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气候伙伴关系治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巴黎协定》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确立了"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径,有助于增强各类行为体的参与动力,而后续的巴黎进程更适用于建立以跨国气候伙伴关系为代表的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主要施动者是地方政府和包括气候NGO、市民社会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他们不仅在议程设定、透明度、监督执行和代表利益攸关方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还具有擅长短期本土化项目管理等优势。本文从国际关系的跨国行为体视角出发,对这类伙伴关系的兴起及其合法性、有效性进行分析,所获得的基本结论为:(1)各国达成《巴黎协定》的内在逻辑有助于跨国伙伴关系发挥作用;(2)当前跨国气候伙伴关系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呈现不断制度化的趋势;(3)跨国伙伴关系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具有一定特殊性;(4)非国家行为体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逐渐交叉,更易形成联盟且相关的观念外溢也更为便利。这一新兴治理关系对中国的启示包括:(1)重新审视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2)评估一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跨国伙伴关系,并适当鼓励国内相关机构和组织参与全球进程;(3)在国内层面,以渐进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参与、建立一些跨国气候伙伴关系,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城市与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能力;(4)在国际合作中,利用非国家行为体的优势推动中国所提出的南南气候合作倡议及相关项目的落实,进一步提升中国气候治理的话语权,并弥补资金、技术及能力建设上的不足。     

《巴黎协定》时代的气候融资:全球进展、治理挑战与中国对策

本文首先辨析了"气候资金"与"气候融资"两个基本概念,且通过对包括《巴黎协定》在内,最新的气候资金相关法律文件、信息通报、文献资料、智库报告的研究和系统梳理,指出全球气候融资发展趋势表现在全球气候融资缺口正在持续扩大;资金来源更加市场化;发展金融机构募集、管理和分配了大部分的公共资金;新型经济体用款权受到挤压,也呈现出更大的出资潜力;稳定的碳价格被认为是全球实现"零排放"长期减排目标的核心机制。与此同时,气候资金治理体系也处在关键的转型期,目前气候资金治理正在向"自下而上"的模式过渡,《公约》外平台承担了"气候风险主流化"的多重功能,但需要警惕"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有绕过"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风险,且绿色气候基金运作规则的导向性作用值得关注。据此,本文在最后提出了一系列治理建议。建议我国应积极影响国际气候资金机制运营规则和技术规则的制定,避免发达国家以及代表其利益的国际组织制定的标准片面地发展为国际规则;支持在全球设定渐进的、可预测的、可信的碳价格,并且肯定将气候与环境风险因素内生化的核心思想理念;与绿色气候基金开展多方位合作,推动气候公共资金治理规则转型;加强与世界银行在气候融资领域的合作;借G20平台逐步发展为气候融资政策突破和工具创新的引领者。     

后巴黎时代气候变化公约资金机制的构建

气候变化公约资金机制是串联全球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纽带,也是通过国际合作实现"2℃"乃至"1.5℃"温控目标的关键支撑。多年来,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是否依据历史责任划分履约义务上存在根本分歧,公约资金机制面临多渠道并行、运行规则多样化、资金使用分散、运行效率偏低、绩效评估欠缺等问题。本文对气候变化公约缔结20余年来各资金机制的产生和运行进行了系统梳理;对其存在的不足以及在全球气候融资体系中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剖析;并基于《巴黎协定》资金案文描述和履约要求,围绕气候资金从筹集到最终绩效产出全过程,就如何构建未来气候变化公约资金机制进行了统筹规划和设计。在机制建设层面,通过出资分摊机制以及公约下集中式管理平台的构建,确保气候资金的充足性、可预见性以及对公约的责任性;在运行操作层面,通过各渠道重点业务领域及国别资金分配体系的优化,推动气候资金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在资金使用层面,通过受援国气候资金统一管理实体和监督评估体系的建立,提高气候资金的国家主导性和环境效益。未来,公约资金机制仍将是全球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主要渠道,在《巴黎协定》达成、绿色气候基金正式运行、国际气候制度重新构建的背景下,利用资金机制推动发达国家履行公约义务,切实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对确保公约各要素的全面性和平衡性,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开展,强化发展中国家集团统一立场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科技合作引领气候治理的新形势与战略探索

《巴黎协定》的达成预示着全球正在积极向低碳转型。依靠技术创新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业已成为国际共识。欧盟近年来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力式微,美国特朗普政府直接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一度失去领导力和方向感。中国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积极维护者,引导气候变化多边进程,并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近年来,中国已经从低碳技术输入国和受援国,逐步转变为技术输入和输出并举。在"后巴黎"时期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当做好战略性谋划和布局,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国际科技合作为切入点,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开展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新方向"为指导思想,以实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软实力和科技竞争力提升为内在动力,全面、积极、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走向依靠国际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新方向。     

气候工程国际法的框架——以平流层太阳辐射管理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气候工程(也称“地球工程”)有潜力通过大规模、集中高效的方式减轻温升过高对气候系统和环境的负面影响。平流层太阳辐射管理在所有气候工程技术中最具备大规模实施的可行性,但其对环境和气候系统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引起的“道德风险”以及对气候公平造成的威胁也引起最多争议。就实然法而言,国际法可以从三个方面回应上述争议:第一,预防或控制该技术可能造成的重大环境损害;第二,在对该技术可能造成的环境和气候影响没有确定科学依据的情况下谨慎发展该技术,并防范可能产生的重大或不可逆风险;第三,应对该技术因负面环境影响不均衡而产生的国家间和代际气候公平问题。就应然法而言,未来短期治理应以规范科学研究及科学家行为为主,以灵活的规制形式促进对人类和自然环境有益的气候工程相关科学研究;中长期的治理结构应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为主要平台,辅以其他具有适用性的公约,着重发展该技术的环境影响评价和风险预防机制,并推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气候脆弱国家全面参与气候地球工程的商议程序和决策过程。中国作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应当积极参与太阳辐射管理技术的科学研究和多边主义治理,明确该技术在中国未来气候政策中的非主导地位,并强调制定该技术的国际治理规则时应充分考量气候公平问题。中国还应当就本国太阳辐射管理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气候公约》附属机构SBSTA积极进行信息交流。     

大国气候博弈的中国经济与生态环境效应评估

气候变化已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未来拥有更多碳减排空间和先进碳技术的国家将在全球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气候变化政策的主要推动者欧盟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等三方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权与话语权争夺将更加激烈。欧美推动的碳关税政策已成为大国气候博弈的有力工具，如何在大国气候博弈中破局成为中国制定气候战略和减碳政策的重点。该研究利用全球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以欧盟和美国对进口产品施加碳关税政策进行大国气候博弈为假设，设定八种可能情景，对中国受到的经济与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欧美推动的碳关税政策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福利出现损失，同时对碳密集型商品出口有较大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对整体减排影响较为微弱。(2)欧美的碳关税政策对于欧美自身的碳减排效果并不明显，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行为。(3)中国出口退税政策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碳关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中国的碳排放。(4)中国政府需谨慎对待对进口商品施加碳关税的反制措施，其可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经济损失。建议中国采取出口退税政策主动缓解碳关税带来的...     

全球气候治理若干关键问题及对策北大核心CSCDCSSCI

当前,在落实《巴黎协定》的谈判和合作进程中,面临一些新的关键问题和严峻挑战。其中包括:如何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促进《巴黎协定》适应、减缓、资金、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等各要素全面均衡和有效的实施;如何依据气候公约的规定并体现历史责任,坚持和维护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发展中国家定位;如何看待全球1.5℃温升控制目标以及该目标下不同类型国家公平的减排路径;如何看待欧盟等发达国家拟对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采取碳边境调节措施等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分歧。发达国家忽视和淡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减排压力、转移排放责任、转嫁减排成本的意图和行动已十分明显,不同类型国家和利益集团间也呈现复杂的博弈局面。对此,我国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巴黎协定》所确立的长期目标和各项原则,坚持我国发展中国家战略定位,巩固广大发展中国家战略依托,维护发展中国家合理权益。我国对《巴黎协定》达成和生效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当前,要进一步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积极推进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气候治理制度建设,推进《巴黎协定》的落实和实施。同时,国内要加快推进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转型,加快经济、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制定并实施长期低碳排放发展战略,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同时,实现与全球控制温升不高于2℃并努力低于1.5℃目标相契合的深度脱碳发展路径。     

特朗普“去气候化”政策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

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是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中最受舆论关注的问题,对事态发展趋势的判断和事件影响的评估是最为亟需的。本文系统分析了特朗普政府上任后推行的一系列"去气候化"政策,以及其退出《巴黎协定》的主要动因和可能形式,同时量化评估了这些内政外交的"倒退"对美国实施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以及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的实质影响,并据此提出了中国应对全球气候治理新形势变化的对策和建议。研究表明,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能源政策根植于复兴制造业和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利益动机,随着特朗普"去气候化"进程持续发酵,诸多气候政策面临存续风险,美国实施国家自主贡献将面临严峻挑战,"倒行政策"将有可能使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出现反弹。如果不考虑中、高危气候政策,美国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也仅能相对2005年下降11.0%—14.9%,距离下降26%—28%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相去甚远。同时,特朗普政府拒绝继续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支持的义务,将有可能导致绿色气候基金拖欠资金总额上升117%,并进一步挫伤全球低碳投资的信心。没有美国的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将呈现出新的复杂特征,并不可避免地造成减排、资金和领导力缺口的持续扩大,也不排除后续会出现消极的跟随者,整体进程将可能进入一个低潮周期。虽然国际社会对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充满期待,但中国仍应审慎对待,长远谋划应对气候变化的内政外交战略,而不应将"气候举旗"看作是一蹴而就的短期策略,对各种要求中国发挥"领导作用"的说法保持清醒头脑。在今后气候谈判中,美国仍有较大可能会二次"要价",中国作为排放大国的压力依然不容小觑,中美气候关系需要再定位。     

气候容量:适应气候变化的测度指标

本文提出将"气候容量"概念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核心测度,并论述了与此相关的气候资源承载力、生态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土地承载力、人口承载力等概念。气候容量是针对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背景下提出的概念,从根本上讲,中国适应气候变化是气候容量问题,即一个地区特定气候资源所能够承载的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数量、强度和规模。气候容量包括天然容量和衍生容量,天然容量包括温度、光照、降水、极端气候事件等因子,衍生容量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生态资源、气候灾害风险等要素。气候容量可以借助工程、技术、制度等适应措施进行改善和转移,但是必须遵循经济理性、生态完整性、风险防护、公平分配等原则。对气候容量及其阈值的评估能够与气候变化风险评估相结合,测算出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的最优人口容量和社会经济发展规模,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适应规划提供决策支持。在气候容量充裕的地区,适应气候变化是与人口和经济发展相伴生的问题;而在气候容量严重受限地区,不合理的发展可能进一步恶化气候环境。作者以气候容量充裕的长三角地区和气候容量严重短缺的西部地区为例,分析了气候容量的政策含义,并针对容量限制型的适应问题与发展驱动型的适应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气候容量不仅可以作为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概念分析工具,而且可以结合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为制定地区适应与发展规划提供研究支持。     

气候移民的概念与类型探析

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所导致的现实或潜在的大量气候移民已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是现阶段人类社会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通过对社会发展进程中各种主客观因素叠加作用导致的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等诸种气候变化现象所导致的气候移民问题的剖析,结合已有的研究文献对历史、现实条件下气候变化导致的气候移民产生的机理与逻辑展开分析,以把握其演变发展趋势。从而对气候移民进行概念上的辨析、梳理和界定,以揭示气候移民的实体内涵、本质特点与根本属性;并依据移民的迁移意愿、迁移时限长短、迁移的空间区域和距离远近、导致气候移民的不同致因对其进行类型上的划分与归类,以期加深我们对气候移民问题的深入理解与认知,更好把握气候移民问题产生的本质与演变发展规律。从而为有效破解各种气候变化现象导致的气候移民难题,化解气候移民面临的各种社会风险,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做出初步探索。     

协同治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分析

对国际议程间的关联性分析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问题。特别是,由联合国引领的全球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占据了当前国际政治议程的首要位置,两者的协同直接影响到全球治理的有效性。《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巴黎气候协定》不仅具有共同的规范性基础,而且两者通过议题衔接和叠加已经形成了密切的治理关系,国际制度关联性日益突出。从目前来看,这种关联性体现了以下特点:第一,嵌入关系。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之一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治理目标已经嵌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之中,但也与一些目标存在矛盾,因此,协同治理具有必要性。第二,指标对应。《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细化项目与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大部分指标已经形成对应关系,治理具有同质性。第三,制度间倡议交叉与功能外溢。其协同治理关系具体表现在诸多层面上,特别是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治理模式的趋同、资金渠道的整合、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进行的发展机构改革,以及联合进行政策倡议、规则建构及政策制定等方面。从制度关系演变的角度来看,两者协同治理的类型正在发生变化,制度互动在不同层次上不断累积,并逐渐转向伙伴型的协同治理模式。     

“双碳”目标下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双阶体系构造

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了CO2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双碳"目标的确立提出了艰巨而紧迫的立法任务。由于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因此,中国未来气候变化立法的监管领域在关注国内监管空间和已有立法的同时,还应注意其国际面向的监管空间和衔接。气候变化法律具有复杂性、综合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国际上还没有通过一部气候变化法即可解决全部碳排放问题的成功先例。气候变化法律监管空间宏大,涉及领域和问题复杂多样。所涉及的领域和问题都与应对气候变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决定了气候变化立法包含以实现气候政策目标为主要目的的直接立法和对气候目标实现具有支持、阻碍影响的间接立法两种类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应采用双阶体系构造模式,即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模式。直接立法包括气候变化的框架法和专项立法,间接立法包括所有间接影响气候政策目标实现的相关法律。直接立法解决应对气候应对的目标、碳预算、管理体制、实施机制等较为集中的问题。间接立法则因为气候变化监管措施跨领域、跨部门和行业,应拓展至能源法、经济法、农业法、环境法、民商法等领域。直接立法和间接立法的有关法律制度应密切配合,彼此呼应,构成一个完整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体系。以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双阶模式构建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模式的理性选择,并以此从不同的路径实现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     

中国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绿色发展战略新思考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全球气候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在减排力度、气候资金、技术研发和领导力上均存在缺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如果延迟,意味着2030年后减排的任务更为紧迫,代价更高,各方博弈的形势将更为尖锐复杂。因此,中国在国际上积极促进《巴黎协定》全面均衡落实和实施的同时,要利用当前减排压力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和全球能源变革与低碳发展的有利形势,立足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加快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打造先进能源和低碳技术的核心竞争力,为应对未来全球减排进程更为紧迫的形势奠定基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研究并制定中长期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战略。外树形象和领导力,内促发展和转型,仍是中国当前从容应对全球气候治理新形势的战略选择。     

“双碳”目标下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双阶体系构造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了CO2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双碳"目标的确立提出了艰巨而紧迫的立法任务。由于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因此,中国未来气候变化立法的监管领域在关注国内监管空间和已有立法的同时,还应注意其国际面向的监管空间和衔接。气候变化法律具有复杂性、综合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国际上还没有通过一部气候变化法即可解决全部碳排放问题的成功先例。气候变化法律监管空间宏大,涉及领域和问题复杂多样。所涉及的领域和问题都与应对气候变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决定了气候变化立法包含以实现气候政策目标为主要目的的直接立法和对气候目标实现具有支持、阻碍影响的间接立法两种类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应采用双阶体系构造模式,即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模式。直接立法包括气候变化的框架法和专项立法,间接立法包括所有间接影响气候政策目标实现的相关法律。直接立法解决应对气候应对的目标、碳预算、管理体制、实施机制等较为集中的问题。间接立法则因为气候变化监管措施跨领域、跨部门和行业,应拓展至能源法、经济法、农业法、环境法、民商法等领域。直接立法和间接立法的有关法律制度应密切配合,彼此呼应,构成一个完整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体系。以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双阶模式构建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模式的理性选择,并以此从不同的路径实现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     

国外学术界对《巴黎协定》的评价及履约前景分析

2016年《巴黎协定》的正式生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里程碑,是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艰难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标志着全球环境治理从此进入履约阶段。本文基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公布的《2015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选取其中排名前十位的国际环境智库的研究报告和环境领域中代表性学者的相关论文,对国外学术界有关《巴黎协定》履约前景的分析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此做出简要评述。文章在肯定《巴黎协定》有力推进国际气候治理进程的同时,也指出在新的国际形势之下,尤其是在英国正式启动脱欧进程和特朗普新任美国总统后,其履约过程中更是存在着协定之内和协定之外的众多挑战和不确定性,本文的基本结论如下:首先,协定之内面临着协定缔约方国内批准程序上的挑战;国家自主贡献的实现与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2℃温升目标的实现前景;审评和盘点的效力评估;碳市场机制能否有效运行。其次,协定之外面临着英国脱欧的潜在气候政策变化及影响;美国气候政策的可能变化及其影响。基于对以上智库报告和相关研究论文的分析,笔者对《巴黎协定》的履约前景得出几点看法:(1)正视国际气候合作的机遇与挑战;(2)对具体议题的落实需充满信心;(3)理性冷静看待英美气候政策的可能变化;(4)鼓励环境类国际组织之外的非国家行为体展开通力合作。对此,我们应正视履约中的挑战与不确定性,做好充分的应对之策,确保履约进程的顺利完成。总之,《巴黎协定》的履约前景不容乐观,国际社会任重道远。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对降低共建国家气候风险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是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平台。然而,许多“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家处于气候变化敏感区,部分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存在一些质疑与污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建项目可能增加了共建国家的气候变化脆弱性。该研究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视角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家气候变化风险的影响,进而考察其内在机理。基于2004—2020年65个共建国家的面板数据,以各国气候变化脆弱性风险为被解释变量,评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应对气候变化风险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地区的直接投资显著减轻了共建国家的气候变化脆弱性风险;在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加剧的背景下,提高了共建国家气候风险应对能力。(2)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中的中低收入国家、中国邻国以及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而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降低当地气候变化脆弱性风险的作用更为明显。(3)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的作用可以通过收入增长效应、政治稳定效应部分解释,符合“一带一路”倡议共享发展成果、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理念。(4)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在降低共建国家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同时...     

气候工程对中国不同等级降雨结构的可能影响

气候工程作为人类快速有效给地球降温的手段,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越来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话题之一。为诊断当前GeoMIP设定的当量下,气候工程不同实施阶段是否对中国降雨结构产生影响。依据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的日降雨强度划分标准,基于BNU~ESM模式的太阳辐射管理气候工程G4实验和RCP4.5情景下非气候工程的0.5°×0.5°空间分辨率日值降水数据,对比分析气候工程实施的3个不同时段,即2010~2099、2020~2069和2070~2099年,中国不同等级降雨雨量和雨日贡献率空间差异特征。结果表明：(1)在气候态上,3个时段两种情景下的中国不同等级降雨结构的气候态高低分异特征具有较好的一致性。气候工程并未改变中国降雨结构的空间高低分异特征。(2)在气候工程与非气候工程差异上,气候工程实施的不同阶段确实可以对中国不同区域的降雨结构产生影响,且不同时段差异性有所不同。(3)在气候工程实施前后差异上,气候工程实施中相比实施后促进了中雨、大雨和总暴雨事件,而抑制了小雨事件。在当前GeoMIP模式设定的当量下,气候工程实施会对中国降雨结构会产生不同层面的影响。     

气候风险视域下气候移民的迁移机理、现状与对策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总体背景下,全球变暖、冰川融化等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与干旱、洪涝等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发生的概率进一步增大,其不利影响所导致的现实或潜在的大量气候移民已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结合已有的研究文献对历史时期、工业革命以来,气候变化导致气候风险加剧、气候灾害频发突发与环境变迁相互作用,导致的人口迁移、人口分布变化和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变更的机理逻辑展开分析。以把握现阶段气候移民数量不断攀升、波及区域持续扩大、临时性迁移向永久性移民持续演变、多种因素叠加交织下气候移民问题日趋复杂化的演变发展态势。并针对气候移民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提出了需制定国际气候移民法、加强国际合作、致力减缓与主动适应并举、在国际社会建立应对政策与治理机制和管理机构、降低气候移民的社会脆弱性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有效破解气候移民难题,化解气候移民面临的各种社会风险,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做出初步探索。     

中国公众气候认知与消费意愿的关系研究

联合国卡托维兹气候大会后,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全面落实《巴黎协定》的新阶段。气候变化作为关乎全人类发展的社会问题,除了需要来自国家、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努力,公众在实际生活中的行动支持也至关重要。积极改变公众消费模式,尤其是有关气候友好型产品的消费态度及行为,可以促成更多积极的转变。本文基于全国范围内4 025个样本有关气候变化公众认知的最新调研数据,探究公众气候变化认知差异和消费意愿的关系,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建议。调研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主要以人口指标进行分层比例抽样,并通过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方式完成。研究发现:除年龄、学历、收入等个人统计学特征外,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与购买气候友好型产品确实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公众对气候变化的了解程度、担心程度、认为气候变化对自己与家人的影响程度、对气候变化相关政策的支持度等方面都会影响其购买气候友好型产品的意愿。在此基础上,本文相应地提出调动公众参与的策略,主要包括:①深入且有针对性地传播气候变化相关知识,强化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②针对不同类人群提供更准确的细分消费行为指南;③借助外部机遇提升公众对代际公正的认知,增强公众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主体意识;④利用媒体大众化和互动性优势,立足消费者实际需求,推广并创新应用3C标准(便宜Cheap、方便Convenient和舒适comfortable),构建"五位一体"的气候传播生态圈。     

CMIP6全球气候模式对长江流域气候变化的模拟评估与未来预估

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长江流域作为中国最大的流域，对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敏感，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可以为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为了更准确地预测长江流域未来的温度和降水，针对第六次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CMIP6)对长江流域26个气候模式进行评估，选择并校正性能更好的模式，讨论了长江流域未来的气温和降水。主要结论如下：(1)气候模式在温度上的模拟效果优于降水，在时间尺度上表现为月尺度>日尺度>年尺度。温度模拟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降水模拟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2)区域尺度利用气候模式进行研究工作前的评估和校正是必要的，经过评估优化和季节校正后，数据的精度得到了显著提高，分位数映射法可以应用于气候模型数据的校正，但对于极端降水和温度的校正仍存在一些不足。(3)在SSP1-2.6情景中，未来温度和降水变化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不稳定增加，然后随着时间趋于稳定。在其他3种情景下，变化的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快。未来长江流域的降水和气温在所有情景下都将高于历史时期，表现为SSP5-8.5>SSP3-7.0>S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