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

厘清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公众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流域生态补偿提质增效,推进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该研究基于山东省大汶河流域的979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将制度信任、人际信任同时纳入分析框架,构建起并行中介模型,探究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间的内在机理,并引入调节变量（收入水平）进行多群组分析。研究表明：(1)公平感知对公众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公众的公平感知主要受结果公平与人际公平的影响。(2)社会信任在公平感知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间起中介作用。公平感知能够显著增强公众的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公众的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对其参与流域生态补偿具有正向驱动作用。对比两条并行中介路径的效应强度发现,制度信任的中介作用高于人际信任,表明制度信任是驱动公众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变量。(3)拥有较高政策认知度的公众更易开展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4)多群组分析显示,公平感知、制度信任在驱动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参与流域生态补偿上作用显著,人际信任则更能驱动中等收入群体参与流域生态补偿。该研究的政...     

中等收入群体崛起如何影响碳排放——消费视角下的研究

中国日益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在释放巨大消费潜力的同时,也引发了碳排放增加、减排压力增大的担忧。将这种定性担忧转化为定量认识,有助于从容应对气候挑战,为决策者针对特定消费群体制定差异化的减排策略提供信息参考。该研究开发了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的消费模式预测模型,结合投入产出模型拆分方法,实现将家庭消费选择异质性纳入环境影响评估宏观模拟的方法构建,以此为工具评估了新兴中等收入群体可能造成的碳排放影响,比较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同政策情景下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1)若2018—2030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以2018年不变价计,年收入3.3万～8.0万元/人的全国人口比重增加24%）,则达峰年新兴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升级隐含的额外碳排放为2.7亿～3.6亿t,居民消费相关的减排工作量增加8%～11%。(2)新兴中等收入群体在仅收入提升情景下的消费碳排放显著低于原中等收入群体（人均碳排放相差0.2～0.3 t）,二者之间的差距蕴含着这一群体在阶层跃迁过程中协同实现收入增长与碳排放控制的可塑空间。(3)与人力资本提升和完善社会保障情景相比,城镇化情景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带来的碳排放影响...     

异质性视角下促进绿色产品消费的补贴与征税政策比较

引导消费者增加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政策研究较少关注不同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和效果比较。通过限定政策实施对象为消费者群体,引入消费者偏好和收入维度的异质性,考察补贴和征税两类经济政策工具是否有助于实现政府政策目标;进而在更吻合现实的过半数规则场景下,讨论这两类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与效果。研究结论表明:补贴和征税两类政策工具都可以推动绿色产品消费达到最优水平,从而最大化总的社会福利;但高收入群体倾向于政府对绿色产品提供补贴,低收入群体倾向于政府对高耗能产品征收税费。在高耗能产品消费者占多数比例的状况下,政府对绿色产品的补贴和高耗能产品的税收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收入异质性以及绿色产品社会收益的相对大小。当消费者收入差异较大时,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和税收要比社会福利最优时高;当消费者收入差异较小时,针对高耗能产品的补贴和税收要比社会福利最优时低。与社会福利最优时的政策选择不同,过半数规则下,消费者普遍表现出更为宽松或更为严格的政策工具倾向。由于消费者收入异质性在政策工具倾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政策设计应当充分考虑补贴融资的资金来源、税收收入的分配方式,以及绿色产品本身的吸引力和相对价格等因素。继而,针对消费者不同政策倾向的具体条件差异,从完善经济政策,发挥政策调控有力导向作用、考虑产品特征,增强社会公众福利与获得感、改变消费观念,建立健全绿色消费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促进绿色产品可持续性消费的政策建议。     

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能力建设研究

在扶贫开发新阶段背景下,用多维贫困测度法更能刻画贫困家庭状况,符合现阶段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要求。基于云南省四大连片特困区家庭入户调查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资源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并从政府社区内部项目资源管理能力、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和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三个方面对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四个片区均在很高程度上存在教育贫困,基本义务教育得不到保障,由教育问题也带来了社会资源获得方面的能力不足,受传统思想束缚,接受新事物和新发展模式的难度大,随着贫困维度的提高,健康问题逐渐替代教育问题,成为农村家庭陷入深度贫困的主要原因;四个片区的贫困发生率随着贫困维度的升高而下降,中等维度上的贫困发生率最高,其中,滇西边境片区和迪庆藏区贫困主要发生在中低维度,石漠化片区和乌蒙山区在中高维度的贫困指数较高。此外,研究发现多维贫困指数与其贡献率并不相符,这是因为贫困人口数量不同所致,滇西边境片区是四个片区中贫困人口最多的片区,虽然不是贫困最为深度的地区,但是在扶贫资源分配上,也要综合考虑人口权重这一指标。从影响多维贫困发生的因素研究中发现农户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和政府资源项目管理能力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多维贫困发生率;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中,家庭收入中种植业收入越多、家庭人口中少数民族人数越多,农户越容易陷入多维贫困,而家庭中初中以上人口数和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农户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越小。根据研究结论,从提高农户能力建设、社区能力建设和政府能力建设三方面为农村贫困地区扶贫攻坚提供政策参考。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征收对失地农民收入分配和可持续生计的影响一直是全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个体相对剥夺视角,利用Kakwani指数测算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状况,并探究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异质性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指数处于较高剥夺区间,且呈现出自东向西递增的空间分布特征,东、中、西部地区的指标值分别达到0. 516、0. 552、0. 595。②失地农民人力资本越丰富,越容易降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程度,健康状况好的失地农民的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比健康状况差的失地农民低0. 065个单位,由基础教育和技术技能培训反映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分别为-0. 034、-0. 046。③不同类型社会资本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也呈显著负相关,失地后传统的以血缘和亲缘为核心的纽带型社会资本在降低微观个体收入不平等方面的效果依然存在,其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为-0. 032。④异质性研究再次证实人力资本要素集聚和社会资本积累在缩减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差距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不同失地群体个体收入不平等和影响因素在空间上受到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以组织身份衡量的连接型社会资本仅与东部地区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呈显著负相关,抑制效应为-0. 055。在精准扶贫背景下,需要进一步通过提升失地农民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资本水平来防止群体固化和收入剥夺恶化问题,各区域应采用因地制宜的消减收入剥夺的政策措施,这对于新时代降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状况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中国家庭消费隐含污染排放的环境恩格尔曲线

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家庭消费行为及其在环境污染中的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关注。分析中国家庭消费隐含污染排放的演变趋势,探讨影响家庭消费隐含污染排放的影响因素,特别是收入增长的作用,对于降低消费侧隐含污染排放、实现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计算了六种家庭消费中隐含污染物的排放,分析了中国家庭消费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的特征和变化趋势,进一步使用OLS回归分析和Oaxaca-Blinder分解法探讨了家庭收入变化对家庭隐含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各种污染物的环境恩格尔曲线(EEC)存在,EEC曲线向上倾斜且为凹型;技术进步是降低家庭隐含污染排放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增长会因规模效应导致家庭隐含污染排放增加,但同时也会存在替代效应,即通过促进消费结构优化从而减少隐含污染排放;家庭隐含污染物的排放会受到宏观经济状况和环境政策变动的冲击,也会受到家庭人口特征变化的影响。该研究得到了如下启示:(1)绿色发展要着眼于引导和激励居民的生活方式向清洁消费转变,特别是要推动高收入家庭消费结构的优化。(2)政府要加大对绿色产品创新、技术改革以及设备改造的支持力度,从而降低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综合消费端和供给端的复合政策将有利于降低家庭消费的隐含污染排放,更好地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     

城镇居民体育消费人口的结构耦合模型构建与分析

探索体育消费人口的结构耦合,构建相关模型是促进体育消费人口增长,扩大体育消费市场的重要参考。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归纳与演绎方法分析了体育消费人口的概念,结果表明:作为人口亚概念的体育消费人口应该是指面向生活,在一定时间,一定区域,通过选择、购买、使用与处理体育产品与服务用于实现其身心健康与休闲娱乐为共同目标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进而,运用案例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了北京高碑店村体育消费人口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结果表明:组织与家庭结构是推动村内体育消费人口形成的重要结构性力量,并且当体育消费人口形成之后会改变人们的体育消费意识与体育消费行为,形成一定的体育产业集群,促进体育消费的增长,推动村内社会结构的调整。最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体育消费人口结构耦合模型,结果表明:(1)当下职业相对比较固定的中青年年龄阶段的中国城镇居民体育消费人口结构特征略偏向于物品密集型,所占比例为53.1%,也就是说人们更愿意选择具有收费性的体育运动项目进行消费。(2)在收入、阶层与教育三个社会结构变量的嵌入下会促使人们的体育消费意识、可选择的体育消费资料以及相应的体育消费行为之间产生一定的耦合效应,从而对体育消费人口的形成有一定的建构,解释率可达到8%。因此,建议优化在职城镇居民的收入结构,提升城镇居民的教育水平,打通阶层之间的壁垒,使其有能力购买、使用各类体育消费资料,促使选择收费性体育运动项目的消费偏好进一步增强;注重培育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民间类体育产业,使其成为促进社会结构转型,引导人们绿色消费的重要途径。     

多维度城镇化视角下的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空间杜宾面板模型

城镇化与碳排放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特征,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仅要求实现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协调统一,还要求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因此,从不同维度城镇化视角探讨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对比其差异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各省的碳排放量,运用熵权法对表征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的相关指标进行了整组变量压缩,然后运用ESDA方法分析了省域间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基于STIRPAT模型分别构建了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三个维度下的碳排放影响因子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各省份的碳排放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并且经济因素助长了这种空间相关性。在各城镇化维度下,人口规模、人均可支配收入、碳强度对本省份及相邻省份的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国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在经济水平相近的情况下,各省份间的碳排放具有"逐顶竞争"的特征。不同城镇化维度下,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从直接效应来看,经济城镇化维度下各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最大,土地城镇化维度下的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小;从反馈效应来看,在人口城镇化维度下省份间碳排放的"逐顶竞争"特征最为明显;从间接效应来看,经济城镇化维度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相邻省份的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社区认同的视角

居民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主体,而居民感知公平是决定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社区认同的视角,探讨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以山东济南朱家峪古村为例,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感知公平、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当感知到在旅游发展中所享受到的利益分成越公平时,感知到这种分成过程越公平时,感知到人际交流和信息沟通越公平时,社区居民越能积极参与到旅游发展之中。同时,相比较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分配公平更能促进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这是由中国现阶段乡村旅游从业人员所处状况所决定的。2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认同具有正向影响。当感知到旅游发展中的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越高时,越会认为自己是旅游社区建设和发展中的一员,且有一种作为成员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越会对社区有一种忠诚感,越会认同自己所属社区的价值理念。此外,相比较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互动公平对社区认同影响最大,这是由中国所处的文化结构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3社区认同正向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社区认同的三个维度成员感、忠诚感、相似性均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其中社区忠诚感的作用最为显著。文章丰富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相关理论,为增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提高社区参与程度提供了方法指导和决策参考。     

城镇居民不同收入阶层的基本需求及边际消费倾向研究

扩大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了解城镇居民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特征,有助于制定针对性的激励措施,改善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采用2000-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按收入水平分组的38项消费支出数据,运用改进后的扩展型线性支出模型,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基本需求、边际消费倾向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低收入城镇居民的基本需求消费占其可支配收入的较大比重;食品和衣着是其基本需求消费的主要方面;并且在食品、衣着、交通通讯和居住上表现出较大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收入城镇居民的基本需求支出主要集中于享受型消费;在交通、在外用餐、文化娱乐、文娱用耐用消费品和住房上表现出较大的边际消费倾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品的价格变动对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支出影响较大;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最后,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本文提出了刺激消费的差别化政策建议。     

Sustaining Economic Welfare: Estimating Changes in Total and Per Capita Wealth

Genuine saving measures the real change in0 total wealth, factoring in the depreciation of produced assets, deple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pollution damages, and expenditures on educ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measuring changes in wealth in total and per capita terms, establishes the link between savings measures and prospects for social welfare, and provides summary empirical estimates of the savings measures. China excepted, the majority of countries below median income are distinguished by apparent declines in total wealth per capita.     

Impacts of Social and Demographic Factors on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Rural China

The objective of social development is to construct a harmonious society.In China,the key to a harmonious society is the happiness of more than 900 million farmers living in the rural areas.This study aimed to measure rural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SWB) through 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as well as to analyze SWB's influencing factors through a variety of statistical method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U index was 12.79%,indicating that respondents were unhappy 12.79% of the time.Twenty-seven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had a U index greater than 0,with the average value being 47%,indicating that these people were unhappy 47% of the time.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SWB vari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pondents.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ocial and demographic factors,including age,education,county,household size,generation number,per capita income,migration status and social networking,which significantly affected rural residents' SWB.The size of the impact varied with the different factors.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基于生活满意度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当前重大社会问题,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需求与驱动力对于促进其主动市民化,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就是其在城镇就业、定居进而构建并不断提高生活满意程度的过程,因而生活满意度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驱动力。利用四川省成都市的实地调查数据与实证分析,基于296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技术,探讨了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追求平等、发展与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其生活满意程度取决于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方面与城市人的横向比较结果。最后提出了就业环境公平化、社会福利均等化及市民化教育等对策建议,从而有利于促进其从经济、社会到心理的城市融入。     

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的实证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分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社会参与四个维度,利用6省区600户农户的调查资料,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有积极作用。社会资本不同维度中,除社会声望对合作意愿影响不显著外,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对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农户的合作供给实现应该充分利用社会资本。此外,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还受其他因素影响,其中合作认知和灌溉面积对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供给的合作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家庭收入、是否偷水和用水纠纷对合作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提出应通过培育农户社会资本、规范社区用水环境、提高合作认知程度等措施,提高农户参与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积极性的政策建议。     

Impacts of Social and Demographic Factors on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Rural China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social development is to construct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ina, the key to a harmonious society is the happiness of more than 900 million farmers living in the rural areas. This study aimed to measure rural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through 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as well as to analyze SWB’s influencing factors through a variety of statistical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U index was 12.79%, indicating that respondents were unhappy 12.79% of the time. Twenty-seven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had a U index greater than 0, with the average value being 47%, indicating that these people were unhappy 47% of the time.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SWB vari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pondent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ocial and demographic factors, including age, education, county, household size, generation number, per capita income, migration status and social networking, which significantly affected rural residents’ SWB. The size of the impact varied with the different factors.     

黄河流域县域经济密度测算及空间分异研究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科学评估县域经济的空间分异、影响因素和形成机理,可以为区域经济分析和区域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本文以黄河流域504个县域为研究单元,采用熵权灰色模型、Jenks最佳分类法和Kernel分析等方法,基于人均、地均组成的经济密度综合指数构建经济密度评价指标体系和经济密度综合评价模型,从空间分布特征、空间集聚状态两个维度对2000年、2014年黄河流域县域经济密度的空间分异的特征状态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流域经济密度的空间分异主要受人均密度系统影响,地均密度系统只是强化或减弱人均系统的分异强度。(2)黄河流域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经济密度差异明显。东部经济密度水平高,且形成了以郑州、济南为中心的高级别集聚状态,中东部以西安为中心形成了次一级集聚状态,而中西部经济密度整体水平低且仅有少量的弱集聚核心和集聚影响区。(3)流域中西部内部经济空间分异也发生变化。内蒙古、河南的经济密度水平较高,而其他省区的水平相对较弱;流域中西部高水平、中高水平经济密度区域及实力较强的集聚核心和扩展轴带分布在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陕西南部、山西中部,其他省区的集聚核心和扩展轴带较弱。     

适应转化: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实证研究及其政策意涵

本文基于南开大学"2013年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并与老生代流动人口的情况进行比较。发现经济因素对老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然而,与之不同的是,职业类型、家庭人均月收入、住房公积金等代表经济因素的指标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而且,信用卡消费、人均居住面积、居住质量、对城市生活水平的满意度、流入地亲人数、朋友中的本地人数量、日常生活中与本地人的交往频繁程度等代表社会适应因素的指标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是,这些社会适应因素对老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则较为有限。由此可见,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相对于老生代流动人口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由经济吸引向社会适应转化。具体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社会适应因素体现在消费方式、居住环境、情感纽带、社会融入、城市评价等五个方面。因此,可以通过增进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从而提高其定居意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如何以较低的能源消费保障较高的经济增长成为政府和学术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的时空特征的分析表明．宏观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影响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和能源消费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为保障能源可持续消费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宏观上调控上述因素．使其向能源可持续利用方向发展。     

不同返还情景下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及减排效果——基于动态CGE的模拟分析

本文构建了多部门递归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考虑中国经济发展和碳减排的现实情况,以征收40元/吨碳税且无税收返还为基准情景,分析了碳税对中国经济和碳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六种税收返还情景(返还清洁能源部门部分碳税、返还服务业部分碳税、返还农村和城镇居民全部碳税、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居民所得税、减免生产税)对碳税负效应的缓解作用,同时探讨税收返还政策下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消费、各部门产出的影响差异,并从实现2020年和2030年减排目标的角度,比较不同返还情景下碳税对碳排放量、碳强度,以及对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准情景下,碳税对经济确实存在负效应;六种返还政策均不同程度地降低碳税负效应,同时也能够保证实现2020年的减排目标且有利于实现2030年的目标;对单一部门(清洁能源部门或服务业)部分返还碳税能够促进相应部门的产出,但力度较小,与其他政策相比影响微弱,但都能够有效地促进这两大部门的发展,因此在制定补贴政策时应当考虑行业差异性,重点扶持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行业;对农村和城镇居民的直接返还均能增加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刺激了消费进而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相比部门返还政策,这一政策更为有效的提高了社会福利,但也会进一步拉大农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消费差距;减免企业所得税促进企业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减免居民所得税极大的刺激居民消费;减免生产税促进进口、拉动就业率,降低化石能源部门产出,综合来看,相对于其他返还政策,减免生产税更有效可行。     

中国省际间绿色发展福利测量与评价

在绿色发展理念下,对绿色发展福利进行测量和评价比传统的GDP评价更能体现发展的质量。本文基于生态绩效理论,将绿色发展福利增长速度推导为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的乘积。首先以人类发展指数作为绿色发展福利的判别标准,根据脱钩指数理论,以数值0和0.1为界线,将2002—2014年中国31个省份的绿色发展福利水平划分为"负福利增长"、"绝对低福利增长"、"相对低福利增长"三类。其次,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及Malmquist指数测度兼顾期望产出(GDP)与非期望产出(生态足迹)的绿色经济增长,并对中国省际绿色经济增长效率进行分解,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为技术效率变动、技术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以探讨影响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的关键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均小于0.6(两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小于0),处于低福利增长状态,但是整体上省际间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呈现正相关关系,省际间人类发展指数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公平的教育机会与收入分配差距两个方面。对中国大陆31个省份绿色经济增长速度的分解表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技术效率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规模效率变动指数的提高,且每个时期三者的贡献率均在1左右波动。检验期间,北京、上海、广东、天津四个省份作为"创新者"共同推动产出朝着最优生产前沿面外移。最后,为了构筑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认为应该以绿色发展福利水平的提升为导向,在依据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应注重教育公平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减。同时,应积极发挥创新者省份绿色发展的示范效应,带动非创新者省份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