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乡城转移、城市化模式选择对异质性减贫效应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贫困乡城转移的背景下,构建理论模型将城市化的减贫效应分解为集聚效应、收入效应和转移效应,对城市化减贫效应的三种机制进行了分解,然后基于1998-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方法依次实证检验了城市化整体对城乡减贫的影响、核心城市和二级城镇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以及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的不同影响,并利用不同贫困测度指标,分东、西部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我国各省区的总体贫困和城乡贫困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特征,且随着贫困的乡城流动,空间相关性趋于增强。城市化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减贫的影响存在异质效应。城市化影响农村贫困的主要机制是通过集聚外部性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实现减贫,因此核心城市对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而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尤其是对东部城市地区充当了贫困人口的"就业避风港",二级城镇的减贫影响更大。因此,在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时,应充分考虑城市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异质影响,以及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贫困的差别作用。为了更好地利用城市化的契机实现贫困减缓,需要强调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和城市贫困人群的减贫作用,约束城市化要素集聚给贫困人口带来的公共服务成本提升等负外部性。同时应在西部地区强调核心城市的减贫效果,着力通过放大要素集聚和生产效率提升对贫困人口收入提升的核心作用。并且,由于贫困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未来减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展开。     

贫困乡城转移、城市化模式选择对异质性减贫效应的影响

在贫困乡城转移的背景下,构建理论模型将城市化的减贫效应分解为集聚效应、收入效应和转移效应,对城市化减贫效应的三种机制进行了分解,然后基于1998-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方法依次实证检验了城市化整体对城乡减贫的影响、核心城市和二级城镇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以及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的不同影响,并利用不同贫困测度指标,分东、西部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我国各省区的总体贫困和城乡贫困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特征,且随着贫困的乡城流动,空间相关性趋于增强。城市化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减贫的影响存在异质效应。城市化影响农村贫困的主要机制是通过集聚外部性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实现减贫,因此核心城市对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而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尤其是对东部城市地区充当了贫困人口的"就业避风港",二级城镇的减贫影响更大。因此,在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时,应充分考虑城市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异质影响,以及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贫困的差别作用。为了更好地利用城市化的契机实现贫困减缓,需要强调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和城市贫困人群的减贫作用,约束城市化要素集聚给贫困人口带来的公共服务成本提升等负外部性。同时应在西部地区强调核心城市的减贫效果,着力通过放大要素集聚和生产效率提升对贫困人口收入提升的核心作用。并且,由于贫困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未来减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展开。     

中国城乡贫困变动:2004—2012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根据家庭人均年收入2 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线和"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标准线,使用FGT指数和脱贫时间两种贫困指数评估了我国城乡贫困整体变动趋势,并从城乡和地区、个体和家庭特征层面分解贫困人口构成;也考察了贫困变动的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最后定量地分析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根据两种贫困标准线,两种贫困指数测度结果一致反映我国贫困人口规模显著减少;按国家贫困标准线,我国城乡贫困发生率下降了8.8%,但到2012年的依然高达8.6%,农村贫困人口平均脱贫时间为5.4年,而相对贫困发生率有所上升。不同地区的贫困变动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发生率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1个百分点和0.22个百分点,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现象都还较为严重;东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十分明显,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脱贫效应较为显著,但增长的亲贫性有待提高;城乡、地区和贫困人口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并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外出非农工作经历、性别差异和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建议反贫政策应瞄准西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也应加强养老保险、社会帮扶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性扶贫政策体系;中部地区可以借助邻近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体系;同时,也可将扶贫标准线提高为每人"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线。     

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民收入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攻坚对象,推动该区农民增收与稳步脱贫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基于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测度指标,综合运用空间分类与空间滞后、误差模型分析2000—2014年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667个县域农民收入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1)2000—2014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民收入不断增加,但各个片区间的差距明显,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更是差距显著。总结而言,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其绝对收入差距逐渐增加,而相对收入差距表现出逐渐缩小的变化趋势。(2)从其空间特征来看,2000—2014年农民收入的空间分异与其贫困县集中连片分布形态的相似度较高,总体呈现出以低收入与较低收入水平区连片集中分布,较高收入与高收入水平区呈零星分布的分布特征,且随时间变化很小。长江上游贫困片区与环首都周边的贫困县农民收入较低且集中,在当下推进长江经济带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战略稳步实施的形势下,促进这些区域经济的稳步发展会直接影响到两大战略的成效。(3)从参数估计的结果来看,耕地资源基础、粮食产出效益是影响片区内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中心城市综合实力较弱与交通落后,导致其对贫困县的经济带动作用有限;提高城镇化水平,加快城镇化进程对农民收入产生重要的正向作用;加强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引进,发挥其经济创造价值对贫困县农民的增收有比较重要的促进作用;人口迁移因子对农民收入的作用也比较显著,推动部分环境恶劣的片区农民整体外迁是减贫的一条重要途径。     

专业化、多样化与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研究

新一轮扶贫攻坚阶段,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关键不在于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如何提高转移支付的精度和效率,而在于真正改变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理念,从盯住经济总量增长转向用减贫目标统领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影响着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政策制定,但既往研究对何种产业结构更有助于贫困减缓没有形成共识。本文基于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视角,分析了专业化、多样化影响贫困减缓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4—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与FGT贫困指数的关系进行了门限回归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确认了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专业化的减贫效应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初始和发展阶段趋于增强,并且经济密度更小、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专业化的减贫效果更显著;多样化的减贫绩效低于专业化,且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高于不相关多样化。细分产业来看,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比其他多样化结构更具减贫效果。贫困地区在减贫的产业结构选择上,首要目标是改善专业化程度,其次是在多样化的既定前提下,谋求相关多样化,尤其是第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对不同贫困群体的影响也存在差别,既往产业结构更有利于贫困线附近群体的贫困减缓,而对深度贫困群体的溢出不足。因此,在塑造合宜减贫产业结构,改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同时,还应辅以改善深度贫困人口劳动力供给的政策,改善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经济机会,从而增强从益贫产业结构中获益的能力。     

社会发展、地理条件与边疆农村贫困

区域贫困是世界各国贫困问题的新特征,在我国农村贫困现象主要表现在连片特困区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边疆地区农村贫困在地理和人口的分布上更加突出,就其产生的维度而言主要体现在社会发展落后与地理条件恶劣两大方面,边疆地区特别是与外界接壤区域社会、经济、人口等背景尤其复杂,使得边疆农村社会发展、地理条件与贫困发生的理论研究和我国当前统筹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的时代特征密切相连。当前中外研究区域农村贫困的文献较多,从内容角度来看更多的是割裂区域社会发展与地理条件之间的联系,从研究方法上看主要偏重于整体定量分析,本文通过2006-2012年新疆边境贫困县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地理条件的面板数据,采取面板分位数条件回归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地理因素如何影响边境县市农民收入水平和农村贫困发生,研究结果显示:1模型整体分析表明,一线居民守边、农业产值比重等社会发展因素对农民增收和减贫都有显著作用,教育年限、扶贫资金因素显著减缓农村的贫困。平均海拔、人均林地和矿产资源等地理条件因素显著影响农民收入和农村贫困,但作用方向不完全一致。2不同分位数点回归分析表明,不同分位数点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譬如扶贫资金在0.75,0.9高分位点对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对贫困减少的作用更大,以及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减贫效应更显著。3从社会发展和地理条件两大维度结合上分析,社会发展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甚至消除区域不利地理条件的贫困效应。为此本文提出边疆农村的脱贫工作要因地制宜和有针对性,避免盲目性和一刀切,从而跳出"扶贫陷阱"的怪圈。     

政府减贫行为的动态效应——中国农村减贫问题的SVAR模型实证分析(1990-2008)

脱贫人口返贫率偏高是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应该仔细考察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对政府干预行为的跨期响应,从而动态地而不是静态地评价政府减贫行为绩效.本文将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与扶贫政策一起纳入减贫分析框架,构建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模型,以弥补现有文献用多变量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单方程模型回归分析的局限,从SVAR模型中获得结构冲击响应函数,动态地评价政府行为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表明,目前的政府行为,无论是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还是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的政策干预都没有形成持久的影响,冲击响应衰减很快.为了降低脱贫人口返贫率,政府减贫政策的目标应定位于提升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扩展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使经济增长成为他们获取稳定收益的源泉.     

基于PSR模型的深度贫困县脱贫进程评价——以四川省为例

基于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深度贫困县脱贫进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各地区脱贫压力、脱贫状态和政府响应等脱贫进程进行定量分析和综合评价,并以四川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到2020年,四川深度贫困县整体性脱贫目标可达成;(2)深度贫困县脱贫基础与脱贫速度各异,脱贫进程呈现"集中+分散"的分布特征;(3)深度贫困县内部脱贫进程不均衡,脱贫面临潜在挑战。脱贫基础相对较好的地区应加快由脱贫速度向脱贫质量转变,引入风险识别与防范机制,重点谨防"暂时脱贫"陷阱,将重心放在稳定脱贫,注重巩固脱贫成果和脱贫质量;而脱贫基础较弱的大凉山彝区现阶段仍需聚焦脱贫速度,依靠经济发展的益贫作用打破深度贫困陷阱。在重点支持深度贫困县的同时,还需细分片区内部差异,避免"平均主义"倾向和行动趋同,提高政策瞄准度。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按要素分解分析

本文采用CHNS数据库,运用经过改进的贫困分解方法和贫困弹性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化状况与城市贫困关系进行了研究。静态分解显示,我国城镇化中不存在要素短缺的城市贫困,城市贫困均为要素的分配效应所致,同时城镇化对三种贫困指标的分配效应为:在城市贫困广度上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在减弱;对城市贫困强度和综合状况先具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衰减更快,最终演变成了增贫效应。动态分解表明:城镇化变动对城市贫困广度和贫困强度变化的总效应均为减贫效应,但减贫力度呈现逐渐变大后缓慢变小的"V"型轨迹,对贫困综合指标总效应减贫状况呈现出波浪式的衰减趋势;从总效应内部结构看,总效应的波动变化主要是由城镇化分配效应波动变化所引起,而在相当程度上,总效应在某些时期表现为减贫作用,都是城镇化收入效应的功劳,但其减贫能量在衰减;弹性分析结论更加有力印证了对贫困动态分解的上述结果。因此,要继续保持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变化为减贫的总效应,应从主要依赖于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的收入减贫效应,转变为主要依赖城镇化对城市贫困的分配减贫效应,这是今后降低城市贫困的可取途径。     

基于3D理论与SEM的县域交通可达性与空间贫困的耦合机制

为获取连片特困地区县域交通可达性与空间贫困程度之间的耦合关系，运用路网-栅格集成法的加权时间成本距离模型对县域综合交通可达性进行测算，构建了基于“3D”理论的空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结构方程模型获取了二者的空间耦合机制，并以滇西边境山区为例进行分析验证。结果表明：滇西边境山区各贫困县（区）可达性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且邻近效应突出，骨干路网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贫困县域的县外可达性水平；滇西边境山区的贫困发生率呈现中心发散、集聚分布的空间特征，贫困程度的改善与地均GDP、市场距离、产业距离、交通分割、贫困分割呈正向相关，与地均人口密度呈负相关；区域空间贫困程度与交通可达性的耦合强度为023，呈显著负向影响。通过提升可达性水平和县域间通达程度，可为扶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Analysis on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and Driving Forces of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Hebei Province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poverty-stricken county as the basic unit, and selects net income per peasant to study the poverty status in Hebei Province during 1986–2000.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of poverty-stricken areas are analyz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Hebei Province distributed concentratedly and the areas decreased during 1986–2000, the net income per peasant was on the rise with an increasing speed in off-poverty counties being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in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but the growth rate was extremely unstable, rising slowly in off-poverty counties while dropping in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that influenced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wer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provinc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 and radiation of the key city. On this basis, some anti-poverty countermeasures suitable to local conditions are proposed.     

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乡村转型是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深入开展连片特困地区乡村转型发展研究对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乡村转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均方差决策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6～2016年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1）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度整体呈现出明显上升态势，乡村转型度较高的县域数量不断增加，乡村转型度较低的县域数量不断减少。（2）乡村转型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武陵源区、鹤城区、吉首市、冷水江市等县（市、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片区的东南部和西北部，总体呈现出“中部高、西北-东南低”的空间格局特征。（3）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空间分异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是主导因素，其次是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人均储蓄存款；各影响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乡村转型空间分异作用力更强。不同区域应合理有序推动乡村转型发展，从而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     

矿业权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贫困减缓

本文基于泰尔指数法,计算并测度了中国资源富集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行业(矿业)收入差距,然后结合矿业权集聚度的测度结果和中国资源税改革的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考察了2004—2014年中国资源富集区矿业权集聚与经济增长、贫困减缓的长期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资源税对矿业权集聚水平和矿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刺激作用,但矿业经济增长并不利于地区经济的整体改进,也不利于区域贫困减缓。资源税低水平征收对"资源诅咒"和"区域贫困"具有传导效应,进而对资源富集区的贫困减缓形成阻滞作用。另外,矿业权集聚对地区贫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异质性揭示了区域资源性收益分配存在的差异。短期来看,矿业权集聚使中央企业惠及更多,是引致"富饶中的贫困"怪圈的重要原因;但长期来看,随着矿业权集聚度的提升,地方政府获得的累积性资源性收益不断上升,渐次增强了地方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实施收入调节的能力,总体上有利于区域贫困的减缓。因此,为实现资源富集区的精准扶贫,资源主管部门在制定减贫措施前,应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区别对待,短期内应着力于调整资源性收益分配机制,赋予地方更多资源性收益,并加大对社会的保障性支出;长期来看,应探索建立合理有效的资源税体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多样化,并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提高社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从根本上改变区域贫困产生的内生性环境和外生性环境。     

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研究

在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下,产业扶贫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承担起贫困户的"造血"功能,成为精准扶贫的核心,本文将其概括为"产业精准扶贫"。与已有研究不同,文章以产业精准扶贫与传统产业扶贫的区别以及产业精准扶贫怎样发挥作用这一科学问题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了实地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从微观尺度研究产业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与传统产业扶贫停留在村一级或者大户层面不同,产业精准扶贫将产业透过村庄到农户,而且与贫困户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2)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是通过利益相关方共同对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匹配的过程。产业精准扶贫突显了贫困户的主体性作用,着重强调贫困户自身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要素的参与,真正建构了多主体、多要素参与的长效机制。(3)产业精准扶贫是一个共同参与的过程。农户或是入股、务工或是自己发展产业,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中,通过政府引导、企业管理、村两委参与,促进贫困户参与在生产过程中,就产业过程中的事项达成共识,促进了贫困户的公民精神培育、实用技术掌握和思想观念转变。(4)产业精准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增收发展的有效路径,但仍需注意风险防患。扶贫信息发布、帮扶单位责任人等扶贫利益相关者的组织和传播,为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贫困村奠定基础,但是,也相应地增加了产品销售问题和产业自然灾害的风险,产业贴补和金融扶持政策的稳定性也会影响产业精准扶贫的运行和成效。因此,要相应地加强对扶贫产业风险的预警,规避和降低产业扶贫风险。     

Analysis on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and Driving Forces of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Hebei Province

1 INTRODUCTIONPoverty is a social phenomenon accompanying the processof human development (Shen Hong, 2000),it is also oneof the Three Ps problems (poverty, pollution andpopulation),alleviating and eliminating poverty has beenone of the major concerns in many countries. Since Chinese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the anti-poverty programin a planned way in 1986, the number of impoverishedpopulation has decreased year by year, especially after the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Seven-Year Anti-p…     

IFAD中国项目精准脱贫绩效评价:基于农民人均收入视角

基于课题组在7省区1 356农户的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双差分析模型对IFAD项目的扶贫绩效进行了测度;选用人均纯收入作为贫困代理指标,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项目干预的净效应进行了分析,分别采用核匹配和半径匹配(0.001)方法测算了项目的干预效果,定量评价了联合国IFAD中国项目对项目区受益人精准脱贫的实际贡献。研究结果显示:1IFAD项目脱贫效果显著:IFAD项目的实施对项目区贫困农户脱贫率的净贡献为18.71%,由于IFAD项目实施而摆脱贫困的受益人总数达到80.746万人,其中直接受益人46.113 7万人,间接受益人为34.632 3万人;2从收入结构来看,IFAD项目干预对贫困农户种植业收入增长的影响最大:采用Di D、包含控制变量的Di D、加权最小二乘Di D和PSM方法分析的结果显示,IFAD项目实施使项目受益人的种植业收入人均增长了1 031.15元,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3从家庭特征来看,市场便捷程度和户主学历对IFAD项目干预效果的影响最大。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旨在提高IFAD中国项目脱贫绩效的政策建议:1应充分发挥联合国IFAD项目精准脱贫的示范效应;2加快贫困地区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以优化贫困户的收入结构;3进一步加强贫困地区道路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     

21世纪以来中国产业扶贫研究脉络与主题谱系

反贫困历来是发展研究中的最重要议题之一,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产业扶贫已日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工作重心任务,受到学界和社会的热切关注,因此有必要对其研究脉络与热点主题等内容进行深入探索,以更好地促进产业扶贫实践的发展。本研究以2000—2015年间CNKI数据库收录的1 982篇产业扶贫研究的期刊论文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和可视化知识网络分析工具Cite Space,首先对中国产业扶贫研究总体现状进行了概述,然后着重分析了产业扶贫研究历经的四个演进阶段:初创期、探索期、爆发期和深化期,并描述了研究的整体发展脉络所沿着的四条轨迹,即产业扶贫主体由政府主导逐渐演变为政府主导、市场力量和社会参与并重;扶贫对象由农村贫困地区和人口逐步转向城市贫困人口,农村和城市扶贫两者并重;扶贫渠道由财政资金扶持逐步扩散到科技扶贫、智力扶贫、旅游扶贫等多元化方式;扶贫思路由农村推进向城市扶贫过渡,再到协调区域发展的精准扶贫战略。在此基础上挖掘和探讨了当前研究的热点主题,包括产业扶贫的发展历程、内涵与理论基础、模式与机制、现实困境与对策,以及经济效应等五个方面。最后指出当前研究成果在理论深度与体系构建、实践模式提炼、研究视角和地域、实证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不足,并提出了未来重点研究方向需要从高度重视产业扶贫与精准扶贫和参与式治理之间的内在逻辑,加快推进产业扶贫的本土化特色研究,以及鼓励跨学科视角的研究、注重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协同三大方面展开探索。     

亲贫式增长刍议:论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政策取向

考察了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之间的跨国证据,突出了区域差异和国家经验这两个层面上形成的促进共同发展的多样性。对亲贫式增长的定义表明经济增长和扶贫这两个发展战略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权衡问题。跨国证据表明,平均收入增长率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率之间关系的巨大差异性,使得扶贫战略完全基于经济增长政策的论断存在争议。持续的快速增长显然有益于贫困人口,但是,如果整体的快速经济增长伴随着收入分配的缓慢恶化,这对贫困人口的福利比对经济增长影响更大。如果一国总体处于低增长环境,那么经济增长将难以获得贫困人口的支持。同时面向经济增长和旨在明确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的混合策略被证明在实现持续减贫中可能是最为成功的。研究认为,在中国长期高速经济增长的支撑下,少数民族地区在收入改善和贫困人口数量显著减少方面取得了另世人瞩目的成就,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倡导者和干预式扶贫的拥护者提供了实践支持。然而,普适的经济增长有利于贫困人口,但不会以相同的程度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显然,一项公共政策更关注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也同时必须关注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是否会反映在提供贫困人口收入和贫困人口不可能轻易放弃的福祉上。针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最有效的发展政策,是那些主张共同发展和利用公共政策创造增长的战略,同时还有利于贫困人口的共同参与,以确保他们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增长的受益者。自然资源收益管理,原生态农产品开发和区域经济带建设被列为促进这种增长战略实施的三个最有前途的领域。     

长江中游地区贫困村空间分异研究

以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省、湖南省以及江西省在十三五规划当中所涉及的贫困村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分析、最近邻指数以及空间自相关等空间统计法，对贫困村的数量、空间分布密度及模式、垂直梯度分异等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地区贫困村省际分布有所不同。数量上湖南省>湖北省>江西省，并且同时存在典型的“平原型”贫困村和“山区型”贫困村，且在省域、国贫县、省贫县、非贫县、城市圈等多级尺度下的数量特征不同；（2）在城市群或者城市圈内，贫困村分布呈现低值集聚，而省域交界处的山区多为贫困村分布的高值集聚区；在巫山、雪峰山和武陵山的贫困连片分布区，贫困村多呈均匀型分布；在江汉平原地区，出现显著的集聚型分布；（3）贫困村的垂直空间分异显著。贫困村主要分布在海拔<200 m的平原地区，随着海拔的升高，数量不断减少。研究有利于更好地认知和理解长江中游地区的贫困村空间格局，实施更为科学的“精准扶贫”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