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能源强度与碳排放的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2000年-2009年中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人均GDP与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影响。在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对这三个变量进行了协整关系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三个变量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以碳排放为被解释变量,能源强度和人均GDP分别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能源强度和人均财富的提高都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及其区域差异

为了深入探究我国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及其区域差异,采用我国30个省区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不含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数据,下同）,分别以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FDI（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门槛变量,以环境规制为核心解释变量,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我国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及其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存在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由于能源强度、产业结构、FDI这3个门槛变量的作用,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体现出非线性特征,且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在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区域内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在3个门槛变量的中低门槛区间均不能促进碳减排,处于高门槛区间时,能源强度会促进碳排放,而产业结构和FDI这两个门槛变量则对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其中能源强度跨过第2个门槛值（1.111 8）后仍表现出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0.566 1）和FDI（1 159.40×108元）分别跨过第2个门槛值后,对碳排放表现出抑制作用;中部地区在能源强度的影响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一直为抑制作用,在产业结构和FDI的影响下则一直是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能源强度与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两个门槛值分别为1.200 8与2.153 3,以产业结构和FDI为门槛变量时,环境规制均未能发挥碳减排作用,一直体现为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时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措施,要根据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不同情况针对性地实施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      

京津冀地区工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的门限效应分析

文章针对京津冀地区近10年工业二氧化碳排放特征,采用协整检验方法研究了各区域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社会经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门限回归分析不同区制下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变化规律。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区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产业规模、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产业规模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双重门限效应,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单一门限效应。以产业规模为门限变量,碳排放强度影响系数分别为1.003 0、1.527 1、1.202 0;以能源结构为门限变量,能源结构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变化规律;跨过产业结构门限值之后碳排放强度模型曲率是加速递增的。从近10年数据看,产业结构将会是京津冀工业碳排放长期影响因素。     

中国区域共同富裕实践中乡村旅游作用机制

以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构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的指标评价体系，实证测度和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的时空特征，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其空间关联特征，同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乡村旅游与区域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1）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持续、稳步提升，且在地理空间上呈现较显著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2）乡村旅游发展对区域共同富裕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即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每提升1%，本地共同富裕水平将上升0.258%，邻近省域上升0.126%;(3)乡村旅游分级指标中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发展条件对本地共同富裕存在正向作用，且对邻近省域存在不同程度溢出效应，文化效益仅存在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不显著；（4）乡村旅游发展对于区域共同富裕的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中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区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     

中国碳排放空间相关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论文利用空间相关模型与空间溢出模型,结合全国30个省区面板数据分析我国碳排放强度与人均碳排放的空间效应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0年间,碳排放强度局部范围内具有较高的空间相关性,“冷点”区与“热点”区空间格局相对稳定;人均碳排放强度局部范围内空间相关性较低,没有出现显著的“凸点”和“凹点”现象;碳排放强度溢出效应显著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区与中西部传统能源产品输出省区,人均碳排放溢出效应显著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环渤海与长三角城市群聚集的省区,中部（两湖、徽、赣）和云贵高原的人均碳排放存在一定集聚效应,但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区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与其各自省区碳排放占全国份额的发散效应显著,而中西部地区能源产品输出省份与其各自省区所占份额的收敛效应显著。     

东北三省能源消费碳排放测度及影响因素

将扩展的Kaya恒等式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分解法相结合,以2005~2016年东北三省主要能源消费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优化的碳排放分解模型,测度并分解其碳排放与碳排放强度.通过与中国同期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定量对比分析,考察各产业（部门）能源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经济产出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对东北三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2005~2016年,东北三省碳排放总量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8.84%,碳排放强度普遍高于中国碳排放强度.经济产出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对东北三省碳排放增长起拉动作用,其中经济产出效应贡献最大为188%,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不利于碳排放的降低.产业能源强度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及产业结构效应对东北三省碳排放增长起抑制作用,能源强度效应的抑制作用最大为59%,产业能源强度的调整空间较大.降低能源消耗强度,调整产业内部结构,完善经济政策体制是今后促进东北三省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中国城市人口规模、产业集聚与碳排放

基于2009~2018年中国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从城市人口规模和产业集聚的综合视角探讨对于人均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不同城市的人均CO₂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城市人口规模和产业集聚与人均CO₂排放之间均呈“倒U型”关系，且影响机制各不相同；产业集聚与城市人口规模在影响碳排放上具有协同效应；中国东中西地区及南北地区在碳排放及其影响机制上具有显著差异；地区差异、经济发展程度差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验证了上述结论的可靠性.因此各地政府在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时要针对城市人口规模、产业集聚和低碳统筹发展，合理制定人口、产业和节能减排政策.     

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再检验——基于全国省级数据的面板协整分析

运用面板协整工具和动态最小二乘法（DOLS）对我国1985-2007年间30个省级行政区环境污染变量与经济增长变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与以往研究相比,该方法的检验结果具有更高的势值（power）和稳健性。结果显示我国工业废气污染、工业废水污染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污染变量与经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变量间均呈现出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关系,而EKC转折点并没有出现在过低的水平上。目前我国仍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在减排方面需要花费巨大的经济成本,中国在应对环境变化领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必须深入探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路径,努力施行减物质化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数字经济与碳排放绩效：以中国276个城市为例

数字经济是推动城市低碳转型的重要动力,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路径.该研究以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改进的熵值法测算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将碳排放绩效分解为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剖析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碳排放强度将显著下降0.180%,碳排放效率将显著提高0.276%,即数字经济能显著提高碳排放绩效.(2)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存在城市区位和城市规模的异质性,东部城市和大城市数字经济的作用强度更大.(3)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结构以及加速技术创新显著提高碳排放绩效.研究显示,数字经济不仅能直接显著提升碳排放绩效,而且可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间接影响碳排放绩效.因此,未来仍需加快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尤其增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对碳排放绩效的传导作用;同时根据城市规模和资源禀赋,建立健全的差异化碳减排机制.     

基于住房价格的通勤碳排放空间分异——以济南市为例

住房价格能够影响居民的居住决策,进而影响其通勤碳排放。为研究住房价格与通勤碳排放的内在关系,构建住房价格影响个体通勤碳排放的理论模型,并利用“个体—街道”两水平线性模型,对济南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通勤碳排放呈现出“中心低碳化、外围高碳化”,且外围趋于分化的空间格局。（2）住房价格通过虹吸效应影响居民的碳排放。具体表现为住房价格与碳排放负相关,外围低房价吸引居住者,而居住者的远程机动通勤导致外围高值碳排放;但住房价格的边际增碳程度随着远离市中心而先缓（距市中心 5 km）后增（距市中心5 km及以上）。（3）外围工资收入对虹吸效应起调节作用。工资水平较高的外围区域有利于实现职住平衡,抑制了虹吸效应,进而分化为碳排放的冷点区,工资水平较低的外围区域则分化为碳排放的热点区。研究认为,应通过多中心空间发展战略、提高居民的就业可达性、优化针对公租房的公共交通供给等措施,引导居民低碳通勤。     

我国旅游业碳排放的空间关联性及其影响因素

为全面厘清我国旅游业碳排放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基于2000-2015年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业碳排放相关数据（不含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数据,下同）,结合修正的引力模型,构建旅游业碳排放的空间关联关系;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深入剖析我国旅游业碳排放的空间关联性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我国旅游业碳排放的空间网络关联度始终为1,其网络关系数与网络密度持续增加,而网络等级度与网络效率平稳下降.②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北京市、天津市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对旅游业碳排放空间关联性的影响显著;而海南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青海省、吉林省等在网络中居于边缘位置,对旅游业碳排放空间关联性的影响微弱.③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归为"净溢出"板块,河北省、甘肃省、陕西省等处于"经纪人"板块,北京市、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等归为"双向溢出"板块,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等属于"净受益"板块.④空间邻接关系、城镇化水平差异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旅游业碳排放空间关联性起正向促进作用,旅游消费水平差异和产业结构差异分别在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与旅游业碳排放空间关联性呈正相关,能源消耗差异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其呈负相关.研究显示,我国整体旅游业碳排放空间关联性愈趋紧密,但仍存在较大改良空间,各板块间的空间关联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中国红色旅游政策实施对网络关注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语义分析与空间计量的实证

从政策供给和公众需求的双重视角对中国红色旅游发展进行研究,有助于自上而下进行旅游资源的调配优化和自下而上调整红色旅游产品的开发创新。整合2011—2019年有关红色旅游的政务服务文本、微博信息文本和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文本语义分析比较了政策实施和网络关注的差异,从政策空间关联的视角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应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测算红色旅游政策实施对网络关注度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自上而下的红色旅游政策实施与自下而上的网络反馈之间存在差异。（2）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具有显著的地理和政策空间依赖性,政务服务中对传播红色文化目标的重视是网络关注度空间溢出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政策稳定性则与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呈负相关关系,地方政府间不稳定的竞合关系和政策发展环境的低水平稳态是导致公众对红色旅游关注度不及政策预期的可能原因。（3）在地理和政策空间关联作用下,地区公共服务能力呈现出正向溢出效应,而信息化变量表现为负向溢出效应,加强区域联动和信息化融合是红色旅游政策创新的方向。     

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对实现生计可持续、促进城乡和区域共同富裕能够发挥建构性和工具性作用。选择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从整体与区域视角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在时间上表现出高值省域的优势锁定,且均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在空间上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与关联特征;乡村旅游发展能够通过内外部响应双重作用机制发挥其对传统生计替代效应的适应性,扩大增权效应、增强内源性发展动力实现本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接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在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的多维要素作用下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呈现出直接效应“由西部向中部和东部递减”、空间溢出效应“由中部向西部和东部递减”的区域异质性。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竞争力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度及其对地方经济的影响

研究旅游竞争力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效应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利用2007—201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旅游竞争力—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耦合协调度与地方经济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利用VAR模型作进一步分析。研究发现：（1）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竞争力和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度在波动中上升,不同地区波动时点和波幅存在差异;（2）地方经济增长和耦合协调度间呈现正相关,在时间序列上存在长期稳定关系;（3）广州、东莞、江门和澳门的耦合协调度对地方经济产生显著的冲击效应与方差贡献,其中广州和澳门的响应积极迅速,东莞存在滞后性,江门波动较大。研究结果对建成“宜居宜业宜游”湾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沈阳市经济发展演变与碳排放效应研究

正确认识城市碳排放状况,研究确保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碳减排有效措施,对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制定各种环境经济政策、确保环境社会协调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论文基于热红外遥感、GIS 和大气扩散模型技术,提高了城市碳排放空间分布的模拟精度。在此基础上,分别采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迪氏对数指标分解法（LMDI）和系统动力学（SD）模型,分析城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耦合关系和演变态势,通过碳排放分解分析研究影响碳排放浓度变化的因素,以及城市三次产业对碳排放的生产效应、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模拟自然发展模式和调控发展模式两种情景下城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发展演变趋势。研究结果表明：1989—2008 年期间沈阳市碳排放与人均GDP拟合曲线符合N型特征,沈阳市的年均碳排放已经跨过了转折点。经济增长是导致沈阳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1999—2010 年沈阳市第二产业碳排放的生产效应最大,三次产业的强度效应对城市碳排放都有抑制作用。2013—2020 年调控发展模式下的城市碳排放呈下降趋势。调控管理在保证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将有利于沈阳市碳排放的有效抑制。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基于2007—2021年中国23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探究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对碳排放效率的内在机制与地方政府行为下的异质性。结果表明：（1）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会对碳排放效率产生负面效应,特别是在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采取硬约束、目标加码以及超额完成下,会进一步加剧对碳排放效率的负面效应,而“留有余地”的软约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碳排放效率的提升。（2）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与目标加码会抑制产业结构高级化与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进而对碳排放效率产生负面效应,而软约束能够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与技术创新水平,从而促进地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3）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单一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与技术创新门限效应,依靠产业结构高级化策略与技术创新策略是地方经济增长目标提高碳排放效率的有效手段。（4）地方GDP考核压力的提升不仅会弱化经济增长目标软约束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还会进一步加剧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省市间目标加码以及超额完成对碳排放效率的负面作用;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以及目标约束方式的转变可有效弱化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对碳排放效率的负面影响。     

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实证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重要特征。在新发展阶段,厘清共同富裕在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中的发展路径及实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以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为例,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灰色关联分析等方法,探索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及优化路径。结果显示：（1）综合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旅游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模式,网络、嵌入、内生、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能够为乡村旅游地带来持续的发展机会与向内的发展成果,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效率与发展公平的有机统一。（2）鲁家村综合乡村旅游的互补性发展最为显著,增权次之,综合乡村旅游的可持续生计效应主要体现在网络、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对居民生计资本的影响上。（3）综合乡村旅游对不同类型居民的生计发展均存在显著影响,旅游主导、旅游参与型居民需要围绕社会网络关系展开生计优化行动;旅游专营型居民需要以个体能力发展、旅游者深度体验参与为基础确立生计优化方向;合作网络、增权、信息网络需要进一步向非旅游参与型居民拓展,以推动全体居民生计的共同优化与共同富裕。基于以上分析,进一步从网络、嵌入、内生、互补...     

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变化的比较研究

基于碳排放系数法估算了1997~2015年中国城镇、农村和整体（包含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引起的直接碳排放量,进一步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函数估计方法对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的地区差距及分布动态进行实证研究.同时,采用乘积式对数平均迪式指数模型（M-LMDI）分析了直接能源消费强度、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和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3大因素对居民消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并重点考察了各省份相关变量对生活消费碳排放影响的城乡差异.结果表明：（1）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碳排放量在研究期内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在空间上均存在显著非均衡特征.（2）中国居民人均生活消费碳排放的地区总差异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的0.379下降到2015年的0.244.1997~1999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的组间差距是城乡差距的主要来源,其贡献率超过50%.2000年后组内差距成为城乡差距的主要来源,其贡献率均大于40%并超过了组间差距.（3）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碳排放均在增加,地区差异均在扩大.（4）对全国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变动贡献最大的省区是内蒙古,累计贡献值达0.1005.贡献最小的省区是云南,累计贡献值为0.0125.（5）农村的能源消费强度和人均消费水平的贡献程度在研究期内均大于城镇,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在两个地区的贡献水平表现出了波动性.     

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改进及国际比较

对人类发展指数进行绿色及公平修正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28个国家1990-2014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生态足迹改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并对其分解探讨变迁原因,在此基础上进行公平校正构建综合可持续发展指数。结果表明：生物质盈余发达国家排名靠前,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是高碳排放,生物质赤字国家通过转移别国资产维持发展,不平衡导致美国的综合可持续性下降;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与教育快速提升,但生态消耗及不公平度持续上升,抑制作用逐渐扩大,阿联酋排名末位,发展方式最不可持续;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主要来自健康、教育及低生态消耗的贡献。分项维度间高度相关,可持续发展需在社会、经济、生态、公平间进行更好的权衡。     

中国省域尺度下产业结构多维度特征及演化对碳排放的影响

在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及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的背景下,寻找保证经济增长的低碳减排途径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利用中国2005—2017年省域面板数据,建立SAR模型,并按八大经济区分别构建PECM模型,研究中国省域尺度下产业结构多维度特征及演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省域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时滞性和空间溢出效应。（2）全国视角下,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对碳排放呈抑制作用,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对碳排放呈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总体上处于“倒U型”曲线左侧。（3）八大经济区视角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总体上能够抑制碳排放,而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提升则呈现明显的“倒U型”趋势特征,具有两面性,发达地区呈现抑制效应,欠发达地区则相反;当前处于“倒U型”曲线右侧的区域多为发达地区。因此,由产业结构高度化提升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依然属于中国多数省份当前发展的固有阶段性特征,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在总体上能够拉动碳排放峰值前移,促使碳排放早日达峰。欠发达地区不应以增大三产份额为目标,盲目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提升,这将很有可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是既能够适应中国多数省份当前发展惯性,同时又能促进减排或排放降速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