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政府温室气体减排政策评析

美国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和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家，其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备受关注。布什政府上台后不久宣布拒绝接受《京都议定书》，并于2002年2月提出“全球气候变化计划”。布什政府实际上在以各种借口推托美国应该承担的温室气体减排国际责任，这将对以UNFCCC为基础的全球气候合作产生消极影响，并对全球气候政策提出挑战。     

甲烷排放与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探析

甲烷的全球变暖潜势是二氧化碳的72倍(20年水平),但其在大气中的寿命短于二氧化碳,可以作为优先减排对象。中国的甲烷排放十分突出,甲烷减排在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然而在政策研究中,甲烷受到的关注程度远低于二氧化碳。本文基于甲烷排放研究的相关进展,首次系统性地论述了中国甲烷排放与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是:甲烷排放的有效控制和减缓可以成为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组成部分,甲烷等温室气体的减排战略要用"系统减排"思路替代传统的"末端减排"思路;甲烷系统减排的策略和实施措施不仅需要重视主要排放部门(如煤炭开采与洗选业,农业)的直接末端减排,更需要突出强调建设活动、城市消费、资本投资和出口贸易等消费端的间接体现减排;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通过纳入甲烷排放,可以至少在五个方面丰富和支撑中国的国家立场,如从承诺"单位GDP二氧化碳减排"向承诺"单位GDP温室气体减排"转变。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历程及主要经济体的态度与政策

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联合国设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召开了十五次国际气候变化大会,取得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与"巴厘岛路线图"等重要成果,确定了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义务,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确立了基本框架。国际社会已准备就《京都议定书》以后的国际气候制度框架进行谈判,各国官方机构、学术机构与学者围绕减排义务的类型、区别对待与责任分担,提出了多种方案。发达经济体是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主要承担者,同时也是全球气候合作的主要参与者。美国的气候政策出现了重大转变,奥巴马总统将气候变化政策作为重点政策领域之一;欧盟与日本则一直积极推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发展中经济体也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如印度已制订了《气候变化国家行动方案》。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不需承担气体排放减少量化任务,但仍积极参与这一历史进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道路交通系统的碳减排政策综述

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作为世界上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部门,交通部门的减排形势不容乐观。首先指出政策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是推动道路交通领域碳减排和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其次,以系统论和环境经济学为指导,构建了中国道路交通低碳政策矩阵,并分别讨论了燃油经济性标准、车用替代燃料、新能源汽车、燃油税等多项政策;最后强调指出单纯依靠某一种或某一类政策来实现道路交通系统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是不现实的,不同政策组合或综合性战略的减排效果比较显著。所以,进一步健全完善道路交通系统温室气体减排政策体系,加大政策创新力度应该成为有效实现道路交通碳减排目标、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碳交易政策的协同减排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碳减排和大气污染物减排工作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战略任务。碳交易政策是气候变化政策的核心议题,其关键在于通过设定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倒逼排放主体实现减排。作为调节经济发展和环境压力的市场型政策工具,碳交易政策能否对碳排放强度以及PM_(2.5)和SO_(2)等大气污染具有协同减排效应值得深入研究。该研究以2006—2018年中国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基础,以碳交易试点政策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将样本城市划分为东、中、西3个子样本,探究区域异质性,并将中介模型纳入分析框架,探究技术创新对碳交易影响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①碳交易政策在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同时,也能有效实现PM_(2.5)与SO_(2)协同减排;②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对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减排作用大小表现为西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其次,东部地区最小;③碳交易政策对地区降污减排的中间作用机制表现为技术创新对碳交易和碳强度、SO_(2)、PM_(2.5)的显著中介效应。这些结论表明:在城市大气环境治理中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扩大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市场与主体范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碳交易政策,要将区域异质性考虑在内,增强对大气污染的区域协作治理。另外,城市规划建设要以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立足点,获取环境经济综合效益。研究结果为完善中国碳交易制度,优化污染物协同减排路径,实现绿色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在中国情境下能否有效?

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是环境政策工具中的新工具之一,该主题的研究已经从描述工具特性转向解释工具效果、探究内在动因。本研究回答两个问题:①企业采用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的动因;②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是否确实有效地促使企业削减排污量。基于这两个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从现有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的研究成果中总结得出:管制性压力和非管制性压力都是推动企业参与自愿性工具的动因,但是管制压力是企业决定是否参与的关键原因,并且管制压力的持续存在是企业自愿削减排污量的必要条件。而在中国的环境管制情境下,环境管制被以发展经济为目标的地方政府弱化,管制压力薄弱;并且,中国的公民社区、消费者对环境治理的态度较为消极,来自与社区、消费者非管制性压力善不足于对企业的污染行为构成威胁;而且,中国大量中小规模的、环保技术落后的企业难以进入环境管制的监控范围之内。因此,在中国的环境治理背景,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要发挥效用需要加强环境管制的压力。     

战略环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评价思路与指标体系

战略环评作为宏观环境管理措施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污染减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温室气体排放产生大尺度区域性生态环境问题,需要环境管理制度从战略和区域层面进行控制。通过战略环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对于适应当前国内外发展形势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碳减排目标实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由于温室气体环境影响的区域性、长期性和不确定性,不同于常规环境空气污染物,需要超越常规环评预测评估路径,以控制指标为核心建立环境影响评价思路。国际上已有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和技术实践,通过设定排放总量和排放绩效指标引导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结合国际经验,将温室气体作为特殊"污染物"控制纳入战略环评,建立基于温室气体控制的战略环评评价指标体系的组成可包括绝对排放量、排放强度和控制绩效三类指标。温室气体控制目标的确定,可以参照国家、区域和行业层面关于温室气体控制的政策目标进行划定或分解测算。通过建立科学适用的评价目标和指标体系,为在战略环评中开展温室气体控制扫除技术障碍,也必将为我国全面落实温室气体减排承诺发挥作用。     

英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财税政策评述

财税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是国际上最常用的两类基于市场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选择其中的一类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市场政策工具,并将二者视为是不能兼容的。相比于碳排放权交易,财税政策影响范围更广,往往受到更多政治因素制约,政策设计也更加复杂。财税政策在英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显著的减排效果,并且通过灵活和复杂的设计,与碳排放权交易共同实施。英国的实践说明,财税政策与碳排放权交易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中不仅可以共同实施,而且可以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本文重点分析了包括气候变化税、排放价格支持机制和气候变化协议在内的英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财税政策设计的特点、政策设计中的主要考虑因素,并分析了英国相关财税政策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间的衔接与协调方式。英国在财税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的衔接与协调中,综合考虑了不同政策的实际影响,既避免了单一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过大,又降低了财税政策所面临的政治压力。此外,英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财税政策中还设计了一系列灵活机制,平衡了控排效果与政治影响,并使政府和排放企业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有利于利益相关方接受相关政策。英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实践对于我国以及考虑采用财税政策或碳排放权交易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变迁与政策工具选择

伴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中国政府有关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也在不断地跟进。梳理相关产业政策变迁之中的内在逻辑,分析政策工具的选择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本文基于政策框架理论及其分析方法,对有关新能源汽车研究文献进行了分析,将关注重点从政策的评价转到从历史的角度关注新能源政策变迁的推动力上。政策变迁是与其动力因素密切相关的,这些动力因素又总是体现为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变迁历程中,其主导力量或政策制定的主要影响因素不断变化,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政策也可以分为政府主导、汽车厂商主导和消费者主导的三个阶段。政策变迁体现了政策本身的社会价值。基于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各种不同政策要素及其相关性,本文发现,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组织性政策工具、管制性政策工具、经济诱因性政策工具、信息性政策工具和资源性政策工具这五个方面,经济诱因性工具和信息性工具应该是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关键工具,组织性和管制性工具只适用于产业化初期,后期应逐渐减少,而自愿性工具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市场完善前不提倡使用,在该产业市场得到完善后可以成为政府的选择之一。经过研究发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应注意自身的作用范围,适当处理市场与政府规制的便捷,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规制效率,是未来产业化政策工具选择应重点关注的环节。同时,政府必须在政策上致力于技术创新,把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     

污染减排的协同效应评价研究——以攀枝花市为例

从来源和产生机理上看,传统污染物控制措施会对温室气体减排产生一定的协同效应。量度污染减排的协同效应对成本有效地实现减排目标以及传统污染物和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双赢"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总量减排的"工程减排"、"结构减排"和"管理减排"三种手段为出发点,根据污染减排项目种类和不同脱硫工艺,开发了分类式污染减排的协同效应评价方法。并据此,以攀枝花市为案例,对其"十一五"29项总量减排措施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表明,总量减排措施对减缓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既有正效益,也有负效应,还有0的情况存在,不同减排技术和措施产生不同的协同效应,但总体上有显著的正协同效益。     

澳门温室气体排放特征与减排策略研究

作为我国特别行政区之一,澳门正遭受以极端天气为代表的气候变化影响,并且这一现实已经严重威胁到澳门经济发展和城市安全。研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和排放特征,进而采取相应措施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已经成为澳门社会各界的共识。本文在量化澳门三个范畴的温室气体特征的基础上,识别了典型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特点,并提出了促进澳门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有效措施和路径。研究显示:2000—2017年间,澳门范畴1、范畴2和范畴3排放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并且没有任何一个范畴的排放量已达到峰值。2017年三者排放量分别为226.80万t CO_(2e)、450.47万t CO_(2e)和558.49万t CO_(2e)。电力行业和交通运输(包括陆运、海运和空运)已经成为澳门范畴1排放最重要的贡献者,2017年贡献率分别为38%和37%。2017年澳门范畴1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为3.47 t CO_(2e)/人,约为范畴2和范畴3同期水平的50%和41%。总体而言,澳门范畴1碳强度明显低于范畴2和范畴3,并且三者仍在逐年下降。情景分析结果显示,通过运输业电气化、本地电力结构优化、废弃物管理及再利用和其他燃料节能减排四个路径的减排措施,可以将澳门范畴1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17年基础上削减90%。因此,调整电力发展政策是澳门温室气体减排的最有效措施之一,特区政府的减排重点应放在能源消费电气化、增加清洁电力比例上。     

部分国家碳减排方案及其基本依据

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最重要的温室气体．碳减排是缓解温室效应的一项重要措施．因而成为全球变化研究中的热点。在分析国际上主要利益集团中主要代表国家的碳减排方案的基础上．分析各个集团不同减排方案的基本依据。欧盟主张对灵活性机制的运用予以严格限制．强调发达国家应将主要精力放在本土的减排上．强烈反对允许以参与灵活机制来替代降低排放指标。伞形集团要求实施自由的排放权交易和灵活执行KP，主张对其应用不加任何限制．这是伞型国家的主要利益交合点。发展中国家共有的主要观点为：支持严格执行京都议定书．强调“共有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减排原则，认为发达国家应对温室气体排放负最大的责任并应率先减排。     

四大牧区畜禽业温室气体排放估算及影响因素分解

畜牧业作为重要的产业部门,在满足人们生活物质要求的同时,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源头。本文以我国四大牧区为研究对象,量化测算其2001-2011年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并运用LMDI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解,并针对性的提出畜禽温室气体减排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内蒙古、西藏和青海牧区的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整体呈现增加趋势,其分别由2001年的1 609.81万t、1 230.64万t和1 019.94万t增加到2011年的2 617.71万t、1 350.10万t和1 065.43万t,新疆牧区则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由2001年的1 666.37万t增加到2006年的2 057.79万t,随后又递减到2011年的1 419.91万t,四大牧区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26%、0.97%、0.45%和-1.48%;经济水平的提升是四大牧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最主要因素,相比基期2001年,其使得四大牧区分别产生了123.64%、384.41%、1 715.50%和279.49%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量;经济效率对四大牧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对四大牧区畜禽温室气体的减排效应分别达到了73.08%、199.04%、955.66%和503.25%,农业产业结构因素和劳动力因素对四大牧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因地而异,其中农业产业结构因素对四大牧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度分别为415.32万t、-154.96万t、48.76万t和30.72万t,劳动力因素的影响度分别为83.05万t、52.98万t、-348.96万t和274.32万t。最后,本文基于研究结论,总体上从规模养殖、科学养殖和清洁养殖三方面提出促进四大牧区畜禽温室气体减排的对策建议,并针对各个牧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些可操作的符合区域畜牧业发展实际的对策。     

特朗普“去气候化”政策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

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是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中最受舆论关注的问题,对事态发展趋势的判断和事件影响的评估是最为亟需的。本文系统分析了特朗普政府上任后推行的一系列"去气候化"政策,以及其退出《巴黎协定》的主要动因和可能形式,同时量化评估了这些内政外交的"倒退"对美国实施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以及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的实质影响,并据此提出了中国应对全球气候治理新形势变化的对策和建议。研究表明,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能源政策根植于复兴制造业和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利益动机,随着特朗普"去气候化"进程持续发酵,诸多气候政策面临存续风险,美国实施国家自主贡献将面临严峻挑战,"倒行政策"将有可能使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出现反弹。如果不考虑中、高危气候政策,美国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也仅能相对2005年下降11.0%—14.9%,距离下降26%—28%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相去甚远。同时,特朗普政府拒绝继续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支持的义务,将有可能导致绿色气候基金拖欠资金总额上升117%,并进一步挫伤全球低碳投资的信心。没有美国的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将呈现出新的复杂特征,并不可避免地造成减排、资金和领导力缺口的持续扩大,也不排除后续会出现消极的跟随者,整体进程将可能进入一个低潮周期。虽然国际社会对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充满期待,但中国仍应审慎对待,长远谋划应对气候变化的内政外交战略,而不应将"气候举旗"看作是一蹴而就的短期策略,对各种要求中国发挥"领导作用"的说法保持清醒头脑。在今后气候谈判中,美国仍有较大可能会二次"要价",中国作为排放大国的压力依然不容小觑,中美气候关系需要再定位。     

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技术要素与改进建议

着力推进低碳发展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基本要求之一。研究制定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是系统推动控制本地区温室气体排放、建设低碳城市的必要条件。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是根据城市市情,结合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通过规划技术和解决方案,对城市发展转型所制定的低碳战略目标、发展规划、重点部门(行业)行动方案的全景式描述。低碳发展路线图的制定一般需要六个步骤,即了解温室气体排放现状,分析未来的排放情景,设定低碳发展目标,给出重点领域行动方案,评估技术/项目减排潜力,提出实施保障措施。本文根据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实践,从部门管理的现实需求出发,建立了温室气体清单"七部门"的编制分析结构,使其与低碳发展重点领域,即IPCC七大重点减排领域对接,并将部门(行业)低碳适用技术需求评估纳入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为了促进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和低碳适用技术需求评估更好地纳入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特提出三点改进建议:1发挥温室气体清单最核心的直接功能,需改进清单工具分析质量,科学、系统地分析城市温室气体排放的时间分布、部门分布,为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制定和低碳发展决策服务。2发挥温室气体清单为规划、考核和决策服务的衍生功能,需要提升温室气体清单编制质量与时间序列上的连续性。3发挥温室气体清单的衍生功能,需要把改进的温室气体清单、低碳适用技术需求评估纳入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之中。     

碳税政策的双重政策属性及其影响:以北欧国家为例

碳税既是一种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也是一种财税政策,其设计需同时满足国家财政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两方面的政策要求。因此在碳税政策设计过程中,需同时考虑并协调碳税政策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作用,具体的协调方式将对碳税政策的框架设计和政策效果产生显著影响。本文重点梳理了北欧各国碳税的演变历程,分析了北欧碳税政策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并总结分析了在政策实践中碳税的不同表现形式。北欧国家的碳税政策是世界上最早的碳税实践,在其政策实践过程中表现出了相似的阶段性特征,各国碳税政策设计的主要目的均由早期的国家财政需要逐步转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以及与其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相衔接。而在每一个阶段中,受相似的政治需求影响,北欧各国的碳税政策设计均表现出一些明显的共性特点,形成了特定的表现形式。北欧国家碳税政策的演变说明,在碳税政策设计中往往难以充分兼顾财税目的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的,从而更多地受到某一类需求的影响,并在不同政策目标驱动下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在碳税政策设计时,应首先明确碳税政策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并统一政府各部门对碳税作用的认识,以保证碳税政策可以更有针对性,避免其它政治需求对碳税解决主要矛盾的政策效果产生干扰。北欧国家碳税政策的演变对于我国以及考虑采用碳税政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绩效及其对世界减排的贡献

碳排放和大气污染作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重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中国既是碳排放大国,又面临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其对全球减排市场的影响极其重要。然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肩负的发展任务与减排之间存在一定冲突。鉴此,本文应用多国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要素变动、自发性能效改进和外生性能源技术进步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大气污染治理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影响,并估算了中国实现碳减排目标(2030年碳排放量达到峰值,且2050年碳排放量为2015年的50%)情景下的大气污染排放量及对世界减排的溢出效应。在排放物种类方面,本文将考察多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和全氟化合物)和污染气体(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一氧化碳)的排放情况。研究结果表明:①污染气体减排和温室气体减排具有协同效益。当达到碳减排目标时,2050年基准情景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排放量分别减少了34. 51%、31. 36%、10. 42%和22. 75%。②按照现有的能源技术难以有效减少未来的温室气体和污染气体排放。只有当中国各产业部门能效增长达到年均约2. 6%时,中国才能在不牺牲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实现其减排目标。③中国碳减排对全球减排有正溢出效应,尤其对周边地区、美国、欧盟等贸易来往密切的经济体影响较大。基于以上结果,本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比如加大对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力度;在鼓励生育和实现减排目标之间做出一定程度的权衡;发挥中国的大国示范作用并以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载体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约束制度的构建等。     

京津冀产业碳排放强度变化及驱动因素研究

为探讨京津冀地区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因素,采用对数平均迪式分解模型及归因分析(LMDI-Attribution)方法,基于1996—2014年数据从细分行业角度进行研究。针对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作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和排放因子三因素LMDI乘法分解,对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效应作归因分析,量化4个行业对分解因素影响效应的贡献,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996—2014年京津冀地区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主要呈现下降趋势,累计下降23.05%。其中,能源强度是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下降的主导因素,其影响效应为-61.18%,对这一影响效应贡献最大的是工业,并且四大经济部门均通过能源强度在不同程度上使得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有所减小,可见"阶梯电价"、"千家企业节能项目"、"十大重点节能项目"等相关政策在工业发展中对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明显。产业结构使得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增加23.53%,其主要贡献者是工业,说明"工业产品出口退税率调整"等一系列政策的效果不明显;然而农业则使得温室气体排放强度降低,贡献值为3.09%。碳排放因子在1996—2014年间对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影响为60.47%,是京津冀地区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增加的主要因素,说明京津冀地区的能源结构不合理。工业对这一效应的贡献最大为55.97%。可见,工业在京津冀地区的温室气体减排工作中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     

重庆市温室气体排放系统动力学研究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开展城市温室气体减排研究十分迫切。重庆作为中国五大中心城市之一和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其协调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实现模式对广大西部地区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本研究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部结构出发,以经济和人口增长导致的能源消费为核心,构建重庆市温室气体排放的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中考虑不同投资率下的高、中、低三种经济发展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设置节能和低碳情景,探求节能水平提高、能源结构改善和碳汇能力增强对未来重庆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产业能耗水平降低即节能情景,是重庆市温室气体减排的主要途径,对保证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目标的实现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最后本文在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碳汇增加等方面针对重庆未来低碳经济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的消费减排政策演进：2003—2021年

“双碳”目标导向下,政策工具对于强化公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塑造环境公民身份至关重要。该研究旨在运用政策文献量化方法,从政策文献计量和政策内容量化两种研究路径出发,对2003—2021年中国消费减排政策的演进历程进行回溯。在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绘制政策热点网络图来展示国家层面消费减排政策体系全貌后,该研究基于政策文本内容,提炼出消费减排政策的引导型、激励型和约束型三种政策工具及对应的11项减排抓手,并据此构建适用领域-工具类型的二维分析框架探究不同时期消费减排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脉络。研究发现：(1) 2003—2021年国家层面政策的出台数量和高效力政策呈同向变化且数量变化波动较大,居民消费减排的战略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2)“节约资源”位于政策网络的中心,是当前整个消费减排政策体系的重要抓手。另外,借助模块化聚类发现当前政策目标分为“能源节约践行”“绿色消费培育”“生活方式转变”“思想意识引导”4类及围绕目标展开的具体政策工具网络群,但政策网络规模存在明显差异,围绕“绿色消费培育”目标的政策体系仍在建设中。(3)借助二维分析框架,对起步期、发展期、夯实期、深化期4个阶段进行分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