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内涵的理论探讨

科学发展观要求资源型城市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实现绿色转型.本文构建了绿色转型三维结构模型,在比较分析一般经济转型与绿色转型差异的基础上,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内涵进行了初步探讨.分析表明:绿色转型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企业、产业、政府七方面与一般经济转型存在显著不同.相较而言,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强调绿色经济的实现而非仅为避免"矿竭城衰";强调产业内劳动力质量的挖掘提升而非产业间劳动力数量的转移安置;强调资源的高效利用而非脱资源化发展;强调生产过程对环境的保护而非生产过后对污染的治理;绿色转型注重企业绿色运营制度和绿色创新体系的构建;注重资源型产业的绿色改造及产业体系整体的绿色重构;注重转型过程中政府角色的转换及其自身的绿色约束和监管.总之,绿色转型明确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目标及方向,是更加切合实际的先进转型模式,值得我国资源型城市参考并推广.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必然面临并需要科学引导与管理的重大问题.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具有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双重转型"背景;表现为人口城市化(异地转移)和农村城镇化(就地转移)"双重城镇化方向";是在"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双重动力驱动下的城镇化;是在制度变迁方面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和自下而上的城镇化的"双重发展模式".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要在产业转型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将人口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的城镇化机制结合起来,并积极多渠道地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资源型产业转型发展

由于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长期滞后,加之国有经济占比高,资源型产业普遍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导致供给与需求错配严重,难以适应工业4.0下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变革的需要。目前,受经济周期和矿业周期叠加的共同影响,20世纪头十年全球矿业发展黄金期告一段落,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低位波动,总体需求持续低迷。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国内资源性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迫切需要加快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从而更好地满足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要求。本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分析资源型产业转型发展的动因及其面临的障碍,指出经济下行导致资源领域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在国家继续严格实行强制性节能减排的情况下,主要能源和矿产品消费规模有可能提前达峰,这有助于实现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30年碳排放总量达标的承诺。同时,由于在资源型产业"去产能"过程中,僵尸企业处置、人员安置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方面的障碍和制约因素,资源领域淘汰落后产能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会出现多轮反弹,进一步增加了行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阻力和风险。在以上结论基础上,本文设计资源型产业转型发展的路径,提出加快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推动资源型产业与非资源型产业融合发展的转型路径。本着"有进有退、以退促进"的原则,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加兼容,建立完善进入衰退阶段的资源型产业有序退出的机制,切实降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社会成本。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机制政策创新研究

通过绿色转型创造新的发展和就业机会对于摆脱经济危机、提升国家竞争力并占据全球制高点和领先地位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将对其未来经济繁荣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这不仅是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和必然需要,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将对人类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正逐步走向绿色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已经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正面临各种规模庞大、情况复杂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变与环境保护的挑战与机遇,尤其是在宏观层面,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尚不健全,制约了中国绿色转型的成效。如何通过恰当的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进转型成本效率的提高和体制机制与政策法规质量的改善,加快并深化中国的绿色转型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系统归纳总结了国际上发展绿色经济的普遍经验以及中国发展绿色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认为发展绿色经济目前并没有一种通用的模式,解决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必须调整现行以GDP为导向的政府和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平衡目前财政分权体系中财权和事权不对应问题,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及各自起作用的领域,同时,综合应用法律、财政、税收和价格等工具,重视不同手段的综合和协同运用,在不同的发展领域,提出具有适应性和包容性的发展策略,具体来说:①实施"差异化"区域绿色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基础,提出不同的发展重点,同时,建立分区域的绿色发展监测和评估体系;②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发展绿色农业,以保障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为重点,推动农业发展政策、农业生产组织、农业技术服务和农业管理体系的转型;③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基本原则,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引导和推动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④创建绿色服务业体系;⑤推行绿色消费模式,以绿色消费倒逼绿色经济转型。     

“十三五”中国城镇化六大转型与健康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潜在内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是引领"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引擎。本文在对中国城镇化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当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着以人为本不够、城镇化效率不高、绿色发展不够、城镇规模结构不平衡、市场化不足、协调发展不够六大问题。结合"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文章认为"十三五"期间城镇化要实现健康发展,需要推动六大转型:(1)通过采取差别化落户政策和居住证制度并行的市民化二维路径,实现从以地为中心的城镇化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2)通过土地价格市场化、提升人力资本、避免重复投资和过度投资来提高土地、劳动、资本的使用效率,实现从低效利用要素的城镇化转向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城镇化;(3)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实现从"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城镇化转向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城镇化;(4)通过依托城市群这一平台,实现从规模结构不合理、大中小城市不协调的城镇化转向城市群一体化高效发展、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充分发挥的城镇化;(5)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民间资本作用充分发挥的城镇化;(6)通过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实现从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协调、产城脱节转向"四化同步"、产城融合的发展方式。     

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及其空间驱动机制研究

随着资源环境约束条件日益严峻,降低工业污染排放,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是经济发展主流趋势。作为国家战略支撑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对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从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红利外溢、绿色政策供给等维度阐述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内在机理,基于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全局超效率SBM模型及泰尔指数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究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空间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呈上升态势,年均增长2. 95%,工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②上中下游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差异显著,呈梯度递减格局,下游地区城市产业结构迈向服务化,城市工业绿色发展重心逐渐向中上游地区转移;③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工业化、对外开放是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主要直接驱动力;④产业集聚、城镇化、技术创新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直接推动作用有限,以高耗能型产业集聚为主,城市建设空间利用效率不高,绿色技术创新支撑效应有待加强;⑤环境规制、城镇化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提高环境标准导致污染型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粗放城镇化模式加剧城市间生产要素的恶性竞争;⑥产业集聚、工业化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污染型产业发展模式的警示效应较强,各城市竞相布局绿色先进制造业。基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应加快构建统一的环境预警机制,强化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撑作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集约式新型城镇化,绿色承接产业转移。     

中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效率及驱动机理研究——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和面板回归分析

为研究我国中部6省近15a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成效,探索提高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水平路径,从投入产出角度构建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效率测度指标体系,采用EMS3.1软件测度了我国中部6省80个地级单元2000~2014年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结合GeoDa095i软件分析了中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效率的时空分异格局及空间关联性;在分析影响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效率机制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中部6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14年间处于DEA有效的地市数量逐渐增加,处于波动上升的地市有52个,呈现下降趋势的有28个,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地区DEA效率值相对高于其他地区;(2)中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效率空间分异显著,具有明显的空间群聚效应;(3)产业支撑因子、产业吸引因子、产业发展因子对中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效率影响较为显著,而产业鉴别因子影响相对较弱。影响因素回归系数由大到小分别为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客运总量、职工平均工资、人均GDP、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基于研究结果对中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基于F-AHP的产业转移后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

本着系统思想， 运用F AHP法，依据现有相关数据和多位专家意见，从产业自身发展、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产业与区域社会发展、产业与区域资源环境发展4个模块30个指标构建产业转移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包含指标间模糊关系矩阵和面向参评产业的模糊评价矩阵的评价模型。通过模型评价了2006～2009年江苏苏北各市转移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和能力。模型结果表明：苏北五市近年来承接的产业已获得较好的生存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但从可持续发展度的分值来看，苏北各市转移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还不高；相比于传统产业，各市目前转移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普遍较高，但苏北五市承接的产业有较大的同构性。因此，苏北各市下一阶段应优先发展比较优势产业，错位承接转移产业并考虑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育     

相对环境规制、高污染产业转移与污染集聚

近年来中国高污染产业逐渐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各地区相应进行一定的环境规制,但中西部地区的污染仍急剧上升。探讨地区间的环境规制差异和高污染性的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集聚带来的影响,对我国的环境治理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文章利用我国2006—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计算高污染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环境污染集聚指数和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利用GMM广义估计法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时期异质性回归分析。子样本回归分析中分别按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分组,按我国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进行时期异质性分组,得出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大体上是相吻合的。结果表明:我国相对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集聚呈现"倒U型"关系;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主要是工业废水污染和工业废气污染的集聚程度的加深;由转移所带来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集聚不十分明显;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地区环境污染集聚加剧; EKC曲线在我国确实存在,但并不显著;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提高会使得环境污染集聚下降。高污染产业转入地在承接转出地产业转移的同时,应该努力提高能源效率,引进绿色排污工具,从而促进转入地和转出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各地区应依据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和有效利用原则,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逐渐由分散治理向集中控制转化,力求从地区源头解决污染问题,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局面。地方政府应该综合考虑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要素成本、资源禀赋等因素,通过建立地区之间的产业链,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提高了能源效率吗?

现有研究从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城镇化和污染等方面对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而鲜有文献涉及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政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文章重点探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2004—2017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框架,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结论表明:(1)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能够提高约12%的能源效率,而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仍然稳健。(2)机制分析表明,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作为城市产业发展的创新型模式,主要通过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提高能源效率。(3)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规模越大示范区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越强;城市特征异质性表明,城市信息化水平越高,外商投资水平越高,示范区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越强。(4)基于承接转移示范区本身发展特征异质分析表明,承接转移示范区规模越大、支持力度越强、发展状况越好,示范区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越强。文章对于国家进一步调整实施产业转移政策,平衡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中西部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直接政策含义表明,加大实施力度和激励力度,减小中国区域发展差异,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水平发展。重视技术创新的作用,开发完善智能检测系统。加强清洁能源的替代作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搭建信息化平台,完善示范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严格筛选甄别进入企业和外来投资。     

产业绿色转型中营商环境法治化的争议与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产业绿色转型需要增量成本与差异化调控,而营商环境优化则要求降低企业成本与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致使优化营商环境进程中,法律规范存在重“形式平等”而轻“实质平等”的现实。只有实现营商环境法治化,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产业绿色转型中的权力职责与权利义务,产业绿色转型的实质平等需求方能真正落实。然而,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营商环境法治化就是限制公权力与产业绿色转型仅需补足经济成本两种误区。应当明确,产业绿色转型中营商环境法治化并非限制政府权力,而是要求政府合理行使公权力,即在法治框架内为产业绿色转型提供有效公共资源。并且,产业绿色转型的经济激励仅能是一时手段,营商环境法治化不应仅关注局部的经济成本,更应为产业发展设置合理的框架与边界,重视产业整体的协调。事实上,产业绿色转型中企业与政府相比更具专业性与技术先进性,具有量体裁衣式的优势,必须构建企业需求导向的营商环境法治化,即分担转型成本与降低转型风险。一方面,分担成本路径要求实现产业绿色转型的社会共治,包括规范制定、纠纷解决与生命周期;另一方面,降低风险路径需要产业绿色转型的制度激励,既要从主观上增强企业获取价值的确信,又应在客观上保障企业转型风险可控。     

中国传媒业绿色企业文化建设初探

当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国企业必然面临企业发展与环境相协调的问题,我国企业建设绿色企业文化已是当务之急.为此,本文以我国传媒业为例,在分析我国传媒业绿色企业文化现状的基础上,对我国传媒企业建设绿色企业文化进行一个理论和实践探索,以期对我国传媒企业开展绿色企业文化,参与国际绿色竞争有所启发和帮助.     

中国企业绿色转型:目标模式、面临障碍与对策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面对困境,中国经济必须进行绿色转型。事实上,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的主体是企业,因此中国企业的绿色转型发展迫在眉睫。本文诠释了企业绿色转型的内涵,探讨了企业绿色转型目标模式,该目标模式是在处理好企业与自然、社会以及企业内部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地球的健康和人的健康,即"双健康"。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企业绿色转型面临的深层障碍,主要存在于四个方面,即环境标准低且颇具弹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目标函数不一致、对绿色壁垒的错误认识以及国家政治哲学过于对经济的偏爱。最后,针对我国企业绿色转型所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对策:推进企业绿色转型,要使政府规范地依法行使公权力,在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发挥市场的利益诱导功能,使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     

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影响

为衡量工业增长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本文构建了"工业绿色增长指数",并运用基于松弛测度的方向距离函数(SBMDDF)对2007-2011年中国30省(区、市)进行测算,根据得分将其分成高绿化度地区、中绿化度地区和低绿化度地区;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测算了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这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影响,同时考察技术创新、工业结构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程度。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增长指数高于中西部地区;行政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显著,市场型环境规制在高、中绿化度地区起主要作用,而低绿化度地区以行政型环境规制为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有限;技术创新和工业结构也是影响工业绿色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促进工业绿色发展,中西部地区要树立绿色、低碳的理念对东部地区所转移的产业进行选择;高绿化度地区需在提高排污费标准的同时,逐步采用排污权交易等方式加大对环境污染总量的控制力度;低绿化度地区可在实行低标准排污费政策的同时,逐步实现从行政型向市场型环境规制的转变;逐步发挥并扩大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注重与节能减排相关的技术吸收和应用推广,降低高载能行业的比重。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增长

探寻合理的环境规制手段与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引领绿色经济转型是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将市场激励型和命令控制型两种环境规制手段、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基于动态面板平滑转移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以2006—2016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双重环境规制手段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的非线性影响以及转移机制,并对其传导效应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①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不仅取决于环境规制强度,也取决于环境规制类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超过阈值时呈现出线性向非线性转换的特征,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②两种环境规制手段均在超过一定的阈值后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且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经济发展在高、低体制转换中呈现非线性关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的推动作用显著大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且在东部地区市场激励型规制手段已跨越阈值且对绿色经济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③传导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手段与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绿色经济的两大推手,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通过激发绿色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因此,本文提出根据不同的规制手段设计差异化环境规制强度,发挥市场激励手段对绿色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研究为完善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的环境规制政策研究框架、推动绿色经济转型提供理论支撑。     

国际技术转移新趋势对中国环保产业“走出去”的启示

从国家战略性发展布局的高度,在深刻理解当代国际技术转移的过程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当前国际技术转移的新趋势,认为国际技术转移呈现来源多极化、渠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等特点,亚太地区是国际技术转移的重要新兴市场,环保产业已成为国际技术转移重要领域之一。结合当前我国环保产业"走出去"现状,提出了推动我国环保技术国际转移的对策建议。     

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北大核心CSCDCSSCI

信息技术领域的深刻变革推动了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通过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和渗透率,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在中国发展方式面临绿色转型的背景下,这一新型金融模式对于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还有待深入研究。该研究利用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交互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系统GMM以及替换变量等稳健性方法检验后仍然成立;在影响维度方面,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的促进效果主要通过提高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实现。而使用深度的影响并不显著。②数字金融能够通过降低创新主体的交易成本和融资效率激发创新活力,驱动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实现绿色发展;同时,数字金融"赋能"绿色金融提质增效,提升绿色服务效率、降低绿色服务成本以及资金流向监测等功能,推动绿色发展。③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尚未表现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特征,但其绿色效应伴随着地区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呈现递减趋势,这一促进效果在空间分布上也展现了包容性增长的普惠特征;同时,更完善的金融监管措施也有助于数字金融发挥其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推动数字金融发展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绿色增长效应,有助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集群内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关键影响因素的识别研究

企业作出绿色行为决策进而实施生态化的绿色行为对我国资源型产业集群走出中国式低碳之路、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湖北宜昌、荆门、河南郑州资源型产业集群中30家企业的调查,采用熵权决策模型对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进行了辨识,并进一步横向比较分析关键因素对不同性质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在置信水平λ=0.99下,企业预期收益、环境规制、生态环境、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是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其关键度分别为0.999 8、0.998 2、0.997 7、0.996 3和0.994 8;2企业的性质未能影响其对关键影响因素的整体把握,但五项关键影响因素的关键度会因为企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预期收益驱动与环境规制约束是影响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两类根源,不同性质的企业面对的环境规制约束相同,追求预期收益具有一致性,预期收益与环境规制对不同性质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非常接近;相较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进行绿色行为决策时,更多的是基于生态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考量,企业社会责任、生态环境对国有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高于对私营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产业集群网络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载体,国有企业在我国资源型产业集群中通常占主导地位,更多的是影响集群中其他企业的绿色行为决策,而私营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其经营方式灵活性高,更容易受到产业集群网络的影响,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对私营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更高。本文最后对研究的理论涵义进行了总结,并主要针对五项关键影响因素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压力测算与方向选择

在绿色增长理念和“分类引导、特色发展”的指导原则下,如何科学地识别资源型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压力,从而确定未来转型升级方向,是引导资源型城市摆脱传统发展模式的关键。本文在绿色增长的理论框架下构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能源节约、附加值提升和环境友好三维空间,从方向向量内生化、引入相对距离和外生权重三个方面对方向距离函数加以改进,提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压力的测算方法,讨论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选择问题,进而以2008—2016年中国283个城市(包括115个资源型城市和168个非资源型城市)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0.4~0.5区间内,明显低于非资源型城市;②根据修正后的转型升级压力测算结果,考虑能源和环境因素后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压力巨大,80%以上处于中效区和低效区,49个城市选择单向转型,53个城市选择多向转型;③来自不同地理区位和成长阶段的测算结果表明,东部资源型城市的绿色生产率水平最高,东北地区要致力于附加值提升和节约能源,衰退型资源型城市应选择多向转型,不同主导资源型产业的城市则需因地制宜,选择差异化的转型升级策略。     

绿色产业政策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北大核心CSCDCSSCI

绿色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制定的、以绿色政策工具为手段,以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为目标的各种策略组合。绿色产业政策鼓励企业绿色创新,强调以创新驱动的方式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然而,目前国内关于绿色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研究存在严重缺口。文章将2017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视为一次外生冲击,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该政策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与非试验区企业相比,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同时,绿色金融产生的信贷资源配置效应,有助于引导金融资源从重污染行业流向绿色清洁行业,这不仅缓解了试验区非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也加重了污染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倒逼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在引入企业生命周期动态视角后,结果显示,试验区设立更易诱发制造业行业中成熟期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地,从地区市场环境和企业所有制等角度对绿色金融的异质性作用进行了探究,发现绿色金融的创新激励效果在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更高的分位区间以及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基于上述政策效果的评价结果,目前中国政府制定的以绿色金融为主要手段的区域型绿色产业政策能够在内化环境外部性成本的条件下,实现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但是,在未来还需精准化推广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不断丰富和完善试验区内绿色金融产品和工具。该研究为绿色金融在环境污染治理标准和治理体系中争取“一席之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于绿色产业政策视角的可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