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红色旅游资源跨区域整合开发研究：文化生态学视角

红色旅游资源是革命精神的核心载体,其保护和旅游利用面临着破碎化、片段化、静态化等问题,亟需开展整合开发研究。以中央苏区核心区为例,基于文化生态学理论,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修正的引力模型,研究红色旅游资源空间格局和文化生态变迁,在此基础上提出整合开发的策略,结论如下：（1）红色旅游资源点空间上呈现局部聚集特征,赣南苏区形成章贡区、瑞金市、于都县“金三角”分布格局,闽西苏区则形成新罗区、永定区、上杭县、连城县“银菱形”分布格局;（2）闽西和赣南苏区各重大事件红色旅游资源点在空间上8.9~106.6 km的范围内,形成带状或面状的文化生态基底,并呈现一致向服务业主导型转变的发展态势;（3）红色旅游资源网络联系方向与服务业主导型文化生态方向错位发展,这是赣南和闽西红色旅游资源内部网络联系度较强,跨区域网络联系度较弱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遵循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空间一体化、文化生态演变全域化、文化生态发展动态化的原则,提出空间集聚区优先整合开发、高发展指数红色旅游资源跨省域优先整合开发、跨主导类型关键节点优先整合开发三个整合开发对策,以期促进中央苏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红色旅游发展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黔北黔西红色旅游区为例

红色旅游发展效率表征旅游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以黔北黔西红色旅游区为研究对象,借助DEA模型及Malmquist指数对2014—2019年该区域17个县（市、区）的红色旅游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同时利用核密度函数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剖析了其空间演化特征与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研究区域内红色旅游发展效率整体偏低,受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多数县（市、区）红色旅游发展效率呈稳步提升状态;（2）红色旅游发展效率具备空间集聚性和异质性的特征,整体呈现“M”型双峰分布,区域分布差异较大;（3）技术创新、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度、交通便利性是影响该区域红色旅游发展效率的主要因素,政府对旅游经济干预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才规模对该区域红色旅游发展效率的影响较小,产业结构对改善该区域红色旅游发展效率的积极影响尚未凸显。     

中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借助“百度指数”,获取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网络关注度,结合区域差异分析法、景区偏好系数分析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揭示其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从时序上看,2011—2019年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网络关注度持续上升,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呈“M”型变化形态。（2）从区域上看,东—中—西部具有明显的梯度递减特征,区域差异呈东—西—中部依次递减态势,空间结构比较均衡,东部地区多位于热点区,中部地区多处于一般区,西部地区则属于冷点区,各省（市、自治区）存在一定季节性差异。（3）景区角度方面,景区的月际变化分为单峰型、双峰型和多峰型三种,单峰型季节差异显著,双峰型和多峰型的季节差异较小,景区偏好类型呈“金字塔”结构,具有“多中心”分布特征,整体格局相对稳定。（4）影响因素方面,客源地网络发展水平的贡献>人口规模>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而旅游恩格尔系数的影响不显著,目的地的星级酒店数量、旅游化水平、市外交通可达性是重要影响因素,信息化水平、空气质量、旅行社及公共管理能力是主要影响因素,其他因素影响力较小。     

大湘西高级别景区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

旅游景区既是旅游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核心载体,也是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旅游供给。基于大湘西高级别旅游景区数据,引入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核密度估计、全局空间自相关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对2007年、2012年和2016年大湘西高级别旅游景区时空分布特征进行测度,并运用全局回归（OLS）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分析大湘西高级别景区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总体走向为东北—西南方向,且整体呈现小幅度逆时针旋转;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由“三核心两区县”向“一极多点”再到双核带动的“遍地开花型”空间格局的演化;高级别景区数量的空间正相关性不断减弱,且其在空间上的分布呈现一定的集聚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扶持力度、交通条件、旅游资源因素对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影响显著,且不同影响因素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全域旅游背景下深化旅游景区体制机制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价值。     

中国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是红色旅游宣传推广水平的一种典型测量手段,也是红色旅游影响力的重要反映。以31个省（区、市）“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为研究对象,运用莫兰指数、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等对2011—2018年中国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2011—2018年全国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呈现波动增长趋势,且季节性差异显著;（2）全国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差异性显著,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趋势,但西部红色旅游5A级景区关注度上升态势凸显;（3）各省（区、市）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具有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高—高”“低—低”集聚现象分别集中于东、中部和西部地区;（4）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影响因素的贡献度大小排序为：互联网普及率>人均GDP>旅游信息化指数>区域媒体关注度>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     

基于转化效率的资源型省份红色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针对旅游资源效率评价中多个投入要素共同产出的综合效率无法剥离单一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问题,采用修正DEA模型、空间自相关方法、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评价了2020年湖南省81个红色旅游景点的资源转化效率及其交互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湖南省红色旅游资源转化效率为0.332,且呈现东高西低和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2)红色旅游资源投产效率与资源转化效率的局部空间关联呈现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的变化趋势,以此为基础可将湖南省红色旅游资源效率类型划分成资源投产效率协同区、产业综合提质增效区、资源效率转化升级区、资源综合产能提升区和资源综合效能培育区5种;(3)产品创新能力、人力资本质量和旅游市场规模3个内生因子是影响湖南省红色旅游资源转化效率的主导因子,而内外因子交互影响是导致其空间分异的主要方式。     

基于D-S证据理论的“丝绸之路旅游带”5A景区区位优势度测评

景区发展与其区位条件密切相关,处于优势区位的景区更容易获得优先快速发展。以“丝绸之路旅游带”为例,综合考虑资源、市场、交通及服务四大区位因子,将其视为证据,引入D-S证据理论对景区区位优势进行测度,以I~V级表征区位由优到劣的状态,最后对景区区位与旅游发展核心区进行对比。结果显示：（1）区位优势等级区域差异化显著,总体呈现由东南至西北逐级递减的空间分布规律,自I至V级,重心逐步向西北方向偏移。（2）各区位因子分布存在差异性,东南地区景区资源区位优于西北地区;市场区位地带间差异最为明显,存在“长尾”特征及陕西“一省独大”现象;交通区位内在差异性与区位优势相仿;服务区位已不再是制约景区区位的主要因子,但就单个省份来看,“核心—边缘”结构较为明显。（3）与景区旅游发展对比来看,二者具有明显的空间关联性,但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错位现象。     

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多尺度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以中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内的5A和4A级景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总体分异指数（GDI）并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从省级、城市群、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对2001—2019年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1）4A级景区主导了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2015年之后增长速度进入相对平缓状态;（2）时序上,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各省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较少,但增长率较高,而西部省份则均相对较高,东部省份则是数量最多但增长率最低,到2017年西部超过东部,数量最多;城市规模与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呈正比,与增长率呈反比;（3）空间上,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分布密集程度逐年升高,呈现出主要依托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城市群集聚分布的特征,且空间热点、次热点地区占主导地位,形成了“两点集聚—多极多区—集群集聚”的空间演化格局;（4）GDI指数随着研究尺度的缩小而增大,空间尺度越小,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的差异越大;（5）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主要受社会、经济、资源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旅游经济、人文资源是共同的最为关键的因子。研究结果可为优化中国景区资源空间布局以及旅游业高质量及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湖南红色旅游资源的共生势能

红色旅游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的共生开发,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现象,研究意义重大。以湖南旅游资源为对象,以景区为共生单元,通过景区旅游资源类型结构确定红色主导、绿色主导、蓝色主导、古色主导、娱乐科教主导五类,依据景区质量指数和景区间便捷程度指数计算共生势能,基于社会网络理论运用Ucinet和ArcGIS软件分析发现：湖南旅游资源共生势能存在五个等级,表现着纯利他的首要联络中心、利他主导的次要联络中心、对称互利的重要联络点、非对称互利的一般联络点、纯利己的松散联络点属性,红色旅游资源具有共生势能的显著优势。旅游资源共生系统由五大共生群落组成,红色旅游资源发挥了显著的组织作用,长株潭红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的内部联系最紧密,具有良好的共生势能;湘南古色、红色、蓝色旅游资源共建,湘西绿色、古色旅游资源共建,湘西南绿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和环洞庭古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内部联系依次降低;长株潭红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与其他四个共生群落均有联系,与湘南古色、红色、蓝色旅游资源共建的共生群落之间联系较紧密,而湘南古色、红色、蓝色旅游资源共建的与湘西南绿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之间联系较紧密。红色旅游资源是湖南旅游资源共生系统核心区的主体,核心区53个景区中,红色主导型景区占33.96%;长株潭红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中占50.9%。研究结果表明,红色旅游资源表现着对湖南旅游业发展的强大支持作用和协同作用,体现了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独特价值。     

环境承载力对我国重化工行业跨区转移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4~2016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环境承载力与重化工行业跨区转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1）各省份间环境承载力水平的差异已成为推动重化工行业转移的重要因素,环境承载力下降可促进重工化行业跨区转移;（2）不同地区环境承载力对重化工行业跨区转移具有异质性影响,其中东部地区显著程度最高,中部第二,西部地区影响程度最低;（3）不同行业环境承载力对重化工行业跨区转移具有异质性影响,除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呈正向影响外,其余7个行业环境承载力对重化工行业跨区转移均呈负向影响.     

井冈山红色旅游流时空分布及网络结构特征

旅游流是红色旅游目的地产业运行的重要监测指标,对旅游地规划和经营管理具有显著的指针意义。基于网络游记数据,利用ArcGIS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井冈山旅游流的时空分布及网络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井冈山旅游流形成了以“茨坪—黄洋界”为中心的双核多点空间格局,而时间分布上则呈现出周期性循环的季节差异。（2）井冈山旅游流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的层级结构,形成了西北—东南走向的“龙市—杜鹃山”密集流动区,其中黄洋界、龙潭、茨坪三个景区占据旅游集散枢纽的核心地位。（3）井冈山旅游流网络中的11个节点（景区）可划分为扩散型、平衡型和集聚型三类,其中“茨坪→黄洋界”“黄洋界→龙潭”构成了核心路径。     

中国A级旅游景点空间分布特征与可达性

以A级景点为例,基于GIS 技术,通过最近邻指数、K指数、热点聚类等方法分析中国2 424 个A级旅游景点的空间分布特征;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中国A级旅游景点的空间可达性,并测算县域单元的整体可达性;利用空间关联方法分析了县域可达性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中国A级景点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出聚集分布的特点,所有景点的平均可达时间为125.88 min,60%的景点可达时间在90 min 以内;可达性在全国的分布差异十分明显,可达性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景点的县域可达性呈强集聚格局,可达性热点区域的分布呈现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带状分布的格局。     

入境旅游流空间格局演化及大都市旅游高质量发展——以上海市为例

入境旅游是大都市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指标,是相关研究的重点领域。通过对上海市入境旅游数字足迹大样本数据信息挖掘与分析,探索大都市入境旅游流空间格局与演化特征,分析都市旅游资源高质量开发与发展的路径及对策。研究结果表明：（1）上海市入境旅游流总体上呈现高中心集聚,空间密度由核心向外围逐次递减分布。在主城区围绕CBD/RBD、核心吸引物、文体场馆、特色街区及交通枢纽集聚,并绵延成片;在外围区围绕旅游吸引物集聚,呈“小集聚,大分散”的分布特征。（2）跨区域模式是入境旅游流的主要空间行为轨迹模式,呈现由中心向外围放射的中心扩散主导特征。（3）入境旅游流整体网络核心与边缘节点间的等级及联接程度差异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网络结构呈现持续优化与均衡发展的态势。（4）新世界、田子坊等文创旅游节点在整体网络结构中的等级和中心性持续提升,世博遗产的中华艺术宫对网络结构影响显著,集聚扩散功能日益增强。（5）依托地域文化资源进行创意开发并形成有效集聚;充分利用大事件影响,进行主题开发,整合边缘节点与区域资源,打造网络增长新空间;强化公共体系建设,联动核心边缘节点等,是推动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与策略。研究可为大都市旅游空间格局优化、重大事件旅游开发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基于游客视角的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共创机制

以井冈山风景名胜区作为案例地,基于价值共创理论,运用大数据分析与内容分析方法,收集并分析马蜂窝网站上井冈山景区的游记文本,构建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的价值共创机制：以历史文化遗产、自然景观资源和标志性景观符号为资源基础,游客通过红色文化体验、学习培训活动、解说服务体验和自然景观体验等实践活动,获得对红色历史文化的认知、情感的联结和价值观的塑造。另外,红色旅游景区现有的价值共创实践仍旧有限,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共创机制整合了游客需求、景区支持以及可能存在的价值共创实践,对创新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手段与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实践意义。     

旅游目的地网络空间结构及其复杂性研究——野三坡旅游地案例实证

复杂性是旅游目的地网络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认识旅游地网络空间结构与组织特征的重要研究手段。论文以河北省野三坡旅游地为例,通过构建旅游联系强度模型,建立旅游地空间网络,并运用TOP网络空间分析以及复杂网络理论,揭示旅游地网络空间结构与组织的复杂性特征。研究发现：1）旅游地网络具有空间集聚性,形成了以核心景区为中心,由中心城镇、乡村社区和特色园区共同构成的空间集聚单元,并体现出“邻近连接”与“择优连接”的双重特性;2）旅游地网络服从幂律分布,具有无标度网络特性;3）每个节点的前三名和前五名旅游联系强度网络（Top3和Top5网络）具有较小的平均路径长度、较大的集聚系数,呈现出典型的“小世界网络”特征;4）旅游地网络是典型的异配型网络,度-度呈负相关,而网络节点的集聚系数与其度值之间存在近似的倒数关系,因此具有层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