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腕治污为何铁不起来

<正>素有"百湖之市"称号的武汉,最近传来一个不令人愉快的消息:武汉最大城中湖汤逊湖,水质由2013年的Ⅳ类降至Ⅴ类,水质远低于2年前治理目标定的Ⅲ类标准。今年"两会"刚过,湖北省环保厅就在《2014年湖北省环境质量状况》中公布了这一令人忧虑的信息。汤逊湖,位于武汉市东南方向20公里处,总面积36.6平方公里,浩浩荡荡,碧波荡漾。它是武汉市最大的原始生态湖泊,10多年前也是武汉市水质最好的湖泊之一。汤逊湖鱼丸是     

从环境教育到公众参与

<正>2015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与1979年试行版和1989年版的环保法相比,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对传统的环境教育的认识、地位、作用和途径都作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法律表述。公开和参与取代了环境教育1979版的环保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对环境教育工作进行了规定。如第八条把"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协调环境科学研究和环境教育事业"作为各级环境保护机构的一项重要职     

基于知识流动和关系平台视角的临时性产业集群研究——以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为例

博览会作为一种临时性的产业集群,其作用多是为知识流动提供关系平台,因此需要以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博览会,其重要性不仅由企业的销售成果来体现,还应以获取行业知识和市场信息、拓展关系等方面进行衡量。分析了博览会的功能、行为主体的参会动机,并以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为例,研究了当今博览会的作用和关键功能。     

新常态下要科学认识环境管理六个量的关系

针对新常态下环境管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提出了环境管理工作要树立新的思维,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了总量与质量、容量与流量、存量与增量的关系。现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带来的污染减排潜力越来越小,因此,环境管理的目标应从以污染排放控制为主向以环境质量改善为主转变,通过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差异化容量总量控制管理手段,实现污染排放流量管控,同时,应充分考虑现有环境本底负荷的问题,实现污染存量和可能增量的协同控制,这对于推进环境管理工作的战略转型具有借鉴意义。     

“竞争申请制”: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与央地关系重构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提出,开启了人类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宏大的政策实验,也为开展国际视野的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难得机遇。执行SDGs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而政策试点是协调这一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文献对经济政策试点做了较充分的研究,然而对旨在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现有研究尚缺乏成型理论。在复杂央地关系格局下,对于需持续投入成本且成果难以界定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其具有怎样的不同于经济政策试点的机制?此外,众多西方学者将美国作为政策试点研究的制度基础并视其为“民主实验室”。然而,政策试点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不同体制国家中同样存在,并以多样的机制发挥作用。那么,不同国家体制内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又有哪些异同?政策试点影响下中国既有的央地关系发生了怎样的重构?对此,本文基于最典型案例原则,选取中国与美国响应SDGs分别开展的政策试点进行比较研究。笔者识别了不同体制下试点机制的异同,指出中国基于“竞争申请制”开展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强化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形成了地方官员的可持续发展激励,保障了政策试点的实施。     

绿色化工环保技术与环境治理的关系

我国化工产业的不断发展,带动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条件,但是与此同时也对我国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化工生产用到许多化学材料,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化学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造成很严重的影响。我国对化工生产给环境保护造成的影响高度重视,随着绿色化工环保技术的出现,有效解决了化工产业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对我国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改善,对我国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绿色化工环保技术进行分析,探讨绿色化工环保技术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应用。     

环评审批中“重大利益关系”的认定问题研究

目前法律对环评审批中“重大利益关系”的规定过于笼统,导致实践中环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重大利益关系”的理解与认定不一,同案异判现象普遍。“重大利益关系”是一个具有时代性和发展性的法律概念,客观上难以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因此,有必要从实证研究出发,基于利益理论的分析,总结相关考量因素,明确利益衡量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并采取自由裁量和个案认定的方式,从“质”——受害利益的性质和“量”——程度和范围、公法标准、持续性等这两个角度对是否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进行综合认定,从而为环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认定“重大利益关系”提供参考,使得对“重大利益关系”的认定更为全面合理,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     

中国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设计逻辑

政策试点是中国国家治理策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府遵循“由点到面”逻辑以试验手段制定政策的一种常规性工作方法。低碳城市试点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选择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的地区开展试点,探索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模式。现有文献侧重低碳城市建设的内涵、建设模式与路径、温室气体的核算方法、政策手段、峰值研究与达峰路径、效果评估等,有力地支持了低碳城市建设决策,但对于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设计鲜有涉及。本文从政策过程理论、央地关系两个视角,结合府际学习与竞争关系,建构了中国低碳城市政策“试点–扩散”机制与政府行为的分析框架。中国的低碳城市试点具有探索型开拓性、综合型专业性、授权型自主性的特点,结合三批低碳城市试点的文件要求和实践进展,从政策试点的选点、设计、执行、监督和评估五个方面对于中国低碳城市试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相较于经济领域的其他政策试点,低碳城市政策试点具有弱激励弱约束的政策环境。地方政府基于自身的学习能力和领导力,在政策创新方面表现出争先、自主、效仿和守成四种行为特征,并以杭州、深圳、镇江、成都四个表率城市做了实证。政策“试点-扩散”的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中国政策创新与扩散的过程,可能在现实中需要往复多次进行,中国已陆续开展的三批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就遵循这样的政策逻辑。试点的意义是试出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经验。从前三批试点城市评估结果来看,试点城市在低碳发展目标设定、转型路径探索和低碳发展动力转换等方面与社会的预期仍有差距,为此本文提出了推进低碳城市建设的四点建议:一是激发城市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完善低碳城市试点的科学论证机制;三是建立激励与约束并举的长效机制;四是强化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导向。     

基于灾害风险评估的山地城市固定避难场所布局优化研究——以东川区为例

研究以各区域灾害风险评估系数作为权重系数,对山地小城市各区域避难场所进行优化布局。首先,通过风险值=危险性*脆弱性/抗灾救灾能力机理表达式构建灾害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以模糊综合评价法得出灾害风险评估数值,在此基础上通过多目标选址优化模型来构建山地城市避难场所的优化模型,其中灾害风险评估系数作为影响布局的权重因素纳入其中。最后,以东川区为研究对象,对其固定避难场所进行优化布局研究,结果表明:东川区城区固定避灾场所数量可在接近最优解的情况下达到效果最优。     

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考核机制研究

建立科学规范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考核机制是实现我国环境保护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作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制度典范,基层环境保护管理部门是环境管理目标的落实者也是被考核的对象。本研究以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基层管理部门面临的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考核机制为研究对象,从水环境保护考核指标的设定、考核评价的实施以及考核结果的应用三个方面分析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目标考核机制的实施现状。结果表明,现阶段的考核体系存在考核指标设置不合理、考核过程实施过程成本较高,以及考核结果缺乏对管理部门的激励性等问题。最后,本文从提高现阶段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考核指标设定的科学性、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加强考核结果的公开与合理应用方面对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考核机制提出了政策建议。