域水污染治理悖论分析

流域水污染治理具有准公共物品的特性,因此,政府、市场和公民自组织都可以参与其中.我国流域水污染治理实行属地管理,表现为地方行政分割.在地方行政分割状态下,流域水污染治理实际上存在着边际成本上升的趋势,并最终导致单一地方政府无法承担巨大的治理成本.地方行政分割越严重,流域水污染治理失效的后果越严重.这是流域水污染治理作为准公共物品遭遇地方行政分割后容易发生的治理悖论.     

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以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京津冀地区2006—2015年雾霾污染的空间面板数据,引入大气污染物减排成本模型,比较了京津冀各地区雾霾污染治理成本高低;继而基于机会成本法,核算了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河北省雾霾治理成本显著低于北京市和天津市,由河北省承担更多的雾霾污染治理任务,能使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治理成本达到最小化;在京津冀地区联合治理雾霾污染过程中,河北省因限制工业增长对其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北京市和天津市应给予河北省相应的生态补偿.最后依据研究结论提出完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政策建议,如成立跨区域联合治理机构,健全雾霾污染生态补偿立法,设立雾霾污染生态补偿专项基金等,以此来促进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生态补偿方案顺利实施.     

不对称信息下的排污监督与管理

环境管理是政府参与环境治理的重要途径，由于信息不对称，环境管理部门对违规排污企业的排放监督问题一直是监察工作的难点。本文利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对企业偷排机率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增加排污费收取、加大处罚力度及减少监察部门的监察成本将有助于对企业偷排行为的治理，从而达到环境质量治理目标。     

基于高精度清单的京津冀机动车控污政策研究

为研究京津冀机动车污染控制政策对CO、HC、NO_x、PM_2.5、PM₁₀等污染物的减排效果,建立了2014年高精度机动车排放清单,选取过去已经实施,未来规划实施及优化/劣化后的若干政策,设置4类共13种政策情景,与实际清单基准情景进行对比,识别各政策情景的排放变化,并对其中由政府给予补贴的政策进行成本收益核算.结果显示,淘汰低排放标准机动车带来的污染减排效果最好,在天津和河北对CO和HC的排放削减分别为53.19%,49.75%和51.28%,50.87%,达半数及以上;升级机动车发动机和燃油标准也能显著削减排放,在天津和河北对PM_2.5、PM₁₀的削减分别为17.01%,17.00%和21.95%,21.93%.政府补贴政策存在明显边际效应特征,排放标准高,重污染车少的北京单位成本的减排收益明显低于天津和河北,.河北和天津在考虑成本因素的基础上,应当逐步采纳北京的高标准减排政策;北京则可在一定条件下,将一部分低效的政府补贴通过合理方式转移支付给天津和河北,以提高政府投入的减排效率.     

农地转用政策与农地转用最优数量——外部性内化视角的实证分析

尽管不少文献对农地转用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但我国农地转用政策在农地-市地配置优化中的作用却较少受到关注。论文从外部性内化的视角出发,利用地方政府农地转用模型对土地用途管制、税费政策的作用机制和配置效应进行研究。在考虑多项政策影响的基础上,对湖北省地方政府决策函数进行拟合,并结合近年来农地外部性测算的结果实证分析了农地转用政策的合理性及其对农地转用数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土地用途管制和税费政策均能显著地抑制农地转用数量,但政策的影响效果则存在差异。其中,税费政策的数量标准与外部性数量基本一致,但土地用途管制对农地转用的抑制效果已经超出了外部性内化的目标。根据这一结果,结论部分讨论了相应的政策含义及农地转用配置优化的对策建议。     

组合措施下政府与企业排污行为演化博弈

为研究排污企业应对不同惩罚和补贴组合措施的行为策略,将演化博弈理论与系统动力学方法结合,构建基于政府与排污企业双方的演化博弈模型.以政府和排污企业双方利益为核心,对其在不同惩罚和补贴措施下的企业行为策略和演化稳定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静态惩罚补贴措施下,政府和企业策略行为无法达到演化稳定点,政府静态政策不会对企业合法排污行为产生推动作用.在动态惩罚补贴措施下,动态惩罚和动态补贴措施对推动企业合法排污行为更为有效,政府可根据排污企业行为制定双边动态策略.     

组合措施下政府与企业排污行为演化博弈

为研究排污企业应对不同惩罚和补贴组合措施的行为策略，将演化博弈理论与系统动力学方法结合，构建基于政府与排污企业双方的演化博弈模型.以政府和排污企业双方利益为核心，对其在不同惩罚和补贴措施下的企业行为策略和演化稳定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静态惩罚补贴措施下，政府和企业策略行为无法达到演化稳定点，政府静态政策不会对企业合法排污行为产生推动作用.在动态惩罚补贴措施下，动态惩罚和动态补贴措施对推动企业合法排污行为更为有效，政府可根据排污企业行为制定双边动态策略.     

计及消费领域的碳补贴政策演化博弈

考虑到企业和消费者的低碳策略往往受到政府补贴政策的影响,构建了消费者、消费领域相关企业和政府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多种因素对各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企业低碳生产的概率与政府补贴力度、消费者低碳偏好、放弃低碳生产的机会成本和市场损失正相关,与生产方式转变成本负相关;消费者低碳消费的概率与政府补贴力度、低碳偏...     

1953-2016年中国粮食补贴政策分析

粮食补贴政策是确保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和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论文分3个阶段系统梳理和分析了1953-2016年期间实施的粮食补贴政策特点和演变趋势,分4个环节即粮食生产、加工、存储、销售环节分析了补贴政策的时空变化,总结提炼了目前粮食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以期为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分析表明,我国粮食补贴的形式、对象、范围和目标等在起步阶段（1953-1978年）、探索调整阶段（1979-2003年）和改革发展阶段（2004-2016年）变化明显,补贴资金投入逐年增长且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性;补贴政策逐渐向粮食主产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倾斜。目前我国粮食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补贴效果和目标的差距、补贴对象和范围的核定、补贴结构以及补贴政策的影响力和农户的认知度等方面。研究以期为完善粮食补贴政策制定和提高政策实施效果起到借鉴作用。     

民初我国救灾的资金问题述评

民国初年我国救灾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包括地方和中央的两级政府的财政拨款,和社会各界的赈济款项,特别是后者,活动十分活跃,社会影响巨大,在民初救灾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用。此外,外国政府、华侨等也参与了救灾活动,提供了资金,遇有灾歉积极援助。资金的分配一般是分批次进行,数额是以各地灾情的轻重程度来权衡分配,分配方案一般由各地区省府主管官员根据资金总数制定。民初我国救灾的资金筹措方式多样化,以及分配的批次手法,对今天我国救灾有一定借鉴意义。     

雾霾污染的空间外溢与治理政策的检验分析

以2006~2016年城市层面数据为样本,结合空间扩散效应深入探究雾霾污染的影响机理,并对已出台治霾政策的治理效果和传导机制进行识别.研究发现：考察期内我国雾霾污染具有一定时滞性、空间相关性和时空“警示作用”;以往环境规制由于诱发污染产业地区间就近转移对减霾贡献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大气十条”的治霾效果明显,到2016年该政策的实施使重点关注的三大经济带PM_2.5显著降低约7.1%,其中,中部和东部区域政策实施城市治理效果最为显著;政策实施以来各地区环保部门通过对重污染企业的限产整治取得了降霾的短期治理效果,但对重污染企业的创新激励传导作用并不显著.因此,未来雾霾治理政策更需注重如何通过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建立根治雾霾污染的长效机制.     

补贴对林业生产及森林生态效益影响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定量分析模型

不同的林业补贴产生不同的效果:可能提高社会福利,也可能降低社会福利。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是补贴使林业生产收益流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得林业生产收益最大净现值到来的时间相对于社会最优时间提前或延后。论文建立了一个以林木吸收碳来衡量森林生态效益的林业生产收益定量模型,并通过该模型对华东某市的一项林场补贴政策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是,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该林场最优砍伐时间为第19年,当存在补贴的情况下,林场的最优砍伐时间提前到第11年,而随着碳价格从0增加至1000元/t,社会最优砍伐时间从第19年增加到第31年,造成的社会净损失从7750元/hm²增加到17704元/hm²。鉴于此,合理的林业补贴要能够促使私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