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自然保护地公众参与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2019年6月《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颁布,指出自然保护地建设应“探索全民共享机制”,突出了公众参与制度的重要意义。在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过程中,公众参与制度虽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但仍面临诸多实践困境。通过分析现阶段自然保护地的立法和实践现状,探析公众参与制度在自然保护地建设中的适用路径和困境阻碍,对公众参与制度的立法表达、管理体系和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议,从而进一步完善自然保护地中的公众参与制度,为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支撑。     

环保社会组织依法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困难检视与路径优化

环保社会组织作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桥梁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多元参与机制的重要一环,生物多样性的内在特性与时代法治特征也推动着环保社会组织的参与。但当前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着规范体系不健全、规范运行机制不稳固、参与保护效果稳定性不足的困境,主要源于公私主体意识对立、自然资源法律体制机制未完善、环保社会组织持续能力建设有待加强三个因素,其根源在于我国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的认识程度以及反映到规范政策与法律运行的适应程度。应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指导思路,综合包容多样利益方,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整体规制运行。具体来说,通过优化整合生物多样性保护规范体制中环保社会组织规范结构、参与运行机制、持续性功能发展机制,逐步规范环保社会组织在生物多样性规范机制中的位置与路径,从而实质推进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多元参与体制的构建与完善。     

推进候鸟与湿地保护——记跟着大雁去迁徙公益行动

"跟着大雁去迁徙"是2015年春季由民间保护机构与科研机构共同发起的一次全国性的爱鸟护鸟公益行动。活动利用最新的GPS环志技术,追踪候鸟迁徙线路,同步调查候鸟迁徙与重要栖息地的状况,同时与沿途的保护管理部门和民间保护机构深入研讨候鸟和栖息地保护的创新模式,推动全社会关注和参与候鸟保护。活动历时18天,追踪超过25000公里,调查了27个候鸟重要栖息地,开创了我国候鸟与湿地保护行动的先河,对候鸟与栖息地保护、公民科学的发展和公众参与自然保护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然保护地调整对油气田开发的影响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美丽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理念的重要举措。文章梳理了自然保护地现状及保护地内油气田勘探开发面临的问题，通过分析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对油气田开发建设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出了充分利用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调整的契机，合理布局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推进能源建设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模式建议。     

中国首个民间治河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

“我们就是要向社会传递这样的信息：民间力量也能治理污水河,并且取得了成功。”9月8日,广东惠州市志愿者联合会的志愿者吴祥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两天前,由吴祥德牵头、上千名志愿者参与实施的“利用自然湿地生态治污技术净化污水河项目”成功入围首届社会公益示范工程。这也是我国首个由民间力量负责实施并且取得了阶段性成功的治河工程。     

流域管理中公众参与问题的探讨

我国流域管理存在很多不足,缺乏公众参与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文章阐述了国外公众参与流域管理的实践经验。我国公众参与流域管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民间力量弱小,公众参与流域管理的权利缺乏法律保障,流域区居民的利益往往被忽略。文章提出:对流域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应加强宣传教育,拓宽公众参与的渠道和途径;健全流域管理法律制度,明确公众参与的法律权利;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国自然保护地70年发展历程与成效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完善。在生态系统与重要自然资源保护方面,形成了由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自然文化遗产、湿地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特别保护海岛等组成的保护地体系。在生态空间保护方面,率先在国际上提出和实施生态保护红线,构建了以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区为主体的生态保护红线技术体系,成为我国新世纪一项重大生态保护工程,并开展了生态功能区划、主体功能区划。在保护机制上,于2015年启动了国家公园体制,并开展试点示范。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概要分析了我国自然保护地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成效。     

国家海洋公园建设的制度经验与优化

我国正逐步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顶层设计,将国家公园定义为具有国家代表性的"陆域或海域"。但与国外相比,我国现有海洋类自然保护地单个及总体面积都不大,管理上也存在碎块化的问题,没有地域广阔、覆盖更完整生物链的国家海洋公园,离实现海洋生态系统性保护的目标尚有距离。而事实上,我国已经具备相关制度供给,既拥有国际规范支撑,也积累了本国海洋类自然保护地建设的法治成果,只是仍存在一些制度障碍需要克服,需进一步优化、整合原有的海洋类自然保护地体系以匹配新体制。建议明确国家海洋公园的国家公园属性,调整国家公园的监管主体,统筹陆海不同的功能分区,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海洋公园管理体制。     

巨灾中的NGO——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

在灾难面前,民间公益组织和志愿者显示出了一种重要的力量。"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发挥了民间组织专业服务、扎根基层工作的特点,为汶川灾区群众提供了多样化的服务,推动了各地来川援助的民间公益组织和社会团体之间的资源分享和行动合作,大大拓展了NGO的发展空间。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研究——基于检察机关的诉讼资格分析

<正>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具有公民个人、社会组织所不具有的优势,赋予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对于保护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当前大多数法治国家的普遍做法。在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已多次出现。然而我国法律对于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却未有明确规定,因而探索建立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绿色服务政策演进、协同及文本内容分析

绿色服务作为促进绿色产业专业化、高端化、规范化发展的综合性服务业,是保障绿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以《绿色产业指导目录》为依据,全面梳理1986年以来我国中央政府颁布的各类绿色服务政策,从政策演进、政策主体关系、文本类型、政策工具结构等方面对我国绿色服务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1)我国中央政府颁布的绿色服务政策数量及总力度都越来越大,绿色服务政策的制定已经渡过探索期,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全面形成阶段;(2)政策主体牵涉广泛,部际合作现象明显且合作模式较为固定,整体上部际合作增强但又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3)政策类型多种多样,但不同形式的政策文件分布不均,多通知、公告类低效力文件,缺乏高效力文件;(4)政策客体结构较为完整,但行业分布不平衡;(5)总体上政策工具类型逐渐多样化,但过度重视管理,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三大政策工具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具体表现为重环境,轻供给和需求。本文建议,应进一步加强部际协调和有效合作,平衡政策工具结构和政策的行业分布,完成绿色服务政策由量到质的升级发展。     

网络化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区域环境治理研究进展

网络化治理作为一种不同于科层—集中型和市场—分散型的新型治理方式,在环境治理中有其自身的优势。当前,区域环境公共事务的不断增长已超出政府单个主体的能力范围,需要加强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构建以多元主体参与为核心的多重、复杂、交叉的网络化环境治理模式。基于网络化治理产生的背景、演变过程和内涵,围绕多元主体相互作用、行动主体的网络关系结构和模式、治理网络的运行逻辑和机制等方面系统梳理其研究进展,为推进我国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环境管理的信息化视角——美国环境信息生命周期模型研究

有效、可靠的数据和信息是环境管理的基础和主线,是政府部门确定环境管理目标、衡量进展以及同所有利益相关方共享信息的基础。美国环保局(EPA)从整体视角和跨学科观点提出环境信息生命周期模型,能够更好地理解环境信息的生产者、管理者、提供者和使用者等不同角色的作用。本文介绍了环境信息生命周期模型的各环节和要素,包括政策、规划和项目,数据采集和管理,信息交换和共享,信息管理,发现、获取信息,理解、使用信息,用户/公众反馈等,用于评估环境管理业务的数据和信息需求,帮助提高数据质量,增强公众获取环境信息的能力。环保部门需要关注数据质量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缺乏信息共享的问题,将环境信息生命周期的方法融入中国的环境管理和信息化建设,将提高环境数据的质量和政府透明度。本文针对中国的环保信息化建设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我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与监管体系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我国农村环保工作起步晚、基础差、保障不足,主要表现为政策标准体系尚需完善、农业农村污染治理责任仍未充分落实、适应农村社会经济特点的环境监管机制亟待建立、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模式欠缺以及农村环境保护技术帮扶和宣传教育任重道远。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国内外实践经验,本文提出几点建议:一是要建立全面协调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政策体系;二是要夯实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农村环保责任;三是要构建适应农村特点的环境监管体系;四是要探索便捷有效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五是要完善农村环境教育和帮扶体系。     

多中心治理下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路径探析

动员全社会力量保护环境,积极推动公众参与环保工作,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分析,发现政府治污理念陈旧、制度不健全、公众责任意识淡漠、环保社会组织弱小等,是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中公众参与度低的主要原因,因此提出转变观念、完善机制、加强教育、支持和引导环保社会组织,促进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的形成,真正推动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     

美国环境信息化建设及其启示

我国环境信息化存在基础设施和系统建设分散,数据难以共享,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公众服务能力弱等问题,难以满足新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美国环保署在环境信息管理方面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制,实现了环境数据的共享、开放和信息资源的综合开发与利用.本文介绍了美国环保局的首席信息官(CIO)制度,信息化基础设施统一建设和运维等信息化管理制度,以及设施登记系统,有毒物质排放清单,我身边的环境,环境数据仓库,环境数据传输与交换等信息系统,结合我国的环境信息化建设,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十二五”以来中国低碳发展进展及政策评估

中国已经比较系统地构建起推动低碳发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发展目标体系、规划体系和体制机制,及时开展中国低碳发展进展及政策评估,对于反映政策进展与成效、识别问题与挑战、指导下一阶段的低碳发展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层次分析法构建起包含35个评价指标的中国低碳发展指数,对2010—2018年中国的低碳发展进展和政策进行系统的定性定量评价。结果显示:"十二五"以来,中国的低碳产业发展进展显著,但二氧化碳排放控排水平、能源领域的低碳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低碳发展政策建设水平显著提升,但低碳发展政策目标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不足,管理体制、制度建设、配套机制均有待完善。本文建议,围绕国家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目标,研究制定"十四五"时期低碳发展的政策目标,以碳排放总量管理作为2020年以后我国低碳发展的基础性制度,有序推动低碳发展配套制度建设,完善低碳管理的信息机制和资金机制建设,抓好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碳排放增量管理工作,加强对已发布的低碳发展相关规划、控温方案、低碳试点示范的效果评估。     

中国化工产业园区化的驱动机制: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下的博弈论分析

化工产业园区化是政府合理规范化工园区且将化工园区外化工生产企业关停并搬迁至化工园区内的产业集聚化,是解决目前中国化工产业安全事故频发、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推进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政策之一。中国化工产业园区化的社会—生态系统框架刻画了化工园区、化工产品、化工园区管委会、企业和公众四个核心子系统的关联,在此基础上,中国化工产业园区化的博弈模型将参与者简化为政府(包括化工园区管委会)、企业(化工生产企业)和公众(化工生产企业现址影响半径内的居民群体),并分别构建了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模型与公众参与下的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模型。根据模型推论,此两类情景博弈的纳什均衡都可以为(政府行政政策,企业按期搬迁入园)或(政府经济政策,企业按期搬迁入园)。中国化工产业园区化的驱动机制,是在作为外在驱动主体的政府和公众的引导和监督下,作为内在驱动主体的化工生产企业,在各驱动因素的协同作用下,实现其"按期搬迁入园"的机制。进而得出化工生产企业与化工园区"按期匹配搬迁入园"、提升化工园区公共服务能力、差异化地一企一策及建立公众和企业与政府的三方对话机制的四点政策建议。     

中日农村环境管理对比及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与我国在历史上同属传统的东亚小农经济国家,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历程和存在的问题具有共通性。日本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随社会经济发展不断调整适应,政府也数次推动乡村振兴。对比研究中日两国农村环境管理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虽然两国在农村环境管理上有相似性,但也有较大不同,我国不能完全照搬日本的农村环境管理体制机制,必须走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特色道路,循序渐进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在开展农村环保工作的具体举措上,日本也有较多可借鉴之处:一是以完善的法规政策体系保障农村环境管理;二是以精准的财政补贴支撑农村环境管理;三是以科学的规划和技术标准体系服务农村环境管理;四是以规范的行业和市场服务体系推动农村环境管理;五是以亲民务实的环境宣传教育助力农村环境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